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元朝的四民分等，背後是一套社會管理組合拳_風聞

作者   齊文刀

所謂的“四民分等”，在國外早已有之，比如古印度的四階種姓制度，分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古希臘的斯巴達劃分戰士（斯巴達人）、商人和手工業者（柏裏伊塞人）、奴隸（希洛人）等等。

從國內來看，這一制度是女真人的發明。12世紀他們建立金朝後，在任用公務員時，規定了四個等次的錄取優先級，依次是女真人、渤海人、契丹人、漢人。

只不過風水輪流轉，後世蒙古人繼承了這套玩法，把原本金字塔尖的女真人，直接打落到第三等次了。

蒙元作為一個“世界帝國”，人口成分更復雜，這“四民分等”也就更精細，散見於政治、經濟、法律、科舉等等各項制度規定之中，構成了一整套社會管理和社會運行的“組合拳”。

01 詳解四等級

第一等級當然是蒙古人，是統治者的“自己骨肉”。

據拉施特的《史集》記載，這一等次又分為兩種人：

泛皇族和普通蒙古人。

所謂“泛皇族”，是跟黃金家族有着共同祖先的尼魯温蒙古人，包括泰赤烏、兀魯、札答蘭等等二十多個部落；

普通蒙古人稱迭列列斤蒙古人，包括弘吉剌、伯牙兀、兀良哈等等十餘部；

其餘如塔塔爾人、蔑兒乞人、斡亦剌人等等，早已被蒙古部落同化，也被視為是普通蒙古人。

據元朝人所著《輟耕錄》的統計，當時蒙古氏族共72種。

第二等級稱色目人，是蒙古統治者的幕僚、幫手和理財顧問，有點像今天的米國，盎格魯撒克遜人身邊站着的猶太人。

不過，這也是人種和民族成分最複雜的一類，元成宗時期曾規定，凡是蒙古、漢兒、高麗、蠻子以外者，都屬於色目人——這就有點像後來的三哥，凡是外國人，也懶得再分了，統統歸屬到第二等級“剎帝利”。

那些被蒙古征服的歐亞各民族，諸如欽察人、阿速人、回回人、乃蠻人、唐兀人、畏兀兒人等等同歸此類，後期也是派系林立相互傾軋，造成了元廷政局的反覆震盪。

第三等級漢人，又被稱為漢兒、扎忽歹，主要是中國北方地區，原金朝境內的被征服者，廣義上來説，也包括蒙元較早進駐的四川、雲貴一帶的居民。

因此説，所謂“漢人”，其實並不限於北方人，也不限於傳統漢族，女真、高麗、契丹、渤海等等族羣也在“漢人”之列，《輟耕錄》中統計的漢人，共分八種。

第四等級南人，又被稱為蠻子、新附人、囊加歹，這便是歐亞大陸上最後一批被蒙古征服的族羣：南宋的子民，其中絕大部分是漢族。

有意思的是，同屬漢族，卻根據地域的不同，分成了兩個等級，被蒙古人“以漢制漢”，分而治之。

02 懸殊的政治待遇

後世的滿清，雖然也是少數民族做皇族，但中樞重臣不乏漢人，這恐怕也是吸取了元朝的教訓。因為元朝的公務員體系，簡直太“自絕於人民”了——

相當於今天國務院的中書省，相當於國防部的樞密院，相當於中紀委的御史台，最高長官都是第一等級的蒙古人把持。

翻遍百年元史，在這些高層職位裏，也才找到兩個漢族出身的“國務院副總理”，也就是中書左、右丞。一個是史天澤，大地主兼大軍閥，幫忽必烈一起打天下的元勳功臣；另一個是蒙古化的漢人賀惟一，很早就背祖改族，被蒙古人特賜蒙古姓氏，名曰“太平”。

中央政府如此，地方政府更甚。

蒙元政權在地方的軍政實權，實質上掌握在“達魯花赤”手裏，其大概相當於中央特派員兼地方軍區司令。

早在元朝建立以前，忽必烈政府就規定，各地的達魯花赤必須由蒙古人擔任，而且“永為定製”。

後世元成宗、元武宗、元仁宗又反覆下禁令強調，一定不能叫漢人擔任這一地方要職，倘若真的選不出合適的蒙古人任職，那就從做過蒙古貴族貼身奴才的色目人中選調。甚至，元廷還多次在國內搞整風運動，盤查是否有像賀惟一那樣高度蒙古化，改了蒙古名字的漢人，冒充蒙古人做達魯花赤的，一旦查出必須撤職，且“永不敍用”。

比如《元典章》就記載了一個第四等級的南人，本名黃祖太，早年躋身蒙古小哥的行列，改了個蒙古名字叫“伯顏”，在江西某縣做了達魯花赤，被查出後立即革職。此人在祖先面前，該不該叫作“無顏”呢？

還有各道廉訪司，大概相當於中紀委巡視組，元成宗時有明文規定，長官應以蒙古人為主，實在有缺口，就選出身高貴（做過蒙古跟腳僕役）的色目人，再往下推，才是一般色目人、漢人。直到元朝中後期，擔任各道廉訪使的漢人，也不超過總職數的六分之一。

不過凡事無絕對。

一些條件極為艱苦的地區，比如湖廣行省的一些邊遠山區，氣候潮熱、瘴癘橫行，蒙古人和色目人不願意去就職，漢人也就“勉為其難”，被派去做達魯花赤了。

03 拉偏架的司法體系

司法維護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也是元朝民族分化政策最“欺人太甚”之處。

早在忽必烈平滅南宋之前，元廷就發佈禁令，“禁止漢人聚眾與蒙古人鬥毆”，但反過來説，如果蒙古人要打漢人呢？那麼就是“漢人勿還報，許訴於有司”。也就是説，被打者不能還手，但是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走訴訟程序。

而一旦付諸司法，結果如何呢？

綜合《元史·刑法志》和《元典章》的説法，蒙古人因為有爭執，或者酒後亂性，把漢人打死了，要打五十七大板，同時賠償燒埋銀子，然後——就沒有然後了。但假如，漢人打死了蒙古人，被處死那是一定的了，同時還要抄沒全部家產，賠償燒埋銀子。

當然，以上只是一種理想狀態，假如是蒙古官吏犯了法，依律須由蒙古人自己的司法人員審理，高級貴族還要交宗正府處置，那就很可能——板子和銀子都免了。

以上只是舉了故意殺人罪，這樣一個極端的例子，其餘不平等的規定就多了去了。再比如盜竊罪，初犯者要在左臂上刺字，再犯刺右臂，再犯刺脖子……但同時又説：“蒙古人有犯及婦人犯者，不在刺字之例”。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還有比如我們熟知的，漢人、南人不準私藏武器、不得集體狩獵、嚴禁集會、嚴禁結社等等，就不一一贅述了。但有一樣，傳説中，蒙古達魯花赤要享受漢人新媳婦的“初夜權”？負責地説，這個真沒有！

理由如下——

首先説，《元史》對這個事，根本就隻字未提。

第二，從邏輯上説，你想，幾十萬蒙古人，才選出多少達魯花赤來？要統治幾千萬人口的漢人，如果“初夜權”是一個定製的話，則駐地的這位達魯花赤小哥，就必須“雨露均霑”，那花費的體力和精力，簡直不敢想象——這不就是累死的牛嗎？

第三個理由就是，當年的蒙古草原，擄掠婚、收繼婚風俗盛行，所以人家蒙古小哥腦子裏，壓根就沒啥“初夜權”的概念，這估計是南宋遺民套用了漢人的禮法觀，以訛傳訛的結果。

當然了，當年的南人們還有一個指望，那就是像先朝一樣，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上流社會，這總該是一場公平競爭了吧？

04 不平等的科舉考試製度

從隋唐帝國開始，科舉考試就逐漸成了社會上下層流動的階梯，到了宋代流量突然加大，保證了社會精英能窮經皓首一心苦讀，終生為統治階層所用。

蒙古汗國其實早在窩闊台汗時期，就搞過一次“戊戌選試”，選拔了少量漢族儒生充實官員隊伍。但直到半個多世紀後的元仁宗時代（公元1313年），元廷才順應民意恢復了科舉制度，然而仍舊堅持“四民分等”的分化政策，好事並沒有辦好。

無論考試還是錄取，蒙古人、色目人都是單列進行，不與漢族同等考量。科目上，蒙古人、色目人只考兩場，漢人、南人則需要考三場；錄取時，蒙古色目為一榜，漢人南人為另一榜。

當然，如果你是家學淵源，漢化較深的蒙古人，想要考漢人的科目，這也是鼓勵的，但放榜時，會被抬高一等錄取。

那麼錄取名額是否按人口比例劃分呢？

對不起，雖然漢人、南人的考生數，要遠遠超過蒙古和色目人，但是四類人的錄取人數卻是一樣的，鄉試與會試，總共錄取100人，四個等級均分，各為25人，進入最終的殿試。

根據地域的不同，例如河南行省錄取漢人會多一點，江浙行省則錄取南人偏多一點，但全國總數中的比例，這是政策紅線，決不能突破的。

對於注重教育、窮經皓首、立志“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漢族知識分子來説，這樣的歧視制度，着實突破底線了，有點“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意思。

時人曾作詩一首道：

儒生心事良獨苦，

皓首窮經何所補？

胸中經國皆遠謀，

獻納何由達明主？

是啊，朝堂上達不到“明主”，那就只有在草莽之間尋一個“大明”之主，敢教日月換新天了。

但元朝科舉制度最害人的地方，並不在於此。

因為當時蒙古小哥“略輸文采”，沒有那麼深厚的學養和制度設計能力，只能因陋就簡，採用前朝的科研成果，將南宋儒學中，比較通俗易懂的程朱理學，作為科考取士的制度標準。

比如出題和答題時，選用的《四書》、《詩經》，必須採用朱注，《尚書》必須取朱熹學生的註解，《周易》必須取程朱之説，《春秋》必須採用程頤一派的版本……總之，考試內容和閲卷標準，必須以程朱理學的闡述和推導為本，嚴禁採用別家之言、嚴禁自行發揮。

從此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就必須清洗掉自己的獨立思維，在思想和表達上，力求被程朱“靈魂附體”，才能通過科考而榮身。後來的明清兩代，其實在科舉制度上也是沿襲了元朝的框架，只不過內容限定更加嚴格，形式上，也採取了更精緻的八股文。

從這個角度上講，元朝開創的“程朱版科舉”制度，綿延長達六百年，直到清末才被廢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