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小時,200公里,我目睹了盲人出行的一天 | 週末一ke_風聞
出行一客-《财经》杂志交通工业组官方账号-《财经》杂志交通工业组创建,专注交通出行领域新闻2021-12-06 13:44
跟着盲人依次體驗了步行、公交、地鐵、出租車,甚至飯店就餐後,在原本稀鬆平常的出行中,我們遇到一個又一個痛點

▲ 蔣偉軍的導盲犬貝妮 許疏影|攝
文 | 郭宇
編輯 | 施智梁
導盲犬不是萬能的:
紅綠燈靜音,盲道難走
從家出發半小時後,蔣偉軍和貝妮終於站上了上海地鐵17號線,此時是早上7點03分。
家住上海的蔣偉軍是一位盲人,貝妮是他的導盲犬。2019年5月底,在申請了導盲犬半年後,蔣偉軍將貝妮從導盲犬訓練基地領回了家。此後,蔣偉軍出門基本都會帶上它。
貝妮是這次行程的主角,不僅因為它會帶着蔣偉軍安全走過大街小巷,還因為此行目的地是貝妮的老家——位於上海市浦東新區的導盲犬訓練基地。訓犬師會不定期回訪盲人使用導盲犬的情況,但疫情之後,貝妮已經有一年多沒見過它在基地的訓犬師。
這是一段漫長且麻煩的行程。蔣偉軍家住上海市青浦區,從家到導盲犬訓練基地,意味着要從上海的正西面走到東南角:單程90公里,地鐵換乘至少三次,公共交通和步行加在一起要花費3小時左右。
家和地鐵站的距離有1公里,蔣偉軍可以選擇步行或乘坐公交車。但無論哪種都不夠完美。
導盲犬不是萬能的,它無法識別紅綠燈,能做的只是把蔣偉軍安全帶到路口。一路上經歷的五個路口紅綠燈都沒有語音提示,蔣偉軍多數時候只能靠聽覺判斷,“聽不見聲音時,應該就沒車了。”我跟在蔣偉軍身後,看他牽着貝妮過馬路,有幾次都忍不住上前提醒他:“等一等,你闖紅燈了。”
經常外出的盲人吉田(化名)告訴我,在上海,有語音提示的紅綠燈路口並不多。在他的印象裏,市區內除了上海市盲童學校附近和靜安寺附近有紅綠燈語音提示,別的地方几乎聽不見有提示,“這就只能靠車的多少來拍斷,車特別多時,你只能請旁邊的人趕緊帶過去。”
同樣靜音的還有公交車,這是蔣偉軍平時很少選擇的交通工具。因為看不見,加上公交車到站時沒有語音提示車輛編號,導致他“車子來了好幾輛,也不知道應該坐哪個”。這是蔣偉軍最怕的情況,所以大多數時候他會選擇直接打車離開。
最終我們決定坐公交車。因為家門口的公交站牌只有一個班線經過,他不用擔心上錯車。
等車間隙,蔣偉軍向我吐槽起了站牌旁邊的盲道,這是他最討厭的那種。“人行道本來就窄,一個公交站牌還把它分成兩半,盲道都被擠得沒地方了,幾乎是貼着站牌鋪的。”蔣偉軍説,2017年還沒有領養導盲犬時,他走在這樣狹窄的盲道上,走歪了一下就撞到臨街的圍欄,“把眉毛旁邊撞一個口子”,蔣偉軍指了指那道疤。
除了上述這種情況,盲道無法使用還有各種各樣的理由,蔣偉軍能做的只有一遍遍地撥打市長熱線投訴。
那麼科技能多大程度避免這種走路時的意外呢?我從不止一位盲人那裏聽到過這幾種產品:智能盲杖、雲瞳App和天使智能眼鏡,但使用者寥寥。有盲人吐槽智能盲杖的雞肋,最多是多了個語音播報功能,“語音播報聲音大到擾民也就算了,提醒的內容還不準確。”
雲瞳App是一款在線互助軟件,分為志願者端和盲人端。盲人需要幫助時可打開App求助,系統會匹配志願者通過視頻方式指導盲人如何繞過障礙,順利通行。雲瞳App的相關工作人員告訴我,這款應用只是公司的一個項目,沒有盈利,“算是個情懷產品”。由於前期的志願者端註冊人數過多,又沒有經過統一的培訓不夠專業,所以目前其App的志願者端已經在安卓市場下架,將在優化認證和培訓後重新上架。“雲瞳比較適合獨居或者不願意麻煩親友的用户,出行有人陪同肯定是最優選項。”天使智能眼鏡的相關公司拒絕了我的採訪請求,但根據幾位盲人的反饋,高昂的售價令普及不現實,除非殘聯能夠進行一些補貼。
上了公交車,很快有人給蔣偉軍讓了位子,是看在貝妮的“面子”上。蔣偉軍的眼睛看起來和正常人並無二致,很多時候要靠貝妮身上系掛的“導盲犬”字樣的紅色標識提醒,別人才會在疑惑中反覆確認他是真的看不見。
蔣偉軍是因眼底黃斑變性後天致盲的。先天性的盲人眼球發育不良,眼直肌萎縮,導致其在外觀上很有辨識度。而黃斑變性的區域在眼底,肉眼看不出外觀差異。
在接下來的行程中,我看多了別人用疑惑的目光來回望向他和貝妮。
想免費乘地鐵公交?不太容易
蔣偉軍乘坐地鐵走的是綠色通道。早上7點,蔣偉軍進入地鐵站,他需要找到服務枱,向工作人員出示上海市盲人免費乘車證,再由工作人員開閘機通行。
盲人免費乘坐公共交通有法可依。《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第五十條規定:盲人持有效證件免費乘坐市內公共汽車、電車、地鐵、渡船等公共交通工具。
法律落實到全國各地,“有效證件”被細化成各種不同的要求。有的地方只需要出示中國殘聯頒發的殘疾證即可實現免費乘車,有的地方則需要按照當地要求進行申領。
上海便是後者。想要辦理上海市盲人免費乘車證需要滿足以下條件:具有本市户籍並持有本市頒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證》的視力殘疾一級、視力殘疾二級者;外省市來滬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證》和持有上海市頒發的有效《居住證》的視力殘疾一級、視力殘疾二級者。
這些條件對外地盲人並不友好,特別是那些在上海短暫停留的盲人。
來自河南的幸運(化名)把自己在上海乘坐地鐵的經歷稱作“教訓”。“河南和北京只要拿殘疾證換票就好了,上海不認殘疾證。”幸運説,在她使用殘疾證乘車遭拒後,工作人員的回覆她至今記憶猶新:“憑什麼之前都不用買票呢,那你要不要把之前的票全部補回來。”
地鐵站圍觀的人越來越多,幸運只覺得尷尬。從此以後,不論乘坐什麼交通工具,幸運都會買票,那張殘疾證也被她收了起來。“我也不是説付不起那幾塊錢,就是圖個方便。”
但具體到上海的每個地鐵站,嚴格執行和“靈活變通”的情況並存。由於常常帶着貝妮出門有很高的辨識度,蔣偉軍家附近地鐵站的工作人員見了他基本直接放行,很少查看證件。
無法直接使用殘疾證乘車,令吉田覺得不解。雖然吉田是上海人,但在我和他的交談中,他曾反覆訴説這句“我希望你們媒體能夠呼籲一下,上海作為一個國際大都市怎麼能這樣拒絕盲人乘車?這真的很不方便!”
像蔣偉軍這樣攜帶導盲犬乘坐公共交通,雖然證件沒問題,但導盲犬卻成了他和路人之間的阻礙。
導盲犬貝妮個頭很大,這讓一些人在第一眼看到貝妮時會下意識躲閃,甚至沒來得及看清它鞍子上的“導盲犬”字樣就已經跑掉了。有一站地鐵開門後,一位乘客看到貝妮趴在地鐵上,直接換了個站台門上地鐵。
説到這,我就不得不為貝妮們正名。貝妮全程一直很乖,上車之後就趴下,沒有發出任何叫聲。為了防止貝妮的尾巴被乘客踩到,蔣偉軍一般會把它放到座位下面。蔣偉軍説,他把貝妮領回來兩年多,聽過它叫聲的次數一隻手就數得過來。
還有一個小細節是,蔣偉軍每次準備下地鐵時,都會先向前伸出半隻手臂,防止自己撞到地鐵裏那根豎起的柱子。如果有戴着帽子會更安全一點,“要撞也是先撞到帽子。”
靠無障礙設施,不如靠人
“這裏有人嗎?這裏有人嗎?”8點12分,蔣偉軍和貝妮從地鐵2號線的龍陽路地鐵站下車,走了幾步站定後,他發出了這句呼喊。
蔣偉軍希望通過呼喊得到路人或地鐵站工作人員的注意,並將他帶到地鐵線16號的上車地點。這是蔣偉軍到導盲犬基地必經的一次地鐵換乘——從地鐵2號線換乘地鐵16號線,也是最麻煩的一次換乘。“這個站需要上樓梯,上去之後的岔路也很多,我記不住路線,每次自己走都會出錯。”
早高峯的地鐵站,擠滿了來去匆匆的人流,廣播聲、腳步聲、地鐵呼嘯聲、手機鈴聲和説話聲,一起消解了蔣偉軍的這句呼喊,儘管他重複了好幾次。
三分鐘後,熱心路人出現。為了確保引領的準確和安全,蔣偉軍表示希望能挽着對方的胳膊行走。

▲ 路人(右)帶蔣偉軍坐扶梯換乘 許疏影|攝
經過聊天得知,路人是一位便衣的地鐵反扒民警。民警説,地鐵站實在是太吵了,主要還是因為看到了這隻狗。“之前在地鐵上挺少見到導盲犬的,以為就是一般的狗,離近看到它身上的牌子,才知道是導盲犬。”
8點20分,蔣偉軍被帶到了地鐵16號線的站台前。這段一百五十多米的換乘距離,正常耗時在3分鐘左右,在民警的幫助下,蔣偉軍這次花了近三倍的時間。
上海市地鐵方面一直有為盲人提供接送站服務。多位體驗過接送站服務的盲人告訴我,大家會提前撥打地鐵熱線,説明自己即將到達的站點,相關站點會安排工作人員接送。不同地鐵線路間的中轉換乘也是如此,這一站的工作人員會記下盲人上車的站台門序號,並通知達到站點的工作人員做好接應準備。
但弊端也有,這也是蔣偉軍不選擇提前電話求助的原因。如果起點和終點之間的站點太多,乘坐時間過長,工作人員和盲人都很難判斷這趟地鐵的具體到達時間,“我覺得太麻煩了,要等待的時間很久,還不如下了車直接求助快。”蔣偉軍説道。
需要人幫助的不僅是換乘的時刻,想使用地鐵站內的無障礙設施,有時也需要別人的幫助。
例如乘坐無障礙電梯。蔣偉軍並沒有學習過盲文,只能硬記按鈕的位置。碰到有人在,他只需要站着就行,身邊沒人時,他只能靠摸,來摸出自己想去的樓層,按下去。“基本上那個按鈕就在那裏。”

▲ 蔣偉軍按電梯 許疏影|攝
摸按鈕坐電梯,也是蔣偉軍每次出門和回家無法繞過的環節。他家住12樓,他得記住“12”和“1”這兩個按鈕在電梯裏的位置,“12”是在右邊一列的最上面一個。和地鐵站僅有兩層的電梯不同,在沒有語音提示的情況下電梯門中途打開,他也無法判斷是否停在了正確的樓層。
地鐵站內的盲道設計也不夠便利。碰到需要上下樓的地方,導盲犬貝妮都會領着蔣偉軍走樓梯,而不走自動扶梯。一是因為盲道的鋪設並沒有連接自動扶梯,二是貝妮有一次帶領蔣偉軍坐自動扶梯時夾到了尾巴,留下了陰影。這讓蔣偉軍本就不便的行程又增加了一些體力消耗。
進出地鐵站時的盲人綠色通道,也可以改進得對陪同人員更友好。和蔣偉軍同行時,我需要先把他送到綠色通道,之後自己再小步快跑折返到安檢口,最後在事先約定的綠色通道旁匯合。曾多次組織盲人羣體外出活動的極光公益負責人姚老師告訴我,希望陪同人員能夠和盲人一起過閘機,刷卡付費也可以,“主要是擔心盲人和陪同人員分開的時段會出現意外”。
手機讀屏、在線打車和導盲犬
出了地鐵站,距離導盲犬基地只剩最後一次換乘——打車。瞬時的暴雨也在此時到來,線上叫車變得困難。
蔣偉軍建議使用他的手機打車,能夠優先派單。蔣偉軍告訴我,去年10月底,他被滴滴平台認證為“攜帶導盲犬視障用户”。這個認證的好處是“前面哪怕有20個人排隊,只要我下單,都會優先第一個。”
滴滴方面告訴我,去年9月,滴滴上線了“無障礙出行服務”,首期面向導盲犬用户開展服務,幫助攜帶認證導盲犬的乘客可以找到車、不被拒載,並實現優先派單。截至目前,這項服務已經覆蓋全國74個城市,超過180萬滴滴司機完成了“無障礙服務”認證。
盲人如何使用智能手機叫車?在我沒有面對面接觸到盲人羣體前很難想象,看着見面前微信對話框中你來我往的語音和文字,最直白的疑問出現了——他們是怎麼發微信的?
讀屏能夠很大程度幫助盲人使用智能手機——在手機上安裝第三方讀屏軟件或者使用手機自帶的旁白功能,便可以將屏幕上的內容讀取出來。
但讀屏不能解決所有問題。除了有的App不夠兼容適配讀屏軟件外,有的頁面並沒有考慮到盲人羣體,無法讀出來,比如需要點擊屏幕文字或滑動拼圖來實現的“驗證碼”。説起這個,吉田就“氣不打一處來”,他很懷念之前數字驗證碼的時候。
不過這種問題將有望得到改善。2020年12月24日,工信部印發了《互聯網應用適老化及無障礙改造專項行動方案》,方案提出,針對視力障礙人士,推動網站和手機APP與讀屏軟件做好兼容,解決“驗證碼”操作困難、按鈕標籤和圖片信息不可讀的問題。推動企業設計研發智能導盲技術和功能。
只見蔣偉軍左手拿起手機,聽筒靠近左耳,觸摸屏幕上的每一個圖標,按照語音讀取的內容一次次選擇。兩分鐘後,蔣偉軍打到了一輛滴滴快車。和普通用户打車界面不同,蔣偉軍的打車界面會帶有“攜帶導盲犬視障用户優先叫車權益已生效”的紅色字樣。

▲蔣偉軍通過滴滴平台打車 郭宇|攝
目前,國內其他打車平台還未推行相關的盲人便利服務。為了測試不同司機對攜帶導盲犬上車的態度,在後來的就餐和返程路上,我分別嘗試通過享道出行和曹操出行打到兩輛快車,一個提前電話告知,一個等車輛到達後才臨時告知,慶幸最後都成功上車。不過兩位司機關心的問題高度一致:詢問和觀察導盲犬的個頭大不大,會不會爬到座位上。
不僅是打車,在商場、餐廳等公共場所因導盲犬被攔下也是常事。
“我們這裏不允許這麼大的狗進來!”中午12點22分,我們站在餐廳門口,距離收銀台有十步遠,拒絕進店的聲音也從十步之外傳了過來。儘管我解釋了是導盲犬,員工仍面露難色,表示導盲犬個頭太大,會影響顧客就餐。最後,是一位就餐的顧客前來解圍:“沒關係的,讓他們坐在角落裏就可以。”蔣偉軍説,如果不是這個救場,恐怕今天又要在露天的地方隨便吃吃。
想要讓更多的人瞭解導盲犬,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僅我陪同蔣偉軍的十多個小時裏,就已經見證了許多圍觀和拍照的路人。蔣偉軍説,有了導盲犬以後,商場、餐廳沒怎麼進去過,“偶爾進去一次,被拒絕總是免不了的”。
畢竟導盲犬的數量太少了,碰上使用導盲犬的盲人的概率就像中彩票一樣。上海導盲犬基地負責人王先生告訴我,目前,全國導盲犬使用量不足200只,上海是導盲犬使用數量最多的城市,接近50只。北京有10只,深圳有7只,其餘則分佈在全國各地。
與不足200只導盲犬的使用數量形成反差的,是全國申領導盲犬需求:約3000只。供應導盲犬的基地數量少,是其中的重要原因。王先生介紹説,目前全國共有6個導盲犬基地,分別分佈在上海、東營、西安、廣州、鄭州、大連,除大連外的五個導盲犬基地目前接收到的申領人數在3000左右。
最近,導盲犬的申領人數又增加了一位:蔣偉軍的朋友,同為盲人的唐宇峯。唐宇峯説,在體驗了蔣偉軍的導盲犬之後,他找回了之前沒失明時走路的感覺。雖然導盲犬的申請手續已經辦妥,但屬於他的“貝妮”還不知道何時才能到來。
尾聲
吃飯席間,蔣偉軍要了兩瓶啤酒,多説了幾句關於自己的事。雖然導盲犬貝妮幫助了自己很多,但他和愛人一起出行時,一般都不會帶上貝妮,“狗太顯眼了,我愛人不想太惹人關注,就可能還是沒辦法接受我之前是一個好好的人,現在看不見了。”因為外形和正常人一樣,沒了導盲犬傍身的蔣偉軍看起來就是一個“好好的人”,“這或許能讓她心裏好受一點。”
相較之下,先天失明的許俊沒法選擇自己的外形,“別人老遠一看就知道我是盲人”,但他還是希望自己對外的形象能夠稍微好看一點點。有一次,同事約好了要去家中看望他,想拍些視頻素材。臨出發前,許俊説自己的頭髮剛剛被剃壞了,能不能戴個帽子,或者拜託同事帶一頂假髮去他家。
在許俊心裏,“視障人士”是對他們這一羣體最體面的稱呼,“盲人”也能接受,而“瞎子”是他覺得最受傷的叫法。因為受不了別人異樣的關注,他很少出門,今年41歲的他,從未離開過上海。即使外出,也是讓出租車停在家門口,或者是公益志願者每週一次的陪同出行。
從導盲犬基地返程時,我無法忍受繼續做一個觀察者,去看大家如何對盲人伸出援手,又如何對導盲犬好奇。“你跟着我走就行了,我帶着你。”我跟蔣偉軍説。但我很快感到挫敗,有些時候我只能“觀察”:帶他去衞生間,我只能帶到男衞生間門口,裏面的佈局結構如何,全要靠他自己摸索。有幾次,我脱口而出“往這走,往那走”,看到蔣偉軍毫無反應,我才意識到説錯了,將話改成“往左前方,往右前方”。
我和蔣偉軍的上次見面在9月,那時他剛剛打電話到市長熱線投訴了兩件事。一是投訴家附近地鐵站的盲道被三輪車佔用,二是投訴上海旅遊集散中心無法攜帶導盲犬上車。
敲下這些文字時,時間已經來到了10月,之前的兩個投訴也有了結果。盲道上的三輪車消失了,民警也會經常巡邏。上海旅遊集散中心答覆説,下次買票時可以備註有導盲犬,“他們也想看一下,導盲犬在車上是不是一直安靜,會不會影響到別的乘客。”蔣偉軍説,不過自己目前還沒挑選到合適的旅遊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