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識榮光：中國“赤腳醫生”往事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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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人就是我們老百姓眼裏的好人，真正的好人。

　　赤腳醫生，是專門指代農村半農半醫的基層衞生人員的稱謂，作為羣體的赤腳醫生，大致活躍於20世紀60年代—70年代。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赤腳醫生真正使我國的衞生防疫體系深入到農村。這是一次醫療衞生行業的偉大革命，它使至少是科學的醫療方法開始進入數億農民和成千上萬的農村之中，從此，農村的醫療方法不再是半醫半巫的、依靠經驗與傳説的“人血饅頭”。它使多少人從簡陋的土俗療法下倖免，又使多少人走過了鬼門關，這些數字想必可稱為“天文數字”。

　　如此重要的一個羣體，在那個特定歷史時期推動着歷史發展，他們的輝煌功績本該是史家濃墨重彩的一筆，卻鮮見於史家筆下和學界的討論之中。筆者在“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數據庫”中以“赤腳醫生”為檢索詞，共得到109條結果。弔詭的是，這109條結果竟僅有14條屬於歷史領域。

　　剩下的結果多集中在文學和政治領域，這些認識大多偏於抒情和宣教。“赤腳醫生”是一種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全面地理解這一羣體，沒有史學的參與是不可想象的。

　　一、起源：“六二六指示”

　　關於赤腳醫生的起源，互聯網上存在着一種過於理想化的解釋，這種解釋認為，“赤腳醫生”的出現，只是毛澤東主席人民情懷的註腳，羣體的產生，完全是毛主席一句話的作用。

　　其實，一種事物產生必有其之所以產生的醖釀階段，在這個階段，造成該事物的因素不斷積累，最終經由關鍵一步得以產生。赤腳醫生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城鄉醫療差距長期得不到彌合，農村的醫療衞生條件落後愈發阻礙着農村農業的發展，難以保障廣大人民的身體健康，而那時正是迫切需要農業發展的時代，於是問題越來越突出。黨和政府對這個問題的重視和解決方案，以毛主席的話表達出來，便是赤腳醫生產生的直接條件——六二六指示。

　　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在同身邊醫務人員的談話中提出“把醫療衞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

　　依據該指示，一支農村醫療隊伍的籌備工作便如火如荼地展開了，1965年 12月，川沙縣衞生局開辦“半農半醫衞生學校”，第一期利用冬季農閒，培訓4個月，至 1966年4月結束，共培訓384人。川沙縣江鎮公社組織大隊半農半醫的衞生人員集中學習3個多月，第一批學員共27人，據江鎮公社“赤腳醫生”王桂珍回憶：“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上面要求每個大隊都要選一名保健員，給農民看病，當時還不叫‘赤腳醫生’，叫‘保健員’。”

　　“赤腳醫生”這一名號的由來，追究起來是人民羣眾中的創造，也是人民羣眾對着這支醫療隊伍的愛戴。

　　依據指示精神所做的社論

　　二、名字：品格的記號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赤腳，即光腳。這當然不是沒有鞋穿，而是有鞋沒有穿。赤腳醫生始自南方，而南方多種稻，這就説明南方的田地多為水田，為了不把鞋沾濕，故南方農民下田勞作時常常脱去鞋子。

　　這些醫生確實也是下田“勞作”的。不僅在於他們農民的身份所決定的職責，還有的是作為農村醫療工作者，主動為忙於農業生產的農民提供醫療幫助。

　　當年負責培訓江鎮公社第一批“赤腳醫生”的黃鈺祥説：“在農民中間自行叫起來的。因為我們南方的農村都是水田，種水稻的，赤腳下水田，穿着鞋是不行的了。所以赤腳就是參加勞動的意思。這個名字是這樣來的。”3

　　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報》轉載了一份名為《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調查報告。毛主席看到後十分欣慰，便在當天的《人民日報》上作出批示：“赤腳醫生就是好”。正是在這篇文章，第一次把農村半醫半農的衞生工作者正式稱為“赤腳醫生”。

　　為人民工作的人，其工作受到人民的檢驗。回到人民羣眾樸素的道德觀念中，價值評價一定是最真實的、最誠摯的。“赤腳醫生”四個字，沉甸甸的分量，這裏面有為人民服務的品格，有貼近人民羣眾的作風，有兼愛天下的大義。

　　一位身穿白襯衣的赤腳醫生正在為小孩治病

　　給漁民看病的赤腳醫生

　　三、人物：光輝功績的代表

　　就像大多數的英雄羣體一樣，他們中的大部分人身份已不可考，然而，我們總能找到這一羣體中一個人或某些人，為他們授予榮譽，他們即是這個羣體的代表。王桂珍就是這樣一個有代表性的角色。

　　王桂珍，1944年，生於上海市川沙縣江鎮公社大溝村，貧農家庭成分。由於勞動積極肯吃苦，並且具有較強的組織能力。不及20歲，就當上了大隊團支部書記，併成為該大隊黨支部的培養對象，擁有了預備黨員的身份。

　　1965年，這一年是她命運轉折之年，這年秋天，王桂珍被推薦參加了川沙縣江鎮公社開辦的醫學培訓速成班，該速成班即為中國第一個赤腳醫生培訓機構，王桂珍因此成為一位赤腳醫生。該培訓班共有為期四個月的課程，學成即意味着成為一名赤腳醫生，關於這短暫的訓練期，王桂珍有如下印象：當時培訓班的學員都很吃苦。因為大家知道，要想成為一名醫生需要讀許多年書。如今有機會當醫生，開心的不得了。“做醫生這件事，對老百姓來説，是想也不敢想的。”

　　前排（中）王桂珍、後排（右二）覃祥官、後排（右三）黃鈺祥

　　4個月速成班學習結束後，王桂珍和她的同學們回到了各自的生產隊，他們既是農民，又當醫生，一邊勞作，一邊為社員們看病。

　　農民在自己的農業生產中獲得了一個樸素的認識，“催熟”的莊稼不好，人也一樣，都是揠苗助長的道理。“那我就扎給他看，病人牙痛頭痛我就給他們扎針。他們看我手法很熟練，扎完針之後，我問他們好一點了嗎？都説，確實好點了。”

　　“我們都是下苦功練出來的。”據王桂珍回憶，在培訓班學習針灸時，要求學員們練好手勁，老師要求大家在一沓厚厚的草紙上練習扎針，“紙上能扎準，扎皮膚就容易多了。”

　　除此之外，他們為了扎針更準，還互相在對方的身體練習。這種做法簡陋但是有效，就像他們醫療知識不多但發揮着農村醫療體系的主體作用一樣。

　　除一邊勞動，一邊給村民看病之外，王桂珍他們這些赤腳醫生還承擔着宣傳防疫知識的工作。

　　“那時候因為有霍亂需要打預防針，要做到一針不漏人人打，有的病人白天插秧不肯打，我們宣傳工作就做到田地裏頭。赤着腳去到田頭幫他們打針。”

　　與我們今天的敬佩、歌頌等等強烈的感情形成對比的是，王桂珍説出的話顯得雲淡風輕，不着痕跡，彷彿自己生來應當如此。一個值得歌頌的人，往往覺得自己不值得歌頌，這樣的人就是我們老百姓眼裏的好人，真正的好人。

　　王桂珍在田間為農民扎針

　　1968年，上海《文匯報》發表了一篇名為《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調查報告。該報告詳細介紹了王桂珍等人的事蹟。

　　1969年9月，新中國成立20週年大慶前夕，王桂珍作為赤腳醫生的代表受邀到北京參加慶典，和毛主席共登天安門城樓，這幾乎是那時的人們能想象到的最高榮耀。

　　1974年，世界衞生組織邀請中國派代表團參加第27屆世界衞生大會，王桂珍作為中國“赤腳醫生”代表參與了此次會議，做了兩次發言，詳談了赤腳醫生的由來和工作。 

　　1975年9月，由謝晉擔任導演，上海電影製片廠承擔攝製的故事片《春雨》全國公映，該片以王桂珍為原型，講述了一位赤腳醫生的故事。 

　　此時王桂珍更多的成為一種象徵，她代表着赤腳醫生這一羣體，這些榮耀不是她一個人的榮耀，這些榮耀屬於這個羣體，他們在幾千年缺醫少藥的中國大地上貢獻着自己微薄的力量，用自己的腳一步一步走過祖祖輩輩走過的土地，用自己並不豐富的醫療知識支持着這塊土地上辛勤勞作的同胞。

　　四、精神：赤腳醫生身後事

　　我們中國人治史向來有“鑑往事，知來者”的傳統，這個傳統始自司馬遷，蜿蜒數千年仍可見於當下。基於這種對歷史的認識，我們看待一個人物或者羣體，必看重其精神，因為精神可以學習，可以傳承，其跨越時空的意義歷來是我們十分重視的東西。

　　世界銀行和聯合國稱赤腳醫生的出現是中國第一次衞生革命。其實，何須外人多言，赤腳醫生第一次為我國農村帶去了現代化的醫療防疫體系，在那個年代他們用最經濟的、最實用的方式解決了農村缺醫少藥的燃眉之急，為農民提供了基本的醫療服務。

　　赤腳醫生代表了一種最為和諧的醫患關係，醫者服務患者，患者相信醫者，詳究其原因，除了本就相近的人際關係，最重要的還是醫者的覺悟，這並不複雜，就是一條“真正為人民服務”，沒人會討厭、不信任為自己着想的人。這就是赤腳醫生的精神和它當下的意義，在此次新冠肺炎的生死考驗中，我們欣喜地看到醫患關係正在朝着好的方向發展，這是我們所欣喜的，想必也是這些醫療行業的前輩們所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