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不過浙江人”的偏見背後, 藴含怎樣的“財富密碼”？| 文化縱橫_風聞

✪ 郭曉琳、劉炳輝 浙大寧波理工學院

【導讀】2021年，浙江省被確立為共同富裕示範區，其相關探索經驗與未來指向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為什麼是浙江省“基礎最好”？浙江經驗對於我們探索“共同富裕”有什麼樣的啓示？浙江的“先行先試”又面臨什麼樣的新問題與新挑戰？

本文指出，浙江的共同富裕基礎最好，主要體現在三大方面：一是浙江踐行“山海協作”戰略，從最初的加強基建、結對幫扶、產業支持，到後來的“飛地經濟”，促進經濟發達地區與省內山區的協作共富，縮小了省內區域差距；二是始終將縣域作為城鎮化的關鍵空間佈局，發展“塊狀經濟”，藉助鄉村小工業集聚與鄉村旅遊，縮小了城鄉差距；三是多年來堅持在土地、政策等方面讓利於民，縮小了居民收入差距。作者認為，浙江在縮小“三大差距”方面的成功探索，雖有其特殊省情，但也藴含着普遍的經驗，其他省份和地區是可學可做的。

結合浙江“先行先試”中的重點課題，作者深入分析了共同富裕道路面臨的挑戰，指出今後探討共同富裕問題，更應聚焦於中產階層、藍領工人和在鄉農民三大羣體。其中，中產階層“向上突破不足，向下滑落有餘”，要緩解其心理焦慮和未來風險，關鍵要靠國家整體的科技進步與產業提升以及國家層面上的教育改革；藍領工人能否大規模邁入中等收入羣體，是共同富裕成敗的最重要決定因素。要大幅提高其工資待遇，現實可行的方法，除提升產業層級外，就是大力度加強藍領工人的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在鄉農民的致富之路則是共同富裕過程中最具挑戰性的部分，必須在鄉村振興的框架中採取“分散突圍”之法，充分尊重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和嘗試。

作者認為，“浙江探索”帶給我們以下啓示性思考：首先，一次分配為重點。共同富裕的實踐方向還要着眼於一次分配，而非對整個經濟的根本體制和基礎進行變動，搞“平均主義”；其二，公共服務均等化。今日中國 2 億多進城農民工住房問題的解決，需要國家在政治上有戰略部署，不能完全交給市場；最後，實事求是重穩定。各項政策都需因地制宜，並要“一張藍圖幹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幹”。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6期32-40頁，原題為《“浙江探索”： 中國共同富裕道路的經驗與挑戰》，**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浙江探索”： 中國共同富裕道路的經驗與挑戰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深沉底藴，更是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凝聚全國人民的重要旗幟和理想目標。當代中國，幾乎沒有人從理念上否定這一價值追求的正當性和感染力，但真正的難題在於其實踐的艱難性與複雜性。2021年，浙江省作為全國除直轄市外的省級行政單位中共同富裕基礎最好的省份，被黨中央和國務院確立為共同富裕示範區，其相關探索經驗與未來指向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為什麼是浙江省“基礎最好”？浙江經驗對於我們探索“共同富裕”有什麼樣的啓示？浙江的“先行先試”又面臨什麼樣的新問題與新挑戰？

▍ 共同富裕：世界難題與歷史使命

中國是一個大國，而且是一個延綿存續數千年的大國。**維護大國一統成為歷代執政集團的首要命題：首先必須克服區域差異，其次必須克服收入差距，現代社會還要克服城鄉差距。**這種因為地理位置差異、自然資源稟賦、人才儲備豐寡而導致的分化，在農業社會是較為緩慢的，進入現代工商業社會則明顯提速。市場經濟追求效率，自然催生馬太效應，強者愈強，弱者愈弱。

**新中國成立後，新生政權致力於削減貧富差距，以公有制、計劃經濟及按勞分配的方式對共同富裕做了一次歷史性探索。**但當時工業基礎較為薄弱，且需優先考慮重工業建設任務，民生改善因此受到諸多制約。改革開放以來，物質生產極大豐富，但貧富差距卻越來越大。我國通過戰略規劃、產業佈局、轉移支付、結對幫扶、脱貧攻堅等一系列組合拳，經四十餘年不斷努力，在控制城鄉差別和區域差別持續擴大問題上取得了階段性成效。

在城鄉差距方面，1949年我國城鎮化率在10% 左右，直到 1978 年實行改革開放，城鎮化率也才 18% 左右，到了 2000年的世紀之交，也僅僅達到30% 左右。進入 21 世紀，中國的城鎮化真正加速發展，截至 2020 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達到 64%，鄉土中國開始具有了明顯的“城鄉中國”特徵。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更為突出的是“區域差異”問題。鄧小平 1988 年即提出“兩個大局”（沿海地區、內地）思想，中央在 2000年制定“十五規劃” 時明確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2004 年提出“中部崛起”“東北振興”， 都致力於縮小區域差距。 經過二十年的持續努力，中國的東中西部區域差異已 呈現明顯縮小態勢 ：“2000 至 2017 年，西部地區生產總值從 17276 億元 增加到 170955 億元，佔全國比重由 17.5% 提高到 20.0%。人均地區生產 總值由 4948 元增加到 45522 元，從相當於全國平均水平的 62.3% 提高到 76.3%”；“2017 年，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地區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分別 為 84595 元、48747 元、45522 元和 50890 元，人均最高的東部和最低的 西部之間的相對差值，由 2003 年的 2.5 倍縮小到 1.9 倍”。

三大差別中最難解決的是收入差距問題。 各國政府在此方面均方法不多且乏善可陳。“二戰”後，資本主義國家紛紛加強社會建設改善社會福利，以緩解社會過度分化帶來的秩序瓦解風險。然而不過兩代人的工夫，20 世紀七八十年代，隨着作為資本主義陣營對立面的蘇聯明顯走下坡路，西方失去了節制資本、照顧勞工的動力，開始再度為資本鬆綁。資本在全球化過程中迅速壯大，西方世界的藍領卻日益陷入窘境。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正是對這種差距不斷擴大現象的理論闡釋。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對解決收入差距問題提出自己的可行性方案。

▍ “浙江探索”：特殊省情與普遍道理

浙江省被國家選為共同富裕示範區，自然是因為在此方面具有突出成績**。問題的關鍵在於，浙江如何做到的？浙江做對了什麼？為什麼有些舉措，其他省份甚至沿海省份也在做，但唯獨浙江取得了最佳效果？**這是理論界和實務界都必須正面回應和認真總結的問題，否則其他省份和地區很容易陷入“浙江本來基礎就好，我們學不了”的尷尬之中。

本文將着重從浙江省縮小區域、城鄉和收入差距上的多年努力來剖析其探索經驗的特殊性與普遍性。提煉總結浙江經驗的“普遍性”，並不應迴避其“特殊性”。因為沒有任何經驗是可以脱離具體時空環境的，講清楚其經驗的“特殊性”以及隱藏在特殊性之後的“普遍性”，才是正確剖析浙江數十年探索經驗的真正有益方式。

（一）“山海協作”：縮小區域差異的制勝之道

浙江省有陸有海，陸地面積約 10 萬平方公里，內海面積約 3 萬平方公里；陸地上號稱“七山一水二分田”；2020 年有常住人口 6400 餘萬人，位居全國各省第 8 名；2020 年 GDP 總量 6.5 萬億元，排在廣東、江蘇、山東之後；省內有 2 個副省級城市杭州和寧波。總體來看，浙江省在自然資源稟賦上並不算突出，在能源礦產資源方面尤其匱乏。因而計劃經濟時期，國家的重工業佈局對浙江並無特殊青睞。所以在改革開放初期，浙江的起點在全國範圍內並無領先優勢，只能算中等生。而隨着市場經濟的深入展開，寧波和温州作為海濱城市的優勢迅速凸顯，再加上省會城市杭州，浙江省迅速出現杭甬温三強鼎立的格局並延續至今，三城分別佔據了浙江北、東、東南三個方位，而浙西、浙南山區則面臨快速發展及被省內經濟強市拉開差距的雙重壓力。如果任由這種趨勢自然發展，浙江很可能成為全國區域差距很大的省份。

**自本世紀初，浙江開始堅定踐行“山海協作”戰略，具體形式從最初的加強基建、結對幫扶、產業支持，到後來的“飛地經濟”等，核心要義都在於促進經濟發達地區與省內山區的協作共富。**二十年來，“山海協作”取得了突出成績，浙江最高最低地市居民收入倍差為 1.67，是全國唯一一個所有設區的市居民收入都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的省份。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政策作用之外的一些“特殊省情”。比如浙江的地形更接近圓形，形狀結構較為對稱，南北向與東西向相距均約 400 公里，且一 省之內有三個不同方位的經濟強市可以輻射帶動周邊，這是其他幾個沿海省份所不具備的。與之相比，廣東省面積約 18 萬平方公里，南北向與東西向均約六七百公里，經濟發達市在空間上高度聚集於珠三角狹小的空間內，對省內東、西、北部地區的輻射能力十分受限；山東省與廣東省類似，東西跨度較大；江蘇省雖幾乎與浙江省陸地面積相等，但地形呈長條狀，南北和東西跨度均比浙江大，且經濟發達城市高度聚集在蘇南地區。

從經濟地理格局來看，浙江好比一個精緻縮微的中國，也是西高東低、西陸東海、西重（要）東富（裕）， 因此我們也要看到浙江經驗的普遍性，即發達地區持續幫扶山區（山區經濟發展往往弱於其他區域），是一定會有成效的。 具體的幫扶形式、產業支持、要素流動方式可以因時因地而異，但這種攜手並肩的價值理念和戰略導向不應動搖。

（二）“塊狀經濟”：縮小城鄉差距的關鍵舉措

在現代化和城鎮化過程中，城市較鄉村具有巨大的發展優勢，且對鄉村有明顯的資源汲取傾向。城市日益光鮮亮麗與鄉村廣泛衰敗同步呈現，在大部分地方成了普遍現象。然而浙江卻保持了鄉村的富裕美麗與生態和諧。截至 2020 年，浙江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 72%，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699 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1930 元，城鄉收入比為 1.96，遠低於全國的 2.56，並且是自 1993 年以來首次降至 2 以內，已連續 8 年呈縮小態勢。在浙江縣鄉經濟發展過程中，“塊狀經濟”居功至偉，其主要是指區域產業集羣，在中國主要聚焦於鄉村小工業集聚，如浙江温州的鞋服、眼鏡、打火機等，嘉興的木條、羊毛衫等，寧波的皮革、服裝等。

表面上看，城鄉差距是經濟差距的問題，但本質上還是產業差距。產業差距至少受四個方面因素的影響：資源稟賦地理位置、國家產業政策與佈局、城鎮化路徑、歷史發展階段。浙江的資源稟賦並不突出，加之新中國成立之初考慮到戰備國防等因素，對浙江的重工業投入也不突出，浙江的經濟結構因此整體“偏輕”，以輕工業為主。這固然有家底薄的弱勢，但也有輕裝上陣的優勢。

另外，在改革開放之初，浙江的城鄉差距本身較小（農村稍富，城鎮偏窮），且**與同為沿海發達省份的江蘇偏愛大城市化不同，浙江選擇了一條鼓勵縣域和鎮域經濟的城鎮化路徑，一直將縣域作為城鎮化的關鍵空間佈局。**浙江農民往往就地進城，地方政府也給鄉村發展以較大空間，允許農民利用自家庭院和房前屋後開展各類創業增收。新世紀以來，浙江山區和近郊鄉村以鄉村旅遊的形式服務城市，同步享受增長果實，實現了城市反哺鄉村的戰略目標。

（三）“讓利於民”：縮小收入差距的根本導向

鼓勵能者多勞，多勞多得，是中國社會各界在社會主義建設探索中形成的共識，所以縮小收入差距的要害不在於“限高”（實踐中也很難做到），而在於“託底”、“擴中”（培育擴大中等收入羣體）。 在這些方面，浙江多年來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地域，方法多有變化，但“讓利於民” 的核心主線一以貫之。

在農村，從土地上讓利。收入差距與職業有關，也與城鄉關係有關，説到 底還是產業及其利潤率有別。 在農村，農民一般主要從事農業生產，靠勞動獲 取收益，浙江卻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便支持農民在自家庭院和鄉村從事小 工業以獲取非農收益。 進入新世紀以來，鄉村旅遊成為農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 徑，其所獲利潤的真正來源，是將宅基地從生活資料無償轉化為生產資料產生 的地租收益，而這必然涉及對農民住宅的適度改造。 如同當年鼓勵農民開展各 類小工業作坊一般，浙江在此方面給予了農民廣闊的空間。 與之相比，江蘇則 長期對農房改造持謹慎態度。

在社會，從政策上讓利。浙江是資源小省，僅靠農業難以維持生計，農業 與手工業兼營因此成為山區農民的傳統。 因手工業產品無法在本村內完成銷售， 必須走街串巷構建商業網絡，浙江農民形成了經商的傳統。 這種因為資源窘迫 而激發出來的商業技能，在改革開放之初，必須得到政府的默許和支持，才有 生存發展的空間。 那一時期的改革闖將冒着巨大的政治風險支持了羣眾的經商 創業行為，至今仍被浙江人深深懷念。 在今天看來，這是典型的政策讓利。

▍ 未來面向：三大羣體的共富之路

共同富裕必然是一個長期的目標，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共同富裕”的實現，也必然涉及分配領域的不斷改善，但**當前對税收手段的調節功能也不宜過高估計。**從中央的部署和浙江的先行探索來看，**分配問題固然重要，但更迫切的是如何在發展中解決好不同羣體的共同富裕問題——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另一方面，經過幾十年的市場經濟發展，**中國的社會結構已經出現了明顯變化。探討共同富裕問題，需要對不同社會羣體進行更細緻精準的分析。**浙江省“先行先試”中也把“全面覆蓋 + 精準畫像”的基礎數據庫建設作為重要內容。十八大以來，我們首先通過脱貧攻堅，解決了最困難羣眾的託底問題。在筆者看來，今後更應聚焦於以下三大羣體：中產階層、藍領工人和在鄉農民。

（一）中產階層

“中產階層”，在主流話語中更多被稱作“中等收入羣體”，由於“中等收入羣體”內部勞動職業特徵依然存有較大差別，所以筆者在此使用“中產階層”一詞，泛指以專業技能和管理等腦力勞動為主的社會羣體。這一羣體普遍接受了較好的教育，2020 年“七普”數據顯示，“擁有大學（指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為 2.18 億人”，巧合的是，各界普遍測算的當前我國“白領”羣體的數量也在 2 億左右。從比例上看，當前我國擁有大學文化程度者在人口中佔比達到 15.4%，也剛好與體制內工作者佔勞動力總數的比例接近。

中產階層往往是一個“向上突破不足，向下滑落有餘”的羣體。 這其中有兩方面原因：一是中產階級在城市中安身立命，主要依靠的是掌握的知識技能，並無資本與生產資料方面的佔有優勢。而在競爭加劇、變化頻仍的環境中，除少部分掌握了高層級制度性文化資本者（如碩士、博士），大部分人將隨着年齡增長、體能下降和知識陳舊而職場競爭力下降，很容易就會被市場淘汰；二是中產階層的子女往往很難繼承父輩的社會地位。因為知識不像資本那樣可以直接繼承，中產階層的子女必須通過高強度的教育競爭，才能獲得與父輩同等的職業與地位，但出身中產家庭的孩子往往又易陷入“死於安樂”的局面。

在中國，影響社會分層的最大因素仍然是教育——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獲得待遇優渥、條件寬鬆的工作崗位。而**要實現這樣的合理匹配，教育發展就必須與國家的科技進步和產業發展相結合。**自 2019 年開始，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經超過 50%，一代年輕人中的多數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勞動力市場中的教育失配問題愈發凸顯出來。

如此，**要緩解中產階層的心理焦慮和未來風險，個人及後代的不斷學習、提升必不可少，但更為關鍵的是國家整體的科技進步與產業提升以及國家層面上的教育改革。**只有整體科技水平進步了，技術含量高的企業增多，高等教育畢業的大學生羣體才能找到相應崗位；企業利潤率大幅提升，就業崗位的薪酬待遇也才會整體提升。產業升級是保證這一部分大學生進入中等收入羣體的關鍵，與此同時，高等教育也需依據科技進步和產業發展狀況進行相應調整。

浙江在過去幾十年中，之所以能夠形成一個較為龐大的中等收入羣體，正源於其始終不懈地支持產業升級——從鼓勵農民由農業轉向工業，由低小散的家庭小工業逐步向先進製造業升級，到抓住數字互聯網經濟的浪潮，“以數字化改革撬動共同富裕重大改革全面深化”。中國規模龐大的高校畢業生未來高質量就業的希望，也在先進製造業和互聯網創新的浪潮中。當然同時也要看到， 浙江的居民收入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一定差距，技術提升與產業升級之路依舊充滿挑戰。

（二）藍領工人

在當代中國，藍領工人規模在 4 億左右，其又分為“老藍領”和“新藍領”，筆者認為， 藍領工人能否大規模邁入中等收入羣體，將成為共同富裕成敗的最重要決定因素。

“老藍領”集中在製造業、建築業等傳統領域，大約 2.8 億人；“新藍領”集中在網約車司機、外賣騎手、快遞員、家政服務等領域，大約 1.2 億人。這部分羣體的一個共同特徵是主要從事體力勞動，整體受教育水平相對較低，一般在初高中及以下學歷。他們最大的困境在於就業不穩定、工作強度高、勞動保障差和薪酬待遇低，進而無法真正落户城市享受同等的社會公共服務和福利。我國城鎮化率中常年存在“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鎮化率”相差18 個點（大約 2 億多人）的情況，其主要人員構成就是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羣體。

給予藍領工人道義上的同情並不能解決他們的實際問題。 這部分工人在市場經濟下待遇不高，是受經濟活動本身規律的制約。能夠參與市場財富分配的各類要素中，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都是較為稀缺的，恰恰勞動是不稀缺的。要大幅度提高藍領工人工資待遇，現實可行的方法，除了上述的提升產業層級之外，就是大力度加強藍領工人的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浙江在職業教育方面也先行先試，積累了豐富的產教融合發展經驗。但總體而言，浙江及全國的職業教育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社會認可度、產業匹配度及學校教學管理等方面均有較大的改進空間。

（三）在鄉農民

當前我國農業户籍人口還有 7.8 億，其中勞動力人口約 4 億，外出務工者 2 億多，從事第一產業者約 1.7 億人。農經年報數據顯示，近年來，未經營耕地户約 2500 萬，規模以上經營户（耕種 50 畝以上）約 400 多萬。根據“七普”人口數據，中國家庭户均 2.6 人，因此可以粗略估計，在鄉村從事規模農業羣體的人口不過千萬規模，不從事農業的已有至少五六千萬，兼業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員約 1 億左右。

對於完全不事農業生產的在鄉農民而言，其生活方式實際上已逐漸城鎮化和工商業化。 即使在中西部農村，農民也逐漸普遍在縣城買房並就地城鎮化。在高度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東部地區，農民的生活方式已與縣城市民相差無幾。

兼業從事農業的在鄉農民 ， 在中西部地區往往是户均承包七八畝地，夫妻二人以打零工為生，一年收入在五萬到八萬之間，對於當地消費並不高的生活環境而言，還是較為安穩的。這類零工機會與國家近年來大規模的各類補貼和鄉村振興建設密切相關。這批在鄉農民的年紀往往在五十歲以上，在未來十到十五年後，其人數也會隨着中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而迅速減少。

當前從事糧食種植，一般需要一二百畝以上規模，其盈利方可與進城務工比肩，然而即便如此，其利潤也主要來自各項補貼。對種糧農民的補貼依然需要加大力度，這既涉及國家安全，也涉及城市穩定。我國長期維持低糧價，為的是保障城市居民，尤其是普通藍領的基本生存，但也需要保護、鼓勵在鄉的實際種糧者。在鄉農民的致富之路無疑是三大羣體共同富裕過程中最具挑戰性的部分 ，必須在鄉村振興的框架中採取“分散突圍”之法，充分尊重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和嘗試。浙江在引導培育“農創客”等致富帶頭人方面長期堅持，成果豐碩。

除了上述三大羣體外，還會有一小部分困難人羣需要財政託底和羣眾互助。“託底”高度依賴地方財政能力，而地方財政能力説到底取決於產業基礎和科技水平，只有科技含量高的產業才能有較高的利潤率，才能支撐更高的地方財政，進而給市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福利。**“互助”則主要是羣眾內部的家庭、家族以及社會公益支持。**浙江地處沿海且商貿發達，但由於颱風多天災、漁業高風險、商業易破產等多重自然社會因素，導致浙江人在劇烈變動的環境中互助共濟傳統較為深遠，值得總結其經驗與規律。

▍ 結語

浙江在產業結構、經濟發展水平、城鎮化率、社會治理等多方面總體領先全國平均水平約 10~15 年。通過上文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共同富裕的浙江經驗，關鍵是要在實踐中把握“發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續性的統一”。浙江在共同富裕上的探索，以及面對新問題的可能解決思路，無疑會帶給我們一些啓示性思考。

首先，一次分配為重點。 中國共同富裕的實踐方向還是要着眼於一次分配，因為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不可能從根本上大面積解決問題。此外，政府的税收調節能力和空間畢竟有限，這是世界範圍內的普遍問題。税率過高，則資本流出，反過來將導致税收總量下降。必須首先通過“發展”增加整體收益，實實在在地提高一次分配水平，而非對整個經濟的根本體制和基礎進行變動，搞“平均主義”。浙江共同富裕的基礎之所以比較好，也與浙江是民營經濟大省密切相關。在接下來的探索中，浙江依舊將“創新創業”作為重要舉措，並將在全省農村大力推動閒置宅基地和閒置農房的激活改革，其着眼點均在一次分配上。

其二，公共服務均等化。 城市公共服務和福利的核心有四：住房、教育、醫療、養老。公共服務和福利的獲得，有個人努力的部分，但更多取決於政府的制度保障和政策安排。目前，中國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主要任務還是 2 億多進城但尚未定居落户的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其中最為關鍵的是住房問題。城市的住宅相當於農村的“土地”。今日中國 2 億多進城農民工住房問題的解決，需要國家在政治上有戰略部署，不能完全交給市場。如果這部分羣體能夠順利落户城市，無論是對刺激經濟增長還是維持社會穩定而言，都是功在千秋。此外，進一步推動教育、醫療等優質公共資源在城鄉和省域之間暢通共享，也是重要的攻堅方向。當前，農民工羣體社保的跨省流轉及其所包含的未來養老金問題，應給予更多的關注和支持力度。

最後，實事求是重穩定。 國土廣袤、區域差異巨大是中國的基本國情，因此各項政策都需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中央在共同富裕問題上也如此強調，浙江前期的良好基礎亦建基於此。毛澤東説過：“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浙江在縮小三大差別上的前期基礎，與二十年來“一張藍圖幹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幹”密不可分。“政貴有恆，不求屢易”是一個樸素而有效的古老政治實踐原則。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6期32-40頁，原題為《“浙江探索”：中國共同富裕道路的經驗與挑戰》。 文章僅代表 作者本人觀點，歡迎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