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的幾個認識[眉山論劍]_風聞

書接前文

中國改革主要的成果是建立了市場體系，經過一個過渡階段建立了市場體系。這個市場經濟組織結構建立解決了最後一個大問題就是價格，從計劃經濟的價格體系到市場經濟的價格體系。改革前中國的價格體系也不全是計劃，是主要物資國家定價，比如建築材料中的“大三材”，鋼材，水泥和木材。磚瓦這類建材是不受限制的。“大三材”中，鄉鎮企業除了木材不能生產之外，鋼材和水泥都能生產，新的供給結構的引入改變了過去供需狀況。鄉鎮企業這類自主經營的企業，只要有社會需求，有利潤就自然會去填補需求的空白。 

中國解決從計劃經濟的價格體系到市場經濟的價格體系的方法實際上是用通貨膨脹的方式，雙軌制只是表象，通過不同的物資上漲的幅度差異造成價格合軌，雙軌制僅僅是短時間內控制市場的手段。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40年的高速增長有多種因素造成，第一是供給側新的結構的引入和發展，不但原先的國有企業在初期因為需求刺激和對企業放權獲得經營自主權刺激了投資和生產，鄉鎮企業作為新興的供給結構獲得了高速發展，1980年代後期，鄉鎮企業的產值已經達到全國工業產值的1/3強。然後是外資的進入。這些新的供給結構帶動製造業快速發展。

然後是生產要素的貨幣化，這個問題温鐵軍教授講得比較清楚。過去中國接受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許多生產要素分配是國家劃撥而不是通過市場交易，比如土地就是國家計劃劃撥給企業或者用地單位的；所以在計劃經濟體系中的生產要素有的沒有價格，有的生產要素的價格嚴重背離其實際成本。這種情況在工業化初期為了降低交易成本和組織成本，加速工業化有其意義，但是進入市場經濟，生產要素不能貨幣化就影響到生產成本和市場交易的形成，所以必須要有一個生產要素的貨幣化的過程。因為有這個生產要素的非貨幣化的影響，所以在非市場經濟體系與市場經濟體系的比較中用GDP是不合適的，因為非市場經濟體系中缺了生產要素交易這一大塊GDP，所以非市場經濟體的GDP要少一大塊。

生產要素的貨幣化是計劃經濟轉型市場經濟的必須，但是這個過程是非常危險的階段。蘇聯的市場經濟改革的失敗非常大的因素就在這個過程。因為計劃經濟缺了生產要素的貨幣化，所以蘇聯的生產要素的價格就缺乏基礎標定，西方資本就藉機用壓低價格對蘇聯的生產要素進行掠奪。蘇聯因為沒有注意到生產要素定價是國家貨幣主權權力的關鍵內容，放任西方資本利用價格定價權肆意掠奪蘇聯的財富，造成蘇聯國家和人民的財富大量流失，這是蘇聯經濟改革失敗的關鍵因素之一。

中國在這個生產要素的貨幣化過程中也遭受了嚴重損失，外資和買辦資本在這個生產要素的貨幣化中同樣通過對生產要素的低價收購獲得鉅額利潤。

生產要素的貨幣化之後，生產要素的轉移就必須通過市場交易進行，市場交易產生GDP，所以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GDP高速增長有一部分生產要素貨幣化的功勞。

生產要素貨幣化以後產生生產要素的價格向價值的迴歸，推動以美元計價的GDP的快速增長。前面提到的中國生產要素的貨幣化之後，中國為了吸引外資有意壓低了生產要素的價格，所以造成中國的名義GDP遠遠低於實際GDP，這給了中國經濟不發展的錯覺，有許多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前的發展還不如印度，不如大部分非洲國家。這種認識是錯誤的經濟學方法得出的錯誤結論，而這種錯誤的原因就是生產要素的價格的人為扭曲。 

因為改革開放早期的中國生產要素價格遠遠低於它的實際價值，所以在中國經濟發展中就產生了生產要素的價格向價值的迴歸，這就促進了名義GDP的高速增長。2000年時，中國的名義GDP1萬億美元，2020年是14萬億美元，今年17萬億美元，這期間增長了16倍以上。2000年以後，中國出現了國內通貨膨脹與人民幣升值同步發生的情況，這就是生產要素價格向價值迴歸的過程。這個過程現在仍然在持續中。隨着中國推進產業技術結構升級，像中國製造2025，2035的推進，中國製造業的技術結構將持續升級，這保證了中國生產要素的增值將持續相當長的時間，這個期間會產生人民幣兑美元的升值。

這3個因素是造成1978年之後中國GDP高速增長40年基本因素。

中國在實現生產力要素的價值迴歸過程中，必然地要在國際市場上重新對生產要素定價，獲得國際市場上的生產要素的定價權，這是對西方經濟霸權的決定性衝擊，現在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經濟恐懼蓋源於此，但是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邏輯。人民幣必然要隨着中國在國際市場上對生產要素的定價權的獲得而獲得定價貨幣的地位，而且作為一個國際定價貨幣將獲得價值溢價。同時這也必然導致中國的一部分低技術結構的產業外流，中國應該引導這些產業流向對中國友好的國家，像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蘭卡，老撾，柬埔寨，坦桑尼亞，埃塞俄比亞之類的友好國家。

為了維持中國工業體系的完整性，中國在低技術結構製造業外流的同時要注意對於產業鏈的控制，儘量把產業鏈的前端設計和原料生產保留在國內，部分市場放在國內以控制產業鏈。同時靠價值鏈的分配作用維持國內企業的盈利水平。

因為中國在改革開放前就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像航空航天都已經有了相當的基礎，所以中國擁有包含從第一次工業革命到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完整的工業體系，所以製造業的技術升級通過技術迭代即可快速升級，不再需要技術積累初期的試錯過程，所以現在推動中國製造升級會非常快，而隨着中國製造業的技術升級，中國的生產要素的價格將持續上漲，這就保證了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向發達國家學習了科學管理技術，向日本學習了造船的組織結構，標準化和模塊化造船。在殲8-2項目中學習了美國的軍用標準，建立了中國的軍用標準體系。在空警2000預警機項目中向以色列學習了軟件工程中的標準化工作文件等等。這是西方國家創造的科學管理的技術，這種科學管理的組織結構引入中國極大地提高了中國高技術工程管理的水平。

國內也有許多科學管理的實踐，比如邯鋼就是成本管理的樣板，實行了一套以成本核算為核心的成本管理，可以把成本解析到每一個崗位。

但是這種科學管理的組織結構在中國仍然是小眾組織結構，中國缺乏一個像日本學習“戴明管理”的普及科學管理的運動，最典型的標誌就是中國的足球運動的水平每況愈下。中國的體育如果能夠實現科學管理，足球運動衝出亞洲不是難題。

中國要成為超過人均GDP3萬美元的發達國家行列就需要中國製造業的技術結構的持續升級，成為高端製造業能夠與德國，日本，美國競爭的國家。中國有超越美，德，日的條件，也有不足。超越條件就是我前面論述的超強的組織結構造成的超強學習曲線優勢和超強執行力。不足是在高端製造業中科學管理還沒有成為普遍地管理方法，大量的企業粗放，扭曲。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受到港台韓國企業的影響，對於生產要素價值的理解是錯誤的，片面強調所謂的”人口紅利“，壓低勞動在分配中的比例，壓低了技術因素在分配中的比例，分配過分偏向資本和土地這樣食利要素，扭曲了生產要素的價格結構。21世紀人才最重要這個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到了生產剩餘分配的時候政策總是偏向資本和食利要素這種易獲利要素。2000年以後中國生產要素的價格的上漲，人民幣匯率的升值讓過去大量流失的財富減少了外流，但是國內這種財富的增長大部分流向了房地產，扭曲了生產要素的價格結構，影響了社會資源的流向，妨礙了製造業技術結構升級。現在正在糾正這中扭曲，但是非常困難，因為這種價格扭曲已經形成結構性的財富分配，地方政府的財政很大程度上依靠這種扭曲的財富結構。未來的經濟政策應該更加強調分配向知識技能傾斜，鼓勵科技人員和技能工人，建立終身學習機制，造成人力資源的持續增值。

中國要成為發達國家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農村陷入了自然經濟陷阱，改革從農村的“包產到户”開始，而這個“包產到户”是一個歷史性，顛覆性的錯誤，它把已經建立起來的農村經濟分工組織結構破壞了，改到自然經濟的組織結構，而自然經濟是一種簡單再生產的組織結構，它無法與社會化的經濟活動接軌，因此無法利用社會分工帶來的生產效率的提升。現在的農村靠“扶貧”解決絕對貧困的問題，但是解決不了發展的問題，要想解決發展的問題必須創造出分工的組織結構。所以我説“包產到户”是一個嚴重的錯誤，熊彼特所説的“破壞性建設”就是這種事情，短時間看糧食增產了，農民有積極性種地，但是這種自然經濟的積極性對於發展毫無價值，就像用小推車再努力也幹不過汽車一樣，“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就是隻有機械化才能決定性地提高農民與農業的生產效率，使農民擺脱結構性的貧困。現在農村的貧困人口是中國發展的極大拖累，因為這一部分巨大的人口不能提供公共財政，還需要公共財政補貼；收入很低，不能形成有效市場。中國無法拖着幾億低收入人口進入發達國家行列，所以未來必須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的解決已經無法用農民離開土地進城來解決了，因為青壯年人口大部已經進城打工，農村剩下的老弱不是城市需要的勞動力，而且城市對於農村入城勞動力的使用是“殺雞取卵”式的使用，沒有勞動力增值活動，只榨取勞動力最年輕的部分，這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中國農村要想解決發展問題還必須走合作化和集體化的道路，把農村的資源土地，礦產，勞動力資本化，獲得資本性收入才是解決問題的出路。華西村是榜樣，南街村也是榜樣。

看了温鐵軍教授的一個視頻，他考察了南街村的城市化做法，非常有價值。中國農民不但開創了鄉鎮企業這個自下而上的工業化道路，還在探索開創自下而上的城市化道路，比起現在城市管理的模式，南街村的模式城市管理成本非常低，非常適合農村市鎮的城市化升級。中國現在有320個10萬人以上規模的市鎮，這些市鎮完全可以賦予城市的職能和權力，這是一條全新的城市化道路，跟鄉鎮企業一樣對世界廣大發展中國家具有巨大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對中國的成功是有信心的，在高技術領域我們能超過美，日，德；在解決貧困問題上有辦法。

對於宏觀經濟的一些想法。

這是我對經濟發展結構的認知

到目前為止世界經歷了三次工業革命，第一次是蒸汽機的發明帶來的工業革命，但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核心產業是紡織業。第二次工業革命是電的發明，但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核心產業是汽車業，然後是電氣，家用電器等。 第三次工業革命是以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物理學爆炸式發展為科學基礎，二次大戰促成了物理學理論向實用技術的轉化，以原子彈爆炸為標誌形成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第三次工業革命到目前為止形成兩個高潮，第一個高潮是原子能、火箭噴氣技術帶來的產業高潮，造成西方二戰後的第一個黃金時期。由於新產業帶來的新的技術結構，資本主義經濟獲得了新的發展空間，經濟增長，投資，消費興旺。由於發達國家獲得了更高的技術，因此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了一部分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帶動了一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為資本主義的資本和技術創造了新的市場，更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繁榮，構成了資本主義世界在二戰後的第一個黃金時代。在1970年代石油危機終結了西方的第一個黃金時代，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陷入了“滯漲”困境，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然後是里根時代，美國由於IT技術的產業化進入了第二次經濟高潮，這個高潮先是以PC為代表的個人電腦出現，電子計算機有生產資料變成消費品帶來一個產業的高潮。然後是互聯網技術接續了PC帶來的消費熱潮形成克林頓時期的經濟繁榮。但是這一次經濟繁榮很難稱得上是“黃金時代”，因為里根經濟學，美國放鬆了資本管制，所以經濟繁榮的成果被資本和高端的技術人員，金融服務和高端的服務業吃掉了，美國的大部分中產階級的實際收入增長緩慢，而且伴隨着經濟繁榮和增長帶來了社會公共服務的成本大幅增加，造成中產階級的生活成本上升，生活的幸福感下降。像醫療成本，教育成本上漲超過一般中產階級的收入上漲速度。現在的美國在“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指導下陷入了結構性迷失，在GDP導向下，美國為了刺激GDP的增長違反經濟的一般規律無節制地增發貨幣，而這些貨幣大部分沒有進入生產性的領域，小部分進入消費，大部分進入金融遊戲中，形成貨幣的閉環交易。像“比特幣”這種奇葩東西，沒有任何價值基礎，但是它能消化美元，讓美元在金融交易中閉環運行，防止增發的美元衝擊實物市場造成不可控制的通貨膨脹。但是即便如此，現在美國的通貨膨脹率也是創了紀錄了。

歐洲在信息技術產業上落後了，歐洲國家對於新技術的麻木導致他們在信息技術領域毫無作為，不像曾經在航空航天技術上能夠合作創立空客公司和歐洲宇航公司，形成歐洲的技術。隨着而來的數字技術業沒有歐洲人的事了。歐洲的落後是它的組織結構的落後，學習曲線落後，歐盟在擴大規模以後，決策與行動效率嚴重弱化，歐盟是一個低效的“邦聯”組織，有規模，但是效率極其低下，每一件事情要許多屁事不懂的議員決定，互相扯皮。沒有風險投資機制，不鼓勵新技術是歐洲落後的根源。

日本是從領先到落後的典型，1980年代日本的半導體技術世界領先，然後從1990年開始陷入失去的30年，半導體產業從世界領先到潰不成軍，除了部分半導體上游技術尚能吃一點“老本”，在新技術開發上全面的無能為力。日本半導體產業的失敗是日本產業組織結構的失敗。日本人的文化特點就是封閉保守，所以發展出“船隊模式”的企業組織結構，以大財團為核心形成貫通全產業鏈，橫跨多個產業的產業集團。然後由通產省出面協調各個財團的技術發展路線形成產業核心。這個模式與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開放式的組織結構形成鮮明的對比，日本是一個封閉式的組織結構，而且受到日本政府的管制。這個封閉的組織結構完美地錯過了中國市場的發展，因為日本政府的“雁陣戰略”不允許日本企業向中國轉移技術，所以讓德國企業佔領了中國的汽車市場。日本移動通信搞自己的技術路線，結果與世界主流技術脱節，沒有市場的支持只能邊緣化。不肯與中國分享技術導致日本技術路線的邊緣化，然後就是技術落後淘汰。經過幾輪技術迭代，日本的半導體產業因為技術落後已經徹底的邊緣化了。

組織結構是決定產業成敗的決定性因素，沒有分工就不能工業化，縱是擁有豐富的資源也無法形成產業優勢。因為社會經濟發展是梯級結構，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產業領域競爭者是一羣后發國家競爭，相對技術水準和管理水準較低，拼的是成本，特別是勞動力成本。但是這個技術結構決定了它就是人均10000美元的“天花板”，不突破產業的層次就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這種情況是製造業因為技術約束停滯在第一次工業革命領域，但是社會服務成本和生產要素成本持續升高，關鍵是政府成本，醫療教育成本，房地產價格的抬升造成製造業成本上升製造業盈利能力下降走向衰落，然後導致全社會的經濟停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一個國家進入更高一級的產業結構，比如進入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產業領域，它的競爭對手就是德國，日本這樣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這個領域的競爭不僅僅是勞動力成本，更多的是技術和管理，沒有科學管理這一套組織結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產業裏就無法與先進製造業強國競爭，就無法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第二次工業革命為主的產業羣體人均GDP在4萬美元左右，現在德國，日本，英國，法國都在這一階層處於停滯狀態。

沒有學習曲線優勢，沒有開放的產業組織結構就無法在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產業與美國競爭，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產業特別是信息產業，數字產業是一個贏家通吃，先發者的生態優勢產業，後發者極難打破先發者通過技術專利和市場生態構成的護城河。不過美國對中國的科技戰幫助中國打破了美國企業的市場生態保護，這倒是有利於中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

而前工業化國家處於“貧困陷阱”的窘境之中，往往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

宏觀經濟首先是一個戰略問題，首先要解決的是國家戰略目標，資源的動員組織，路徑選擇，戰略執行力，內部外部約束等等複雜的問題。比如日本就是一個沒有完整主權的國家，它在政治和經濟上受到美國的嚴厲約束，這就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它的行動能力。中國是一個具有完整主權的國家，所以中國可以根據自己的國家利益決定自己的行動。

以日本為例解析國家戰略錯誤導致國家陷入經濟停滯。我們知道日本由國家制定了產業發展戰略，這個戰略在國際上實行所謂的“雁陣戰略”，實行對亞洲國家的梯次技術轉移。中國因為是大國，所以日本非常警惕中國的崛起，所以日本戰略中國是是在第三梯次產業轉移目標地。第一梯次是韓國，台灣，新加坡；第二梯次是所謂的亞洲“四小虎”，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等；像印尼和中國都排在後面的產業轉移目標地。日本妄想與中國在技術上拉開兩代的差距。日本根據這個“雁陣戰略”禁止日本企業對中國的技術轉移和高端產業的投資，例如1980年代，中國請求日本在汽車產業上予以合作，在中國投資建廠被日本拒絕了。

但是日本的戰略完全是一廂情願，不切實際，是一個錯誤的戰略，這個戰略讓日本完美地錯過了讓日本產業技術升級的中國機會。我們知道一個常識，軍隊打仗一定要搶佔“制高點”，因為“制高點”具有最好的通視條件，可以最好地掌握戰場的信息；有最開闊的射界，可以用最少的兵力和火力控制最大的戰場空間。市場經濟的“制高點”就是市場，而中國市場就是當今世界的經濟“制高點”。中國現在是世界最大的單一商品市場，是增長最快的市場，近10年，中國的經濟增量是全世界經濟增長的1/3，是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日本為了自己“一廂情願”的戰略放棄了中國市場，錯失了伴隨中國市場成長的戰略機遇，而韓台抓住了這個機會獲得了高端產業發展的戰略機遇。韓日的半導體技術是利用美國的技術轉移和中國市場才得以成長起來的，每年他們從中國獲得上千億美元的銷售，沒有這個市場，韓台的半導體產業無法實現投資盈利。並且，韓台從中國改革初期扭曲的生產要素價格中獲利巨大從而可以補貼國家產業升級。日本愚蠢的戰略把戰略機遇拱手送人，造成了自己半導體產業競爭對手，埋葬了自己的半導體產業。戰略的錯誤是不可能靠小聰明挽回的。中國是世界最大的單一市場，而且在許多高技術產業領域佔據世界市場的大半，比如4G，5G基站。沒有中國市場支持的技術無法成為世界標準，這在移動通信技術國際標準的爭奪中表現的淋漓盡致。1G時代是美國摩托羅拉技術統治世界，2G中國採用了歐洲GSM技術決定了歐洲技術成為世界標準和主流技術。3G時代，美國和中國不想歐洲技術控制世界，故此合作建立了3個技術標準，平衡了美國和歐洲技術。4G時代中國技術已經趕上來了，所以中國採用的技術就是國際標準，成為世界最大的設備生產商和最大的設備終端市場。5G就不用説了，中國成為5G專利最多的國家。而日本在移動通信技術上從2G開始就被邊緣化了。現在日本在所有新興技術領域都是邊緣化的存在，這就是日本愚蠢戰略的結果。日本如果與中國合作，大膽地向中國轉移技術，那麼日本藉助中國市場和技術開發能力，可以保證自己在國際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至少有一席之地。

日本第二個錯誤是“船隊模式”的組織結構，不適應第三次工業革命對於製造業產業鏈長，技術複雜，技術升級迭代快速的特點，因此在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競爭中因缺乏競爭力而失敗。半導體是一個例證，日本製造的支線客機MRJ的失敗是另一個例證。

解決宏觀經濟要從組織結構的分析入手，因為組織結構決定了技術結構和生產結構的效率，從而決定了宏觀經濟的成敗。宏觀經濟不能從GDP入手，那樣會混亂你的視野，誤導對經濟的判斷，結果落入結構性的陷阱中。

任何經濟結構形成以後都會陷入惰性，蘇聯的計劃經濟在開始的時候非常有效率，保證了蘇聯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但是很快就陷入結構惰性中，官僚體制拒絕新的經濟結構改變，通過權力壟斷造成自己的“舒適區”。比如蘇聯有世界上最強大的坦克製造業，但是小轎車卻嚴重短缺，蘇聯的體制不能把資源從消耗性的坦克轉向掙錢的小汽車，不得不從意大利進口小汽車生產線，而且還不能擴大生產滿足人民需求。假設蘇聯政府手中有足夠的小汽車和其他消費品能夠與農民交換，可能就會極大地促進蘇聯農業的發展，農民有增加農產品產量的動力從而促進蘇聯農產品的供給。

實際上現在的美國也處於經濟結構的僵化狀態，GE和波音這樣的製造業頭部企業都陷入了管理的結構性困境。這關鍵的問題就是美國的企業管理結構日益的金融化，用金融的角度管理製造業企業而不是用工程師的角度管理企業，這個結構性缺陷直接導致了波音737MAX系列飛機的工程災難。美國現在用國家力量打擊中國的頭部科技公司，這説明美國的企業已經無法直面中國企業的競爭，特別是製造業的競爭，這是美國企業管理結構性缺陷的後果，美國已經不是20世紀初的那個美國了。

所以宏觀經濟一定要關注經濟的結構性問題，不斷地引入新的供給側的新的結構，破壞存量結構企業形成壟斷的企圖。改革就是不斷地發展新的組織結構，讓新的組織結構與存量結構競爭從而形成新的更高效率的組織結構。

中國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共產黨的領導對於新的組織結構保有很高的容忍度和興趣，這導致在中國組織結構的創新比其他國家要容易的多，最新的事例就是電商和移動支付，這兩種新的商業和金融組織結構對傳統商業和金融的破壞是非常大的，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是影響到新商業模式發展的重要約束，而在中國這種約束的影響非常小，特別是金融業對於國家決策的影響遠不及歐美日。

中國現在突破了人均12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進入高收入發展階段，這就要求中國需要新的組織結構的改革從而造成對西方國家的競爭優勢，而且推動中國生產要素，特別是人力資源的持續增長和勞動收入的持續增加。否則中國很難進入人均3萬美元以上的發達國家行列。而如果中國能夠實現好的組織結構的創新，中國將再持續增長一個相當長的階段，直到成為發達國家，而且這個時間不需要太長。

中國成為發達國家的有利條件是第一完整工業體系，造成製造業的交易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從而形成競爭力優勢。第二是組織結構，學習曲線優勢和執行力優勢，這個是從紅軍時期留下來的優良傳統。第三在高技術產業領域形成了中國特色的高效組織結構，這就是在中國軍工產業中普遍使用的總體部與總師體制，這個組織結構中的總體部是產業的大腦和神經中樞，具有精幹高效的特點，這個組織結構領先於西方的高技術企業的組織結構。因為這個組織結構的優勢保證了中國在工程領域領先美國。

那麼中國當前要進入發達國家的結構性缺陷是什麼？第一就是科學管理方法沒有成為中國企業管理的一般組織結構。這個科學管理發源於美國，是以“泰勒制”著名的管理制度，日本二戰後獲得高速發展很大得力於引入這一套管理方法。這個管理方法説簡單了就是對生產的過程進行解析分析，得到影響生產質量，成本，產量的因素，找出解決方法。這裏無論是對生產過程的解析分析還是找出處理方法都大量地使用數學方法和計量技術。

我們找幾個案例説明科學管理的原理。第一個案例是蘇炳添，今年在東京奧運會上，蘇炳添在百米半決賽中取得了9秒82的成績，這是一個除了黑人之外最好的百米成績，打破了黃種人不擅長速度競技的成見。蘇炳添獲得這個成績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科學管理。他的外籍教練把蘇炳添的運動過程進行錄像，對動作進行解析分析，得出決定影響速度的動作，比如起跑的反應速度，那一隻腳前置反應速度更快。過程跑中的步頻和動作不再是跟着感覺走，而是通過影像解析分析分析得到影響速度的細節，因為推動身體的是腳的蹬力，腳在空中對運動速度是沒有幫助的，所以動作解析以後改變中途跑的動作，減少腳在空中的時間，儘快讓腳着地發力。然後就是腿的發力過程的解析分析。這種科學分析之後逐項改進蘇炳添的技術，最終達到9秒82的成績。在科學管理這個領域美國還是最好的，華為也是從IBM學習了項目管理組織才得到後來的發展的。美國的問題出在上層結構，以金融為導向的組織結構破壞了技術發展的規律。再一個FC-31飛機的主承力結構設計，通過採用拓撲結構設計，FC-31的主承力結構減重1/3，而且可以採用鋁合金材料製造，極大地降低了製造成本。這是在設計上採用新的數學方法改進技術的案例。還有一個是袁嵐峯在與另一個科大教授在對話中透露的。他們講到，德國的高端機牀在設計中採用動態數據校正方法，而國內還是採用的靜態數據校正，這兩種設計方法做出來的設備在精度上存在着天然差距，中國機牀的性能差距是在設計階段就決定了。這一類的問題似乎也存在於中國的航空發動機領域，從設計方法上就落後了而不是材料落後。

要解決中國這種高端製造落後的現狀，根本的辦法還是組織結構改革，學習航空航天的總體部、總師制的組織結構，建立機牀產業的總體部，包括若干個研究室，追蹤最先進的設計手段和方法，先進材料有組織地引入中國的機牀製造業，解決機牀技術上的缺陷。

中國的第二個缺陷是生產要素價格的扭曲。受到港台韓企業的影響，中國產業發展過度重視資本的價值，輕視人力資源的價值，而高端製造業最重要的資源是知識資本，特別是高端科學技術人才。我們現在的生產要素價格是扭曲的，土地之類的資產價格畸高，勞動力價格畸低，特別是高端人才的收入低，影響到高端製造業對高端人才的吸引力。現在中國的國家戰略是“雙循環”，建立以國內循環為主，外部循環為輔的新宏觀經濟結構，要建立國內大循環經濟就必須擴大國內市場，提高消費佔GDP的比例；要擴大國內市場就必須增加勞動者收入，提高工資收入在初次分配的比例。要實現此目標就要改變生產剩餘的分配方式，增加勞動收入的比例，增加資本收入，降低地租成本，鼓勵資本收入的技術投入，限制資本的消費性分配。

中國的第三個缺陷是農村的自然經濟結構限制了農村農業的發展，限制了農民收入的增長。未來必須重建農村的集體經濟組織，留住農村的資源建設新農村。在過去農村工業化成功經驗基礎上再發展農村的新產業結構和探索農村城市化的新路徑。温鐵軍教授訪問了南街村，他們建設的新的城市化路徑非常有意義。現在中國有320座10萬人以上的新城鎮，這些自下而上建設起來的新城市代表着城市化新的道路，具有世界意義。中國應該賦予這些新城市城市的權力，把這些新城市的成功經驗總結推廣，加以理論化作為中國特色道路的成功實踐和理論總結。

重建新農村集體經濟結構還是得依靠農村黨組織的建設，靠外來幹部扶貧可以，持續發展不可行。未來的新農村集體經濟不需要強制，而是採用先進村兼併後進村的方法，因為優秀幹部畢竟是少數人，讓先進村兼併後進村可以降低農村集體化的經濟和政治成本。

最好總結一下我對宏觀經濟的幾點認識。

第一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都是現代經濟的組織結構。

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各有利弊。計劃經濟是一種有效的經濟組織結構，它的有效性經過歷史實踐的檢驗。

計劃經濟在從自然經濟形態到近代化現代化經濟形態轉型中是非常有效的，而市場經濟往往是無效的。中國，越南，古巴等等社會主義國家都比較順利地完成了從自然經濟結構通過計劃經濟完成經濟結構的轉型。日本在二戰結束之後也是通過國家主導的經濟計劃完成了從落後的資本主義到發達國家的追趕。韓國同樣是採取國家資本主義實現經濟騰飛。

前面我給出了宏觀經濟的結構，是先有一個組織結構和技術結構而後發生經濟線性增長的發展，而創建新組織結構和技術結構市場效率不如計劃經濟，新組織結構的創建基本上或者主要是政府行為。

往往在一個經濟產業結構在發展到邊緣市場會發生失效現象。像西方在18世紀週期性的經濟危機就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結構邊緣，市場失效導致週期性的經濟危機。西方國家是通過殖民擴張增加殖民地擴大市場的外延來解決經濟危機。這種殖民擴張導致資本主義的世界大戰，這一點馬克思和列寧都準確地預見到了。然後是第二次工業革命從創造了新的市場結構，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大繁榮，但是隨着經濟發展到結構的邊緣又出現了1930年代的經濟大危機，然後是全球經濟大蕭條。這個時候，蘇聯因為採用計劃經濟和與資本主義經濟的隔絕造成了經濟高速發展。美國通過“羅斯福新政”政府幹預經濟止住經濟危機的發展。德國在希特勒的領導下也是通過國家干預，實行國家資本主義走出經濟危機。不過德國走上了軍國主義擴張的道路最終發展成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戰後資本主義的各國都採取了國家干預與市場相結合的混合經濟體制。

市場經濟的優勢在一個經濟產業結構內處於線性發展的時候，市場動員資源的能力顯著高於政府，市場優勢在於“平面規模擴張”。蘇聯式計劃經濟的缺陷在於政府靠權力配置經濟，這種模式第一是生產要素缺乏價格機制，價格是人為制定的，不能反映要素的稀缺和成本，價格的扭曲造成生產資源配置低效。第二個問題就是計劃經濟初衷很好，想資源配置最好，效率最高，防止重複投資。但是生產效率是通過競爭實現的，競爭實現優勝劣敗從而通過淘汰機制將更效率更高的企業保留下來形成效率的進步，所以重複建設是實現競爭不可避免的因素。計劃經濟避免重複建設也就終結了競爭。

市場經濟同樣有壟斷問題，企業獲取超額利潤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獲得市場壟斷地位，現在美國頭部企業都是市場壟斷性企業，而且這些企業一旦喪失市場壟斷地位則資本立即選擇退出。所以新的計劃經濟或者説體制設計的核心是組織結構供給和技術結構供給，不斷地向經濟供給新的組織結構和技術結構，讓經濟充滿活力。計劃經濟不應該過多關注資源配置，這個工作市場可以完成的很好，只有在市場發生扭曲的時候，政府要出面通過市場和政策工具進行調整，比如中國房地產市場。

公有制企業與私有制企業，公有制企業從理論上比私有制企業更有效率，因為公有制企業從理論上存在着外部權力約束和內部權力約束，而私有制企業只有外部權力約束，不存在內部權力約束。蘇聯式的公有制在權力約束上存在結構性缺陷，這種缺陷導致企業經營缺乏競爭力。新型的公有制企業結構需要建立新的內部約束機制和外部約束機制，並且把這種機制法制化。這種約束就是“三結合”，內部權力包括經營者，技術人員和工人的“三結合”。從內部約束解決“內部人”“監守自盜”控制的問題。解決企業發展路徑導向問題。外部約束也是“三結合”，企業董事會，上級資產管理單位和國家代表。要解決公有制單位的權力部門化和官僚化的問題。公有制企業的上級管理應該是一條線，不能多頭管理，這樣造成權力結構的矛盾，讓企業無所適從。

國家的經濟計劃管理首先是戰略管理，戰略管理需要前瞻性，而前瞻來源於對經濟規律的認識，組織結構和技術結構分析是認識經濟規律的一種有效方法。經濟前瞻要發現經濟結構性矛盾和結構性轉型，比如當前就存在着經濟結構性轉型的問題。AI技術的發展將淘汰大量地白領崗位，比如金融，律師，會計師等經驗性工作將大量地消失，AI在這些領域比人更高效。技術與人的矛盾日益激烈。“民粹主義”勃興就是這種矛盾的具體表現，國家如果不能從制度設計上，制度供給上解決技術與人的矛盾就只能在民粹主義驅動下走上錯誤的道路，或者通過對外轉移矛盾造成戰爭危險，或者“閉關鎖國”走上技術倒退的道路。現在全球供應鏈的重組就是後一種路徑選擇。然後另一個結構性問題就是碳約束，在全球減碳減温室氣體的趨勢下，企業如何發展？經濟如何轉型？需要計算各個產業和企業的碳排放，制定技術方案實現在給定碳排放權的條件下的發展方向。這種問題如果沒有預案的情況下企業經營很有可能因為碳排放陷入困境。這需要國家預為籌謀，免得臨時拉閘限電，造成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