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無神論史》連載53——張載、朱熹等認為有些事不必占卜_風聞

**編者按：**為宣傳科學無神論，從9月10日起，我們將連載李申的專著《中國無神論史》。李申，1946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縣人。1969年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原子物理系；1986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獲哲學博士學位；2000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儒教研究室主任。2002年轉任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現任中國無神論學會顧問、國際儒學聯合會顧問、中國反邪教協會副會長。

第十一章 宋元時代的無神論思想

四、張載、朱熹等認為有些事不必占卜

儒者原則上都不反對占卜，因為《周易》本身就是一部占卜書。占卜的事載於儒經，也是人們預測前途命運的重要手段。但是人們逐漸認識到占卜的不可相信，從而對占卜的適用範圍不斷提出質疑。

首先不贊成用《周易》進行占卜的，是荀子。他説過“善為易者不佔。”（《荀子·大略篇》）從漢代開始，《周易》占卜術逐漸退出國家的政治舞台，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日益衰微。宋代，儒者們對於《周易》占卜術進一步表明了輕視的態度。

張載《正蒙·樂器篇》解釋《尚書·大禹謨》的“卜不習吉”説，這説的是占卜的官員在占卜以前，要先問一問，有沒有什麼疑問。有疑問就占卜，沒有疑問，就不用占卜。如果自己辦事沒有疑問，大家也都贊成，那麼，鬼神也必然會聽人的，龜卜和易佔也都會順從人的意志，這就不用占卜。如果還要占卜，還要再重複（習）地找一個吉利的結果，就是對鬼神的褻瀆。

依照張載的意見，也就是説，如果人能夠決定的事務，就不必進行占卜。這是張載對於占卜的主張之一。

主張之二，是説占卜的對象，應該是民眾。要知天道如何，到民眾那裏占卜就是了。因為民眾所高興的，上天也必然是喜歡的；民眾所討厭的，上天也必然是討厭的。這是因為人心是最公正的，也是最大量的。民眾雖然愚昧無知，只是在事關他個人利益的問題上，往往看不清楚。假如事情與他的利害沒有關係，就一定是公正和明察的。因此，大多數人所傾向的，必定是有理的。有理，就是天道。所以，要知道天意是什麼樣子，考察民眾的好惡就可以了。

可以看出，張載認為不必占卜的事項，也是從孔子以來、經由荀子所主張的不必占卜的事項。他的考察民意能知天意，和歐陽修的意見也完全相同。按照張載的意見，占卜術就被壓縮到一個很小的領域。

南宋時期，朱熹繼續張載對於占卜的意見，企圖把占卜術儘量轉化為道德教化的手段。

《朱子語類》卷三四，討論《論語》中孔子學易的問題。朱熹説，《周易》是占卜吉凶的。不過《周易》中很多地方都講“利貞”“貞吉”“利永貞”等等，這都是教人要堅守正道。因此，用《周易》占卜，佔到某一卦、某一爻，要先問問自己按《周易》講的道理做了沒有。比如佔到坤卦“直方大，不習，無不利”。那就要問問自己，是否能直、能方、能大，如果能夠做到，才能“不習無不利”。其他各爻，也都是如此。

《朱子語類》卷66，朱熹説，古人淳樸，許多事想不周到，所以要常常占卜。佔到乾卦，元亨就是大通，利貞就是要有利就得走正道，於是古人就堅守正道。不像後人，人心機巧，什麼事都能想得周到，大多用不着占卜。假如突然有一件想不周到的，這才占卜。聖人恐怕人們僅僅注意結果是吉是兇，所以才講了許多道理，要人們佔到卦爻時，要按道理去做事。

朱熹也討論了“卜不習吉”。他説，我的意志已經決定了，徵求大家的意見，也都一致。在這種情況下，鬼神必定會依照我的意志，卜筮也一定是順從的。習，就是重複的意思。我已經知道該怎麼做了，如果還要占卜，那就是重複了。

朱熹説，《周易》這部書中，聖人是藉着占卜來講述行事的道理。比如需卦， “需於泥，致寇至”，本來是不好的卦爻。但《象傳》卻説“自我致寇，敬慎不敗”。這就是説，卦爻雖然不好，但是占卜者如果能夠敬畏、慎重並且注意防範，就不至於失敗。這是聖人就占卜的結果，發明教誨人的道理。

朱熹繼續説，《周易》説得很明白，你有這樣的德行，占卜的結果才能這樣。比如春秋時期魯國的南蒯要叛亂，佔到坤卦的“黃裳元吉”，自認為一定成功。有人告訴他，你有“黃裳”那個德行才能元吉；沒有，就不會元吉，而是兇。這就是説，假如你沒有那個德行，佔到這個卦爻，那話就是反説。

朱熹得出結論説，《周易》中只説行善才能吉利，沒有一句説作惡也會吉利的。你行的是忠信仁義之事，佔到某一卦某一爻就是會吉利。《周易》從來沒有説過不忠不信不仁不義也會吉利。

也就是説，佔到這一卦這一爻吉利還是兇險，不是説卦爻能夠吉利或者兇險，而是要占卜者反省自己的德行應該是吉還是應該是兇。比如《恆》卦九三爻：“不恆其德，或承之羞。”不論是男是女，是老是少，無論誰佔到這個卦，都要用自己的德行，來決定是吉是兇。又如卦辭“恆亨，無咎”，一定是占卜者自己能持久地堅持正道，才能無咎。九三的“不恆其德”，不是説九三爻不恆其德，而是指佔到這一爻的人，雖然行的是正道，但有許多不足。如果能持久地堅持正道，就不會有羞恥和困難。

在這些地方，朱熹都反反覆覆地告誡他的學生，決定吉凶的，都只有自己的德行。假如德行不好，即使佔到吉卦吉爻，也不會吉利；假如德行好，那也就用不着占卜。

此外還有兩種情形，在朱熹看來，也不用占卜，或者占卜也沒用。一種是按道理該做的事，比如見義勇為，捨生取義的事。這時候，就是有兇險，也要奮不顧身去做。另一種是幹了壞事，比如殺人放火，或者貪贓枉法，或者搞邪門歪道，這些也不必占卜。因為神不會幫助這種人。

在古代社會，要讓人們完全不去占卜是不可能的。即使到了所謂科學文明發達的二十一世紀，仍然有許多人會用占卜來預測自己的前途命運。如果能夠耐心地聽一聽張載和朱熹的這些言論，就應當明白，自己的前途，就掌握在自己手裏。前途的吉凶，反省自己的德行就可以明白，因而是用不着占卜的，或者説，占卜了也沒有用。好人佔到兇卦，也會化吉；壞人佔到吉卦，也可能是反説。那麼，還有必要去占卜嗎？或者説，占卜的結果又有什麼用呢！

張載、朱熹在占卜問題上的態度，可説是古代思想家中最為清醒、最為明智的態度，值得今天那些仍然痴迷於占卜術的人們認真思忖。

五、宋代儒者禁淫祀

宋代國家和儒者繼續反對淫祀。

宋英宗治平三年夏四月，曾經下詔，要求有關部門檢查自己職責範圍以內的“左道淫祀及賊殺善良不奉令者”，嚴肅處理：“罪毋赦”（《宋史·英宗本紀》）

當時的情況，各地淫祀現象還很嚴重。據《宋史·地理志》載，陝西路，“其人勁悍。上洛多淫祀。申以科禁，故其俗稍變。”也就是説，由於貫徹了國家的法令，這樣的風俗稍有改變。其次是“荊湖南北路”，“北路農作稍惰，多曠土。俗薄而質。歸峽信巫鬼，重淫祀，故嘗下令禁之。”有個叫郭贄的，宋太宗時做荊南府知府，“俗尚淫祀”。他上任時，碰到久旱不雨。當地民眾“盛陳禱雨之具”。他到任後，命令全部撤去，投入江中。沒過幾天，天下了大雨：“不數日，大雨 ”（《宋史·郭贄傳》）。

祈雨這件事，是古代傳統，也是獨尊儒術國家的一項大事。傳説商湯曾經背綁雙手，跪在桑林中祈雨。春秋時代，各國似乎都建有專為祈雨的祭壇。漢代，董仲舒創造了“土龍祈雨法”，即造一條土龍，希望以地上的陰氣和天上的陰氣發生感應，降下雨來。宋代國家，也新創一種“蜥蜴求雨法”：“捕蜥蜴數十納甕中，漬之以雜木葉。擇童男十三歲下十歲上者二十八人，分兩番。衣青衣，以青飾面及手足。人持柳枝，沾水散灑，晝夜環繞。誦呪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雨令滂沱，令汝歸去。’雨足放之。”（《宋史·禮志》）有一次大旱，百法無效，命令各地官員，拜求所有的神廟，包括不在祀典的佛寺道觀，還有張儀、吳起、單雄信等廟。因此，郭贄敢於撤掉祈雨的祭器、祭品，實在是非常勇敢的無神論行為。

最南的“廣南東西路”。“大率民婚嫁喪葬衣服，多不合禮。尚淫祀，殺人祭鬼。山林翳密多瘴毒。……人病不呼醫服藥。”（《宋史·地理志》）宋太宗時期，範質做該路邕州知府，下令禁止淫祀。並且用自己的官俸買醫藥送給病者，因此而痊癒的數以千計。百姓受到感化，淫祀和不重醫藥的風俗有所改善。

李惟清大約和範質同時。四川民眾也是“尚淫祀，病不療治，聽於巫覡”。李惟清到該地做官，“擒大巫，笞之”。民眾認為他一定會遭災禍。幾天後，他又抓來大巫拷打。民眾看他沒有遭到神的懲罰，逐漸改變了態度。“然後教以醫藥，稍變風俗”（《宋史·李惟清傳》）在破除淫祀的案例中，這是一個獨特的做法。

不久，有個叫王嗣宗的，做邠州地方官。城東有靈應公廟，廟旁有個狐狸洞，住有許多狐狸。巫婆神漢説狐狸可以為人禍福，許多百姓相信。逢水旱災害，百姓常常到廟中祈禱。當地人還避諱“狐”字。以前地方官到任，都先要拜見靈應公，也就是狐狸神，然後才正式辦公。王嗣宗到任，搗毀廟宇，用煙火燻出狐狸幾十條，全部殺掉。從此當地再不崇拜什麼靈應公。

南宋時，著名儒者張栻作桂林主官，拆毀淫祠。有一天，他和學生們一起外出，發現城牆邊有一個土地廟，他説，這個祠，最不合禮制。況且已經有城隍廟在，用不着什麼土地神。命令學生們拆毀。有學生問，既然有了社神祭壇，是不是連城隍也不需要。張栻説，是的，城隍神也是多餘。只是因為載在國家祀典，不好拆除。

從張栻和學生的對話中可以得知，南宋時，城隍神已經列入國家祀典，成為國家正式祭祀的神祇。

接着，張栻和學生們還討論了給嶽神塑像問題。張栻認為，各州縣所祭的神祇，只有社稷神是最正統、正當的。祭祀嶽神，也就是五嶽之神，應當在山下築壇。可是現在不僅建了廟宇，還塑成人像，甚至還再配一個夫人。張栻認為，這都是對神的褻瀆。

南宋末年，朱熹最年輕的弟子陳淳，和張栻一樣，反對給嶽神塑像，也反對把嶽神封為“帝”。他反對一切淫祀，包括佛教、道教的神祇，他認為都是淫祀。

大約比陳淳更晚，儒者黃震做廣德軍通判，當地有個祠山廟，每年江淮一帶民眾祭拜的，有數十萬人。祭品都用牛。每當祭祀的時候，當地的“惡少”手持兵器，歌舞迎神。他們之間常常為爭權奪利而大打出手，違犯法令。

當地還有一種風俗，就是自己戴上枷鎖，自己拷打自己，以祈求福祥。黃震問其中一個當兵的，要他自己説説自己有什麼罪。這個當兵的説，沒有罪。黃震説，你的罪大，不敢對別人説，只好對神説。於是把他拷打以後，公開示眾。

又當地有所謂“埋藏會”。殺一頭牛，加上祭祀的禮器數百個，埋在坑中。外面用牛皮封好。第二天去看，什麼都沒有了。

黃震認為，埋藏會是當地人作妖，殺牛祭祀違犯法令。因為牛是農業生產的動力，殺牛嚴重影響了當地生產的發展。宋代國家有法令，禁止殺牛祭神。黃震向上級報告，禁止了這些行為。

此外查禁淫祀的還有范仲淹等儒者，多是勸告民眾不要信巫醫，要信醫生。有個叫劉章的，作禮部侍郎時，建議在撰修唐代以來的歷史書中，刪去佛教和道教的“符瑞志”。認為這些內容，不符合孔子作《春秋》的筆法。

宋代國家和儒者，和他們的前輩一樣，在認真地維護着信仰的純潔，抵制和禁絕那些更為低級粗陋的迷信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