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主任：中國是如何成為全球唯一“動態清零”的國家？_風聞

　　“如果各國都能像中國這樣，人類還有機會消滅新冠病毒。但機會不多了，困難越來越大。”

　　撰文 | 燕小六

　　12月2日，《英國醫學雜誌》上線“中國專輯”：China’s response to Covid-19（中國抗擊新冠疫情的策略與經驗）。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主任高福攜團隊合著文章，在專輯收錄的10篇分析文中，打了頭陣（點擊文末“閲讀原文”查看）。

　　“醫學界”獨家連線高福主任，獲悉該文分析、介紹在疫苗問世前，中國如何通過“快速圍堵和持續遏制”策略，長期將新冠疫情控制在“動態清零”。

　　“直到今天，中國仍能通過這一策略達成‘清零’目標。如果各國都能像中國這樣，人類還有機會消滅新冠病毒。但機會不多了，困難越來越大。”高福主任告訴“醫學界”。

　　“快速圍堵和持續遏制”，比“緩疫”成本低

　　“圍堵”不是個新名詞。它最初於2005年、由世界衞生組織（WHO）提出。高福主任等人的文章指出，“圍堵策略”的核心是一系列非藥物干預措施，包括病例的主動發現和隔離治療、密切接觸者的追蹤和隔離、旅行限制。還有其他減少病毒傳播的措施，如居家令、取消大型集會、停課，以及戴口罩、洗手等加強個人衞生防護等措施。

　　在疫情大流行的最初階段，中國、澳大利亞、新加坡、日本、韓國等採取“圍堵策略”，成功遏制新冠病毒在本土傳播。這表明，在疫情暴發早期階段，僅使用非藥物干預措施就能阻斷具有大流行潛力的新發病原體的傳播。

　　漸漸地，其他國家轉向“緩疫”，即在疫情趨緩、得到控制的情況下，放鬆防疫措施。這樣做，病毒不會消失。

　　只有中國，在首次實現本土病毒傳播阻斷後，仍然長期堅持“動態清零”。基於此，中國抗疫形成獨特的“快速圍堵和持續遏制”經驗。

　　文章顯示，與“緩疫”策略相比，“中國經驗”的健康成本更低。至今，中國報告新冠死亡人數不足5000例，絕大多數發生在疫情暴發之初的3個月。而根據WHO數據，截至2021年11月30日，全球累計報告新冠死亡520萬例。

　　“中國經驗”還有助於大流行期間社會經濟活動的快速復甦和正常運行。新華社2021年3月報道，2020年，中國經濟一季度下滑6.8%，二季度由負轉正增長3.2%，三季度增長4.9%，四季度增長6.5%，走出一條漂亮的V形曲線。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報告顯示，2020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總額大幅下滑。但中國FDI逆勢增長，成為全球最大外資流入國。

　　同時，“中國經驗”對於社會穩定意義重大。一項針對有新冠大流行的19國調查顯示，中國、韓國民眾對本國抗疫措施的評價最高。

　　“中國經驗”難學？或因缺失“三大基石”

　　2020年3月4日，WHO助理總幹事、訪華專家組組長布魯斯·艾爾沃德接受《紐約時報》專訪，就提出中國遏制疫情的經驗值得借鑑效仿。之後，WHO在不同場合反覆推介“中國經驗”。

　　“中國網”評論員文章指出，有些“作業”可以抄，有些經驗無法複製。那些不能複製的“中國經驗”，取決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制度基因、集體記憶和現實國情。

　　“中國抗疫做得好，關鍵在於‘3大基石’。第一，以科學為基礎。第二，民眾理解、全民參與。第三，強有力的行政決策。這不是每個國家都可以效仿的。”高福主任表示，傳染病有三大要素，傳染源、傳播途徑和易感人羣。就科學基礎看，很多國家都搞明白新冠病毒是怎麼回事，知曉抗疫的核心三板斧是檢測、跟蹤、隔離。但在第二步“民眾理解、全民參與”方面，奉行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西方社會存在阻力。

　　2020年3月27日，高福主任接受《科學》雜誌採訪，講述戴口罩對防疫的重要性。同期，許多國家出台防疫要求，呼籲或強制民眾戴口罩。這在當地引起負面輿論。

　　當地時間2020年8月1日，英國大批示威者聚集在倫敦海德公園，舉着抗議標語向着唐寧街走去。在示威遊行前一天，英國政府剛剛頒佈強制性戴口罩的指導方針。

　　“強有力的行政決策”也是西方國家的一道坎兒。

　　當下，中國仍採取積極的病例發現和管理政策，並基於風險評估，對中高風險地區，精準地採取旅行限制、大規模PCR篩查等措施。另一方面，中國形成公安、工信、公衞密切配合、聯合流調的“三公（工）”機制，積極開展入境人員新冠篩查和集中隔離檢疫措施，建立基於PCR檢測的高度敏感的監測系統，對口岸人員、醫務人員等重點人羣常規開展篩查。採用手機定位等技術手段，開展流行病學調查和密接追蹤，建立敏感的監測系統，並通過網格化的社區管理方式落實防疫。

　　“這是中國特有的羣防羣控機制，是深入骨髓的。我有時跟大家開玩笑，海淀大媽、朝陽羣眾就是紮根於基層的監督管理。”高福主任説。

　　雖然是羣防羣控、聯防聯控，但中國的防疫協調只有一個指揮棒。以健康碼為例，全國各地有自己的健康碼，國家還有統一的行程碼。“我們協調得很好。Coordinator is the key。”高福主任介紹自己在河北石家莊參與防疫時，當地有國家CDC、省CDC等多支隊伍。大家集中到一起，由省級政府統一指揮、協調，堅持傳染病防控的指揮棒要屬地化管理。“大家持有合作的態度、及時交流信息，也有競爭的態勢，需要一些比試。”

　　而在西方國家，高度分權制衡的制度設計決定聯邦政府無法快速、全面調動全國資源，黨派政治等因素又讓決策過程過度耗時。

　　“抗疫應該是互相學習的過程。”最新變異株奧密克戎被通報後，高福主任稱有些國家的應對方式值得借鑑。如針對一些傳播風險較高的地區，航班該熔斷也要熔斷。和重點地區交流較多的口岸，應加強防控。

　　他強調，傳染病無國界。接下來，我國應從理論上歸納、總結經驗，提出一些過去沒有的概念。這些將來是要寫入教科書的。

　　疫情防控進入“第三階段”，****“中國經驗”還在升級

　　當前，全球仍處於疫情大流行狀態，多國放鬆管控的“緩疫”策略，給我國外防輸入帶來挑戰。為高效處置散發病例和聚集性疫情，以最小社會成本獲得最大防控成效，我國不斷完善防控措施。

　　高福主任指出，中國抗疫經歷了3個階段。

　　**第一階段重在“圍堵”。**彼時，我國提出“四早”，即“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取得湖北保衞戰、武漢保衞戰等勝利，實現全國範圍“清零”。此後，中國內地的新冠感染都源於輸入性病例傳入。

　　**第二階****段是以局部圍堵+遏制為主要手段，由應急狀態轉入常態化防控。**這個過程就像“打地鼠”，什麼地方發生疫情，就圍堵、遏制一處。

　　目前，我們正處於第三階段，即全鏈條精準防控的“動態清零”階段。

　　上海是“精準防控”的典範。新冠疫情發生至今，上海是接收境外入境航班最多的城市，浦東機場承擔着全國近1/3的出入境航班客流。當地幾乎每天都有新增境外輸入病例。通過“全鏈條精準防控”，上海封控區域範圍小、取消快，對大部分民眾幾乎沒有影響。且基本都在1個最長潛伏期，即14天左右控制住疫情。

　　高福主任分析，“上海經驗”的關鍵就是“早”，可以歸納為“早發現、早隔離、早追蹤、早限行”。這或取代最初的“四早”，成為“精準防控”的核心。尤其是流調隊伍早介入。此前南京、揚州等地疫情是傳播三四代後才被發現。而在上海的幾次散發疫情中，多是一到兩代病人就封控了。

　　今年9月中旬，國務院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在上海舉辦全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經驗研討會。會上提出要“全面提升疫情防控科學精準水平”，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學習借鑑上海等地經驗。

　　高福主任坦言，我國其他地區較難完全照搬“上海經驗”。這涉及到經濟社會的發展程度和民眾科學素養等，以及管理層認知。

　　為解決學習上海過程中的各種不均衡，國家衞健委以“上海經驗”為基礎，組建國家流調隊伍。當部分地區需要幫助的時候，我們就以國家隊的名義，把人送過去。這相當於直接把“上海經驗”送到當地。

　　各地散發疫情的基礎環境不同，也使其不能照抄上海。高福主任稱：“新冠病毒特別狡猾，變異出各種形式，也越來越不好對付。病毒學會在冷庫等低温環境下休眠，遇到合適時機就會醒過來、感染民眾。那在部分地區，新冠病毒的傳播途徑就不僅是依託航空公司的境外輸入。而依據此形成的抗疫經驗，和上海情況不一樣。”

　　高福主任認為，如果我國持續出現輸入性病例、致病毒在中國大陸難以清除，衞生經濟學專業人士要算一筆賬，以學術態度、評估“動態清零”的社會代價，以期動態調整防疫策略。

　　“回到根上，要好好發展經濟。經濟社會發展好了，其他方面自然也都跟上了。這是特別宏觀的。”

　　全球公衞存在共同短板

　　從公共衞生的角度，高福主任有底氣地説，持續“動態清零”是沒有問題的，因為中國存在一支強有力的公共衞生隊伍，疾病預防控制體系承擔了其中的核心專業職能。

　　我國疾控體系由國家級、省級、設區的市級和縣級四級機構組成。“中國抗瘧成功，靠的就是基層‘全民愛國衞生運動’，核心就是把科學普及到基層，把有專業技能的‘疾控人’放到基層。這就是中國公共衞生走在世界前列的底氣。”高福主任表示。

　　高福主任認為，“疾控人”首先是疫情防控決勝千里的參謀員，典型的技術支撐參謀。其次是偵查員，把流行病學調查做到實處。此外，他們也是務實肯幹的勤務員、專注細節的技術員、一錘定音的技術員、廣而告之的宣傳員。

　　他們一專多能，會測序會檢測會流調會研究。他們揭示了疾病的自然史，提出新冠感染潛伏期就有傳染性，率先向WHO通報相關情況，並在學術期刊發文，引起國際重視。

　　變異株奧密克戎現形後，“疾控人”馬上投入研究，快速確認兩個重要問題：第一，我國現有檢測試劑可以檢出相關變異株感染病例。第二，理論分析顯示，接種疫苗後的保護效率、抗體滴度可能下降，但基礎免疫不會有太大影響。所以，“疾控人”號召全社會“苗苗苗”。

　　2003年非典之後，中國建立了更加完善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應急管理機制、頒發一系列突發公共衞生事件報告管理辦法和相關規範。還建立了全國不明原因肺炎的監測報告機制；這套機制在人感染動物源性流感[例如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等新發傳染病監測、預警和應對中發揮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但是這次新冠疫情也暴露出中國公共衞生的弱點、弱項。高福主任舉例稱，比如多點觸發智慧化預警預測系統尚未完善，例如第三方檢測機構宏基因組測序方法在傳染病監測預警系統中的作用尚未超前佈局；醫防融合仍然不暢，在醫院符合監測定義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信息尚未能實現基於物聯網主動抓取的方式、自動報告到依託於中國疾控中心的全國傳染病監測信息管理系統。需要加快信息技術在我國傳染病監測預警系統中的應用。

　　此外，基層疾控信息平台、儀器設備、試劑等硬件更新慢。“疾控人”待遇差，人才流失比較嚴重，導致抗疫之初乃至現在部分地區抗疫效率較低，人均工作量繁重，人員長期連軸運轉現象較為嚴重。

　　這亦是全球共性問題。高福主任記得，在大流行初期，一名外國專家致電他，討教中國防疫細節。“我説趕快動員社區疾控。他回覆社區沒人。發達國家發展到最後，都忘了可能有傳染病，把防疫的根給弄沒了。許多國家的基層疾控就剩一個值班員。”

　　我國也多次提出改革疾控體系，曾差點取消縣級疾控機構，也考慮過轉變基層疾控職能。“然後，新冠疫情來了。實踐證明，基層疾控系統是支撐科學、行政決策的基礎。既然這是我們成功的重要條件，未來就應該在這一方面繼續加大投入，在醫改、公共衞生改革方面要專注強基層。”高福主任説。

　　他指出，我們要把防控以新冠肺炎為代表的傳染病，做到global health（全球健康），而不是national health（國家健康）。前者將是國與國之間，甚至是所有居住在地球的生物——包括人和動物、人和環境——都要協調起來。“這需要強有力的國際領導力。這是中國的短板，也是全球的短板。”

　　2021年12月1日，為保護世界免受未來傳染病危機影響，WHO同意啓動一個全球進程，起草和談判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協議，以加強大流行預防、防範和應對。

　　WHO總幹事譚德塞指出，這一決定具有歷史意義，是加強全球衞生架構以保護和增進所有人福祉的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專家簡介

　　高福

　　中國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美國國家醫學科學院外籍院士、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非洲科學院院士等，中國疾控中心主任，兼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副主任，國家傳染病防治科技重大專項技術總師，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從事病原微生物跨宿主傳播、感染機制與宿主細胞免疫研究以及公共衞生政策與全球健康策略研究。在包括Nature, Science, Cell, Lancet,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等SCI國際刊物上發表論文600餘篇，兼任中國生物工程學會理事長、中華醫學會副會長。榮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一等獎、二等獎，國內外專項獎等30餘項。

　　參考文獻：

　　1.George F Gao et al，Rapid and sustained containment of covid-19 is achievable and worthwhile: implications for pandemic response.BMJ 2021; 375 doi: https://doi.org/10.1136/BMJ-2021-066169 (Published 02 December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