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人階級長成了什麼模樣? | 文化縱橫_風聞

2021年12月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研究2022年經濟工作，強調結構政策要着力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提升製造業核心競爭力，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總體上看，近年來我國經濟與社會結構持續深刻演變，工人隊伍也出現了一系列新問題與新挑戰。本文第一作者李培林現任全國人大常委、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曾為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作主題講解。在本文中，作者指出：當前，我國工人階級的內涵和構成已發生深刻變化，工人隊伍總規模已接近6億人，其中農民工總量接近3億，服務業工人數量已超過工業工人數量，人口占比超過47%，工人隊伍整體文化素質大幅提高。作者認為，隨着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互聯網等新技術的廣泛應用，我國工人隊伍內部結構也日趨複雜，工人內部羣體收入差距拉大，製造業工人佔比持續下降，農民工羣體出現負增長，同時，互聯網相關新職業羣體與新零工經濟使得勞動關係日益多元。有鑑於此，作者建議，在製造業工人佔比下滑的情形下，要警惕和防止過早“去工業化”問題，更加註重城市對農民工的吸納能力，關注物流和外賣工人的權益保護，合理調控收入差距，提高工人隊伍的技術技能素質。

本文原載《學術月刊》2021年第9期**，原題為“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國工人階級構成的變化和應對”**，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新的歷史條件下

我國工人階級構成的變化和應對

在中國，工人階級的研究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我國《憲法》總綱的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章程》總綱開篇就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百年以來，工人階級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之際，在邁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之時，回顧總結中國工人階級的發展與變化，尤其是分析新的歷史條件下工人階級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有助於我們匯聚工人階級的強大發展動力，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中的主力軍作用。

**▍**我國工人階級的主要內涵與變遷

階級問題一直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研究關注的焦點。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看來，工人階級具有兩個顯著的特徵：一是“無產”，二是具有階級意識。工人階級的產生是與資本主義大機器生產相聯繫的，是偉大的工業革命的產物，現代工人，即無產者。《 共產黨宣言》明確指出，“無產階級即現代工人階級”。1888年，恩格斯在為《共產黨宣言》英文版加註時對“無產”的含義做了解釋：“無產階級是指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因而不得不靠出賣勞動力來維持生活的現代僱傭工人階級。”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還認為，工人階級的形成有兩個階段，即“自在階級”和“自為階級”。當工人階級認清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剝削的本質，認識到自己在工業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時，他們的階級意識會就會確立起來，歷史主體意識會得到真正覺醒，並逐步開展有組織的鬥爭和反抗，從“自在階級”走向“自為階級”。這些重要論述都為後來的工人階級形成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研究範疇。

在我國，由於改革開放之前的“階級鬥爭擴大化”錯誤，很多學者在研究中有意迴避階級問題，關於工人階級的研究，總的來説不夠深入和持續，是需要進一步加強的研究領域。

在我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工人階級的內涵和構成主要經歷了四個階段的發展變化。

（一）新中國成立前的工人階級−產業工人階級的崛起

十月革命後，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代表找到了馬克思主義，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中國工人階級是近代以來在外國資本主義入侵、洋務運動興起、民營資本企業發展背景下形成的一個階級。**它是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代表，是最富於革命徹底性的階級。他們中大部分人來自離開土地的農民和破產的手工業者。五四運動前夕，中國產業工人已達200萬人左右。除產業工人外，還包括各類依靠出賣勞動力，並與產業工人所從事的機器大工業生產有直接或間接聯繫的各類非產業工人，如手工業工人、運輸工人、農業僱工、商業和金融業的普通職工等。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曾指出，工人階級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是革命運動的領導力量。

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工人階級的產生是與社會化大生產密切聯繫的。他們普遍沒有生產資料，是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僱傭勞動者。這些特徵與資本主義工業早期的工人階級非常相似，呈現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描述的無產階級相符合的基本特徵。

（二）新中國成立後至改革開放前的工人階級

新中國成立後，工人階級從過去受剝削和受壓迫的階級變成了國家的領導階級，工人階級的狀況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隨着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工人階級的隊伍不斷發展壯大，工人階級的範圍更加廣泛，內涵也隨之越來越豐富。

**首先，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工人階級主要指產業工人，如製造、建築、運輸等行業的勞動者。**當時按照政治和經濟雙重標準，把我國從業人員劃分為“四階級和一階層”，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以及既與工人階級密切聯繫又因特殊社會功能獨立於工人階級的管理者階層。當時勞動統計對職工的定義是“職員和工人”，機關事業單位、商業單位的勞動者被稱為職員。我國國旗上的五顆五角星，圍繞中國共產黨大五角星的四顆小五角星，就分別代表了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出，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主要靠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這兩個階級的力量。

其次，在1956年，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所有權結構逐漸趨向單一，只有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社會階級階層結構隨之發生重大變化，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逐漸消失，社會結構呈現簡單化趨勢。**我國只剩下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兩大階級，以及知識分子階層，形成了“兩階級和一階層”的社會結構。**工人階級的規模則進一步擴大，內部構成日益豐富，管理階層不再獨立，職員也被納入工會管理，成為工人階級的組成部分。過往職員與工人的身份壁壘被打破，工會成為機關、企事業單位中工人階級的羣眾組織。

**再次，知識分子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毛澤東早在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就提出，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是人民民主專政的“革命力量和基礎力量”。隨後同一時期，劉少奇更具體地指出，教員、記者、演員等文化教育工作者、工程師、技師等職員都是“僱傭勞動者”，從事“腦力勞動”，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1956年1月，周恩來代表中央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提出，“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1978年，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上針對“文革”時期“階級鬥爭擴大化”錯誤強調指出，我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知識分子，因此可以説，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三）改革開放以後的工人階級

改革開放以後，隨着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加速，大量農民工開始湧現，使中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出現了新變化。2003年中國工會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首次提出“一大批進城務工人員成為工人階級的新成員”。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再次強調：“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已經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農民工”作為時代的一個新興社會羣體，雖然在户籍上還歸屬於農民，但他們現在所從事的職業已經與現代化大生產緊密聯繫在一起了，已具備了工人階級的本質屬性和基本特徵。無論從收入、知識結構、從事的產業和勞動過程等各個方面來看，農民工都符合工人階級形成和發展的一般歷史規律，已經具備了工人階級的一切本質特徵，已經成為了工人階級的重要力量，進一步擴大了工人階級隊伍。

隨着中國社會結構深層次的變化，中國社會出現了一些**“新職業羣體”**。作為新社會階層，他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在促進共同富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發揮着重要作用，是黨可以依靠的羣眾基礎。進入信息化社會，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的發展，激發了市場活力，催生了一大批新產業、新業態，創造了大量靈活就業的新形勢。

（四）新發展階段關於工人階級領導地位的討論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工人階級的重要論述，豐富和發展了黨的工人階級理論，是新時代發展和壯大工人階級的理論指導和行動指南。2013年，在同全國勞動模範代表座談並發表重要講話時，習近平強調：“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鞏固工人階級的領導階級地位，充分發揮工人階級的主力軍作用。”2015年，習近平在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暨表彰全國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大會上的講話中又旗幟鮮明地指出：“不論時代怎樣變遷，不論社會怎樣變化，我們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根本方針都不能忘記、不能淡化，我國工人階級地位和作用都不容動搖、不容忽視。”2020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政協聯組會上指出：“疫情突如其來，‘新就業形態’也是突如其來。對此，我們要順勢而為，讓其順其自然、脱穎而出。”新職業羣體的出現為工人階級隊伍擴大注入了新活力。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人隊伍發展變化的趨勢

改革開放以來，隨着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我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也發生了深刻變化。經過40多年的發展變遷，我國工人隊伍主要出現了以下幾個方面的重大變化。

（一）工人隊伍迅速發展壯大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職工的總數約809萬人。1956年底，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產業工人的隊伍快速增長，數量已達4651萬人。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從業人員達到1.8億，佔全國從業人員的29.5%。隨着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建設進程的加快，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加入工人隊伍。到2019年，第二產業從業人員達到2.1億人，佔全國從業人員27.5%，第三產業從業人員達到近3.7億人，佔47.4%。1978−2019年的40多年間，我國工人隊伍的總規模，已從1.8億人發展到5.8億人，佔全國從業人員的比重也從29.5%提高到74.9%。

（二）農民工已成為工人階級重要的新生力量

改革開放以來，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轉移到第二、三產業和城鎮就業中。上世紀80年代，全國外出農民工總量約為1.2億人。在隨後30多年農民工的數量都在不斷增長，2019年農民工總量達到2.98億。在整個非農從業人員中，扣除黨政幹部、事業單位從業人員、社會組織從業人員等之後，農民工約佔工人隊伍的60%，已經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主要組成部分。農民工遍佈於建築、運輸、農貿、服務以及工業等領域，已經成為我國基礎設施建設、生產流水線、一般建築業和日常服務業的骨幹支撐，為國家經濟水平的發展、城市生活和環境的改變以及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的改善奉獻了強大力量。雖然農民工的户籍身份還是農民，其文化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也低於工人隊伍的平均水平，但大量農民工加入工人階級隊伍加快了我國城鎮化發展的進程，成為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力量。

（三）服務業工人數量超過工業工人 

近年來，在我國農業勞動者向工業和服務業轉移的同時，也呈現出勞動力從製造業向服務業流動的新趨勢。近十年來，三大職業羣體的構成比例關係發生深刻變化，農業、工業、服務業就業羣體的比例結構從2010年的36.7∶28.7∶34.6演變為2019年的25.1∶27.5∶47.4，農業職業羣體在此期間減少了8000多萬人，工業職業羣體也減少了500多萬人，而服務業職業羣體則增加了1億多人。**農民工從業分佈也呈現出由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的變化趨勢，即從事製造業、建築業等第二產業的農民工比重不斷減少，而從事服務行業的農民工比重持續提高。**這種白領工人超過藍領工人的態勢往往被視為後工業社會到來的先兆。

（四）工人隊伍整體文化素質大幅提高

一是工人隊伍受教育程度進一步提升。2020年，新增勞動力接受過高等教育比例達到50.9%，新增勞動力受教育的水平已經進入到高等教育階段，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13.7年。二是工人階級的技術技能素質顯著增強，主要表現在擁有專業技術職稱的規模不斷擴大，所佔比例不斷提升。據統計，到2019年年底，全國取得各種專業技術資格證書的職工，累計達到3234.4萬人，這比2012年增加了1659.4萬人。三是農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大大提高，其中大專以上學歷的比例顯著增加。到2020年，在所有農民工中，受過高中教育的比例達到16.7%，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佔到12.2%，其中流動外出打工的農民工文化程度更高，大專及以上所佔比例達到16.5%。

**▍**當前工人隊伍發展的新特點

近些年來，伴隨着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互聯網等新技術的廣泛運用，我國工人隊伍的內部結構、就業形態、利益訴求等方面也發生了明顯的新變化，呈現出許多新特點。

（一）工人隊伍構成的複雜性增大

目前，我國工人隊伍構成成分日益複雜，職工就業形態日益多樣化，分配方式和利益關係也日趨多元化，呈現出結構複雜性的特徵。從不同所有制成分來看，工人隊伍中既有在國有企業工作的職工，也有在私營企業、“三資”企業以及各種複雜關係的股份制企業工作的職工。從生產要素的主要投入類型來看，工人隊伍中既有在技術、資本密集的企業中工作的職工，也有在勞動密集的企業中工作的職工。從城鄉户籍來看，工人隊伍中既有城鎮户籍的職工，也有農村户籍的農民工。從用工方式和勞動關係來看，工人羣體中既有與用人單位簽訂正式勞動合同（或確定正式勞動關係）的正式職工，也有非正式工作的職工，諸如臨時工、派遣工、靈活就業工人等等。

（二）工人隊伍內部不同羣體收入差距拉大

隨着工人階級的職業分化，工人階級內部之間的收入水平也在不斷擴大。地區差距、行業差距、單位之間的差距都非常顯著，甚至地區、行業和單位內部的差距也非常明顯。從所有制就業單位來看，城鎮非私營企業單位就業人員年均工資持續高於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均工資。近十年間，城鎮非私營單位與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均工資差額增長22409元，增幅為129.96%。2018年二者差額首次突破3萬元，2020年二者差額增加至39652元。從就業行業來看，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金融業等行業年均工資較高，而農林牧漁、住宿和餐飲業等行業年均工資較低。從就業崗位來看，從事專業技術和管理工作的白領羣體，收入顯著高於從事簡單勞動和體力勞動的藍領羣體。2020年數據顯示：企業內部從事中層及以上管理崗位職工年均工資最高，為平均水平的2.07倍；而從事社會生產服務/生活服務崗位職工年均工資最低，為平均水平的77.56%，崗位年均工資最高與最低之比達2.66倍。

（三）製造業工人佔比持續下降

近十年來，我國製造業工人羣體佔比呈下降趨勢。從事製造業工人羣體在城鎮非私營企業、私營企業及個體就業中佔比均呈波動下降趨勢。2010−2019年，從製造業工人在城鎮非私營單位佔比來看，製造業佔比於2010−2013年間波動上升至最高點29.04%，而後便持續下降至最低點22.33%；從製造業工人在私營企業及個人就業中佔比來看，製造業佔比於2010−2016年間持續下降至最低點13.59%，2017年雖有所回升，而後仍呈下降趨勢。**在我國經濟增長下行時期，製造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製造企業的“用工荒”現象越來越嚴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2021年第一季度全國招聘大於求職‘最缺工’的100個職業排行”顯示，製造業用工缺口最大。在最缺工的100個職業中，有42個屬於生產製造及有關人員；在新進排行的29個職業中，有20個與製造業直接相關。製造業缺工印證了當前我國經濟持續穩步恢復的態勢、體現出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迭代，從長期來看亦是勞動力人口減少的必然結果。緩解製造業“缺工”，需要企業、勞動者和政府職能部門的協同努力。

（四）農民工羣體出現負增長

在新的發展階段，由於農村勞動年齡人口總量和比例持續減少，加之大城市房價、房租高企和城鎮生活成本上升，以及就地就近就業政策顯效，農民工外出務工意願降低，我國農民工羣體不再無限供給。儘管最近五年數據顯示，農民工規模於2016−2019年呈逐年增長的趨勢，由28171萬人增至29077萬人，但2020年農民工首次出現負增長，比2019年減少517萬人。《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數據還顯示，相對於本地農民工，外出農民工負增長更為顯著。2020年外出農民工為16959萬人，比上年減少466萬人；本地農民工為11601萬人，比上年減少51萬人。**這是自2008年統計農民工數據以來，農民工總量第一次出現下降。**農民工驟減給我國經濟社會帶來諸多變化，可能會放緩城市和工業的發展，加劇企業“用工荒”現狀。

（五）與互聯網相聯繫的新職業羣體迅猛發展

互聯網的迅猛發展，創造了大量靈活就業的新形式、新業態。與互聯網平台相聯繫的靈活就業的新職業羣體迅速發展，成為我國當前以及未來勞動力市場中不容忽視的就業羣體。比如個體的、形式多樣的網絡直播、網店、網上代購、短視頻製作、慕課、網約車、網約配送等從業人員，其發展異常迅猛，對傳統的就業方式產生極大的影響和衝擊。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SS）數據顯示，“**自由職業者”在職業階層結構中的比例從2008年的0.1%猛增到2019年的5.6%，意味着自由職業者這個羣體目前已經達到3900萬人。**2019年以來，人社部陸續公佈了包括“網約配送員”“互聯網營銷師”“電子競技員”在內的三批共38個新職業。根據2020年10月的相關調查，在新職業羣體中，網約配送員（快遞小哥、外賣騎手）佔53.9%，網絡主播（包括音視頻創作者）佔12.8%，公眾號/微博等全媒體運營人員佔7.0%，網絡文學寫手佔6.8%，電子競技員佔4.8%，新興互聯網科技從業人員佔4.2%，其他佔2.3%。互聯網迅猛發展所催生的新型網絡工作，大多都呈現 “新型零工”的靈活就業方式，這種就業方式已經開始走上前台，將對我國未來就業方式產生極大影響。

（六）新零工經濟的勞動關係複雜化

共享經濟、平台經濟等催生的新零工就業逐漸滲透到社會各領域，僱傭形式發生改變，在傳統勞動關係之外顯現出靈活複雜的趨勢，新型的勞動爭議和勞資糾紛案件時有發生。第八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顯示，**在共享經濟、平台經濟發展所創造的新就業形態中，勞動者不再受用人單位直接控制，而是通過平台與市場直接對接、進行價值交換。**互聯網平台是新興事物，新就業形態從業者與平台之間的關係較為複雜，現行的法律缺乏對應的規定，因而會出現管理缺位的問題。同時，平台就業形態比較靈活，工作方式和管理方式都與傳統工業社會大為不同，這對於傳統的勞資關係和社會保障等政策體系都是巨大的衝擊，給從業者收入穩定、就業保障和勞動保護等一系列問題都帶了巨大挑戰。

 

**▍**當前工人隊伍發展需要關注的問題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之後，經濟社會結構持續發生着深層次的變化，工人隊伍發展出現了新情況，面臨一些新問題，必須引起高度重視並採取措施加以解決。

（一）要警惕和防止過早“去工業化”的問題

近若干年來，有幾個方面的因素推動了“去工業化”的過程：一是勞動密集型工業企業的人工成本較快增長，利潤空間壓縮，大量資本退出勞動密集型工業；二是保護環境的約束大大提高，相當一批粗放經營、環保不達標的中小工業企業退出；三是“90後”青年的擇業觀念發生很大改變，我國目前每年800多萬高等教育畢業生，進入工業企業的比例很低。這本來是社會現代化的一個必然趨勢，也是在工業化後期必然產生的結果。**但製造業在我國發展中具有特殊的重要位置，過早的“去工業化”是一個很大的危險。**這種“去工業化”的職業結構變動，帶來整個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下行，而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持續經濟增長，主要依賴的就是勞動生產率及其增長率的不斷提高。當然，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要依賴技術創新，但這需要長時期的努力，在這個過程中過早的“去工業化”會造成很多負面結果。

（二）要高度重視城鎮化對農民工“吸納能力不足”的問題

城鎮化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任務，也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我國城鎮化率雖已達到中等水平，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要從減少農民入手，加快農民工的城鎮化吸納，為提升城鎮化水平提供持久動力。**但我國城鎮化對農村農業的輻射力仍然不夠，對農村勞動力吸納不足。一方面，中小城市户籍的“含金量”較低，吸引力較弱。雖然中小城市生活成本低、工作地點離家較近，但各種資源大都集中在省會及以上城市，中小城市就業機會有限，工資水平較低，且教育、醫療、交通等資源相對匱乏，以至於農民工寧肯千里迢迢地從家鄉到東部沿海地區務工，也不願在家鄉附近的中小城市打工。另一方面，農民工落户中小城市的意願不足。户籍限制放開後，農民工融入中小城市的機會和可能性會有所提升，但户籍放開只是解決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的起點。中小城市，特別是中西部地區中小城市就業機會有限、公共資源不足制約了農民工定居中小城市。這就需要進一步加大力度深化城鄉管理體制、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住宅制度、公共服務供給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加快農民工的城鎮化吸納，進一步提升我國的城鎮化水平。

（三）要特別注重互聯網等物流和外賣工人的權益保護

與互聯網相聯繫的新零工就業的迅猛發展，對促進我國居民消費、物流業發展和經濟復甦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目前對物流業工人，特別是對卡車司機和外賣小哥的權益保護一直存在缺失，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技術變遷和平台經濟加劇了卡車司機、外賣小哥勞動的“不穩定性”。**互聯網與智能手機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物流業的組織與運作模式。卡車司機、外賣小哥與互聯網平台型組織的複雜關係已經難以用現行的法律關係界定。**二是卡車司機、外賣小哥的職業生態不斷惡化。**在競爭加劇、管控趨緊、運價下降的背景下，卡車司機、外賣小哥的勞動過程與工作組織也越來越趨向於嚴苛的理性化和效率化。“ 貨運機器人”“外賣機器人”等詞被經常用來形容卡車司機、外賣小哥的“趕工遊戲”。**三是對互聯網平台的法律監管滯後。**由於“新型勞動關係”的相關法律法規還沒有出台，配套制度也不完善，導致了對互聯網平台的法律監管滯後。處於技術壟斷地位的平台，因為沒有法律的監管，很難確保卡車司機、外賣小哥的正當利益。同時，卡車司機、外賣小哥比傳統用工模式下的工人更為弱小和分散，難以維護自身權益。

（四）要密切關注工人隊伍內部不同羣體社會保險差異較大的問題

工人階級隊伍內部社會保障差異較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城鄉工人社會保險參與差異較大。**農民工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和醫療保險的比例較低，跨省轉移接續難。城鎮職工在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的參與比例要比農民工明顯偏高。**二是不同所有制單位的職工參加社保情況差別較大。**第八次職工隊伍狀況調查顯示，在公有制單位，基本養老和醫療保險的覆蓋率較高，分別達到90.1%和 91.7%，而非公有制單位的覆蓋率則低不少，分別為73.3% 和74.9%，兩者存在明顯的差距。同時，部分企業存在社保未繳費、不足額繳費、不按時繳費的現象。部分職工未納入制度覆蓋範圍，職工勞動合同中沒有（包括不清楚）對社會保險有明確規定的達24.8%；沒有辦理（包括不知道）失業、工傷保險的職工比例分別達31%和23.6%。

（五）要着力解決工人隊伍的技術技能素質存在的短板和弱項的問題

工人的技術技能素質是製造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高質量發展是做實、做強、做精製造業的生命線。目前，我國工人隊伍的技術技能素質存在三個方面的短板弱項：一是製造行業從業者的受教育程度整體還偏低，還不能完全滿足製造強國發展戰略的需要，技術技能素質還存在較大提升空間；二是高素質、高職稱的技術工人數量明顯不足，所佔比例偏低，存在較大需求缺口，智能設備技術工人更是嚴重缺乏。三是技術工人的收入偏低，對於技術技能提升的激勵不足。目前，在企業中高級技術工人的收入與一般管理人員相比並沒有優勢，而且崗位培訓和技能提升對於技術工人的收入和晉升並沒有明顯作用，大大影響了工人提升技術技能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