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憲麗 高奇琦｜社會風險化還是心理風險化——對貝克風險社會理論的反思_風聞

張憲麗｜上海政法學院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

高奇琦｜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研究院院長、教授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再次受到了人們的關注。似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進一步論證了貝克風險社會理論的合理性。但實際上，這其中有許多可以討論的問題。例如，究竟是人類社會的風險進一步增加，還是人們的風險承受能力減弱？換言之，是社會的風險化，還是心理的風險化？對此，本文首先從貝克的核心結論入手，就工業社會與農業社會的風險進行比較，然後再評價工業革命對人類社會稀缺困境的改善，進而討論人類社會對風險認知的偏差以及西方目前流行的一些不當認識，最後將問題聚焦到風險應對中的社會團結問題。

人類社會的風險是在增多還是減少

在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中，有一個核心結論至關重要，即進入工業社會之後，人類的風險比之前大大增加。貝克明確指出，風險的“基礎是工業的過度生產”。貝克認為，伴隨着人類現代化的進步，社會風險不可避免地增多，這似乎是人類社會的一種悖論。貝克明確指出，“佔據中心舞台的是現代化的風險和後果”。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非常深刻，對社會科學各學科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然而其核心結論似乎仍然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正如蓋布·梅森（Gabe Mythen）所提醒的，儘管在各個學科之中風險社會理論都產生了重大影響，但是需要對其中的結論作更加實證的分析。這裏可以與貝克風險社會理論進行對話的內容是，如何對風險進行整體評估，以確定目前人類社會的風險確實比傳統的農業社會更多。這在統計學上是一個難題，不過我們可以舉一些直觀的例子，可能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更有幫助。

瘟疫、饑荒和戰爭是人類在工業社會之前所面臨的主要風險。正由於這三個因素在人類歷史上的循環往復，一直到工業革命之前，人類仍然難以擺脱其魔咒。例如，1347—1352年，被稱為黑死病的鼠疫導致西歐的人口鋭減約1/3。在中國歷史上，王權更迭主要是在農民戰爭的背景下發生的，而發生農民戰爭的主要原因則是饑荒。從西漢到清末造成萬人以上死亡的重大自然災害有190 起，其中死亡人數最多的為2290 萬人。進入工業社會之後，饑荒導致人類死亡的比例逐漸下降，但是瘟疫和戰爭的威力仍然很強大。關於1918年大流感，早期的估算數據是，全球約有1/5的人口感染，至少2160萬人死亡。1970年後的估算數據則將死亡人數確定為5000萬到1億之間。而當時全球人口總數約為18億。同時，流感暴發也是一戰結束的重要原因之一。再以戰爭為例，一戰中，大約有2000萬人死亡，二戰大約有6000萬~8500萬人死亡。但是，人類社會在進入核武器時代之後，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卻在逐步減少。

簡言之，在進入工業社會之後，雖然人類社會之前面臨的三大風險中的部分挑戰仍有上升的趨勢（如瘟疫），但是從整體來看，它們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卻在下降。就瘟疫而言，黑死病造成歐洲30%~50%的人死亡，這在今天看來是不可想象的。我們同樣需要看到，在工業進步的背景下，人類應對風險的能力同樣在提升，這一點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應對中可以得到佐證。進入21世紀以來，SARS、埃博拉、禽流感、炭疽熱、豬瘟等眾多病毒的影響力都是相對比較小的。目前看來，新冠肺炎疫情對人類社會有較大影響。同樣也可以發現，在本次疫情應對過程中，某些發達國家出現的應對不利與其防控策略和整體動員能力有限有很大關係。

饑荒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正在逐步減低。伴隨着工業革命的發展，特別是食品工業的生產革命，人類社會正在進入一個營養過剩的階段。儘管目前在非洲或其他地區，由於戰爭或者極為貧困的原因，仍有少數兒童處在飢餓的邊緣線上，但隨着聯合國千年發展計劃等一系列國際性援助的推進，隨着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對消除貧困運動的有力推動，這種情況正在不斷減少。

戰爭則因為核武器的出現實現了一種新的恐怖平衡，也就是在核大國之間爆發大規模戰爭變得不太可能。在核武器之下，大國之間從“相互確保摧毀”的戰略伙伴關係逐漸過渡到“相互確保生存”的戰略伙伴關係，並使得大國之間爆發核戰爭的可能性越來越小，直至可能在實際上被排除。現在的戰爭主要是地區性戰爭，在核國家和非核國家之間展開，或者是在兩個非核國家之間展開，主要表現為一種地區衝突。

因此，並不能簡單地得出結論：在工業革命的背景下，人類社會進入了風險社會。風險社會這個概念本身可能存在定義的瑕疵，因為人類社會從一開始就是高度風險性的。貝克同樣也認識到，“風險並不是現代性的發明”。可以想象，早期人類進行大型捕獵時面臨的風險，比今天人類面臨的風險要大很多。當時人類的平均壽命不超過20歲，而今天的人類的平均壽命可以達到70多歲。人口增長也是評估風險的重要指標。在工業革命之前，全球人口數量在6億以內。而發展到今天，全球人口已經達到70億以上。簡言之，人類社會從一開始就是風險社會，並且上述例證試圖證明人類社會目前面臨的風險要比之前社會所面臨的風險小很多。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科技進步。在科技進步的基礎上，人類社會的物質產出已經達到一個新的水平，而物質產出是應對風險的重要保障。

科技革命對人類生存風險的減弱效應

從生存意義上講，人類社會面臨的最大風險是物質短缺，而現代的工業革命恰恰在科技和大工業的基礎上逐步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人類需要的能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以食品為中心的攝入性能量；另一種是以使用為中心的輔助性能量，主要包括衣服、住宅和出行。攝入性能量的獲取建立在食品工業革命和農業大規模生產的基礎之上。通過發展農藥技術、農業機械工業以及轉基因技術等，農產品產量大幅度提高。儘管這些新技術可能會帶來一些新的隱患，如關於轉基因食品仍然存在爭議，但人類社會恰恰在這種高度不確定的過程中向前發展。當面臨食物短缺問題時，人類就會面臨生存極限，因此，人類需要在生存和健康之間進行平衡。風險不可能被永遠消除，人只能在風險的類別和大小之間作出平衡。

輔助性能量的大量獲得同樣建立在工業革命的基礎上。我們日常使用的大量物品如尼龍、塑料等，都可以通過石化工業生產出來。由於人是恆温動物，即需要保持體温恆定，所以衣服對人類至關重要。隨着現代紡織工業的快速發展，這一問題得到有效解決。住宅問題一直是人類社會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然而在現代建築工業發展的基礎上，住宅問題也在不斷得到改善。出行革命則建立在現代交通工具和能源革命的基礎上。現代城市發展的基本目的就是讓人們的交換更加頻繁。這是一種效率革命。儘管現代城市同樣面臨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等一系列現代病，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城市是一種高效率交換的產物。為何城市化進程不可阻擋？因為城市本身就是一個高效率交換場所。效率原則是解決人類物質短缺問題的重要法門。儘管人們對目前城市發展的問題有很多反思，但是我們同樣要看到城市在提高人類產出和增加人類交換上的重大意義。

信息革命和正在發生的智能革命都對人類社會的進一步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信息革命有利於遠距離的信息傳輸成本大幅度降低，這使得人們未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城市規模的限制。人類社會的高產出建立在大規模信息交換的基礎上，所以信息革命是人類高交換的催化劑。智能革命所導致的自動化會產生一種更為深刻的生產力革命，使得許多物品的產出成本大大降低。如果對未來進行展望的話，我們可以看到，核聚變能將來可能會成為人類能源的重要解決方案，這會大大降低能源的採集成本。另外，光伏產業可以把陽光轉化為光能儲存起來，這樣的能源既清潔又相對廉價。再如，我們目前信息革命和智能革命所高度依賴的半導體，其主要材料是硅，而硅是從沙子裏分離提取出來的。另如，在新的材料革命中，碳納米管、石墨烯這樣的新材料更是建立在地球上最為豐富的碳元素之上。所以説，在新科技革命的基礎上，人類對大自然的獲取能力會進一步增強。換言之，人類社會最大的風險是短缺，而短缺的問題可以通過科技革命逐步解決。從這個意義上講，人類面臨的風險是在降低而不是增加。貝克並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一點。貝克的説法是，“你可以擁有財富，但必定會受風險的折磨”。蒂莫·魯薩寧（Timo Rusanen）觀察到，在歐洲出現了強烈的技術悲觀主義（technopessimism），特別是那些在工業和文化上轉型為後物質社會（postmaterial societies）的國家。甚至進一步講，貝克的觀點具有某種反工業文明的傾向——“風險是文明所強加的”。客觀而言，貝克的這一觀點很容易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模式形成誤導。需要深刻認識到的是，整體而言，工業文明可以增強人類抵禦風險的能力，而不是減弱。

風險感知的增加及人類脆弱性的增強

然而，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也具有其意義。貝克的理論提醒我們，由於對大自然獲取能力的增加，未來藴含了新的風險。同時，貝克的理論也反映了人類的一種普遍焦慮：雖然我們已經進入豐裕社會，但是我們的不安全感卻大大增加。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就是絕對風險的減少和對風險感知的增加，成為後工業社會或信息社會的一個普遍特徵。

另外，人們應對風險的能力，特別是心理承受能力似乎在減弱。在前現代社會中，非正常死亡是常態。在進入現代社會之後，人類的平均壽命從30歲左右增長到70歲左右。但是由於人類社會倫理知識的進一步進化，人們越來越不能承受非正常死亡。一旦某一例非正常死亡出現，通過新媒體的傳播，這樣的生命故事便會瞬間傳遍整個社會。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中，由於信息傳播不便，許多信息（特別是熱點信息），很難對人們的社會心理造成巨大影響。並且，由於信息傳播的限制，一個整體性輿情事件的形成需要具備諸多條件。但是在信息技術和傳播媒介高度發達的今天，每一個生命非正常死亡的例子，都會瞬間變成新聞熱點。換言之，從絕對意義上講，這樣的非正常死亡的數量減少了，但是由於新媒體的存在和人們倫理意識的增強，這樣的生命故事會不斷地在媒體上傳播，讓人們感覺到這樣的風險似乎是更多了。因此，就形成了一個“絕對風險減少和人們感知到的風險增加”的悖論。貝克似乎也看到這一點：風險部分源自“普遍的缺乏信心和‘風險倍數’（risk multiplier）”。然而，貝克似乎將這一觀點隱含在其複雜的邏輯之中。

另外，現代社會給每個人提供的尊嚴和舒適感，使得現代人越來越不能承受舒適之外的任何其他感受。例如，在農業社會時，人們風餐露宿是常態，餓肚子也是常態，這增強了人們對這種風險的承受能力。但是如果讓一個現代人突然無準備地在野外生存，那將是一個極大挑戰。再如，發達地區的人們往往存在過度使用空調的問題，即關掉熱空調之後，馬上打開冷空調，這使得人們對舒適感定義的範圍越來越窄。然而，空調是一個現代產品。人類在相當長的時間之內並沒有空調，生活並沒有明顯的不適。這恰恰説明如今人們對風險的承受能力變得越來越弱。

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是典型的西方知識分子懷疑論的一種延伸，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講也是西方末世論的另一新版本。在基督教的敍事框架中，人類社會由於人性之惡，最後會走向世界末日。末世論構成了西方社會科學知識的一種基本假設，而西方許多主流思想家的價值觀都建立在這一末世論的基礎上。從其邏輯上講，人類社會不可避免地要走向世界末日，而風險社會只是世界末日的另一種形式。羅馬俱樂部所發行的《增長的極限》這類研究報告，也是西方末世論的一種體現。從知識傳統來看，從霍布斯開始，就形成了這樣一種社會科學價值觀的基本色調。霍布斯在人性惡的假設之上概括了叢林法則和自然狀態，黑格爾則提出了歷史終結的説法，福山對歷史終結的討論就是建立在黑格爾學説的基礎上。簡言之，末世論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個基本假設。在現代西方社會科學的發展過程當中，基督教作為一種文化傳統，並沒有被西方社會拋棄，而是以另外一種現代和世俗的方式把其整合到社會科學的內涵之中。到海德格爾那裏，人類社會更是走向了一條向死而生的不歸路。這些都是對末世論的一種世俗表達。這些思想家背後的內核都是末世論，而風險社會理論只不過是關於末世論的一種最新表達而已。貝克明確地表達出那種無助：“使我們理解了那些驚顫、無助的暴怒和‘沒有未來’的感覺。”風險社會理論可以給人們提供一種警示，但實際上它對人們應對風險本身並沒有特別有效的價值，因為這一理論僅僅是一種作為先知的預警和警告，並沒有對如何應對風險做出更多的討論。

對強批判的批判與行動主義的必要性

在全球公共衞生危機的大背景下，我們更需要思考的是在風險應對中學到何種知識，而不應像杞人憂天那樣強調一些無意義的風險，也不應像祥林嫂那樣僅僅抱怨風險的源頭和主體責任。在風險應對過程中，不僅要找到風險的源頭，更重要的是首先“滅火”。“滅火”之後再重新反思其中的問題，並形成新的動員機制。人們不可能完全消除風險，人們更多是在風險的平衡中前行。

應對風險的過程是一種社會革命，會引發對我們之前的習慣進行重新思考，形成新的社會規範。同時，我們也需要思考，如何在短時期內進行社會的整體動員，並形成社會團結，以整體的力量來應對風險的衝擊。許多風險的產生是綜合因素作用下的結果，而要準確找到原因是非常困難的。從某種意義上講，人類社會似乎適用的是量子力學的測不準原則。特別是在一些大型複雜性風險中，找到風險的源頭極為困難。正如非典給我們的啓示一樣，我們還沒完全搞清楚非典產生和暴發的相關原因時，非典作為一種流行病就已經被遏制住。我們對許多新生事物仍然有很多認識盲區。貝克用風險社會這一概念更多表達的是一種不確定性。貝克指出：“在風險社會中不明的和無法預料的後果成為歷史和社會的主宰力量。”然而，人類社會恰恰是在不確定性的平衡之中向前進步。我們不能因為對不確定性的恐懼，就停下人類社會前進的腳步，因為人類社會面臨的許多問題同樣需要藉助科技的力量來解決。

在危機當中，最大的風險並不來自風險本身，而來自人們對風險的錯誤認知。人們對風險的恐慌往往很容易導致社會信任的消失，形成踩踏事件。例如，在社會危機暴發期間，一些地方發生入室搶劫事件等，這都屬於社會信任的消失。再如，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後，美國許多人會去超市買槍支，難道可以用槍支消滅病毒嗎？在危機暴發之後，恰恰是人們對危機的恐慌造成了社會危機。疫情的暴發本身是以一種新冠病毒為基礎的公共衞生危機，而危機升級後產生的更大危機是人們社會信心的消失。

從這一點也可以解釋為何一些國家試圖通過自然感染而實現羣體免疫是一種非常糟糕的策略。許多專家（包括首都醫科大學饒毅教授）都從醫學的角度對羣體免疫策略進行了批評。筆者這裏則從社會心理以及公共管理的角度來討論其不可取之處。一些國家提出的羣體免疫策略完全是一種甩鍋給社會的不負責任做法，其背後的理論邏輯基礎是優勝劣汰的自然法則。自然法則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曾一度在西方特別流行。西方的一些重要思想，例如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也都建立在這樣一種優勝劣汰、強者生存法則的基礎之上，這同樣可以回到霍布斯的自然狀態和叢林法則理論加以解釋。可見，羣體免疫策略是建立在西方人性惡的文化理論基礎之上的行為策略。從這一意義上講，羣體免疫的提出符合西方文化價值的基礎，然而這樣一種優勝劣汰的自然選擇策略，並不符合西方（特別是20世紀以來）在道德價值觀上形成的新進展。在工業化的初期，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確實是大行其道。然而20世紀西方的知識界和理論界都對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進行了強烈的批判。例如，自由主義中的自由左派（以羅爾斯為代表）特別強調傾向於弱勢羣體的觀點。在羅爾斯那裏，這種體現就是差別原則。西方的其他理論如社羣主義，更多是強調社羣的整體性，例如沃爾澤的複合平等理論。而其他的一些自由主義理論家，例如德沃金所提出的資源平等理論，力圖讓每一個人在最初的時候都能享受到資源上的平等，這其中也藴含了向弱勢羣體傾斜的政策內涵。多元文化理論更加強調少數羣體的特殊權利。後現代理論家更加偏向於對弱勢羣體權利的主張，這幾乎構成了20世紀後半葉西方理論的最主要進展。例如，在《瘋癲與文明》中，福柯深刻地指出，精神病患者在某種意義上是被權力機制製造出來的。這些思想在社會運動上則表現為同性戀、女性等少數羣體的平權運動。

在21世紀的今天，重新強調這種羣體免疫的政策，無疑在理論上面臨巨大的困難。因此，社會科學界對羣體免疫形成強烈的批評，已經是確定的事實。當然，一些國家提出羣體免疫策略，也是對自己國家治理能力有限性的一種被迫反應。換言之，由於在緊急狀態下的國家動員能力有限，那麼在承認政策失敗的前提下，做出這樣的政策表態實際上也屬無奈之舉。任何一個政府都不會隨便承認自己的政策失敗，所以要將其包裝成一種新的、看起來更有效的理論來進行推廣，這就是羣體免疫理論出台的基本背景。然而，這種理論實際上對社會團結的損傷極為巨大，因為其沒有考慮弱勢羣體的利益，讓強者生存下來而弱者則被淘汰掉，這似乎又回到了工業革命初期的基本邏輯。

最大風險是人類團結的消失

因此，在面對類似於新冠肺炎疫情這樣的公共衞生危機時，疫情本身是一種風險，但更大的風險是社會團結的消失，以及人類社會重新回到短缺時期的社會心理。貝克也看到風險社會所導致的社會不團結。貝克認為，“風險社會產生了新的利益對立和新型的受威脅者共同體”。在叢林法則的指引下，人們不得不拿起武器尋找自助。在這樣的背景下，社會成員之間的溝通成本和交易成本都會大大增加，那麼人類社會在工業文明以來所做的許多努力都會前功盡棄。貝克在其著作中多次談及危機狀態下的共同體問題：“危險的共同性使利益羣體組織的多元化結構面臨着幾乎無法解決的問題。”

整體而言，新冠肺炎疫情的風險應對給我們帶來的啓示如下：

第一，應該重新思考一個國家在面對突發性風險時，如何在短期內快速地提高整體動員能力去有效應對危機。在這一過程中，對風險的準確識別和確認非常重要。貝克同樣指出，在一個世界風險社會中，我們必須區分生態、金融危險（可以被概念化為副作用）和恐怖網絡的威脅（作為蓄意災難）。

第二，在應對危機時，國家如何通過各種基本物質條件的保障，將社會維持到儘量接近常態的狀態，使人們不必因為物資短缺而重新回到叢林社會，從而減少緊急狀態下人們的恐懼感。

第三，如何在應對風險過程中重新形成社會的高度團結，而不是在叢林法則的指引下，變成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自然狀態，引發社會戰爭。如果後一情形發生，那麼公共衞生事件就會變成一個導火索，點燃整個社會中的不安，從而導致社會的分裂。因此，在風險面前，我們更加需要思考共同體的意義。共同體的最大價值就是可以形成一種應對風險的團結力量。貝克也充分討論了團結的問題，認為可以從需求型團結發展到焦慮促動型團結。然而，問題是在焦慮的壓力之下，人類社會可能會更加陷入分裂，而不是團結，關鍵是要找到這一團結機制。用社會學的表述是，要強化應對風險時的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風險之所以會對人類社會形成重大沖擊，其內核是不確定性，而團結起來共同應對不確定性，風險就會相對降低。

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提醒我們對未來社會的風險要保持警惕，這一點是值得肯定的。然而，這一理論同樣帶有強烈的西方左翼批判理論的特徵，而批判理論的特點是往往為了批判而批判，即時刻處於批判的狀態，但是對解決問題很少給出直接的建設性方案。馬克·萊西（Mark Lacy）指出，雖然貝克的作品可以對當代社會進行雄辯的描述，但它往往會限制我們對生態政治的理解，限制我們在這個日益重要的知識空間中探索問題的方式。萊西還認為，貝克提出的生態民主形式是對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既包括批判，也包括對問題的解決。例如，馬克思明確反對哲學家僅僅停留在對世界的解釋上，而是強調如何實現改變世界的目標。這裏需要特別討論馬克思關於科技的態度。一方面，馬克思認為，科技有可能被資本利用併成為剝削工人的工具；另一方面，馬克思也看到科學技術發展可能帶來的生產力革命以及對人的解放潛能。

這種背離在某種程度上就會使得學者的觀點與社會實踐之間產生巨大的距離。出於其懷疑態度，思想家對某些人類社會的進步之處保持警惕，這具有其價值。但是，這種強批判往往對社會中已經出現的進步也會給予不恰當的批評，這在某種意義上就會陷入為了批評而批評的尷尬境地。這種強批判在導致學者對社會的實際影響減弱的同時，也使得學者與社會大眾之間的關係變得疏離。同時，這種過度批判還可能會被某種商業利益所利用。例如，埃爾克·克拉曼（Elke Krahmann）指出，風險社會的話語在某種意義上承擔了營銷風險的功能，西方的私營保安公司藉助這種風險營銷保證了持續的利潤。

筆者的觀點是，社會風險不可避免，而任何一個社會都會存在大量風險。我們在解決某一問題時，解決方案其實就藴含着下一個問題的新風險。人類社會只不過是在不同種類的風險和風險的不同程度之間作出一種微妙的平衡而已。人類社會不可能處於完全風險真空的環境之下，也不可能絕對地實現風險免疫。從這一意義上講，風險社會是人類社會在產生時就具備的常態。隨着科技的進步，人類對自身能力的掌控越來越強，整體的不確定性在減弱。但是由於新媒體的宣傳作用和人類自身對風險承受能力的下降，人類對風險的感知反而在增強，這時過於強調風險的增加無益於風險的實際應對，而是應該對風險作出一種相對客觀準確的評價，才有助於政府決策並提高社會大眾對風險的理解。

過於強調風險的蔓延有可能導致社會焦慮的擴大化，從而使得整個社會重新回到叢林狀態，這其實更加不利於風險的解決。基思·斯彭斯（Keith Spence）認為，美國在9·11事件之後提出的“反恐戰爭”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從貝克風險社會理論中提取出來的，或者至少是受到貝克的啓發。美國用國家安全和主權詞彙來構建“反恐戰爭”的話語敍事，而合理的風險談判在其中被邊緣化。這種排斥助長了恐怖和恐怖主義的加劇，而不是減少。因此，社會科學學者應該基於對整體知識的把握，對風險作出合理的判斷，及時準確地向社會大眾傳播恰當的信息，而不是毫無根據地放大風險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不確定性是永遠存在的，我們不能因為不確定性的存在而停止人類社會前進的腳步，不能倒洗澡水時把嬰兒也一同倒掉。與風險共存是人類社會的常態。如何在風險中增強人類的風險承受能力，在風險中增強共同體的社會團結，在風險中增強社會的整體動員能力，以減少風險對脆弱羣體更大的傷害，這才是在應對風險中需要思考的核心問題。

貝克對西方社會走向個體化也充滿了憂慮，認為個體化僱員式社會在應對危機時會面臨極大的困難。這是貝克在《風險社會》第三章中討論的核心主題，即社會不平等的個體化。在第四章中，貝克仍然在性別意義和家庭空間的基礎上討論了個體化的問題，實際上貝克所表達的核心焦慮是碎片化社會在應對風險時的困難。從這一意義上講，貝克的焦慮是正確的，然而，貝克並未給出實現社會團結的具體方法。在關於世界風險社會的討論中，貝克只是主張，在全球化時代，科學必須被重新確立為一門關於去民族化、跨國化和“再民族化”的跨國科學。家庭、階級、社會不平等、民主、權力、國家等概念必須擺脱方法論民族主義的束縛，必須在有待發展的世界性社會和政治科學的框架內重新概念化。可以説，貝克指出了一個重要的方向，然而其內核與實質並未完全展開。

結語

對貝克風險社會理論的重新反思，可以解釋目前西方國家應對疫情不利的根本原因。美國是全世界醫療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然而美國在應對疫情的效果上卻非常糟糕。這其中藴含的邏輯和原因令人費解，然而從對貝克風險社會理論的反思中可以得出一些結論。美國在應對疫情過程中出現了社會不團結的局面。例如，戴口罩本是應對疫情的重要手段，然而在關於戴口罩這一問題上，西方社會卻產生了許多爭論。一些人宣稱，戴口罩是政府對公民自由的一種干預，並且通過社會運動的方式來抵抗政府的號召。而且在疫情背景下，美國興起的社會抗爭和街頭運動的數量似乎更多。一些本應該避免的聚會活動，似乎也沒有減少，這都增加了疫情傳播的風險。從根本上講，在抗擊疫情的過程中，美國社會並未從整體性上表現出社會團結，反而出現了一個政府政策和社會認同之間的巨大反差。這與美國社會長期宣揚公民不服從等異質文化有密切關聯。近代以來，美國社會在對抗教會權力的基礎上產生了美國的自由主義，而自由主義在傳播過程中更多強調的是不服從和個人主義。這些強調忽視了社會團結，併成為美國政治文化的最大弱點。抗擊疫情本是一種集體性行動，而個體在這一過程中的不服從實際上就構成了對集體的挑戰。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僅僅把風險看成是一種對未來的不可知，甚至是轉化成對科技的批判。然而，面對風險時最大的問題是，每個個體對於風險感知的不一致，以及由於這種不一致導致其行動上的無法協調。這種協調的困難在社會上產生巨大分裂，並加劇了人們對社會風險的感知焦慮。焦慮又會激發人們的極化行為，並再次加劇社會分裂，因此這就導致了現代社會的脆弱性。

現代社會本身應在科技革命的基礎上產生物質意義上的豐裕，然而一系列事件表明，人們並沒有因為物質上的豐裕而感到幸福，反而產生了新的空虛或焦慮等一系列精神疾病。這在很大程度上與西方的社會政治理論有密切的關係。西方主流的社會政治理論更多強調個體，讓個體在現代社會物質豐裕的基礎上變得愈加孤立，從而喪失了人和人之間的社會聯繫，這才是未來社會中最大的風險。風險更重要是一種感知，而孤立的人無法有效應對這種整體性風險。個人感受到的只有孤獨感和恐懼感。因此，應對風險社會最重要的辦法是實現社會團結，即行動一致地應對一些重大社會風險，而不是陷入無謂的社會爭論。最大的風險就是，在爭論中加劇風險的傳播，最後導致個體的極化行為。這樣做的糟糕後果是，人類社會的團結會在擠兑和踩踏中不斷消耗，並引致更大程度的社會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