劉顯忠：民族問題與蘇聯解體_風聞

作者   劉顯忠

【摘 要】蘇聯的民族聯邦制國家結構、俄羅斯聯邦的地位問題是蘇聯從建立時起就存在的結構性隱患，俄羅斯聯邦的支撐和集中統一的蘇聯共產黨的存在，遏制了這一隱患的爆發。戈爾巴喬夫改革取消共產黨在政治生活中壟斷地位的憲法條款，使作為蘇聯國家管理機構基礎的統一的蘇聯共產黨喪權，聯盟改革計劃使俄羅斯聯邦的統一完整性受到威脅。維繫蘇聯存在的重要因素喪失，致使蘇聯的結構性隱患爆發，最終導致蘇聯解體。蘇聯解體給我們的啓示就是要及時填補法律、政策漏洞，強調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認同，強化通用語言文字在國家中的地位和作用，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蘇聯解體已經30年了。對於蘇聯解體的原因，前幾年討論比較多，出版了一系列成果。從民族視角分析解讀蘇聯解體的文章也出了不少。由於不同作者立場和視角不同，佔有資料的不同及價值取向的差異，文章的觀點見仁見智。在30年後的今天，筆者嘗試根據一些新材料對這個問題作進一步的闡釋。

一、蘇聯的民族聯邦制不利於國家認同的形成

蘇聯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基於民族原則建立的聯邦制國家。蘇聯實行聯邦制，也是列寧對當時形勢的一種讓步。1917年俄國革命爆發後，俄國的許多民族紛紛獨立，在這種背景下，列寧由原來的反聯邦制轉向了支持更易於為各民族接受的聯邦制，建立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俄羅斯聯邦下的民族區域自治為後來蘇聯民族區域自治奠定了基礎。1922年蘇聯的成立也是按俄羅斯聯邦的模式建立的。蘇聯時期的三部憲法中都為聯盟成員保留了作為民族自決權體現的退出聯盟的權利。在蘇聯成立的歷史條件下，聯邦制及退出權，確保了各民族對聯盟的信任，是布爾什維克黨贏得各民族支持，建立蘇聯的重要保證。

蘇聯剛成立時，只有4個加盟共和國，到1936年，已經增加到了11個，本來屬於俄羅斯聯邦的中亞經過民族識別也建立了5個加盟共和國。英國著名的民族問題專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指出：“蘇聯的共產黨政權在那些從未組建過‘民族行政單位’的地方，或從不曾考慮要組成‘民族行政單位’的民族，依據族裔語言的分佈創造出一個個‘民族行政單位’，這在當時並非這些中亞部族想要追尋的目標。”

蘇聯共有20個自治共和國，其中16個位於俄羅斯聯邦；8個自治州，其中5個位於俄羅斯聯邦；10個民族專區，全部位於俄羅斯聯邦。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為例，該共和國有複雜的民族國家和行政建制的等級系統。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由31個民族國家和民族區域實體組成（16個自治共和國、5個自治州和10個自治區），在聯邦內有31個命名民族（即自治實體以其名字命名）。同時，有4個自治實體的名稱涉及兩個命名民族（卡巴爾達-巴爾卡爾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車臣-印古什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卡拉恰伊-切爾克斯自治州、漢特-曼西自治區）。布里亞特人和涅涅茨人各有3個自治實體。列寧把建立聯邦、發展民族文化和民族語言、培養民族幹部作為實現蘇聯最終統一而採取的一個步驟。

蘇聯的民族政策確實極大地促進了國內少數民族各方面的發展。但蘇聯採用民族聯邦制，其民族國家結構分為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自治州和自治區的等級性，使多民族國家本來就複雜的民族問題更為複雜。按民族進行區劃和命名地區更能強化民族認同、民族意識和民族情緒，不利於民族融合的發展，導致社會意識民族化和民族間邊界的固化，不利於蘇聯統一國家認同的形成，不利於“蘇聯人民”共同體的形成。

早在1927年，僑居國外的俄國法學家、歐亞主義代表人物之一的尼古拉·阿列克謝耶夫（НАлексеев）就對蘇聯民族聯邦制的危險性提出了警示：“共產黨人在聯盟範圍內建立了大量的民族共和國……有助於地方民族主義的覺醒，地方民族主義不可能沒有變成獨立力量的危險……這是非常可怕的現象。也許，不僅對蘇聯政府的命運，而且對未來俄羅斯的命運都是最危險的現象之一。”“蘇聯的政策應當致力於逐漸把它的聯邦制從民族的聯邦改革成區域聯邦。應當成為聯邦制原則的不是民族而是真正的以州或邊疆區為形式的地理和經濟整體。”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官方出版的歷史教科書及大百科全書也都指出了蘇聯民族政策的這個問題。如2004年出版的俄羅斯大百科全書指出：“隨着蘇聯的建立，民族國家化的進程沒有結束，20世紀20年代在中亞進行民族區劃，按民族邊界為烏茲別克人、土庫曼人、塔吉克人、吉爾吉斯人和哈薩克人建立共和國。1936年前它們的地位和疆域發生了幾次變化。但這些措施並沒有成功地使新共和國的民族變得單一。

一部分烏茲別克人仍在吉爾吉斯和塔吉克斯坦，布哈拉和撒馬爾罕及它們周圍的塔吉克人地區被納入了烏茲別克共和國，主要由俄羅斯人居住的北部地區成了哈薩克共和國的一部分。按民族構成特徵劃分共和國的原則本身實際上沒有真正實現，還導致了嚴重的民族後果。”新版俄羅斯中學歷史教科書在承認蘇聯對各民族發展的貢獻的同時，也指出了民族識別、民族區域政策存在的問題。“在民族共和國形成的過程中沒有明確界定邊界線，不是所有的邊界都是準確地按某些地區的民族構成劃定的。比如，在納入了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布哈拉和撒馬爾罕，90%以上的居民都是塔吉克人。定居的吉爾吉斯人居住的一些地區劃歸了烏茲別克人和塔吉克人。這一切為共和國之間的嚴重衝突埋下了隱患。”

“在其他共和國，民族政策也是矛盾的。20世紀20年代是烏克蘭文化和語言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烏克蘭語在共和國成了各個機關和法院必須使用的國語。要擔任國家公職，其他民族的人也要掌握烏克蘭語。各個中學都強制學習烏克蘭語言、歷史和文學。這引起了俄羅斯族和猶太族居民的不滿。白俄羅斯也有類似情況。”最近俄羅斯學者的一篇文章也認為：“如果説專制制度有時是不自覺地促進了帝國各民族自我意識的發展，那麼共產黨自覺地在民族自我意識的基礎上在蘇聯框架內建立了民族國家”。

文章的核心觀點就是，蘇聯的民族政策具有雙重後果：一方面促進了加盟和自治共和國民族國家的發展，為消蝕合法性及蘇聯體制的垮台創造了制度和心理前提；另一方面，它的方向是消除俄羅斯認同，並要以蘇聯認同取代俄羅斯認同，這賦予了俄羅斯認同以帝國特點。作者也指出了俄羅斯民族政策的觀念基礎和實踐與“蘇聯民族政策”的理論與實踐緊密聯繫與繼承性。如果説共產黨自覺在蘇聯框架內構建了一批民族國家，那麼在當今俄羅斯這個進程仍因慣性在繼續。這些認識都説明了蘇聯民族聯邦制存在的風險。

二、俄羅斯在聯盟中的地位問題始終沒有很好地解決

蘇聯解體前，俄羅斯聯邦的領土面積佔蘇聯的76%，擁有獨一無二的經濟和科技潛力。在其境內居住着蘇聯512%的人口。俄羅斯聯邦的國民收入在蘇聯國民收入中所佔比重約為60%。燃料能源、水和森林資源、礦產儲量主要集中在俄羅斯。共和國生產92%的石油和木材，84%的載重汽車，74%的天然氣，62%的電力，大約60%的水泥、塑料和合成樹脂以及。作為蘇聯最大共和國的俄羅斯聯邦實際上是蘇聯的支撐，但它在蘇聯的地位問題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蘇聯成立時，列寧和斯大林的分歧實際上就涉及如何對待俄羅斯的問題。列寧反對斯大林的“自治化”計劃，強調俄羅斯與烏克蘭、白俄羅斯、外高加索地位的平等性。但他忽視了作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基礎的“自治化”，在否定斯大林的“自治化”計劃之時，他沒有意識到要對當時面積佔聯盟的90%、人口為聯盟的72%的俄羅斯聯邦的“自治化”進行改變的問題。而斯大林恰恰關注的是這個問題，他意識到了按“一起平等地加入”的原則建立民族共和國聯盟形式的統一國家不符合邏輯，擔心列寧的成立蘇聯的計劃可能會導致俄羅斯民族問題的尖鋭化。

按俄羅斯學者的話説：“真正成為前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中央國家機關的繼承者的不是加入聯盟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而是蘇聯。”形式上俄羅斯聯邦與其他加盟共和國處於同等地位，但在現實中俄羅斯聯邦與其他加盟共和國不同，聯盟管理機關與俄羅斯聯邦機關不分離，使俄羅斯聯邦的獨立性受到侵蝕，令俄羅斯聯邦感到不滿。1949年的列寧格勒案件，實際上就是俄羅斯不滿這種狀況的一次體現。根據一些資料來看，列寧格勒案件的參加者討論建立俄羅斯共產黨及把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遷到列寧格勒，而且竭力要提高俄羅斯聯邦的獨立性。

莫洛托夫也承認，列寧格勒案件使人看到的是俄羅斯民族主義的跡象。赫魯曉夫為消除俄羅斯在加盟共和國中殘缺不全的地位，曾於1956年設立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中央局，1966年又取消。俄羅斯聯邦在蘇聯的地位不明確，也是造成蘇聯解體的隱患之一。當然，隱患的存在不必然導致國家的解體，國家長治久安的關鍵在於執政黨能否根據當時的具體條件有效地消除這些隱患。

三、戈爾巴喬夫改革導致的問題

蘇聯的民族國家結構存在的問題、俄羅斯聯邦地位問題在蘇聯成立時就存在，但蘇聯還是存在了近70年。蘇聯之所以會在1991年解體，是因為維繫蘇聯存在的一些重要因素在戈爾巴喬夫改革時發生了變化，導致蘇聯存在的結構性隱患得以爆發。

首先，是俄羅斯聯邦問題。俄羅斯聯邦在蘇聯一直是維持蘇聯存在的支撐。但在蘇聯解體前夕，出現瞭如何處理蘇聯與俄羅斯關係的問題。戈爾巴喬夫在1989年7月14日指出：“關於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這是今天最難的問題。我們已經不能忽視俄羅斯人的進逼了，不能不作出反應。目前應當維持對俄羅斯民族的信心，加上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聯盟的一切都將圍繞着這個軸心轉。這裏一切都很清楚。這是現實。大俄羅斯人——不是沙文主義者。他們本身就包含歷史上形成的一體化的特點。與此相關聯的既有國家的領土，也有國家的經濟。應當説説俄羅斯民族的貢獻、它的一體化作用。這是眾所周知的。而且，不談這個問題，很難認清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是如何組建的、如何考慮它的特點的問題。它是蘇聯整個聯邦制的中心。”

戈爾巴喬夫在解決俄羅斯問題方面採取的措施是在1990年4月10日通過了《關於蘇聯、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的經濟關係原則》。該法令為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同時確定了保證經濟獨立性的各種權力和保障。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獲得了向蘇聯總統要求停止與共和國經濟利益相違背的蘇聯政府的法令的平等權利，而它們的最高管理機關可以向蘇聯部長會議提出抗議，抗議其下屬機關的法令。1990年4月26日通過了《關於劃分蘇聯和聯邦主體之間權限》的蘇聯法令。

在法律上加盟共和國被確定為“自願聯合成蘇聯的主權國家”，而自治共和國是“作為聯盟—蘇聯的主體的國家”。這個也被稱為“自治化計劃”法令。該法令的本質就是打算通過聯盟結構的“重組”防止“各個共和國離散”，消除體制危機條件下維持蘇聯內部穩定的機制和機構客觀上軟弱無力的狀況。蘇聯不再是由每個共和國都有自由退出蘇聯的權利的15個加盟共和國組成的國家，而是要建立一個由更多聯邦主體組成的國家（通過提高自治體的地位），同時也排除了脱離權。實際上這意味着真正把自治體從加盟共和國中“劃出來”。

正是這個法令成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內部離心進程的雷管。因為這對蘇聯最大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聯邦的利益損害最大。當時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有16個自治共和國，由於它們的“劃出”，俄羅斯就會喪失51%以上的領土和2000多萬人口及幾乎全部的戰略資源和自然資源。而且《關於劃分蘇聯和聯邦主體之間權限》的蘇聯法令準則，除了自治共和國外，還提到了“自治實體”，這意味着總共30多個主體在法律上和政治上有可能“離去”。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國家主權宣言，目的就是要抵制“自治化計劃”的消極後果。但這也開啓了蘇聯解體的進程。

其次，取消共產黨在政治生活中壟斷地位的憲法條款，使作為蘇聯國家管理機構基礎的統一的蘇聯共產黨喪權，使蘇聯失去了維繫其存在的紐帶。蘇聯是一個民族多樣、宗教多樣、地理多樣的國家，為它挑選一種統一的意識形態極為困難，而社會主義思想發揮了統一意識形態的作用。蘇聯憲法上是聯邦制，在黨這個層面是集中制。正如格魯吉亞的菲·馬哈拉澤（ФМахарадзе）在1923年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所説的：“人們在這裏談論獨立，談論自主的蘇維埃共和國。大家都清楚，這是什麼樣的自主性，是什麼樣的獨立性。要知道，我們有一個黨，一箇中央機關，中央機關最後要為各個共和國、甚至是最小的共和國無條件地決定一切。”這也説明，正是黨這個層面的集中制化解了蘇聯民族聯邦制帶來的民族化傾向，保證了統一國家的維持。而1990年3月蘇聯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會修改了憲法中確定蘇聯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壟斷地位的條款，使維繫蘇聯統一的最後一根紐帶也喪失了。

最後，法律上存在的漏洞在改革年代被反對派利用。對於蘇聯時期民族關係領域存在的一些問題，黨內早就有人意識到了，但由於沒有及時填補漏洞，結果陷於被動。比如，蘇聯的三部憲法中都規定了聯盟成員退出聯盟的權利。退出聯盟權是列寧倡導的民族自決權的體現。在20世紀20年代它起到了確保各民族對聯盟信任、鞏固聯盟的作用。但制定1936年蘇聯憲法時，有人就提出了刪掉“退出權”的規定，斯大林表示反對，並進行了解釋。結果到了戈爾巴喬夫公開性、民主化改革時期，局勢失控，退出權就變成了提出獨立要求的合法依據。蘇聯當局面對加盟共和國的退出要求，在1990年上半年通過了《關於加盟共和國退出聯盟的程序》，由於對退出聯盟限制太多，反而激化了矛盾。

又如，蘇聯時期由於法律上對俄語的地位長期沒有明確的規定，加之蘇聯的民族國家結構形式導致了俄語推廣經常受到各種阻礙，俄語在法律上的地位始終不明確。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蘇聯各個共和國利用蘇聯法律中語言地位模糊不明確的情況，開始通過法律確定命名民族的語言在蘇維埃共和國中的國語地位。1989年至1990年上半年，15個加盟共和國中有14個頒佈了語言法。俄羅斯聯邦是1991年8月最後一個通過語言法的。各共和國通過語言法，破壞了蘇聯統一的語言政策，強化了民族認同，擊毀了正在形成的蘇聯認同。莫斯科當時為了應對民族離心傾向的挑戰，1990年4月24日出台了《蘇聯各民族語言》。這是整個蘇聯時期第一次把俄語宣佈為蘇聯官方語言，而沒有使用“國語”術語。在蘇聯最高蘇維埃討論該法案時，波羅的海各國和格魯吉亞的代表反對賦予俄語蘇聯官方語言地位，但同意作為“聯邦關係語言”。但各共和國的少數民族代表“堅決主張確定俄語的全國國語地位，認為這是對自己在某個共和國內的民族權利和公民權利的某種捍衞”。

這説明從法律上確定俄語的地位也不是完全不可行的。但在蘇聯的最後歲月，在民族主義高漲、局勢幾近失控的背景下，聯盟中央把俄語視為重要的團結因素，試圖以法律來捍衞俄語的地位，很難對局勢產生影響，反而激化了矛盾。再如，在赫魯曉夫時期，公民們還就民族政策和民族國家的建設問題向憲法委員會提出了大量的建議，認為必須取消“民族”這個概念和在各種文件（公民證、調查表和其他文件）上設的這一欄（參見〔俄〕亞歷山大·佩日科夫：《“解凍”的赫魯曉夫》，劉明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6年，第331頁）。這實際上就提出了要強化國家認同問題。這些事實都説明，在蘇聯時期，蘇聯民族政策、民族關係就已經出現了問題，但高層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沒有及時填補政策漏洞，結果在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為反對派提供了挑戰中央的各種口實。

四、蘇聯解體對我們的啓示

中國和蘇聯都是多民族國家，都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不過中國是單一制下的民族區域自治，這與蘇聯的聯邦制是不同的。但由於中國和蘇聯都採取民族區域自治，兩國也存在類似的問題。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成為當前民族工作主線的形勢下，我們應當從蘇聯解體中吸取教訓。

第一，及時填補現行法律、政策的漏洞，使在處理民族關係問題時有法可依、有據可循，避免授人以柄、陷於被動。政策、法律是社會關係的體現，社會關係發生變化，政策法律自然也要隨時代的變化而不斷修訂和完善，堵住漏洞，防患於未然。當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民族工作的主線，應當找出已有法律的漏洞和問題，進行完善、修補和理論創新，以便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工作的推進提供政治和法律保障。

第二，從蘇聯的實踐也可以看出，構建國族意義上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必要的。蘇聯提出過構建“蘇聯人民”共同體理論。該理論的提出主要是為了構建類似“美國人”那樣的“蘇聯人”，以鞏固多民族國家的統一，使各民族形成對蘇聯國家的認同，而不是族裔認同，力求以公民認同鞏固多民族國家。遺憾的是蘇聯的“蘇聯人民”共同體最終沒有建立起來。無論是沙皇俄國還是蘇聯始終都沒有轉變成一個有統一的公民和文化認同的民族國家。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聯邦要構建多民族的俄羅斯人民（российский народ），即俄羅斯聯邦的國民，也就是要構建有統一的公民和文化認同的國家。當前我國提出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要在尊重差異的情況下增進共性，強調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認同。這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形成國家認同、鞏固多民族國家的統一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要強化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在全國的地位和作用。語言是形成國家認同的重要因素。曾經指責蘇聯語言政策不平等的從蘇聯獨立出來的民族國家，現在實際上也像蘇聯時期一樣都在憲法中規定了民族語言作為國語。俄羅斯將“俄語在世界上的地位下降”視作對文化領域國家安全的威脅，並將俄語作為後蘇聯空間發展一體化進程的基礎。

美國在2006年5月18日也以立法形式確立英語為官方語言。這些都説明了，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對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來説，從國家層面要求每個人除本民族語言外還要懂得民族間交往的語言，是很正常的現象，無可厚非。語言問題是民族問題的一部分。統一的交往語言的存在有助於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發展，也更有利於牢固的國家認同的形成。而且，隨着現代化進程的加速，經濟的發展，統一市場的發展，統一的行政體系的完善，也要求促進民族間交往的主要語言的普及。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轉編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原刊於《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