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啓世界上古人類文明之門_風聞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趙徐州 劉遠艦

　古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埃及學是開啓世界上古人類文明之門的一把鑰匙。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埃及學實現了從無到有的飛躍。隨着國家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中國埃及學的研究隊伍逐漸壯大、研究水平日益提升，研究成果也越來越受到國際埃及學界的關注與重視。

創業多艱難

　　談及中國埃及學的創立及發展，有一位學者是無法略過的，他就是已故的劉文鵬先生。在日前召開的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會古代史專業委員會2021年學術年會暨“紀念劉文鵬先生誕辰90週年學術研討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於沛這樣評價道：“重温劉文鵬先生對中國世界上古史—埃及史研究所作出的開創性和奠基性貢獻，不僅是向劉文鵬表達崇高的敬意，而且對繁榮發展新時代的中國世界史科學，有更重要的現實意義。”

　　內蒙古民族大學是劉文鵬長期工作和生活的地方。1972年，他調入吉林省通遼師範學院（內蒙古民族大學前身）後，一直在此工作至2007年去世。他的後半生及主要學術成就都是在這裏完成的，內蒙古民族大學就是他“經難為之時，歷難為之地，治難為之學，成難為之功”的見證。

　　內蒙古民族大學法學與歷史學院教授田明是劉文鵬的學生，長期擔任其助手。田明飽含深情地向記者講述：“劉文鵬先生紮根邊疆、篳路藍縷、艱苦奮鬥，在草原上開創了中國的埃及學研究，使內蒙古民族大學成為我國埃及史研究和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之一。他在這裏創立了國內首個埃及學研究所——世界上古史·埃及史研究所，成為第一位登上埃及學國際會議講壇的中國學者，所著的《古代埃及史》是國內第一部大部頭的古埃及史專著。”這諸多的“第一”展現了劉文鵬先生在埃及學研究領域的斐然成績，但更藴藏着其創業之艱辛。

　　做好埃及學研究，學習古埃及文字是繞不開的環節。而要學好古埃及文字，首先要學好外語，尤其是英語、德語和法語。在走上埃及學研究之路後，劉文鵬就開始自學之前完全沒有接觸過的英語、德語、拉丁語等外語，付出的辛苦和努力可想而知。東北師範大學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授李曉東曾親眼見過他學習古埃及文字的用書及筆記，裏面字字體現着他作為一名學者的嚴謹與刻苦。

　　於沛認為，劉文鵬等前輩把自己的青春、智慧、熱情和生命，都無私地獻給了中國世界上古史研究，書寫了中國世界上古史研究的輝煌篇章。正是他們，將中國世界史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燕哺後繼人

　　2008年出版的《埃及考古學》是劉文鵬的遺著。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劉家和在《埃及考古學》一書的序言中寫道：“他用自己獻身學術的誠摯精神與篤實學風，感召並培養了相當可觀的一批以世界上古史和埃及史為志業的弟子。”

　　李曉東告訴記者，自己走上埃及學研究道路，劉文鵬正是其引路人。“雖然我不是劉文鵬先生的學生，但與他共事時，從中潛移默化地學習了很多埃及學知識。在他的推薦下，我有幸進入東北師範大學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跟隨林志純先生攻讀碩博學位。”李曉東滿懷感慨地繼續説：“林志純先生可是劉文鵬先生的老師。我入學後，林志純先生給我提出的要求就是必須讀到博士，必須做埃及學研究。林志純先生非常信任劉文鵬先生。很多內蒙古民族大學的學子能夠進入東北師範大學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學習，離不開劉文鵬先生的推薦，也離不開林志純先生的這份信任。”

　　通過與李曉東的交談，記者感受到了林志純先生與劉文鵬先生之間那種亦師亦友的關係。1955年，劉文鵬研究生畢業後，就留在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系任教。入職內蒙古民族大學後，劉文鵬有過不止一次重回東北師範大學任教的機會。然而，他沒有回去，只是用行動默默遵循着林志純先生的教導：要讓世界古代史研究人才遍佈中國大江南北，這對世界古代史研究發展有益。也許，這正是劉文鵬堅守草原，孜孜不倦、嚴格認真培養埃及學研究人才的動力源泉。

　　作為劉文鵬的學生，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研究員郭子林對老師的嚴格有着切身體會。郭子林對記者認真敍述了過往的經歷：“為了讓我們掌握好古代埃及史，老師會要求我們把《古代埃及史》的內容背誦下來，採取面試的方式考試；為了讓我們儘快掌握更多埃及學知識，老師會要求我們在規定時間裏完成英文埃及史著作的閲讀，有時甚至要翻譯英文著作。當完不成閲讀任務時，老師一定會毫不客氣地責罰。讀書的時候，我沒少被老師批評，甚至有些怕老師。工作以後，我越來越深刻地體會到，當年老師的嚴厲管教是一筆寶貴的財富，是對學生真正的厚愛。”

　　如今，我國埃及學的研究隊伍正不斷壯大，開始在國際埃及學界嶄露頭角。而這支研究隊伍中的大多數人，都與劉文鵬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在一代代學人的傳承與創新下，我國世界古代史研究的繁盛面貌、埃及學研究的蓬勃發展，指日可待。

壯志猶可期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王海利表示，經過前輩的努力，我國埃及學實現了從無到有這一突破，建立起了一支能夠掌握古埃及文字、運用古埃及文獻從事埃及學研究的專門人才隊伍。他們具備了與國際埃及學界進行對話的能力。當然，前進的路任重道遠。如何讓中國埃及學能夠在國際埃及學界發揮重要影響，做出能夠體現中國埃及學者特有視角及話語的學術成果，這是目前中國埃及學必須面對的問題。

　　中國的世界史研究除了重視汲取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更要有自己的理論、方法，有自己歷史思維的主體意識，有自己歷史價值判斷的標準。於沛認為，劉文鵬在這方面堪稱榜樣。他在《古代埃及史》中力主把古埃及歷史的下限劃到公元642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為止，意即包括希臘化和羅馬—拜占庭統治下的埃及歷史。這種分期法是他多年來系統研究古代埃及歷史，以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學説為指導，通過艱苦的理論探討，不斷修改、補充和完善而提出來的。

　　劉文鵬提出了中國學者自己特有的埃及學研究體系。這為後繼者拓寬這條道路創造了條件。古埃及是世界人類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埃及學正是向人們“解釋”古埃及世界的學問。雖然埃及學無法改變那個已經逝去的客觀的古埃及世界，但是它可以重塑當代人對那個“舊世界”的理解，進而引人反思或重新定義當代人類文明，這種思想的改變也許正關係着世界的未來。從這一角度來闡釋，人們或許更能認識到埃及學研究的重要現實意義。

　　與時代風雨同行、從不脱離時代主題，是中國的世界史研究具有的特點和優點。於沛表示，新時代中國史學重大研究成果是關係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戰略資源。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要永遠銘記前輩學者為發展中國的世界史研究所作出的貢獻，弘揚其時代價值，砥礪前行。

　　記者 趙徐州 劉遠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