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年前，錢學森艱難回國背後，還有這些鮮為人知的故事……_風聞

無論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奮鬥歷程中，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豐碑上，抑或在中國當代科技的創業道路上，錢學森都是一位值得緬懷和追憶的人物。

他那句“使我的同胞能過上有尊嚴的幸福生活”，不僅是為國家命運和民族前途而發出的時代強音，也成為他的初心與使命。

2021年12月11日，是錢學森誕辰110週年。

錢學森。圖｜新華社

今天，我們一起了解錢學森輾轉回國背後鮮為人知的故事。

錢學森在新中國成立後決定回國，但因其從事科研的性質而被美國阻撓長達5年之久。其間，他欲歸不得，且官司纏身、自由受限。

當“錢學森案件”發生後，中國政府當即在道義上對美國予以強烈譴責，並試圖通過外交途徑設法援救。鮮為人知的是，中國科學院那時已將錢學森納入編制，以向他的父親錢均夫提供生活補助費作為實際援助。實際上，中國科學院在籌建初期就虛位以“招徠”錢學森，但這個“人才引進”計劃直到他回國後才得以實現。

文 | 呂成冬 上海交通大學錢學森圖書館副研究館員

編輯 | 謝芳 瞭望智庫

本文為瞭望智庫書摘，摘編自《科學與忠誠：錢學森的人生答卷》，人民郵電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原標題為《中國科學院虛位以待》，原文有刪減，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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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聘任，救助親人

檔案與文獻表明，中國科學院在“錢學森案件”發生後不久就將錢學森納入編制，並以向他的父親錢均夫提供生活補助費的方式提供實際幫助。

錢學森於1935年赴美留學，1947年回國探親並與蔣英結婚，之後又返回美國生活。他的母親章蘭娟因病於1934年年底去世後，父親錢均夫就一直在杭州居住，直到“七七事變”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才前往上海避難。

錢均夫1938—1956年居住在上海愚園路1032弄岐山村111號，此照片為其在愚園路的留影。

錢學森自1938年12月起，幾乎每月都會給父親匯款。他當時還在加州理工學院讀博，所匯款項是從獎學金中節省出來的，待工作後有了固定收入，匯款額度就逐漸增多。然而，匯款在“錢學森案件”後戛然而止。

“錢學森案件”發生後，錢均夫的學生黃萍蓀到錢均夫家中拜謁老師。錢均夫對黃萍蓀説：“學森回不來了！被移民局囚禁在一個島上，因畏其以精湛而超世的火箭技術攜回中國，失去彼壟斷獨步之利。”錢學森給父親的最後一筆款項是1951年委託學生羅時鈞歸國後途經上海時帶的300美元現金。

恰在那時，中國科學院決定將錢學森納入編制，並按照標準向他的父親發放生活補助費。

此事源於1950年9月物理學家趙忠堯回國途中被駐日美軍扣留，導致其在國內的家屬陷入經濟困境，吳有訓和錢三強便聯名致函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建議提供援助。

具體辦法是由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聘任趙忠堯為研究員，並按照研究員薪給標準的70%給其在南京的家屬發放生活補助費，直到趙忠堯回國後到研究所工作為止。這個辦法經郭沫若批准後，自1950年10月起由中國科學院華東辦事處南京分處實施。

由於通貨膨脹，中國科學院便以實物小米作為薪給標準。依據中國科學院臨時聘任委員會1950年制定的標準，研究員每月薪給為1000至1300斤小米。中國科學院採取研究員薪給標準的70%這個方案亦較為合理，因為趙忠堯並未實際到崗。

援引此例，中國科學院決定照此聘任錢學森為研究員，按照研究員薪給標準的70%向其父親錢均夫發放生活補助費。中國科學院隨後根據“就近原則”，將錢學森納入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的編制，並由該所具體負責錢均夫生活補助費的發放。

錢均夫摯友孫智敏的女兒孫永説，每次都由她前往研究所領取生活補助費後再轉交錢均夫。那麼，這筆補助費究竟有多少呢？

在上海交通大學錢學森圖書館的館藏中，有一件由錢學森哲嗣錢永剛教授捐贈的珍貴文物《錢均夫賬簿》。錢均夫在賬簿中詳細記載了中國科學院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每月發放的生活補助費金額。不知何故，錢均夫於1951年11月之後未再記賬，但可以確定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仍每月定期發放生活補助費。

錢均夫在上海居住期間按月記載經濟收入與生活支出。圖為他在1951年1月賬簿中記載的各項收入與支出，其中顯示當月中國科學院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的生活補助費為人民幣1474100元（舊幣）。

這段時間，錢學森不僅無法給父親匯款，人身自由亦受限制。錢學森説：“自然除了審問之外，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特務是守着我的，看看有什麼友人來我家裏，我又去訪什麼人，我有什麼信。因為這些事，我也就不常出去，過着孤獨的生活。”

不過，身在太平洋彼岸的錢學森不僅心連祖國，更有親友的精神支持。例如，表弟李元慶就經常委託舅舅錢均夫寄去表達思念心情的信件，即便信件常常石沉大海；父親錢均夫也不曾放棄任何機會，經常致信錢學森夫婦“以鼓動、增高他們對祖國的感懷”。

**最為關鍵的是，錢學森本人亦未曾放棄任何機會，他在新中國成立後“得知有科技協會之組織”，於是“約集僑美學生組織科技協會分會，欲藉此以團結留美同學，響應祖國號召”。**但眾所周知，錢學森被禁止歸國5年之後才被准許離開美國，他於1955年7月29日致信父親，説“有哪天能走就走”，錢均夫收到信後喜極而泣。

眾所周知，美國阻止錢學森回到中國，旨在使錢學森掌握的科技知識過期失效。錢學森卻反其道而行之，用5年時間完成了兩項重量級學術成果，即《工程控制論》和《物理力學講義》。正是這兩項學術成果，使錢學森個人的思想歷程經歷了一次從實踐論到認識論的飛躍。

不知錢學森當時是否知道中國科學院給他的編制，以及每月發放給他父親的生活補助費。但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科學院已經是這兩項學術成果的第一完成單位了。

2

輾轉“求援”，終回國

1955年10月28日，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在日記的首行寫下六個字：“錢學森到北京。”那時，竺可楨剛剛協助錢學森轉交了“求援信”。

竺可楨與錢均夫、錢學森父子是舊識，他又與錢學森的導師馮·卡門為故交。竺可楨年長錢學森20餘歲，曾在1947年訪美之際與他過從甚密，在當年暑期還邀請他到浙江大學演講。錢學森被美國阻撓回國之際，竺可楨一直擔心其安危。

1954年11月5日，竺可楨從由美國歸來的毛漢禮那裏得知：“錢學森在CIT仍教課，但不能看文件，至於往來則受監視。”

後來，錢學森終於在中國政府的協助之下順利回國，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就是他寫給陳叔通的求援信。不得不提的是，此封求援信在國內的轉寄者正是竺可楨。一般認為，當時陳叔通收到信後便直接交給了周恩來總理，但實情並非如此。

錢學森在美國的最後5年被禁止參加任何涉密項目，雖然處於“往來則受監視”的生活狀態，但反而脱離了繁忙的科研工作，迴歸家庭。圖為錢學森蔣英夫婦與兒子錢永剛，女兒錢永真在美國的日常生活照。

陳叔通收到信後首先交給了竺可楨，希望由中國科學院出面處理。竺可楨在1955年7月11日的日記裏寫道：“陳叔通交與錢經甫（家治）接學森（本年六月十五日）的信，知道學森想回國，要叔老為之設法。錢被扣已3年（作者注：實際已5年）。”

翌日，竺可楨便致函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稼夫説：“昨天陳叔老（作者注：即陳叔通）交來被美帝扣留在加州的我國留學生、加州理工學院航空工程教授錢學森和他父親均甫（作者注：即錢均夫）先生的信各一封。叔老的意思希望我院能設法經過外交方式使錢學森能回國。從錢個人信裏可以看出他是急切地想回國而且極不願再留在美帝的。但從附來美國報紙的新聞（53年三月）就可以看出美帝把錢看作航空工程的權威，而且以他為飛箭的專家，而這飛箭是美國想用來運載原子武器的，從此可以看出美帝之所以扣留錢，並不是因為他攜帶1800本書，而是怕錢回國後為祖國服務。院裏應該如何拯救錢君使他能脱虎口，請你設法。”

張稼夫於7月17日向國務院副總理陳毅報告，7月21日陳毅批示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請外交部想辦法”。隨後，外交部向中美大使級會談中方第一任首席代表王炳南發去電報，指示其可在中美大使級會談上以錢學森的例子向美國施壓。9月6日，竺可楨終於從焦瑞身夫婦（作者注：焦瑞身回國前為美國谷物公司高級研究員）和匡達人那裏得知“錢學森已準備回國，於九月十五可以上輪”。

圖為錢學森和家人在美國時期的生活照。

10月28日錢學森抵達北京，竺可楨因參加慶祝蘇聯植物學家米丘林誕辰100週年紀念大會而未能前往迎接。但可想而知，當竺可楨在日記中寫下“錢學森到北京”時，終覺安心了。

11月1日，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在北京飯店為錢學森舉行歡迎晚宴，參加者還有陳叔通、竺可楨、吳有訓、周培源、葉企孫、華羅庚、茅以升等。

竺可楨細心地發現：“錢已七八年不見，比前蒼老甚多，雖只43歲，恐因在美國被軟禁五年所致。”這句話反映出錢學森被困5年的疲憊感，但他的這種疲憊感很快便煙消雲散，因為科學報國的初心終於可以在祖國實現，且等待他的是一個足以施展其才華的崗位——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

實際上，錢學森留美之際曾多次計劃歸國服務，他在1947年暑期回國時就曾有意留下。但他在上海、杭州和北京等地逗留期間所見皆是蕭條景象，尤其是國民黨發動內戰讓整個國家陷於“不堪入眼情況”，他只得先“仍回美洲”，但待“解放後，決心歸來，又被美帝阻拒”。

錢學森“決心歸來”，雖被美國阻撓，但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就有中間渠道以“北方工業主管人”的名義邀請他歸國後“在東北或華北領導航空工業的建立”。鮮為人知的是，中國科學院在籌劃過程中曾制訂過一份人才引進計劃，對海外學子虛位以待，其中就包括錢學森。最早在1949年9月錢三強和丁瓚受陸定一的委託共同起草《建立人民科學院草案》時，就提出成立數學及應用數學研究所籌備處，並列出擬聘的研究者。

草案寫道：“我國應用數學專家甚多，在世界上應用數學界，外國學者認為我們青年應用數學工作者的成就僅僅次於猶太工作者，現在在國內國外的我國的工作者非常受人重視，數量亦相當多，在各大學中都沒有適當的系使他們充分發展。同時他們的工作與未來的高度工業化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譬如超音速（編輯注：現稱超聲速）的飛機的研究等。因為這種種原因，建議成立應用數學研究所籌備處，除集中人才外尚需計劃購買近代的計算機及必要的圖書。可以工作的人員：周培源、王竹溪、錢偉長、錢學森（在美）、陸士嘉、張維、林家翹（在美）、郭永懷（在美）等。”

當1950年中國科學院進入籌建階段時，錢三強和丁瓚的意見得到認可，中國科學院決定設立數學及應用數學研究所籌備處，計劃“招徠”錢學森等人。但這個人才引進計劃未能實現，且中國科學院之後因實際需要，轉為以籌建力學研究所為新目標。

當1955年錢學森乘坐的“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航行在太平洋上時，中國科學院於9月27日召開會議，決定請他擔任力學研究所所長。是年10月6日，中國科學院召開第四十三次院務常委會，正式決定“以行將回國的錢學森為所長”。

**此外，錢學森還被正式聘為中國科學院16位特等研究員之一，且“特等薪水特別加多至450元一月”，其中，職務工資350元，學部常務委員津貼100元。**但他後來於1963年9月7日向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黨委書記楊剛毅提出“學部常務委員的一百元減去”，並要求“每月三百五十元的工資也應按一九六〇年組織規定，按比例降低；以前未扣部分，現在補釦”。他還在信中給出了充分理由：“這樣做了之後，我一家工資（加上我愛人的約二百元）仍將在五百元左右，這也實際上是我們現在生活的水平，所以多了完全不必要，而於心很不安。”

錢學森“於心很不安”，是因為當時國家經濟出現困難，他希望以一己之力與國家共渡難關。

3

“光明的將來是我們的”

1955年10月6日，中國科學院召開第四十三次院務常委會，任命朱兆祥擔任力學研究所辦公室主任，隨後安排他前往深圳迎接即將歸來的錢學森。10月8日，朱兆祥手持陶孟和與吳有訓兩位副院長的介紹信，在深圳羅湖口岸迎接錢學森一家。

10月10日，錢學森在朱兆祥的陪同下前往上海，並停留了半個月左右，以陪伴父親和訪親會友。其間，他兩次受邀回母校交通大學訪問，並在10月25日與交通大學30餘人舉行了座談會，交流他正在從事的科研工作。

錢學森於1955年10月25日回母校交通大學做學術報告，圖為他與參會人員座談。

在座談中，交通大學工業企業電氣化教研室給錢學森寫了一張便箋，告知教研室正在開設一門“自動調整理論”課程，但沒有參考教材，他們提出，早聽説錢學森在國外寫了一本《工程控制論》，他們很想讀些自己國家的科學家寫的書，“希望慨贈我們學校圖書館一冊，倘沒有原文本，可否寫成中文，交印出版，推動國內科學上的這一環節”。錢學森回國時確實打包帶回了數本《工程控制論》，但不知當時是否捐贈給了母校，不過幾年後，此書的中文版就正式出版了。

座談會後的第二天，錢學森便啓程北上，並於10月28日抵達北京。翌日，錢學森攜妻子蔣英和子女到天安門參觀。錢學森對北京並不陌生，他曾在此度過15年的青少年時光。但此時非彼時，舊貌早已換新顏。

錢學森回國後不久便受邀於1955年11月9日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做“回國觀感”演講，為了做好這次演講，他專門寫了4頁的演講稿。從留存的演講稿可見，錢學森的字跡並不那麼工整，且有多處修改和別字。

圖為錢學森晚年研究文藝理論的手稿。

那時他已有20餘年未曾系統地使用中文寫作，但演講內容情真意切，表達了一名中國科學家建設新中國的強烈願望。錢學森在演講中以回國一個月的見聞為開篇，先後講了三個方面的內容。

**首先，錢學森以自身被“拘留”與“驅逐”的經歷為例，揭露了美國如何用十分險惡****的手段來阻止留學生回國以及慣用的套路，**即通過故意拖延辦理准許中國留學生回國的手續，以“不能及時出境，可以申請作為難民永久居住美國”為誘餌，從而達到阻止中國留學生歸國的目的。

所以，錢學森回國後就收到不少留學生家屬詢問學生滯留境況的來信。此外，當時來自中國的信件成為重點檢查對象，經常石沉大海。錢學森在演講時建議：“我想這隻有一個辦法——他們在祖國的友人、親戚，應該多多寫信給他們，介紹情況，也可以夾入人民日報的社論等，使他們漸漸瞭解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情。”

其次，錢學森通過對比中美兩國科技工作者的人生觀，指出美國科技工作者在避免戰爭以及避免經濟恐慌和失業之間的矛盾心態。

他説：“我的同事中就很有幾位無心於研究及教學——因為研究的結果被用在戰爭的武器上，教出來的學生也是去備戰的工業中心工作，因此就灰了心，以少作正經事為原則。有的回家種花，有的回家天天修理和油漆房子，有的努力於公益和慈善事業，作為他們精神上的寄託！”

事實上，錢學森留美之際正逢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對美國的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催化作用，而那時的他早已敏鋭地看到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另一面。

最後，錢學森以在美國現實生活中的“生產衣服—賣衣服—買衣服”為例，指出因資本主義的利潤目標而導致的物資浪費、阻礙生產技術進步等現象，同時通過對比社會主義“考究節約物資”“歡迎生產技術的改進”等，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與分配、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矛盾。

基於此，錢學森在總結時指出，“他有了內在的，不能避免的矛盾，他必然走向沒落的道路”，並預言：“光明的將來是我們的！”

錢學森回國初期居住於中國科學院中關村宿舍。圖為錢學森搬進中關村宿舍時的留影，茶几上放的是《人民文學》雜誌——文藝理論研究是錢學森晚年“重理舊業”迴歸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

錢學森預言的立論依據與馬克思主義理論頗為一致，即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同時還藴含着對科學社會主義進行探索研究的朦朧意識。

而這正是錢學森晚年迴歸學術後的重要研究方向，這個朦朧意識恰似錢學森個人的思想歷程上的一座燈塔，堅定地指引着他航行的方向，助其不斷繪製一個又一個思想座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