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雞蛋”、堅硬的陪讀到“目中有人”的教育_風聞

壹   尷尬的“人雞蛋”

“快點吃，吃了我們好滾蛋？”

“媽媽，你是雞蛋嗎?怎麼滾啊？”

“哥哥嫌你吵？要我們早點回家去，你快點吃！”

“我們是“人蛋”，像雞蛋一樣滾嗎？我們家有“人雞蛋”嘍！”小傢伙越發興奮起來，開始在地上爬，做出要滾的樣子。

現代社會，生活節奏越來越快，身為兩個孩子的父親，每天晚上都要跨區去出租屋陪高三的老大，每月有兩個週末需要參加所在區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而老二就很難有時間照看。週末妻子偶爾把小傢伙帶到陪讀房，老大被吵得昏頭昏腦頗為不滿，於是小傢伙歡樂地變成了被趕的“人雞蛋”，要是二胎生育政策早開放幾年，也許我們這些年近半百的“老父老母”不會這麼尷尬。

在老年教育研究領域耕耘十年，剛接觸這個領域其實就感受到了中國老齡化的速度，在研究一些課題的過程中，也從不少老年人那裏瞭解到，太多的家庭中年輕人不願意走入婚姻，走入婚姻的不少不願意生養孩子，願意養二胎的年輕夫妻佔比極低。

另外在第七次人口普查前若干年，基礎教育行業內考察每年的幼兒園入園數、中高考人數，嬰幼兒、青少年數量快速下滑的趨勢是很容易看出來。可是我們國家某些位高權重的專家，不知道是不是聰明過了頭，也不知道是依據的什麼數據模型，竟然預測放開生育二胎後，最高峯的年份出生人口可能為4495萬人。

而近日《中國統計年鑑2021》中披露，**2020年全國人口出生率為8.52‰，首次跌破10‰，而同期人口自然增長率僅為1.45‰。另外民政部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國結婚對數為588.6萬對，比2019年同期減少了124.5萬對，降幅達17.5%。**我們的專家若干年前的預測被打臉的程度堪稱世界之最，但看不到任何對這些人的處理，也看不到對專家選拔任用機制的反思，這些人口專家對社會的影響還沒有到惡果全面呈現的階段，暫時看得不夠清晰，而我們這代人的養老受影響可謂勢在必然，不知道若干年後歷史將如何評價那些曾做出奇葩預測的人物。

貳 “堅硬”的陪讀

夜裏第一次起來的時候，桌面上的鬧鐘顯示2：16分，正房裏的孩子把被子的下半截掀開了，肥壯的小腿冰冰涼涼的；夜裏第二次起來的時候，時間顯示5：08分，孩子的手臂都露在外面，輕輕拉被子、拽胳膊才把人塞進被子……

每年的春秋兩季，正是晚上睡覺最容易着涼的時候，而冬天如果夜裏温度超過12—16度，孩子睡覺就特別容易打被子，在上高中的頭一年半里，孩子在學校住讀，反覆感冒幾次鼻子出現了比較嚴重的鼻炎。

染上鼻炎後孩子學習效率直線降低，作為家長中醫治療儀、曲安奈德噴劑、海水洗鼻器輪番使用，同時輔以各種食療，效果都不明顯，剩下的唯一辦法就是趕快租房陪讀。在與鼻炎做鬥爭的8個月中，春秋季是最難的季節，而越是“堅硬”的陪讀夜晚，孩子第二天鼻子的好轉都有可見可感的微末變化。

26年以前在鄉鎮中學當老師，那時候年輕，對城市裏家長陪讀是很不理解的，還寫過不少關於教育改革的宏觀篇章，抨擊教育生態並提出一些新鋭的改革措施。如今看來很多觀點缺乏深入廣泛的調研和實際經驗支撐，目標很宏大但缺乏實現路徑，有種傻得冒泡的執着味道。

如果城市裏也像有些地方縣、市高中一樣，教師還住在學校裏或者教師小區就在學校附近，那麼住讀生是可以管理好的，但晚上睡覺好動的孩子可能還是難以度過那些晝夜温差大的季節。

叁“目中有人”的教育

這些年來見識過太多的教育創新，伴隨心理學理論的革新和教育理論名詞的轉換，教育名人、名師、專家出了一茬又一茬，只是所有此類創新都是斷頭劇，時間上活過十年的不多，地域上能夠在國外誠心實意得到承認的一個都沒有，偶有被頒發國際稱號的大多數都是人家“西夷”忽悠國人掏荷包的工具。

教育最顯著問題就是急功近利。譬如撫養孩子，有孩子上幼兒園的都知道，太多孩子一上幼兒園就隔三差五開始生病，幾十年了所有的教育改革和所謂教育局、名師都對這個問題置若罔聞，也沒有人思考過怎麼從師生比、運動時間與休息時間合理搭配、配備必要的盥洗室與更衣室、編輯傳播健康育兒知識等諸多方面進行綜合改革，降低生病率形成合理的營養衡量體系促進孩子健康成長。

但在組織活動上電視、做宣傳等贏取掌聲一片的高大上問題上，幾乎所有的家長、教師和教育管理者、媒體都是熱情似火的專家，虛榮、膚淺、急迫……作為家長、教師，孩子從幼兒園一路到高中，都是這麼走過來的，太多時候都是名利、完成任務排在真誠、善良、獨立自主之前，強調身體健康都是口號大於行動，要麼就是一哄而上跑操等冰冷的硬措施沒有暖心的軟配套，不知道我們的教育還會如此走多少年。

教育創新深層的問題則是思想的怠惰。大多數的教育創新，目標沒有不遠大的，過程沒有不成功的，成果沒有不豐碩的，結局沒有經得住真查實驗的，成就幾個名人後就是一地雞毛與垃圾。若干年前魯迅先生有句話有些極端：“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其實閲讀英文名著或者質量高的翻譯的科學文獻多一些，可能沒有人不佩服魯迅的大逆不道。除了一些理工科的書籍、論文這些年很有些進步，社科類有價值的書真是不多。

在國內，往往一些權威佔住了位置，就會形成隊伍成員偏向和路徑依賴，環境和發展階段變化後，先發優勢就會變成守舊劣勢，後來的人既難上又難改，典型的譬如人口問題上的路徑轉變。另外還有我們的高考理論和高考改革，到現在都在國外的教育分類目標體系和早期翻譯過來的知識框架裏打轉，有些地方還被改得不倫不類。幾番折騰嚴重降低了STEM課程的重要性，還打亂了既有人才培養體系，不知道重大措施出台前經過了多少深入廣泛的調研，是不是經行了嚴格論證，是否遵循教育、心理規律，反正很多時候教育問題就是“眼中無人”折騰得熱鬧的糊塗賬。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而教育的根是文化，中國文化的特質很容易高蹈而不接地氣，守舊求同固化權威而厭惡求異競爭激化活力。前不久原國家科委體制改革司副司長張景安在本區做了一個演講，談到前些年自己帶隊去硅谷交流，結果因為隊伍中都是些年紀大的人間美國人根本沒興趣接待，在美國人眼裏創新是年輕人特別是28歲以前年輕人的事。雖然美國人的看法有些走極端，但美國很長時間以來確實是世界大多數科技領域的領頭人。

（此為張景安副司長演講內容之一）

另外從歷史大勢看，文化導向一直關乎國運，歷史上兩晉、宋、明、清都深受文化之害，其中尤以兩晉為甚。東晉穆帝昇平五年（公元361年），東晉的徐州、兗州刺史範汪的兒子範寧曾經同王羲之一樣，甚為厭惡當時崇尚玄學、好清談的風氣，而範寧性格更為質直，他認為名人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範寧的議論有失偏頗其實還是很有些道理：

範汪子寧，好儒學，性質直，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為貶之太過。寧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沈仁義，遊辭浮説，波盪後生，使搢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眾之罪大也。”

    中國自古及今，對於失敗的歸因多喜歡歸到弱者和下層，很少有追究文化名人的“迷眾之罪”的時候，那些害俗滅國的名人確實流毒甚於桀、紂，看看中國那些曾經崇洋媚外心理畸形的教科書就是證明，建國時期清新剛健的風氣所存無幾。這些“精神毒人”有多少是自作聰明又有多少是被綠紙壞了良心呢？大概只有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