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多人羣出現“農民工化”趨勢, 最明顯的是大學生 | 文化縱橫_風聞

✪ 孫文中 | 集美大學法學院

【導讀】最近，大學畢業生進建築工地的話題引發熱議，一句“有人生來就在羅馬，有人生來就是牛馬”的自嘲引發共鳴，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嚴峻就業形勢下青年心態的一個縮影。本文基於實證研究發現，當前多個社會羣體“農民工化”趨勢越來越明顯，尤其是，不少大學生畢業後從事與農民工類似職業，經濟收入較低、社會保障缺失、工作不穩定、心理認同模糊；雖然大學畢業，但與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混同，工資相差不大，生活境遇相同，同樣是處於城市的邊緣。他們渴望融入城市，但是現實壓力較大，心理矛盾嚴重。

文章指出，大學生“農民工化”現象的出現，與教育政策的城市取向、勞動力市場分割、社會資本缺失以及家庭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弱勢傳承等因素密不可分：在城鄉二元結構中，農村學生的基礎教育薄弱，在升學選拔中節節敗退，進入二、三類大學，選擇了非熱門專業。又由於家庭經濟資本的匱乏和和文化資本的缺失，他們為了在城市生存，較早進入勞動力市場，在非正規部門從事門檻低、起薪低、發展空間有限的職業。作者認為，大學生“農民工化”現象表明教育流動功能受阻，加速底層再生產。如果這一局面繼續蔓延，教育優化社會結構的功能將不再發揮，將不利於社會合理流動，乃至禁錮社會發展活力。解決這一問題，需要着眼於國家發展大局和長遠利益，進行深入、系統的教育改革，實現高等教育社會流動功能的正常發揮。

**本文原載《廣東社會科學》2016年第4期，原題為《教育流動與底層再生產——一種大學生“農民工化”現象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是，近年來城市落户政策與社會保障制度已有所改善，同時國家提出調整高等教育結構、大力發展職業教育，都是對文中所論問題的回應。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教育流動與底層再生產——一種大學生“農民工化”現象的研究

當前中國多個社會羣體“農民工化”趨勢愈來愈明顯。 大學生是如何“農民工化”的，這是教育分層與流動理論的重要議題。隨着高等教育的擴張，農村學生獲得的優質教育機會較為有限，他們更多進入二、三類高校，儘管能夠獲得大學文憑，仍然難以找到有發展前途和穩定保障的工作。這一現象與人們對高等教育的傳統認知相矛盾。基於“知識改變命運”的信念，人們認為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理應找到理想的工作，實現向上社會流動，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通過教育實現社會流動。當前主導社會流動的機制從競爭性流動向贊助性流動轉變，先賦性因素在社會流動中的作用開始強化，青年羣體的社會流動出現了階層固化現象。

中國部分大學畢業生的城市生存狀況近似於進城農民工 ，這羣“外來者”在城市工作生活，不但受城市二元結構的制度排斥，無法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務，而且遭遇不斷上漲的房價和生活成本的經濟排斥，無法實現城市定居的夢想，淪為城市的底層。這一問題迫切需要學界關注和研究。本文擬從教育流動與底層再生產的視角，剖析大學生“農民工化”的鏡像及其形塑過程，從系統、綜合改革的角度尋求實現高等教育社會流動的功能正常發揮。

▍ 理論視角

（一） 教育分層與社會流動

教育在社會流動中的作用一直存在不同觀點。功能主義認為，學校教育是“精英式民主發動機”，可以打破原有的階層壁壘，使所有學生能夠憑藉其獲致性因素成功實現代際流動，從而鑄造一個開放公平的社會。眾所周知，教育獲得是人們獲得階層地位的主要方式。恢復高考後，“寒門才子”式的流動的社會事實激勵了我國農村青年努力讀書，因為“升學”是大量農村青年跳出農門的唯一選擇。農村青年升學流動的前提是社會系統中具有開放的合適的職位。當下社會結構中的流動渠道被阻塞，優質職位被社會中上層把守，而且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會藉助於所擁有的優質教育資源維護其既得職位優勢。

對此現象，社會衝突論認為教育系統具有壓抑底層社會向上流動的功能，因為不同階層的子弟在教育系統基於教育資源的差異所致教育機會的不同。優勢階層通過學校教育的制度設置以及向子女提供各種優質教育資源，促進其子女與學校教育環境匹配起來，使他們在教育機會競爭中獲得成功。下層缺乏各種資源，其子女獲得教育的機會也被剝奪，因而向上流動的渠道被堵塞。因此，教育藉助升學考試的選拔功能，具有一種傳播知識技能和社會秩序再生產的功能。儘管教育一直被視為是中下層子女實現向上流動，改變命運的主要途徑，但是，隨着教育的獲得與家庭背景、學校類型之間的聯繫越來越密切，教育促進社會階層流動的功能逐漸變弱，教育成為促進階層再生產的具有合法性的國家機器。

（二）教育流動受阻：社會再生產的預演

研究表明，教育流動中存在着代際傳承。教育再生產的實現依靠於學校篩選功能的發揮。正規的學校教育通過賦予某些文化遺產以特權而貶低另外一些文化遺產來維持既存的不平等的等級制度。即學校教育作為社會階層再生產的工具強化了社會等級秩序。因為教育作為地位和資源分配機制，個體出身的結構位置決定了其向上流動的機會，因為教育是一種社會地位再生產的工具。在知識傳授和價值觀傳遞中，學校教育把社會上層的主流文化作為教育系統的標準文化，要求被“選中”的學子內化為自身的文化慣習。通過教育它不斷地把原有的結構複製出來，以維護一個不平等的、分化為階級的社會，並使之合法化。 因此學校教育反而具有維持並且“再生產”原有不平等社會階層的作用。

當前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趨勢使得教育收益遞減進而加劇了社會不平等。中國的階層結構越來越固化，教育越來越無助於人們的社會流動。質言之，教育的再生產推動着社會的再生產，使得教育對於促進社會流動越來越無能為力。從整體上講，結構功能主義認為，教育可以促進社會流動;而衝突理論認為，教育在再生產過程中實現了社會再生產，不利於社會流動。因此，教育具有雙向作用，即具有促進社會流動和實現階層固化的雙重功能。但是， 隨着中國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以及社會結構的固化，部分農村大學畢業生並未真正實現向上流動，甚至處於城市社會底層，淪為大學生農民工，這一現象值得展開討論和分析。

▍大學生農民工化的城市鏡像

從羣體特徵看，大學生農民工人數增長較快。據國家統計局監測報告，2011年、2012年、2013年外出農民工數量分別為15863萬、16336萬、16610萬，擁有大專及以上的學歷佔總數的7.0%、7.8%、8.5%，據此推斷，大學生農民工人數約為1110萬、1274萬、1406萬，且集中於“北上廣”等大城市或省會城市，這一羣體主要來自農村，來自小城鎮、縣城的大學生農民工不在本文討論之列。他們從事與農民工類似的低端職業，其狀態表現為經濟收入較低、社會保障缺失、工作不穩定、心理認同模糊等特徵。他們與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混同，工資相差不大，生活境遇相同，是處於城市的邊緣羣體 ，他們渴望融入城市，但是現實壓力較大，心理矛盾嚴重。

1. 職業獲得低端化

由於工作經驗和技能水平有限，大學生農民工被限制在低端職業且收入不穩定、工作時間較長且經常加班加點、專業不對口且多為臨時性工作。由於收入不穩定，工作時間長，專業不對口，導致他們發展空間小、離職率較高，他們中很多人淪為大城市裏的“漂族”和新邊緣人羣：

“沒找到好工作就暫時先在超市做着，等有其他好的工作機會再辭職。超市導購員這份工作收入不多，挺累的。整天幾乎都得站着，剛開始哪裏能適應，我過了好長時間才適應下來。我也就得先這樣將就着幹了，等以後有機會，我就換個好工作。”(C13WF23)

“畢業後，我來到這家公司做銷售，負責賣酒。收入方面主要靠提成。在這裏我就是一個打工的，我大學4年學的專業知識在這裏幾乎沒用。”(J11LM27)

大學生農民工留在城市發展，但其從事的職業技術含量較低，這些工作大多具有流動性較大、穩定性差、休息時間少、缺乏福利保障等特點，並且晉升空間有限，很難看到向上流動的希望與途徑。大部分受訪對象對現在從事的工作以及收入不滿意，對找到好工作抱有希望的同時也心存焦慮。

2. 生活世界半城市化

隨着房屋租金不斷上漲，他們經濟壓力大，日益高漲的房價更是澆滅了不少大學生“買房落户”定居城市的夢想。他們在城市無法享受廉租房、就業培訓、醫療保障等公共服務，很難在城市立足，漂泊不定。因此，他們被迫淪為城市社會新的底層羣體，其生活世界呈現“半城市化”的狀態。大學農民工由於收入低，他們居住狀況堪憂。因聚居租住在面積狹小、租金低廉、衞生條件差的“蟻族”令人印象深刻，但同樣也有大部分散居租住在城市或環境惡劣的邊遠郊區：

“畢業後我到晉江工作3年後，辭了工作來廈門打工，目前在一家公司上班，以前學的心理學專業，現在流水線從事生產，月收入3000至4000元，這些錢供我一家在城市生存比較困難，更不用説在城市買房安家了。我兒子還在老家，一家人都不能團聚。”(CZ99CM30)

“畢業後，先是在一家物流公司上班，實習期沒做完我就辭職了，換到一家酒店(如家酒店)，目前做大堂管理。**酒店包吃住，一個月2400元。畢業幾年了也沒女朋友，結婚是更遙遠的事情。就目前的房價水平，我的收入根本買不起。**我打算年底回老家，可能繼續在酒店行業做下去。”(J12CM26)

“一個月掙2600元，除去房租和吃飯等方面的開銷，根本剩不到錢。現在的大學畢業生就像一陣風，吹到哪算哪，我們跟進城務工的農民工沒啥區別。”(C13GF24)

上述案例表明，大學生農民工處於“半城市化”生存狀態。“半城市化”反映了他們無法順利“融入”城市社會，只能長期生活在城市的底層。農村大學畢業生的“半城市化”表現為居住條件差、社會交往受限、對城市缺少安全感和歸屬感。

3. 心理狀態不良化

在融入城市社會過程中，大學生農民工難以獲得家庭、學校提供的工具性和情感性的社會網絡支持作用，容易產生自卑、茫然、無所適從等不良心理。由於家庭對他們業期望高，在城市的生存狀態不敢跟家人訴説，只能找類似境遇的朋友交流，心理狀態及其脆弱：

“我一直在民工子弟學校當代課老師。獨自一人在城市打拼，承受着很大的經濟壓力和心理壓力。只能與目前的同事、同學互相傾訴，缺少家人關心。平時我都不敢回老家，擔心人們問我工作的情況。”(J10DM27)

“讀大學時我希望能去大公司，畢業時卻只能去一家小公司上班。我非常失望，不僅收入少而且毫無成就感。我就辭了工作，來到物流公司送快遞，收入比以前高了一點。工作辛苦不説，我還得隱瞞大學生身份，擔心他們嘲笑我、挖苦我。”(C13HM23)

由於接受了高等教育，大學生農民工原本身上承載着父輩更多的期望，渴望改變自身和家庭的命運。但在城市的生存狀態是他們體會到“邊緣人”的感覺，使其產生身份認同危機。所以，比起新生代農民工，大學生農民工的心理承受能力更為脆弱。

4. 身份認同危機化

大學生農民工對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比較認同，具有強烈融入城市的願望，但由於制度性障礙和經濟條件制約，他們既不是傳統的農村人，也不是真正的城市人，這種身份與職業的錯位導致他們產生了迷茫感和無助感。他們不願意迴歸農民身份、但感到成為市民的道路受阻，生活變得沒有意義，產生了強烈的漂泊感：

“我之前在店裏賣電腦，工資低，每個月都存不了錢，想自己創業，但是沒有門路。就只好跟做餅的師傅學做手抓餅，已經擺攤14天了。父母並不知道我在擺攤，我也不想讓他們知道”。(XC13ZM24)

“我畢業3年多了，自己還在城市漂着。之前做過物流管理，掙錢太少，生活開銷也大。想找包吃住的工作，就辭職了，但現在還沒找到工作，我覺得前途渺茫，不知道自己能否撐得下去。也許有一天會回老家，城市再好也不是我家。”(C12QF25)

大學生農民工存在明顯的“天花板效應”，一方面希望融入城市，實現向上流動，但另一方面制度排斥和經濟壓力限制了其定居城市的夢想。像父輩一樣，大學生農民工屬於城市的“打工族”，從事低端的職業、收入較少，居住條件簡陋、心理壓力較大，導致身份認同模糊，對所在城市缺少安全感和歸屬感，換言之他們淪為城市社會的底層。城市社會的底層生活經歷形塑了他們的社會認知和情感能量。質言之，大學生農民工趨近於農民工的生存狀態，即普遍面臨着“整體收入偏低、勞動合同執行不規範、工作穩定性差、社會保障水平偏低、職業安全隱患較多、企業人文關懷不到位”等六大問題。

▍大學生“農民工化”的形塑過程

大學生農民工化是怎樣形成的?表面看來，在於市場經濟競爭中，來自底層社會的大學生缺少獲得優勢職業的人力資本，無法參與這場“賢能主義”主導的公平競爭。而從實質來看，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下，教育優化社會結構的過程中，先賦性因素以內隱的方式、擠壓自致性因素並使其不能正常發揮作用，加速了底層社會的複製。即在城鄉二元結構下，大學生農民工遭遇了農民工體制的排斥，無法進入主流勞動力市場和國家保障體系，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公民待遇。同時社會福利的國家責任缺位，強調家庭能力和市場責任，個體由於家庭經濟承受能力較差及參與市場機會受限，缺少公共福利服務的機會。所以，要回答這一問題，需從國家、市場、社會以及家庭等層面展開分析。

(一) 國家教育政策城市傾向形塑城鄉受教育機會的差異

國家教育政策的城市傾向限制了農村居民在學前教育和義務教育階段獲得優質教育資源機會，造成了農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加缺乏升入重點高中和重點大學的機會。這表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城市優先發展目標導向。建國以後教育主管部門規定在教育發展上城市優先，農村發展的目標落後於城市。諸如在學制改革、普及教育、外語教學、計算機及網絡教學、學校設備和基本建設、教材建設等方面，城市明顯優於農村，農村滯後於城市。其次是國家對教育財政投入的城鄉差異較大。中央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支出的義務教育經費的城鄉差異明顯，城市學校生均經費遠遠高於農村學校生均經費。最後是城鄉教育內容的側重點不同。在課時數安排、科目的開設、實驗課及實踐課等方面，農村學校由於缺乏師資力量、基礎設施和教學場地，一些能夠提高學生“綜合素質”的科目和課程難以開設，即使開設教學質量也很差。從學前教育、義務教育乃至中等教育，這種教育政策的城鄉差異逐步累積，導致農村基礎教育薄弱、農村教育質量無法保證，農村學生進入城市重點高中的機會較少。與此同時，農村優秀師資力量向城市的流動使得原本薄弱的基礎教育的質量更為低下。

因此，在國家教育政策的城市傾向下，城鄉教育資源配置的不均衡，導致農村學生受教育機會遠遠少於城市學生，前者無力與城市學生在考場上相抗衡。教育場域中競爭的節節敗退，使得農村出身的大學生在勞動力市場的競爭中也處於弱勢地位，即通過教育選拔機制便完成了從教育再生產到社會再生產的過程。農村學生獲得優質高等教育機會少，意味着他們將來從事較低層的職業，淪為較低的社會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講，大學生“農民工化”現象是國家教育政策的城市傾向在農村大學生身上的延續，貫穿着他們從學前教育、九年制義務教育、進入高等學校學習到畢業求職及在城市生存的全過程。

(二) 就業市場斷裂致使大學文憑篩選功能弱化

在社會轉型和體制轉軌時期，中國的就業市場存在一定程度的斷裂和殘缺。城市就業市場和農村就業市場被割裂。就城市就業市場而言也被割裂成三塊:一是城市的正規部門;二是城市非正規部門中待遇相對較好或勞動強度較輕的部門;三是城市非正規部門中待遇相對較差或勞動強度較高的領域。進入城市正規部門就業意味着完善的社會福利、較好的工作穩定性和較多的職業發展空間。如果進入非正規部門待遇相對較差或勞動強度較高的領域，則工作辛苦、收入無保障、工作缺少穩定性。

隨着高等教育擴招、大學畢業生數量激增導致城市就業市場對大學畢業生的需求日益飽和，大學生就業競爭日趨激烈，户籍身份的歧視更加明顯。這種户籍區隔制度導致同等學歷、不同生源地畢業生的就業流向出現分流，城市生源向上流動的渠道較為順暢，農村生源就業受到抑制。從現實來看，由於户籍身份的限制，多數大學生農民工進入城市非正規部門就業。在兩類非正規部門就業會遭遇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的困境，即難以享受城市居民所能享受的住房、保險、子女教育及其他福利服務。 所以農村大學畢業生的城市生存狀態較差，他們以非正規就業為主，多數從事工作環境差、需求量大或髒、累、險、差的行業。

另一方面，學歷、院校作為能力的象徵信號發揮着作用，用人單位依此來鑑別、篩選和錄用大學生。用人單位基於“經濟人”假設的理性行為，更傾向選擇重點院校畢業生，導致一般院校大學生就業機會更少，職業層次更低，其結果妨礙了大學生平等就業權利的實現。多數農村學生進入二類、三類院校，他們獲得的高等教育在數量和質量上皆屬於劣勢，在就業市場中缺乏競爭力，被迫進入非正規就業部門，職業地位和社會聲望較低，這使得他們在城市就業收入低、發展空間受限，淪為城市的底層，從事准入門檻較低、起薪低、發展空間有限的職業，導致生存壓力較大、融入城市困難。

(三) 社會資本匱乏導致就業排斥

城市學生在城市有背景，而農村學生在城市有背影，這已成眾多大學畢業生的共識。城市正規就業部門職位的獲得不僅需要大學畢業生的人力資本，而且更需要社會資本在職位信息獲得、就業推薦中的幫助。一般而言，在擁有同等文憑條件下，農村學生由於社會資源的匱乏，在社會職場中處於不利位置，相反城市學生利用家庭社會資源在找工作時能發揮作用，在就業競爭中無法與後者相匹敵。**在就業場域中，家庭社會資源的網絡規模、網絡結構對個體就業信息搜尋、就業過程推薦及就業之後的職業晉升都能起到至為關鍵的影響。社會資源的差異導致大學畢業生就業的不平等。**社會資源包括家庭的強關係、單位成員資格、體制化網絡關係的佔有。城市學生，憑靠其父母原工作單位及其所在單位的人脈關係，在就業時能夠獲得先天的優勢，諸如就業信息、推薦面試、求職及升遷。與城市學生相比，農村學生由於沒有較好的家庭背景，其父母也缺乏相應單位組織資源和人脈關係，畢業時只能通過招聘會找工作，難以通過社會資本找到理想的工作。可以説，絕大多數農村學生懷有定居城市的夢想，但是由於社會資源匱乏，他們的職業發展和改變向上流動的機會被限制，從而使得他們的生存狀態趨於底層化。

(四) 家庭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弱勢傳承

教育系統的篩選機制在於通過升學考試制度達到社會排斥和社會團結的結果，從而實現了從教育再生產到社會的再生產。這種社會再生產的實施通過家庭文化資本的傳承而實現。不同出身的人在學術市場中所能獲得的特殊利潤，是對應於階級之間的文化資本分佈情況的。文化資本包括語言表達能力、總體文化意識、關於學校系統的知識以及教育文憑。家庭文化資本的積累需要付出許多的時間和精力，處在不同階層位置的家庭能夠獲得的教育利潤存在差異，子女教育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家庭自身所擁有的文化資本和教育資源。 城市裏的中上層家庭經濟條件優越，父母文化素質高，子女能夠從父母那裏獲得各種優質的教育資源，他們在教育過程中有較高的起點，從而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過程佔據優勢地位;而底層家庭的子女從父母那裏得到的經濟援助有限，父母很難為他們的學習提供額外的幫助，這讓子女的各種教育需要很難得到滿足。

城市中上層的子代們所擁有家庭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較為豐富，他們可以獲得比其他階層更好的教育資源和職業發展機會，從而保持與父代同等的階層地位，或進入更高的階層地位。大學生農民工多數出身於社會底層，由於家庭文化資本的匱乏，他們從出生那一刻就接受了“先天不足”的教育，在學校系統的層層選拔中處於不利位置。即使獲得二、三類大學的高等教育文憑，但不能找到滿意的工作，他們對高等教育的預期逐步降低，甚至轉為對外出打工的期待。迫於經濟壓力，他們對自我的期待也降低，並認為外出務工是自己的“正業”，這種認識反過來質疑“知識改變命運”信念，進而影響其職業選擇的態度。

另一方面，教育市場化改革後，我國高等教育成本不斷攀升，對於農村學生來説，因求學而使家庭陷入債務危機屢見不鮮。另外 農村大學生缺乏繼續求學的家 庭經濟支撐，他們迫於分擔家庭責任，被迫進入勞動力市場從事類似農民工的職業。囿於教育費用的壓力，農村學生在選擇高等教育專業傾向於選擇那些低收費、比較冷門的院校和專業，限制了其將來的職業選擇和就業機會。

綜上所述，在中國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延續中，農村學生接受的基礎教育薄弱，在層層升學制度的選拔中節節敗退，進入二、三類大學，選擇了非熱門專業。這一教育積累的弱勢使得他們在就業市場競爭弱勢延續。由於家庭經濟資本的匱乏和和文化資本的缺失，他們缺乏繼續求學的信念支撐和家庭經濟支持，為了在城市生存較早進入勞動力市場，從事專業不對口的工作，其大學文憑的功用在貶值。

當然不可否認，極少數農村大學生突破城鄉教育制度和家庭因素的不利約束，成功跨越“農門”，獲得具有較高經濟社會的職業地位實現了向上流動。但是隨着高等教育的獲得與家庭背景、學校類型之間的聯繫越來越密切，教育促進社會階層流動的功能逐漸變弱，教育成為了促進階層再生產的具有合法性的國家機器。大多數農村大學畢業生向上流動的道路愈來愈曲折，由於國家教育政策的城市傾向影響、城市就業市場割裂的束縛、社會資源缺失的就業排斥、家庭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的限制，農村學生通過升學向上流動變得更加困難，甚至跌落至城市社會底層。

▍結束語

雖然大學生農民工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對未來的就業期望較高，希望獲得較好的待遇和廣闊的發展前景，他們定居城市的夢想強烈，但是他們難以找到理想的工作、在城市的艱難生存狀態，使他們心理矛盾重重、極度脆弱，難以改變現實處境。這一困境源於城鄉二元結構下的農民工體制，體現在社會排斥制度、社會福利的國家責任缺失、公共決策的無權化等方面。大學生農民工化現象不禁使人們質疑“知識改變命運”的信念，而且會助長“知識無用論”的勢頭。如果這一局面繼續蔓延，那麼教育優化社會結構的功能將不再發揮，不利於社會結構的合理流動，禁錮社會發展的活力。

因此，如何使中國教育更多地促進社會流動，關乎中產階級的壯大、橄欖型社會的形成和中國未來發展。從行動取向來看，消除大學生“農民工化”現象需要法律和社會的多重保障，如消除制度性的障礙、創造公平競爭型的環境和拓寬平等競爭的渠道，保障教育和就業的權利公平、機會公平和規則公平，尤其加強對農村大學畢業生就業的幫扶措施，賦予每一個人上升流動的機會，實現社會建設的公平正義。就教育的未來發展而言，無論高等教育的收益如何，對個人和國家來説，高等教育是一個社會發展的必修課程，國家應從綜合、系統的角度改革我國的教育體制，充分實現高等教育的優化社會結構的功能及價值，這才是關鍵。

本文原載《廣東社會科學》2016年第4期，原題為《教育流動與底層再生產——一種大學生“農民工化”現象的研究》。 文章僅代表 作者本人觀點，歡迎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