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者李星：智利革命的前因後果_風聞

（寫作日期　2003年）

智利革命的前因後果

作者　李星

　　“叛徒們勢力強大，他們能夠消滅我們，但是不能阻止社會進步……歷史屬於我們！”。這是1973年9月11日智利總統阿連德最後講話的片斷。這一天右翼軍人奪取了政權。宏大的社會試驗以血腥的結局收場。　　

經濟背景與政治矛盾

　　20世紀60年代末的智利帶有鮮明的依附性資本主義性格。國民經濟的命脈（銅和硝石的開採，加工與出口）完全處於西方資本，首先是美資的掌握中。通過貸款的方式，國際金融界對政府重要決策施加無所不在的影響。1970年底為止，這個拉美中等國家外債額高達四十億美元。尖鋭的土地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佔農村人口10%的地主擁有80%的可耕地，3300個大農莊主控制着73%的可耕地。大農莊主（“寡頭”）同工業家和銀行資本建立了千絲萬縷的聯繫。15個寡頭家族控制了全國所有的重要銀行；實業界人士一般都有相當的地產；農業生產商品化，是國內食品加工業的穩定原料來源。這些加工廠一般由農莊主和工業家們合夥開辦，農莊經營的利潤保證建立在對農業工人和僱農的極端壓榨上。除了三萬名富裕農民，二十七萬農民和四十萬農業工人生活在赤貧中。儘管國際資本的壓抑使智利經濟發展不快，無產階級還是日益壯大。到1970年為止，九百萬人口中普通僱傭勞動者達到185萬人，其中產業工人85萬人、服務業僱員為60萬人、農業工人40萬人。無產階級自我保護的初級組織──工會得到相對廣泛的傳播；1970年為止工會會員人數達到69萬人，佔僱傭勞動者總數的38%。一半以上的有組織工人隸屬“智利統一工會中心”。儘管智利工會有很強戰鬥性，工人只能勉強維持温飽。三分之一的工人和店員的工作日高於12時，完全按8小時工作日上班的工人和店員不及總數的四分之一。進入20世紀60年代以後，大多數智利人都感覺到社會需要變革，民族要振興。變革的目標是什麼？通過哪些手段去實現？工農大眾在變革中應占有什麼地位？當權的寡頭家族對變革會抱什麼態度？誰是變革的主力軍，誰是它的朋友，而誰又是它的敵人？對這些要害問題智利左派運動的三大勢力各持己見。下面我們會逐一分析他們的立場。

　　共產黨。1969年智共十四大決議認為“（即將到來的）智利革命是反帝反寡頭革命，它的最終前途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動力是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和知識界。革命力量應該是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的大聯合。……我們希望建立的人民政府是新的，真正民主的政府。必須明確界定總統、一院制議會和各參政黨派的權限關係。必須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對憲政多數的尊重必須得到堅決保證……對共產黨人來説，人民政府應該遵循下列原則：尊重全體公民的合法權利；反對派理應享有一切憲法允許的權利”。儘管使用了不少含糊而響亮的障眼法：“人民政府”“前途是社會主義”，仍可從這份綱領性文件中看出智共沒有任何建立工人政權的願望和計劃。它關心的是“界定權限”、“提高效率”、“尊重憲政多數”，實現上述資本主義框架內的民主改良的主要方法，在智共看來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的廣泛聯合”。

　　智共的立場並非偶然。它長期受到蘇聯官僚的控制，一向扮演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陣線的左翼反對派。從理論到實踐，智共都是一個塗滿馬列主義油彩的改良主義政黨。它在智利革命中的“精彩”表現，本文會逐漸介紹給讀者。

　　社會黨。它的黨綱承認“現存國家機器是資本家手中的鎮壓被剝削階級的工具。……只有建立起有組織工人對社會的專政以後，消滅現存制度的過程才能完成。資產階級民主的框架內，以和平過渡方式解決政經生活的根本問題是不現實的。資本家的統治一日不倒，對工人組織的鎮壓和人民大眾的赤貧就一日不會改變”。1958年4月，當智利羣眾運動大為高漲之時，社會黨中央機關報指出“我國社會的許多根本問題懸而未決。我們堅決認為，軟弱的民族資產階級沒有足夠經濟力量和政治意志完成振興民族的歷史使命……只有一切被剝削者，體力和腦力勞動者能夠擔負起建設新社會的重任。我們這一代人的根本任務不單是完成資產階級民主改良，而是勇敢地邁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步。毫無疑問，民主改良的主要目標只有在工人階級取得政權後，才有機會落實”。同蘇聯撐腰的智共不同，社會黨的政治影響取決於國內工人運動對它的支持。工運的起伏變化直接反應到黨的政策。社會黨可説是工人階級政治情緒的温度表。至於黨上層，多年議會與工會事務的薰陶下，他們已習慣於“事緩則圓”、“循序漸進，不可亂來”的政治保守主義。智利革命期間，口頭激進的社會黨起了以左傾口號為智共明目張膽的妥協路線打掩護的作用。

　　智共和社會黨在工人運動里長期占主導地位。1970年兩黨正式成員分別在10萬和8萬人之多，多數是工人和店員。1969年最大工會“智利統一工會中心”的全國執委會里頭，共產黨員執委就有14人，社會黨員7人，佔25名執委中的絕大多數。

　　第三股左翼力量是1965年成立的“左翼工人運動”（MIP）。這是一個左派激進分子的鬆散聯合，內部並沒有明確的理論團結，甚至在領導層也是這樣。它的成員中有原智共和社會黨黨員，也有託派、毛派。1968年世界學運爆發後，不少激進學生參加了MIP，組織的政治面孔更復雜了。MIP經常批評智共和社會黨的妥協路線，積極抓槍桿子，大搞城市遊擊活動，但到最後也沒能成為洶湧的羣眾運動司令部，而是跟在浪頭後面亂跑。在60年代，MIP這樣的組織很多，他們不滿老一輩親蘇派的妥協（有時乾脆是叛賣）路線，想革命。他們模仿的成功者是大鬍子格瓦拉、越共游擊隊和毛澤東，西歐的“學生革命”也給他們極大的鼓舞。多年沉寂後，60年代的新一代左派急於行動。1970年夏天，在智利一切還剛剛開始。　　

“人民政府”的誕生

　　1970年9月4日，社會黨候選人阿連德在總統大選中得到一百零七萬票的相對多數。一週後他成為智利總統。左派勝利的背景，是工人運動的持續高漲。1964年智利發生五百六十四起罷工（十二萬八千人蔘加），1969年的相應數字達到一千二百七十七起罷工（三十六萬兩千人蔘加）。投票時，阿連德選民的無產階級屬性顯露無遺：產業工人高度集中的首都聖地亞哥，左派得到巨大優勢。在其它地區，趨勢大體相同。全國最大的三個銅礦的職工投給左派和右派的票數比例為381%；最大硝石礦的員工中，相應比例為426%；兩個最大煤礦中的左右票數比例分別為448%和658%。一句話，阿連德是被無產階級——特別是城市產業工人和礦區工人——抬進總統府的。

　　阿連德是社會黨、智共和幾個愛國組織的聯合候選人。他的競選綱領開宗明義，要“清除帝國主義的統治，打擊壟斷買辦資本和大農莊寡頭勢力，開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首批措施應是“外資控制的命脈企業無價收歸國有；把大農莊土地無償分給農民；充分就業；儘快緩解住房，教育，衞生保健領域的尖鋭危機；把平均工資提高到與生活指數相對應的水平；全國經濟劃為三個部份：國有，私有，公私合營；保護，幫助中小企業發展”。這份綱領的實質，是在資產階級民主和市場經濟的框架內最大限度地改善人民生活，發展國民經濟。它的非社會主義性，兩年後連“人民總統”也不得不承認。MIP提出了自己的綱領草案：

　　停止償還外債；

　　大中企業無條件國有化；

　　四十公頃以上的私有土地無償分給農民；

　　建立全國性和地方性的工農羣眾大會，作為新國家政權的常設機構。

　　看到草案後，共產黨立即痛罵MIP“反革命”。1970年10月9日智共機關報抱怨“堅決鎮壓這類極左冒險派的措施遠未落實……這些措施完全必要，極左和極右派中間孕育着反革命”。

　　與此同時，阿連德和他的戰友們開始“建設社會主義”：至1971年7月美資一手壟斷的銅礦業無償收歸國有；1971年底初步建起了包括銅礦、硝石礦、鐵路、紡織、石油開採、石化加工業的國營經濟體系。國企工職工達到二十萬人。“人民政府”執政頭一年解決了八萬人的無房問題，廉價住宅建設突飛猛進。同1970年的8.3%失業率相比，1971年的失業率下降到4%；作為最大工業中心，首都基本消滅了失業。在農村，當局兩年內把屬於大農莊主的五百萬公頃土地陸續分給無地農民。1971年1月1日一般工人平均工資上調33%，最貧困階層的收入上調66%，當年的工業增長達到12%。對來勢洶湧的民主改革，大資產階級反應很快：1970年底城鄉各處紛紛出現反政府的地下武裝。他們破壞經濟目標，綁架殺害羣運幹部，阻撓土改和工業國有化。1971年初智利大宗出口產品（銅、硝石）在西方的傳統客户大都中止新的訂貨，智利外貿逆差狂升。政府財源枯竭；反過來又打擊了國民經濟。農業產值在1972年下跌了10%。外有封鎖，內有破壞，和平革命快要搞不下去了。出路何在？

“反帝反寡頭革命”：誰主沉浮？

　　上台伊始，阿連德立即表態：“我們的革命是在資產階級框架內進行的。就是説，必須尊重已有的資產階級法律，包括憲法。……我們能作的是逐步修憲，制訂新的革命法律”。好像兩個階級的生死搏鬥只是一個修憲問題！1970年11月26日智共中央全會上，總書記卡爾瓦蘭一派太平宰相的風度，為“人民政府”今後幾年的工作定下了調子：“建立更多工作機會，抑制通脹，提高人民購買力，充分利用閒置生產能力”。共產黨一向大談救國，打頭陣的不消説是工農。如今人民政府上了台，工農是不是應該當家作主呢？1970年11月13日“智利統一工會中心”主席菲吉洛阿（智共中央委員，軍事政變後逃往國外）要求工人們“珍惜人民政府的團結。提高工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反帝鬥爭。如果需要勒緊褲帶，我們工人應該帶個頭”。鬧了半天，老闆們的財可以照發不誤，只要及時變成“愛國紳商”就行。智共領袖之一捷吉比依姆（政變後逃往國外）在1976年流亡時自豪地證實説：“從一開始，智共就認為中間階層的支持將對革命勝利起決定作用”。工農的支持是理所當然的，所以不值一提。在農村，左派總統的上台被無地農民當作行動的信號。到1971年1月1日止，全國發生二百五十起農民自發佔領地主莊園的事件。四個月後，這個數字達到兩千八百四十起。人民政府坐不住了。阿連德的1972年五一講話強調“必須尊重法律……對合法擁有土地的有產者使用暴力的現像不能再持續下去了”。

　　羣眾運動的興起——而革命是羣運發展到極致的表現——首先意味着羣眾的熱情和積極性的極大提高；團結程度和自信心極大地增強。這樣的羣眾不會滿足花瓶式的“參政議政”，更不會像老黃牛一樣揹着自鳴得意的左派部長們往前走。革命初期，人們把阿連德政府當成自己的政府，表現了巨大的自我犧牲精神。1971年五一節，百萬人響應號召參加義務勞動；一年後的五一義務勞動人數達到兩百萬人。載重汽車主要生產廠家UMMAP的工人提高了230%生產率，原材料平均消耗率反降22%。全國各地掀起廣泛節約運動。然而工農最講實際，沒人願意為幾個廉價笑臉累死累活。大部份智利工人和店員（90萬人）在中小企業工作，兩萬五千多中小業主恰恰是人民政府竭力拉攏的對象。1971年初當局搞的“生產委員會”説是工人監督生產的機構。羣眾信以為真，紅火了一陣，很快遭到中小業主的堅決反擊，委員會形同廢紙。國企經理人員表面敷衍，內裏使足了勁抵制“生產委員會”。1973年4月“智利統一工會中心”全國執委會被迫承認：112個國企中建起的生產委員會只有12個運轉多少算正常。1972年5月7日褔特汽車公司智利分廠宣佈歇業，以抵制政府的經濟政策。第二天全廠工人佔領了公司，迫使阿連德於5月26日宣佈對工廠實行國有。3個月後廠子被轉賣給菲亞特公司。人民政府就是這樣同帝國主義作鬥爭的。在農村，寡頭們組織起兩千多人的暗殺隊破壞土改。大農莊的土地被沒收了，但農莊主世代積累的財富還在，政治影響還在，150家電台、電視台、100家報紙處在寡頭控制下。紡織工人費了牛勁節約下三百萬美元，大農莊主四個月裏（1970年9月－1971年1月）外運出境的美元就有7個億！阿連德忙些什麼？阿連德於1972年2月5日向議會提交了《非法搶地，侵佔企業人員懲罰條例》。共產黨又在忙些什麼？智共機關報1972年3月18日再次呼籲“不能排除以行政措施打擊破壞穩定的極左份子之可能”。1972年8月24日在中央全會上卡爾瓦蘭把經濟出現困難的主要原因歸納為四點：世界銅價下跌；外債；農業生產領域混亂和“無根據地過快上調工資”。分析起來，卡同志無非想説如下幾句話：外債不能不還，惹怒西方老爺不得了；極左份子在農村搞的“痞子運動”要堅決壓下去；多多祈禱世界銅價行情上揚，再把工人褲帶勒緊三圈，“反帝反寡頭革命”大功告成之日就不遠矣！世界革命工人運動的上百年經驗無數次地證明，不剝奪大中小資本家的財產，不把工人、農民最大限度地武裝起來，不鎮壓以實際行動抵制、破壞“人民政府”社會改良計劃的反動份子，不建立自下而上選舉產生的工人與農民代表會，以取代舊的政權機器，就不能落實民族獨立，振興經濟和推動社會進步的民主改良目標。你説這是“布爾什維主義空談”也好，“託派對馬列的歪曲”也好，現實就是如此。智利人民政府不這樣看。它是要“健全理性”的，是要“腳踏實地”的。“爭取全國多數同胞支持人民政府！鞏固工農軍學商愛國反帝陣線！”，人民政府在這樣的口號下迎來了執政的第二個年頭。小商小販、富農、白領專業人士等等“中間階層”人數雖不少，卻並非獨立的政治力量。他們在經濟上依賴大資本，在政治上跟着最強的勢力走。革命形勢下，這意味着要麼跟工人走，要麼跟資本家走，第三條路是沒有的。當左派領袖大搞“五十年不變”統戰宣傳時，大資本的反攻已開始。1992年8－9－10月，5萬載重貨車車主、14萬小商人、12萬白領專業人士和政府職員陸續宣佈罷工。這是由智利大資本和國外帝國主義勢力策劃、資助和指揮的政治罷工。極右暗殺組織如緊了活動；兩萬多中小業主集體關店。統戰不成，人民政府驚慌之下又想起工農來了。9月14日智共呼籲成立“自衞委員會”，阿連德呼籲歇業廠店的工友們佔領企業，恢復生產。首都和外省，由智共、社會黨基層組織、工會和MIP聯合參加的“食品分配委員會”發揮重大作用：規定食品價格；沒收囤積糧食；組織有效率的食品出售和分配。工人和學生組織了義務司機大隊，汽車製造廠徹夜加班。左派領袖們面臨抉擇。要麼武裝羣眾，鎮壓資產階級，在已有的羣眾組織基礎上建立工農政權，走上計劃經濟的道路；要麼磕頭認輸，承認在資本主義法律和市場經濟框架內，通過資產階級官僚機器進行反帝民主改良純粹是空話、廢話；要麼拖下去，同反動派妥協以保存已有的改良成就。猶豫一番後，人民政府走上了第三條路。

　　1972年11月2日阿連德邀請三軍總司令們入閣。陸軍總司令當上內務部長後第一件事，就是勒令工人們返還佔領的企業給“合法主人”。工人們沒睬他，繼續等待自己領袖的命令。1973年1月4日經濟部長米立亞斯（智共中央委員，政變後逃往國外）公開要求“分批把企業歸還原主”。工人們灰溜溜地回到車間裏“增產報國”去了。智共開始向軍方大送媚眼。共產黨中央委員亢比洛（政變後逃往國外）早在1969年11月16日的機關報上鼓吹“廣泛地、有根有據地向軍隊闡述智共的立場：軍隊作為保衞祖國防止外敵入侵這一力量，會在勞苦大眾的愛國運動中得到充份尊重”。1973年智共理論雜誌總第103期刊登了亢比洛的文章《阿連德政府與武裝力量》：“如果忠於憲政的武裝力量越來越堅定地履行自己的愛國義務，保證社會穩定，平定任何可能的動亂，……那麼智利社會的分裂和武裝衝突就越發越不可能，社會改良的代價也會越小”。需要指出，亢比洛文中的“軍隊”實質是指上層軍官團，而絕非下層官兵。智共鼓動“平定任何動亂”的軍隊政策由人民政府具體執行。1970年底護憲派代表、當時的陸軍總司令被右派軍人暗殺後，阿連德的唯一反應是把軍官工資上調一倍。1972年，在一次礦工集會上阿連德大罵把工人武裝起來的建議“可恥”。1972年要求提高工資的鐵路工人大罷工招來了政府軍管鐵路的決定。1973年3月陸軍總司令、內務部長普拉特斯提出“解決危機的三個原則”:

　　與反對派中的建設性力量對話；

　　同時鎮壓極左和極右武裝組織；

　　儘快實現智美關係正常化，以挽救國民經濟。

　　智共中央立即公開表示支持這三個原則。

　　原來如此。反帝！反帝！反了半天反出一個“儘快實現智美關係正常化”來了。美國早就表示：要正常化？可以，但請先補償美資在國有化中的損失。政府已經滿身窟窿，籌出這筆款子比登天還難，除非要工農再表現一下愛國覺悟……不過這樣一來鎮壓極左武裝團伙就顯得更為必要了。議會迅速通過《武器管制法》授權軍方收繳、控制國內武器非法流通。議員表決的手臂還未放下，如狼似虎的大兵已鋪天蓋地席捲了多數工廠企業、學校。到處大搜大抓，恐嚇工農積極份子和左派活動家。這是九月政變的一場不流血的總演習。

羣眾運動和政治領導

　　在1970－1973年間，智利工人和農民的動員程度、團結性，鬥爭意志和忍耐力絲毫不輸於1917年的俄國工人。唯一的差別，是智利產業和農業工人在社會上的比重遠勝於俄國工人和僱農。雖説人民政府三年來動搖反覆，羣眾運動並無明顯低落。大部份青年學生支持革命。智利軍隊只有七萬人（1973年智共黨員有二十萬人），許多部隊不可靠。9月政變的主力是空軍、海軍陸戰隊、特種軍團和情報部門；政變初期，多數陸軍官兵一直被關在營房裏。政變前，水兵代表團在阿連德接見時警告後者右派軍人可能叛亂；政變後首都陸軍大學和特種軍團下級軍官學院都受到殘酷鎮壓。如果不是因為力量薄弱，智利軍方早就動手了，不會等到三年以後。為什麼革命還是失敗了？

　　智利和國際左派中很多人認為，關鍵是人民政府支持者手裏的武器太少：“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嘛！”。這個看法極片面。且不説槍桿子絕非萬能，武裝起來又如何？1936－38年西班牙革命中共產黨擁有龐大的軍力，革命卻輸得一塌糊塗。當時的智利，共產黨和社會黨儘管支持《武器管制法》，出於自衞的考慮都悄悄儲備了武器。MIP更擁有地下戰鬥隊。問題在於只有大規模武裝羣眾，而不是神神秘秘建立小小的“戰鬥隊”和“特工部門”，才能在革命形勢下左右大局。作為社會革命綱領之要點的全民武裝與綱領的其它部份血肉相連，邁出一步就不能不走下一步。

　　智利革命不止一次把建立工人政權的任務提上議事日程。形形色色的“生產委員會”、“保衞委員會”、“財政監督委員會”、“食品分配委員會”已為統一的工人政權打下組織基礎；需要做的，是有組織地把它們變成直接管理社會的機構。1972年8－10月反政府罷市和1973年6月未遂右派軍人政變期間，一百五十萬工人、無地農和學生表現了極大的決心與組織性。六二九未遂政變後，九十萬工人立刻佔領了五千家中小私人企業，時刻準備拿起武器保衞革命。這已經是運動的頂峯，在沒有自己政權的大背景下，羣眾不能作得更好了。這幾天裏決定了智利革命的結局。三股主要左翼政治力量雖然表現不同，都沒有履行領導羣眾乘勝追擊推翻資本，建立工人政府的責任。

　　共產黨。由於蘇聯陣營對阿連德當局的財政、經濟援助和政治支持，智共在人民政府裏舉足輕重，並全心全意把改良資本主義作為頭等目標。在首都反政府右派力量大遊行背景下，1971年3月智共召開中央全會。中心議題是“擴大國營企業盈利額，開展節約運動，促請政府同建設性反對派對話”。1972年5月6日首都法院判決部份被工人佔領的企業應“物歸原主”，4天后智共在就此事件發表的聲明中大罵MIP挑動紡織工人爭取過激行動。1973年5月13日智共中央公佈下一屆黨代會報告提綱：防止內戰，爭取多數同胞支持，增加生產。智共同時公佈的《經濟十條》包括下列內容：合理使用閒置生產能力，認真聽取羣眾對生產工作的意見，廣泛組織先進生產經驗交流研討會。六二九事件發生後，勞動部長龍多依（智共中央負責人，政變後逃往國外）立即表示“非法佔領的企業歸還原主的問題會盡快個案解決”。7月26日經濟部長，智共要人米立亞斯走得更遠，在中央全會上不指名地罵阿連德關於佔領企業的呼籲“純粹是挑撥政府和中小業主的關係”。他提出了自己的克服危機方案：鞏固政府；促進經濟增長；爭取軍隊中立；爭取中間階層的支持。作為經濟穩定的條件之一，米立亞斯提出無限期凍結工人和店員的工資以改善投資氣候。

　　智利主流左派“反帝”反到這步田地，不能不讓人發問：照這個速度演變下去，阿連德政府不愁同國內外資本找不到共同語言，右派軍人何必非要流血不可？答案在於資本怕的不是改良第一的左派領袖及路線，資本怕的是羣眾運動，儘管這是一個沒有成熟革命先鋒領導的運動。這個運動一天不被砸碎，資本家一天睡不好覺。左派領袖的打拱請安，不能讓老闆們滿意，後者需要工農的血肉。

　　社會黨。同有蘇聯助陣打氣的智共相比，社會黨更接近經典的機會主義政黨。革命期間這個智共的左翼批評者説了滿天激烈辭藻，實際工作中卻同卡爾瓦蘭、米立亞斯之流穿一條褲子。黨主席阿里塔米蘭諾雄獅般怒吼着“人民政府是資產階級政府”，“革命的意義在於人民奪取全部政權以解決民主改良任務”（1973年3月15日），“必須武裝人民，如果反動派動員100個人上街，我們就動員1000個人”（1972年8月26日），“食品分配委員會是人民政權的萌芽”（同年10月25日）。

　　同年10月25日，社會黨中央宣言拒絕軍人入閣，並要求在職的社會黨部長們辭職抗議；兩週後，阿里塔米蘭諾羞羞答答地發言支持軍方入閣：“我們需要大團結……”。1973年7月12日阿同志講話要求“進一步動員羣眾保衞革命，鞏固已有的人民政權萌芽，建立人民審判台懲處反動份子”。第二天接見佔領私營企業工人代表時，他鼓勵後者“反擊白色恐怖”。同日，內務部長（社會黨員、政變後逃往國外）宣佈無條件一次性歸還全部被佔領企業。

　　也許，社會黨中央內部有分歧？當然有分歧，否則社會黨也不成其為工運政治情緒温度表了。然而它的羣眾基礎並不假。直到9月政變，成千上萬的社會黨員還在等待中央組織大家“反擊白色恐怖”。關於這一等待的可悲後果，從下面這段證詞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政變前，我是聖地亞哥市議員。9月11日早上從廣播中聽到政變的消息，急忙趕到總統府，那裏已經被封鎖了……我和其它同志從中央（指社會黨中央──作者注）得到指示：在工人區組織武裝反抗。我坐着電車趕到第三區時，已經晚了，軍隊佔領了這個地方。我趕到一個離市中心較遠的工人小區，找到了當地黨組織。……我們的隊伍有560個人，一共只有36支獵槍……決定去派出所搶武器，在那裏遇到了軍隊巡邏車和裝甲車。士兵們用機槍向我們開火，不少同志犧牲在街道上，大夥跑散了……當兵的開始到處抓人……”。

　　MIP（左翼革命運動）。應該承認，MIP是三支左派力量中最真誠的：90%的MIP成員政變後或死或囚，這是抵抗右派軍人最徹底的一批人。然而要取得勝利，光有真誠還不夠。1972年11月MIP在“要麼社會主義，要麼法西斯主義”的口號下提出解散議會，建立工學農兵代表大會；中小企業受工人監督，武裝農民運動等要求。應該説，這幾點主張符合羣眾願望。為什麼MIP三年革命自身影響增長不大？一方面，兩個左派大黨有十月革命的傳統威信和蘇聯集團的實際支持，有多年領導工運的幹部隊伍和羣眾信賴，麻痹阻礙了羣眾在政治路線上同兩黨領導層決裂。另一方面，MIP勇猛有餘，思想上卻一鍋粥。正因為羣眾一時看不到新的政治領導在哪裏，革命左派更該到已沸騰的運動最深層去，宣傳自身立場，組織已覺悟的積極份子（智利最大工會主席在1973年承認“工會亂套了，誰也不聽誰的”），在那些先進地區建立局部的工農管理機構，爭取武裝羣眾。MIP卻在這個節骨眼上賣弄起騎士風度。1970年12月它同智共簽訂了互不侵犯協議，説好彼此在傳媒上不搞論戰。“不爭論”的後果，就是讓運動放任自流，兩大黨已有傳統威信的前提下，等於拱手讓出運動領導權。14個月後，MIP才恢復對智共和社會黨的批評。可這些原則上正確的批評卻沒有同最廣泛的羣眾宣傳工作結合起來。MIP到處衝殺在直接行動的第一線，忘記了革命最深厚之力量不在哪個黨的手裏，而在人民手中。黨的作用是制訂正確路線，協調革命進程發展；當然有時也要赤膊上陣，但這是階級鬥爭發展到街頭的必然現象，僅此而已。MIP把幾桿破槍擺弄來擺弄去自我陶醉，到九一一政變時除了“全體玉碎”，拿不出別的本事。

　　作為一個整體，MIP沒有超過羣運小資急進派的政治水平。作為共產主義同路人，MIP用自己的血又一次證明了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是不會成功的！

　　九一一政變後第一週，首都體育場內關了五千多政治犯，80%是各大企業抓來的工人。600名紡織廠CYMAP工人全部戰死在巷戰中；所有重要企業都被軍管，來不及轉入地下的工會幹部們被迫直視死亡的面孔。1973年底的不完整資料表明被殺的工人、農民和學生達一萬人之多，大部份是社會黨、MIP和共產黨員。更多的人“失蹤”了，他們的遺體至今無法找到。至於共產黨和社會黨的多數領導人，政變初期，他們便匆匆逃往國外或外國領事館。漫長的軍事獨裁開始了。至於獨裁期間的社會退步狀況，筆者只想指出下列事實：到獨裁結束時為止，智利的經濟剛剛達到政變前的水平，生活水準的提高程度為1%。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歡呼的“智利奇蹟”無外是數字遊戲：十多年經濟衰退後的“兩位數增長”在某些領域乾脆從零開始。一個事實無可辯駁：資本主義制度保存下來了。　　

從智利到亞洲大陸：工人階級面臨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

　　當大多數工農羣眾——首先是產業工人——團結起來積極干涉政治生活，就馬上煥發出驚人能量。舊的秩序、舊的觀念、舊的生活方式統統處於這一巨浪的衝擊之下。在階級社會中類似形勢發展到極致，叫做革命形勢。要再進一步向上發展，實現羣眾渴望的變革，非得來一個質的突破不可。這個突破就是奪取政權。否則的話，這個非同尋常的形勢或長或短持續一段時間後，必然垮台。當工人階級的多數已經開始佔領、管理企業，當這些企業裏小小的“工人政府”彼此已經建起許多橫的聯繫，當這些“工人政府”已經干涉，控制從治安到食品分配的社會生活，當百萬工人幾小時內有組織地奪取了全國一切經濟要害部門，他們已經證明了工人政權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列寧在1917年指出，工人政權就是武裝起來的有組織工人。這個判斷精闢地揭示了工人政權的本質：不是一眨眼就消除所有社會病的靈丹妙藥，而是開啓社會進步新紀元的鎖匙。只有在工人政權裏，無產階級和一切追隨它的勞苦大眾才能掌握主動，既可保衞運動的成果，又能主動出擊，徹底解決民主改革久拖不決的遺留課題。工人有能力奪取政權。與一切剝削者的鬥爭中，工人的最高責任是建立自己的政權。這是智利革命留給我們的最大教訓。

　　後記：

　　在寫作本文時，我參考了《智利的教訓》（蘇聯科學院編寫，科學出版社發行，1977年版），《智利的悲劇：文件集》（政治讀物出版社編集出版，1974年版），《智利革命的經驗和意義》（“政治讀物出版社”發行，作者鮑裏索夫．阿，1976年版），《智利社會黨50年史》（俄文電子版，作者謝普爾維德，MIP領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