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禕金丨技術革命將帶來一種更嚴峻的“數字鴻溝”嗎？丨技術與文明_風聞

何禕金 | 北京工業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信息通信技術在21世紀的飛速發展，已經高度嵌入我們的日常生活。在許多國家制定的社會政策和發展戰略中，它也是重要的組成部分。網絡化或者數字化在當代發展話語中具有中心地位，被視為全球化的普遍潮流與趨勢，不僅代表了重要的發展工具，甚至是社會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關鍵。雖然存在許多反思性的研究，但是對信息技術在全球實踐中遭遇的張力，發展的異質性和一些不同的發展話語，非西方學者尤其是後殖民學者的聲音較少受到關注。

本文將梳理和考察後殖民視閾下信息技術全球實踐所形成的理論話語。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結合地方情境與多元文化，對人們習以為常的網絡化與數字化進程，發出了不一樣的聲音與訴求，揭示了信息通信技術實踐背後隱藏的價值因素和認識論暴力，並挑戰了其中歐洲或者西方中心主義的技術決定論假設和立場。

圍繞信息技術實踐產生了兩套存在張力的敍事模式：以普適計算和網絡精神為代表的解放與賦能敍事，以及受後殖民理論影響而形成的壓制和掠奪的反向敍事。前者強調信息技術變革帶來的積極效應，網絡化與數字化成為人類社會不可避免的發展趨勢，不僅帶動了產業升級和產業結構調整，同時塑造了一個去中心化和去等級化，甚至是無摩擦和無衝突的扁平社會。但是，這種信息技術的“福音”受到非西方學者的質疑。壓制與掠奪的敍事認為技術實踐暗含的數字普遍主義，不僅屏蔽了地方性的差異與多元文化可能帶來的張力，還生產了數字時代的結構性不平等與社會排斥。信息技術對數字空間的開拓，甚至代表了一種數字時代的殖民主義實踐。在這種反向敍事中，數字空間與數據資源取代了過去的地理空間與自然資源，成為數字殖民主義征服、控制與攫取的新對象。與歷史上的殖民主義實踐相比，信息技術實踐中非暴力形式的壓制和掠奪更具有隱蔽性。並且，這一數字化的不平等結構生產和再生產了數字時代亟待規訓的“他者”。

信息技術時代中國走出國門、參與全球化進程漸成趨勢與主流。關注後殖民視閾下的信息通信技術實踐，其現實意義在於，這些易於受到忽視的聲音和話語，有助於我們理解今天中國信息技術在全球化過程中遭遇的困境和挑戰。其雖然藴含了一定的激進成分，但是後殖民理論對西方中心主義發展話語的解構與批判，尋求自主技術發展的訴求和對地方現實及文化傳統的強調，需要我們高度重視。

發展話語與認識論暴力：

從帝國工具到信息通信技術

在殖民和帝國曆史的研究中，科學技術在殖民化與帝國擴張歷史進程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視。技術與帝國主義的歷史必須聯結起來考慮，以彌補過往歷史研究中僅從政治或者經濟的單一維度進行闡釋的侷限。後殖民研究的理論資源與科學技術的跨學科研究相匯合，形成了新的理論思潮和方法論基礎，出現了“後殖民技術科學”（postcolonial technoscience），或稱之為“後殖民科學技術研究”的分支領域。它們借鑑後殖民研究的概念和理論框架，採取多元與地方文化視角，對資本主義和科學技術的全球實踐進行批判、解構和重新審視。

作為帝國的工具，科學技術帶來的變革影響了19 世紀殖民主義全球擴張的歷史進程，產生了物質和文化的雙重影響。工業技術提高了西方的生產力和武器裝備，幫助歐洲的帝國實現對外擴張，掠奪、維持和控制殖民地資源與人口。此外，它還對非西方造成了影響深遠的意識形態衝擊。強大技術話語帶來的意識形態後果，凝固為後殖民學者斯皮瓦克所謂的“認識論暴力”（epistemic violence），它強加於被殖民者和非西方社會身上。一方面，西方的技術文明和知識生產被奉為圭臬，西方社會和文明成為模仿的對象，甚至被塑造為通往現代性之路的唯一參照。另一方面，技術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歷史中的角色被中立化, 甚至被美化為文明傳播的使者。

在代表性觀點中，傳播主義（diffusionism）的科技歷史敍事將西方視為科學技術的全球中心，歷史上的先進技術由歐洲和西方中心向外圍的邊陲世界傳遞。巴沙拉（George Basalla）提出了技術傳播的三階段理論：第一階段，非西方邊陲為西方科學的發展提供原始資源；第二階段，出現了衍生性和依賴性的殖民科學；第三階段，在此前基礎上發展出國家科學。在三階段理論中，獨立國家科學的出現以歐洲殖民者的科技輸出作為發展前提。傳播論將非西方的科學發展塑造為依附西方中心的技術實踐，前者不具備自主發展與自我創新的能力。傳播論與將殖民主義視為文明教化任務的觀點如出一轍，儘管受到一戰的衝擊，仍相信歐洲扮演了拯救者和改變者的角色，促使落後的殖民地發生改變。

在當代的後殖民技術科學研究中，西方中心主義和普遍主義的技術觀開始受到質疑和批判；從中心到邊陲的傳播主義，亦由更復雜的雙向互動、文化差異和技術流動的解釋路徑所取代。新方法強調科技傳播所結成文化網絡的考察，以超越過去那種歐洲單向傳播的“孤立主義歷史”。研究者結合多元文化的歷史情境以及底層和另類視角，對西方技術的歷史及其實踐，尤其是技術發展中隱藏的認識論暴力進行去殖民化的研究。哈丁（Sandra Harding）認為，這種後殖民視角的研究代表了對人類科技進步神話和歐洲標準的反向敍事。“反向”意味着對傳播主義科技史的進步神話以及西方中心主義和普遍主義技術觀的拒絕，並在反向的過程中突出後殖民社會的主體性地位，既包括自主發展的能動性，也包括對技術契合地方現實與文化的追求。

二戰之後，產業重心由重工業向信息技術和服務產業轉型，科技發展是經濟轉型的基礎。信息技術時代的受益人既掌握了科學技術，亦擁有資本和知識決定如何在信息時代獲取資源，而大部分人並不具備相應的資源和能力。更為突出的是，非西方或者後殖民社會實施歐洲和北美為其制定的“發展政策”，導致通過自身的“去發展”或者“畸形發展”來反哺西方經濟。除了考察直接的信息技術實踐，後殖民學者亦將地方化的信息化和數字化的發展政策納入研究範疇。

信息通信技術塑造和鞏固了21 世紀的“發展話語”，網絡化、信息化和數字化代表了新的社會發展前景。這種數字時代的發展話語與19 世紀殖民擴張歷史中，技術作為帝國工具所表現出的暴力和壓迫屬性存在顯著的區別，對社會發展的信息技術賦能取代了對殖民地資源的掠奪與控制。但是，信息通信技術的地方和全球化實踐並不是一個平穩的過程。在社會和國家內部，代際、性別、族羣和階層間存在數字鴻溝，生產和再生產了新的社會不平等與社會排斥；在國家之間，因為發展程度的差異，數字鴻溝的構成和表現也存在區別。更因為多元文化情境的特點，技術實踐的普適性備受質疑——其背後潛藏的結構性因素擴大和加深了西方與非西方、全球南方與全球北方、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之間的不平等。面對新情境與新問題，各種受後殖民思潮影響的新術語和概念也競相湧現，如“數字殖民主義”digital colonialism）、“數據殖民主義”(data colonialism) 和“去殖民化計算機信息處理技術”(decolonial computing) 等。

儘管這些話語論述的技術對象和考察的社會情境存在區別，但是共享了後殖民科技研究的理論基礎。計算機和互聯網被認為在全球化的情境中形成了新的具有權力特徵的結構；並且，這一基礎結構的形成並不是單純的硬件或者技術實踐的結果，技術、政治、經濟和文化因素已交織在一起。它要求我們考察數字時代的全球新格局、文化維度的技術實踐，以及全球經濟關係和發展的新敍事，進而可以重新審視置身其中的數字文化和信息技術環境。

數字普遍主義及其張力：

從普適計算到另類模型

回顧信息技術應用的歷史，從高功耗和體積龐大的計算機到性能優異的筆記本電腦，從黑白屏的移動電話到裝滿感應器的可穿戴設備，計算機和其他數字設備在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巨大的技術變革。信息技術從龐然大物到無所不在地融入日常生活，技術實踐和變革背後的價值理念與文化意涵成為學者關注的對象。20 世紀末出現的普適計算（ubiquitous computing），強調和環境融為一體的計算概念，人們能夠在任何時間和地點以便捷的方式進行信息獲取與處理。信息技術與環境高度融合，軟件和硬件的連接在我們的生活中無處不在，卻又沒有人能夠意識到它們的存在，甚至計算機也將消失在我們的生活背景中。

在信息技術高速發展的背景下，與普適計算相關的概念和敍事層出不窮。例如，環境智能（ambient intelligence）、普及計算（pervasive computing）和普遍計算（provocative computing）等，它們大都強調信息技術與環境的融合，以及信息技術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和普及。顯然這些計劃構想與實施並不僅僅發生在技術或者科學領域，對普適計算的理解也不能單純地依靠技術語言，還需要結合文化、社會、政治和經濟的視角，尤其是在歷史維度理解普適計算的出現和發展。比如，多里希和貝爾就強調技術實踐與社會生活不能輕易分割，它們在不同階段以不同形式相互交織在一起。普適計算的開發設計與技術實踐嵌入社會結構和文化情境中，不僅會反映與再生產社會結構，甚至會帶來變革性的結構轉型。

雖然包含想象的成分，但技術想象的重要性在於，它在時間上連接了現在和未來，提供了技術發展的可能和應該遵循的方向。作為社會塑造（social shaping）的技術，在特定歷史時刻和社會情境中的“想象”表明了技術應該要滿足的需求，以及可能使用技術的環境。韋瑟對普適計算的暢想，不僅是計算機科學的未來，也是社會生活的未來。但是，在這種宏大的營造未來社會和生活的圖景中，普適計算的技術和文化政治還藴含了一種“殖民衝動”（colonial impulse）的可能。

普適計算的知識和想象溢出西方，其殖民衝動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對技術創新的理解，普適計算反映了“傳播主義”的理念，它由作為權力中心的西方向世界邊陲流動。其次，普適計算提供的進步敍事或者想象，信息技術缺乏的地區需要在權力中心的幫助下實現自身的發展和變革；最後，普適計算暗含的普遍主義假設，預設技術和知識可以有效地運用在任何地方。這種假設將世界想象為一個同質性的整體，不但消解了非西方社會固有的差異，還將後者塑造為亟待學習和應用新技術的邊陲空間。普適計算的進步敍事和普遍主義假設，使這種殖民衝動成為信息技術時代的“認識論暴力”，不僅為中心之外的地區“制定”並“規劃”了發展路徑和方向，亦在標準化和同質化的過程中屏蔽了地方情境和多元文化可能帶來的張力。

一方面，在計算機科學中，西方的空間概念在技術發展和設計中佔據主導地位。如信息超級高速公路、環球信息網（萬維網）和自組織網絡（ad hoc networks）等術語，它們代表了特殊的空間實踐與知識，集中反映了西方的空間概念如何在計算中被構想、建模和表現。作為普適計算的文化後果，這些具有空間意味的技術概念，成為南方和非西方地區需要建設或者加入的發展目標，通過連接與納入使自身成為網絡和數字空間中的一部分。

在實現途徑上，普適計算也為西方的他者提供了可供複製與參照的技術模板。但是，在信息技術描繪的美好生活圖景之外，還存在無法迴避的結構性張力。信息高速公路與網絡空間在非西方情境中的鋪設和搭建並非易事，在技術實踐的同時延續與再生產了中心與邊陲的不平等結構。多里希和貝爾曾將普適計算中的信息流動和殖民歷史中原始資料與商品的全球流動進行類比，如同歷史上殖民網絡中西方扮演的角色，今天西方大互聯網公司代表了信息流的中心節點，它們壟斷了進入當代數字世界的單一通道，亦將自己的信息服務打造為非西方技術需要遵循的“普遍主義”標準。在這一過程中，技術實踐與知識生產相互勾連，普適計算所衍生的普遍主義結構，復刻了殖民歷史中的知識生產與權力實踐，所形成的結構性框架不僅使得納入信息流中的對象和事物可被理解、處理和分析，同時將它們聯結在一起以更高效地實現控制。

另一方面，普適計算的認識論暴力背後還暗含了技術決定論的價值立場。作為“技術烏托邦的神話”，它將計算機視為解決所有社會問題的靈丹妙藥、一種將人類從“黑暗時代”帶入21 世紀的動力。科林（Rob Kling）提醒我們，計算機領域的學者多將自己視為科學家或者技術專家，鮮有道德哲學方面的思考。事實上，計算機的發展並不是價值中立的技術實踐，作為一種承載特定價值的社會行動，它還具有政治維度的內容，在發展和實踐過程中涉及對稀缺資源的吸收，並通過數據、設備、專業技術等形式進行重新分配。在這裏，因為情境性的差異和張力，潛在的價值衝突不僅發生在西方和非西方社會，亦會發生在特定的組織中。

幾乎在普適計算興起的同時，發展中國家的計算機化實踐（computerization）和困境受到學者的關注。在許多發展中國家，計算機被視為解決社會問題和推動發展的有效方式。政府部門積極制定相關政策措施，推廣計算機的學習和應用，在樂觀主義情緒之下，對計算機化在地方情境中的適用性缺少批判性的研究。埃及學者林德（Per Lind）認為地方的政策制定者、學者和供應商大多熟悉計算機在西方的價值，但是對於本土的信息和技術需求卻知之甚少。發展中國家的計算機化實踐不僅效率低，用户能從中獲得的益處也相對有限，這些問題引起了學者對地方性和情境性問題的關注，以及對其背後數字普遍主義邏輯的反思和批判。

從過程上看，發展中國家對計算機的應用並不僅僅是學習操作設備的技術，還暗含了理念學習和模仿的過程。在應用軟件的設計中，對問題的定義和解決方案的選擇並不是自然中立的技術過程，它與特定的社會、羣體和價值系統相關。在技術實踐的明線之外，還含有一條價值轉化的暗線。計算機化背後從現實（reality）到模型（model）的轉化，是在非西方情境中實踐計算機化易於遭受困境的重要原因。根據西方現實所設計的模型，反映了西方價值中對確定性、可預測性和理性的理解與追尋。但是這些計算機應用內在的模型在“脱域”出原產地之後，會遭遇不同社會規範、價值系統、理性和文化的挑戰，繼而在新環境中引發適用性的問題。

因而，發展中國家在計算機化過程中面臨的困境既有操作性問題，也有情境性問題。前者意味着非西方社會的計算機化在技術上受到的限制，這可以通過技術學習得到解決。真正的問題在於後者，非西方社會的軟件開放和應用基於西方現實概念設計的模型，反映了西方現實的鏡像，並不符合本土情境的現實與需求。在這種情況下，需要改變學習、模仿和複製的思路，在計算機化的實踐過程中尋求建立符合本土需求的“另類模型”（alternative models）。作為非西方社會計算機化的自主性訴求，另類模型提供了一種針對數字普遍主義的反向敍事，不僅要求技術實踐反映本土的社會現實，也要能體現本土的價值規範。

但是，21 世紀的信息超級高速公路徹底重塑了社會結構與現代生活，它幾乎成為一個勢不可擋的全球趨勢。技術烏托邦的神話正在走近現實，20 世紀末的普適計算進化為21 世紀的數字文化，並表現為一種新的“數字普遍主義”（digital universalism）。它實現了過去諸多普遍主義計劃未曾實現的狀態，大家深信互聯網和數字化是無可爭辯、不證自明和普遍需要的事物。儘管數字技術的全球實踐存在情境性的差異與多元文化帶來的挑戰，但是普遍主義的認識論承諾一旦加入這個單一的網絡，所有的差異將被消解，所有的用户將實現相同的能動性。按照這種邏輯，互聯網的邊緣羣體或者非西方社會要實現自身的發展，首先需要順從這種數字普遍主義的要求。來自“邊陲”的實踐者們不加批判地接受“核心”提供的技術文化，將帶來新的殖民主義。與殖民歷史相比，雖然生產工具和技術媒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其理論內核仍是西方或者歐洲中心主義現代性，數字時代的象徵暴力附身在數字普遍主義的認識論中。

信息資本主義與“第四世界”：

從數字鴻溝到數字他者

雖然數字普遍主義的象徵暴力具有極強的隱蔽性，但是信息技術與當代資本主義實踐的結合帶來了實質性的全球化後果。隨着“現代化的終結”，工業社會開始向後工業社會轉變，服務和信息日漸在生產中佔據主導地位，這也是一個後現代化(postmodernization) 或者信息化(informationization) 的過程。儘管世界體系中的“附屬國家缺少實施相關戰略轉型的能力”，但是信息化為內核的後現代化不可逆地改變了前者。一方面，傳統的農業和工業開始向下轉移，為世界體系中的附屬國所承接；另一方面，一部分附屬國則出現基於信息的服務生產與傳統工業和手工業共存的混合形態。作為後果，不同國家主動或者被動的信息化轉型，塑造了一個金字塔狀的產業分工等級系統。

針對產業結構的調整，費希爾（Eran Fisher）用福特主義向後福特主義的轉型來概括21 世紀的新資本主義，傳統工業中機械與集中化的技術系統被信息與網絡化的技術系統所取代。費希爾樂觀地認為，網絡資本主義技術轉型帶來的社會後果是一個去中心化的社會，甚至去等級化與合作化的階層模式將取代福特主義社會中等級化與對抗性的階層模式。在費希爾這裏，與技術轉型相伴而生的是社會系統的意識形態轉型，“網絡化”成為市場、工作、生產和人的概念四個核心對象的前綴，圍繞它們生產的解放與賦能敍事構成了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新話語。

這種數字話語可以作為對哈貝馬斯所謂舊資本主義合法性危機的回應，它具備去等級化、去中心化和自我調節等特徵，網絡精神合法化了後福特主義社會的權力配置。新資本主義一方面仍致力於無止境的資本積累，但是在網絡架構下強調更多的參與、個人表達與人際關係的生產。以靈活性、網絡和聯結主義（connectionism）為內核的新資本主義精神，代表了合法化資本主義新階段的話語。雖然費希爾也提及數字鴻溝的現象，但是並沒有展開論述，而是作為暫時性的問題懸置起來，網絡化帶來的扁平社會是長遠發展趨勢，其觀點代表了典型的解放與賦能敍事。

網絡精神既是提供合法化功能的話語，也是我們身處時代的基本現實與生存狀態，甚至是我們“別無選擇”(There is no alternative) 的網絡宇宙論文明。顯然，這一話語表達了強烈的西方中心主義色彩。並且，費希爾描述的新資本主義下扁平社會的到來，僅僅聚焦在信息技術已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西方，不僅懸置了西方社會內部的分化問題，對信息技術實踐的全球化後果也缺少討論。在哈特和奈格里那裏，作為信息化所衍生的新全球結構，傳統產業並沒有消失，它在一個全球化分工的等級結構中向下傳遞。

可議之處還在於，當代網絡系統的發展並不僅僅是經濟行動，而且反映了地緣政治的特點。網絡化或者信息化在全球情境中的展開，涉及規模龐大的信息通信技術基礎設施的建設，它們是網絡空間和連接得以實現的物質基礎，不僅需要龐大的投資和建設經費，亦需要核心技術的研發支持。基礎設施在物理空間中的建設，相應地拓展了數字或者網絡空間，乃至基礎設施建設本身，被理解為網絡帝國主義對數字空間的開拓或者數字帝國主義的成型。

通過信息技術開拓的“邊疆”，美國的網絡帝國主義控制了分配世界新資源的權力。席勒（Daniel Schiller）認為，20 世紀末的美國通過前所未有的投入，擁有國外許多信息基礎設施的所有權，並通過這樣的方式，將自己的跨國政治與經濟霸權延伸進了新世紀。許多國家的通訊系統是從殖民主義的灰燼中建立起來的，這個過程中需要同外國所有者們角力。通訊系統本身具有主權的意味，互聯網產生的“普遍管轄權”（universal jurisdiction）將會危及較小主權國家的利益。這種管轄權作為數字普遍主義的表現形式，必然會受到非西方信息技術自主實踐的挑戰。換言之，數字化基礎設施的投入、建設和運營，在信息高速公路和網絡空間背後還存在不同力量的較量與博弈。

此外，嵌入了新自由主義市場驅動邏輯的數字資本主義成為橫掃一切和具有多重面向的趨勢，但也加劇了全球的社會斷裂和不平等。席勒列舉的20世紀末互聯網主機的數據，高達97% 的主機來自發達國家，它們主導了維持互聯網運轉的基礎設施，制定需要遵循的互聯網協議和標準。即便是在發達國家內部，也能看到社會不平等的擴大。富人擁有更多的信息選擇，享有高質量的網絡服務，商業屬性的網絡擴建也總是選擇避開城市中的貧困區域。數字鴻溝成為描述網絡時代社會不平等的核心指標，它不僅存在於國家和地區之間，也存在於社會內部的羣體之間。

一般而言，數字鴻溝意味着在網絡連接的設備和質量，以及數字技能上的不平等。“有或沒有”是最直觀的經驗指標，鴻溝的形成與人們的社會經濟地位、性別、族羣和區域等變量相關。在全球化的情境中，互聯網接入數量和質量上的區別可以劃分為“連線的國家”（wired nation）和“疲憊的國家”（tired nation）。根據分析單位的特點，數字鴻溝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網絡接入上形成的全球鴻溝、國家內部信息富裕和貧困人口形成的社會鴻溝、在線社區中參與公共生活差異形成的參與鴻溝。在社會科學和政策研究中，組織、制度和社會維度的分析經常交織在一起，我們無法通過單一維度來理解和闡釋數字鴻溝。

卡斯特對數據鴻溝的理解和測量，關鍵點並不在於網絡連接數量上的分佈和區別，而在於接入和未接入互聯網所帶來的共同後果。那些缺少或者存在低質量網絡連接的羣體和社會，固然意味着它們處在全球網絡系統的邊緣位置。但互聯網並不只是一種單純的技術形式，它還意味着知識生產和信息權力的分配。數字鴻溝除了表示接入數量與數字技能上的差別，它還意味着社會發展模式和方向上的巨大差異。在當代互聯網經濟和信息系統的發展模式中，缺少互聯網如同工業生產中缺少電能。在這種發展話語中，生產和管理中體現的互聯網邏輯，被設定為獲得自由和繁榮的前提條件。

與費希爾的樂觀主義相反，卡斯特則預示了一個社會不平等、社會排斥和貧困加劇的“第四世界”的興起。從收入和社會地位看，信息資本主義塑造的新系統顯然加劇了社會不平等與階層分化的趨勢。對個體而言，傳統的穩定僱傭關係受到衝擊，使得他們在信息資本主義的洪流中變得更加脆弱，傳統職業的工人對權力的議價能力降低，也更有可能陷入個人和家庭的危機之中。並且，新興的知識生產者和信息處理者對傳統可替代一般化勞動力的衝擊，成為信息時代的社會裂痕。在社會內部，將形成新的階層兩極分化。

在信息資本主義時代，金融資本支配了工業資本，全球金融網絡構成了前者的神經中樞。一方面，技術賦能使得信息資本主義表現為一種不受限制和約束的終極商品化力量，它可以在任何時候對全球任何地方的任何事物進行投資。另一方面，資本不僅處於永遠流動的狀態，它還可以在不同節點輕易地實現拆分重組。這種金融管理模式的規劃與預測能力，使得對未來進行殖民成為可能。但是，對非西方社會和發展中國家而言，西方金融網絡對全球的支配，使得它們對信息資本主義的參與，因為缺少中心地位和穩定的制度支撐，極易在全球性的金融風暴中觸礁翻船。信息技術的全球實踐，作為空間化的後果，不僅會形成等級化的中心，乃至出現了黑洞遍佈的“第四世界”。“黑洞”成為信息資本主義時代社會排斥的隱喻，一部分人、羣體和社會被排除在這種新型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化過程之外。歷史上，歐洲資本主義在科學技術支持下的全球擴張，在數字時代發生了從現實世界向虛擬世界的轉移，數字時代的殖民主義成為新現實。

如同西方現代性通過生產他者來實現自我認同，信息技術實踐藴含的權力關係也生產了“自我”與“他者”。社會排斥在生產空間的同時，也在他者化數字時代的貧民。歷史上殖民主義話語對非西方原住民的描繪將他們扭曲與簡化，使之成為控制版圖上可被認知與可被治理的對象。信息資本主義同樣生產出了數字時代的他者。他們被描繪成前數字時代的“野人”，在空間上佔據數字鴻溝的一極，缺少先進的數字設備、高質量的網絡連接和數字內容，且不具備基本的數字技能。對數字他者和野人的“規訓”，使得信息技術成為殖民話語中一項新的“文明化任務”。這種認識論不僅是對信息資本主義的合法化，同時合法化的還有技術對數字他者的掠奪與壓制。

信息技術的去殖民化與包容性發展

在技術決定論所暗含的意識形態中，信息通信技術成為人類命運的唯一“出路”或者無法迴避的“文明”。伴隨着強大的物質和經濟力量，非西方社會也會捲入這一數字化的歷史進程。但是，解放與賦能的樂觀主義敍事懸置甚至迴避了數字鴻溝、社會分化與全球不平等的問題，數字化炫目的技術外衣掩蓋了背後的價值色彩與象徵暴力，它被塑造為新的現代化前景與發展方向。後殖民話語的興起結合信息技術在非西方社會的實踐情況，質疑了這種技術的“福音”。在解放與賦能敍事之外，通過對普適計算藴含的殖民衝動，以及西方中心主義信息技術發展話語的解構與批判，後殖民視閾的研究提供了掠奪與壓制的反向敍事，並強調在地方性的情境中理解技術實踐的文化與政治，以及本土化與自主化信息技術實踐的重要性。

僅僅提高網絡接入的數量和質量固然可以縮小數字鴻溝的差距，但這種物質上的改善無法徹底解決數字時代的不平等和社會排斥問題。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有或沒有”，而在於數字時代結構性不平等的“生產和再生產”。換言之，對信息技術的理解不能侷限在工具主義維度，它已經徹底融入當代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實踐之中，數字、信息、網絡成為概括當代資本主義的新前綴。

在卡斯特描述的“第四世界”中，信息資本主義不僅在殖民未來，還在規訓數字時代的“他者”。數字化的互聯網雖然取代了機械化的蒸汽機，但是它延續了後者的權力實踐機制，並在全球形成一套新的基礎結構。對許多非西方社會而言，他者不僅需要遵循“普遍主義”的技術標準，核心技術的缺乏削弱了它們的主體能動性，易於成為數字世界中脆弱的羣體，受到技術壟斷與變化的鉗制和影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與歷史上的殖民主義實踐相比，數字時代的壓制與掠奪更具有隱蔽性，且表現為非暴力的形式，甚至隱藏在技術發展的話語之中。

作為應對方法，信息技術的“去殖民化”成為後殖民學者呼籲的目標。在認識論和本體論意義上，去殖民化的信息技術需要回答“誰在實踐”和“在哪裏實踐”的問題。“另類模型”對本土社會現實與價值規範的強調，凸顯了信息技術實踐的地方化特徵，以及實踐主體的能動性。此外，以“數字中斷”（digital interrupt）來克服藴含內部張力的數字普遍主義，進而擺脱數字時代的不平等結構。但是，“中斷”並不是要在技術上切斷網絡連接，形成封閉和免疫的“孤島”。這不僅難以實現，也對社會發展不利。“中斷”的象徵意義在於，對數字時代發展話語中認識論暴力的破解與超越，通過加強網絡邊陲國家的技術合作與創新，在西方中心主義主導的信息技術發展話語中突圍，致力於尋求符合地方性需求與文化特徵的包容性發展道路。

嚴格意義上説，去殖民化提供的並不是技術化的解決方案，它側重闡釋技術的政治與文化，發展的自主性與開放未來的可能性是其強調的重心。事實上，在當今國際形勢下，互聯網相關的技術專利、網絡空間、軟件應用，以及數據的使用權、存儲權，甚至是移動權等自主性問題，越來越成為國家間博弈的焦點，我們過去對信息技術和互聯網所形成的世界主義“地球村”的樂觀認知與美好想象也越來越受到挑戰。另一方面，中國信息技術近年在軟硬件開發方面取得突出成績，技術出海與參與世界成為普遍選擇，這也是一個並不平坦且充滿挑戰的過程。

概而言之，全球化在當前階段呈現的複雜歷史動態，凸顯了後殖民話語的理論意義與當代價值。通過對信息通信技術全球流動和實踐的考察，來自數字他者的反向敍事為“去殖民化”和自主性的技術實踐提出了要求。對相關後殖民理論話語的梳理和考察，有助於我們理解信息技術全球實踐的複雜動態，在強調自主發展的同時，開放性與包容性地參與發展中國家和國際社會的信息建設，實現平等互惠與共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