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百年埃及學學術史反思_風聞

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郭子林

　　1822年，法國學者商博良成功釋讀象形文字，標誌着埃及學的誕生。兩個世紀以來，埃及學因其研究對象的特殊性而始終處於顯學地位，在考古、語言、文字、歷史、建築、藝術、文學等領域取得了豐碩成果。埃及學為古埃及文明的構建提供了豐富史料，為人類關於自身歷史的認知給出了個性樣本，為國際學術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已成為當前各國構建國際學術話語權、傳播各自文化認同的重要平台。在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當下，對兩百年來埃及學的學術歷程進行梳理、反思其史學經驗、展望其發展趨勢，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作為求實的埃及學。**古埃及文明從公元前3000年左右持續到公元7世紀中葉，然而古埃及人沒有研究和書寫歷史的傳統，公元前3世紀早期埃及祭司馬涅託撰寫的《埃及史》是深受希臘文化影響的產物。從5世紀起，埃及本土語言文字逐漸停止使用，古埃及輝煌的文明被淹沒在歷史長河裏。在接下來的1000多年裏，人們主要通過希臘羅馬時期古典作家的零星記載，瞭解片面零散的古埃及文明史。近代以來，越來越多的遊歷者把在埃及的所見所聞傳播到歐洲，引起時人對古埃及文化的關注。1798年，拿破崙遠征埃及，打開了塵封已久的古老文明大門，異國風情的文物和畫作傳回法國，傳播到歐洲各地，激發了人們對古埃及文明的熱情，學術界掀起了一場破譯古埃及文字的熱潮。1799年，羅塞達石碑的發現為古埃及文字的破譯提供了關鍵素材。商博良憑藉掌握多種古代語言的優勢，通過對比羅塞達石碑上的古希臘語銘文和古埃及語聖書體銘文中的王名，成功地破譯了古老文字的密碼，覓得了“迴歸”古埃及文明社會的鑰匙。作為研究古埃及文明歷史和社會的一門綜合性專門學科，埃及學由此誕生。

　　在整個19世紀，意大利、德國、法國、英國等國學者，如貝爾佐尼、列普修斯、馬裏埃特、馬斯帕洛、皮特里等，踴躍投入到對古埃及語言文字解讀和古蹟遺存考古發掘的學術事業中，探察並記錄古埃及歷史遺蹟，抄錄古蹟銘文，在不斷解讀文本的過程中完善埃及語法，提升文字釋讀數量，研究很多重要歷史問題，構建起古埃及歷史的基本面貌。英國學者皮特里的序列年代法和《埃及史》、美國學者佈列斯特德的《古埃及史：從原初時代至波斯征服》，是對19世紀埃及學成就的總結，也是對20世紀埃及學征程的開啓。

　　進入20世紀以後，埃及學研究凱歌前行。英國學者加德納爵士的《埃及語法》、德國學者埃爾曼和格拉波等人編著的五卷本《埃及語詞典》，是埃及學的重大成果，極大地促進了國際埃及學的發展。法老圖坦卡蒙陵墓的發現、阿斯旺大壩的修建以及隨之展開的搶救性發掘和阿布辛拜勒大神廟整體遷移等，把埃及考古推向高潮。20世紀70年代之後，聚落考古的盛行、語言文字研究的深入，不斷為學術研究提供新材料，使人們形成了有關古埃及文明的新洞見。目前，有關埃及人的來源、埃及文明起源、埃及歷史發展階段、埃及王朝更迭、金字塔、帝王谷、神廟、文學、宗教等，學界已形成很多共識，英國學者伊恩·肖的《古代埃及史》可謂埃及學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

　　從一個又一個古埃及文字的釋讀，到一個又一個歷史事件的澄清，再到古埃及歷史的成功書寫，都是各國學者的智慧結晶，是埃及學求真求實研究的結果。對於一個沒有書寫歷史傳統的古老文明而言，這種史實重構至關重要。當然，考古學家、語言文字學家、史學家等正在利用新科技進行史實建構，為埃及學的發展提供不竭素材。

　　**第二，作為求是的埃及學。**對具體問題的研究是埃及學的一種學術路徑，但絕非唯一方式。從20世紀中葉起，埃及學家們開始在求實的基礎上探索古埃及歷史規律問題。

　　王權是一個具有核心意義的課題，很多學者對其充滿興趣。20世紀四五十年代，美國學者亨利·弗蘭克福特考察了古埃及王權神聖屬性的各種表現形式和來源，探討了法老權力和權威的變動性，強調了王權研究對於認識古埃及文明乃至近東文明的重要意義。90年代，美國學者歐康納等人編著的《古埃及王權》一書，從宏觀和微觀相結合的角度，揭示王權的本質，剖析王權與祭司集團權力博弈對王朝變更的規律性影響。

　　20世紀30年代，受到人類學儀式理論的影響，A. M. 布萊克曼探討古埃及神話與儀式的關係，強調神話對儀式的描述作用，認為古代近東宗教儀式體現了近東文化模式的擴散過程。這種觀點引發了激烈討論，埃及學界也展開了論爭。隨着爭論的進行，學者們越來越將古埃及宗教儀式與王權和社會結合起來，認為儀式對古埃及社會的相對穩定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70年代，學者們開始關注古埃及人的歷史意識和文化記憶。加拿大學者D. B. 瑞德福根據法老王名錶、年鑑、日行書和馬涅託的《埃及史》殘篇等，認為古埃及人沒有書寫歷史的傳統，但有歷史意識，以簡要方式記載他們認為重要的歷史事件。英國學者B. J. 凱姆普從意識形態的角度解剖古埃及文明，賦予古埃及器物和儀式以意識形態功能，探尋古埃及王權穩定發展的規律。德國學者楊·阿斯曼從文字、信仰等方面考察古埃及人的文化記憶，認為古埃及人所持的是一種冷記憶，將埃及統一國家形成時期的王權和社會視作完美狀態，在法老歷史上不停地追求和重演這種完美社會，並將其作為解釋古埃及王權持續三千多年的原因之一。

　　**第三，作為求思的埃及學。**西方學者從王權、儀式、文化記憶等角度探討古埃及社會發展內在邏輯與規律問題。埃及學的研究對象是古埃及，即埃及古代史。具有規律探討性質的埃及學研究，雖可成一家之言，但若囿於純學術問題的探討而不顧及研究者所處的時代和社會，那麼對於埃及之外的人們或埃及學科以外的學者而言，難免有一種“隔岸觀景”的感覺。

　　英國歷史學家科林伍德認為，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歷史是“活着的過去”。他的意思是歷史研究在於出思想，對歷史事件進行由今及古的思考，給出符合當代現實需要的客觀規律性解釋。實際上，這與中國傳統史學“鑑古知今、經世致用”的追求一致，即“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往古者，所以知今也”。

　　嚴格意義上的中國埃及學研究始於20世紀80年代，比西方埃及學晚了一個半世紀。但是，中國埃及學從一開始就以史學研究為出發點，以理解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為目的，注意將其與中國史學的發展結合起來，研究古埃及國家和文明起源、奴隸制、土地制度、喪葬習俗、王朝更迭和歷史變遷等。這些研究既有時代特色，也有學術特點。20世紀90年代關於“東方專制主義”問題的大討論，則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美國學者魏特夫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了“東方專制主義”概念，扭曲了古代東方歷史。到八九十年代，其觀點仍對歐美乃至我國學界有所影響。我國學者從多個文明的歷史出發，對這一假説進行批駁。一些學者運用古埃及歷史事實，揭示了治水專制主義的謬論，從根本上否定了這一錯誤學説，進而擴展到對古埃及文明進程和社會演進規律的研究。90年代以來，我國埃及學者對古埃及文化、文字、對外關係、經濟模式等問題的研究，將國際埃及學發展與我國社會現實需求緊密結合，對實踐問題和學術問題作出回應，旨在提出中國學者關於古埃及文明和社會發展的學術思考。

　　對重大理論問題的探討，需要站在人類悠久歷史的長河中、置於世界發展的大局中，由古及今、由近及遠，才能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這就需要我國埃及學界立足當下、回看過往、面向未來，總結古埃及人治理社會的得失，揭示古埃及文明興衰的根源，提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説，發出具有國際影響力、體現時代需求的思想先聲，構建出新時代中國埃及學的國際話語體系，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學術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