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南方地區杭州市的很多市民因居住條件太差、太擠而只能坐在牀上吃飯_風聞

我是從下面這篇文章中得知這個事的：

    標題：六七十年代 ——再擠也得住的房；此文最初由《杭州日報》2009年9月1日那一期的第B07版發佈，它的電子版 我則是從一個名叫“住在杭州”的網站中如下這個地址的網頁上覆制、獲得的：

http://zzhz.zjol.com.cn/05zzhz/system/2009/09/01/015789216.shtml

**摘要：**3.9平方米，這是在1978年初統計出來的當時杭州市人均居住面積。3.9平方米是個什麼概念呢？每個人只有一張牀和一條窄窄的可供側着身進出的走道。當時的許多孩子，如今已經步入中年的杭州市民，或許都有這樣的回憶：吃飯在牀上；寫作業在牀上；從學校回家，二話不説，脱鞋上牀；如果在隆冬季節，天氣比較冷的時候，基本全家人都會窩在牀上。……城邊兒的居民，現在回憶起馬桶，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那個年代治安很好，不太會丟東西——因為大家都窮嘛，也沒東西可偷——唯一可能會丟的，卻是馬桶裏的糞便。環衞所每天清馬桶不收錢，不過收了糞便轉頭賣給農民當肥料是要收錢的，經常有農民搶先於環衞工人做“義務勞工”，也經常聽到環衞工人清不到馬桶，站在街邊兒罵娘：是誰這麼缺德啊？

門口掛塊“值日”，意味着輪到你家打掃廁所了。

上世紀70年代建築的樓道。

清晨倒馬桶，這樣的場景一直延續到上世紀90年代。

上世紀70年代建築的公用盥洗室。

上世紀70年代，很多人家搭建了閣樓，這樣的閣樓有些人家至今仍在使用。

       記者 廖旭鋼

　　歷史並不總是向前走的，在老杭州記憶裏，就住的方面，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是最困難，最擁擠，最不堪回首的一段往事。

　　如果説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杭州城堪堪接納下建國初期的新移民，絕大多數人還能做到居有定所的話，那麼在六七十年代，之前的生育鼓勵政策所帶來的生存壓力開始大幅度增加。“光榮媽媽”們所生育的眾多孩子在長大，發育，等待着娶妻生子，開闢一番新天地，卻發現，近乎停滯的城市發展速度，根本無法讓這麼多人找到一小塊棲身之地。

　　3.9平方米，這是在1978年初統計出來的當時杭州市人均居住面積。3.9平方米是個什麼概念呢？每個人只有一張牀和一條窄窄的可供側着身進出的走道。當時的許多孩子，如今已經步入中年的杭州市民，或許都有這樣的回憶：吃飯在牀上；寫作業在牀上；從學校回家，二話不説，脱鞋上牀；如果在隆冬季節，天氣比較冷的時候，基本全家人都會窩在牀上。

　　那個年代的杭州人，對房子有着兩面性。即便在住房最為艱苦的時候，現在回想起來，老杭州把那樣的狀態歸結於大家都是這麼困難的，也不知道舒服的住法是個什麼樣子，就算偶爾看到住得寬敞的家庭，也絕少生出羨慕或者妒忌的情緒。同時，在某些時間點，生存的本能渴望又激發着杭州人，去想盡一切辦法，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爭取一點額外的空間，比如——結婚。

　　在當時的杭州，市中心的居民和城邊兒上(現在也是絕對的市中心了，城市在進化)的居民，為了能在有限空間下擠入更多的家庭成員，可謂奇招百出，比如打地鋪，造閣樓，“集資建房”等等，當時在破舊老房子裏發生的故事，現在看來有點哈利·波特的魔幻味道了：外面看着挺小一間房，居然能住進七八口人，甚至更多。

　　有必要補充一點的是，那個年代的杭州並不是完全不造新房子，每個杭州人都知道的延安新村，就建於上世紀六十年代，而在七十年代體育場路民航售票處旁邊造起來的五層民居，是當時杭州最高的民居建築了。

　　歷史回憶1：打地鋪

　　事實上，3.9平方米居住面積只是一個平均數字，許多的杭州居民，在當時的居住面積還沒有這麼多，比如當時住在拱宸橋的蔣森涓女士，全家八口人，居住的面積只有20平方米出頭。

　　蔣女士家裏有父母兩人，五個孩子，外加一個從鄉下來帶孩子的家屬，她是家中老大。蔣女士的爸爸當時以理髮為生，在她的記憶裏，不大的一間房子，還必須分割成前後兩塊，前面一塊算是店鋪，擺上一張椅子開門做生意，後頭是住的地方，一張大牀加一架高低鋪“竹榻兒”，直到蔣女士讀書到初中的時候，兄弟姐妹五個仍然是男女混搭，擠睡在兩張高低鋪竹榻上的。

　　這樣仍然不夠睡，還需要有個人打地鋪，就在房子白天做剃頭生意的那塊地方。晚上睡人，白天捲鋪蓋，開張。門口那幾爿門板也是很有用的，因為沒有廚房，到做飯的時候，拎出一個煤爐，把門板豎起來，搭出一個簡易小空間，就是廚房了，可以擋風沙灰塵。

　　“當時的人很少走親戚。過年，中秋的時候，親戚們一般早上出發，走過來，吃了午飯，再走回去。親戚不會過夜，也沒法兒過夜，地鋪的位置都有人睡了，晚上房裏連個坐的地方都沒有，更別説再多睡一個人了。”蔣女士回憶道。

　　蔣家在七十年代出了一件很讓街坊羨慕的事情：杭州歌舞團來大關小學挑人，把當時拉板胡的二兒子挑走了。當時蔣女士的弟弟12歲，吃上了公家飯，小小年紀開始賺錢了，更重要的是，他住在當時在九溪的曲藝學校，不回來住，家裏終於可以空出半張牀位了。

　　歷史回憶2：“馬子”

　　這裏説的“馬子”，不是香港古惑仔口中女朋友的意思，而是杭州話馬桶的意思。在居住條件十分艱苦的六七十年代，馬桶是必不可缺的生活起居，家裏有女兒出嫁，嫁妝裏一隻木馬桶是一定不能少的。

　“我們那一代人裏，結婚時間比較早的女孩子，結婚的時候還是不一定能配上自行車啊，縫紉機啊那些大件的，不過有幾樣東西一定會有：一隻馬桶、一大一小兩隻腳盆、一隻痰盂罐、一牀棉花胎。”家住潮鳴寺巷的林水珍女士回憶道。

　　六十年代，許多人還住在瓦片平房裏，每天到下午四五點鐘，各家各户把馬桶拎到街邊，此時會有環衞所的工人推着手推車，把馬桶清空，當時的公共廁所非常少，獨門獨户的洗手間根本無從尋覓。

　　到了七十年代，一部分人住進廠裏分配的筒子樓。據林女士回憶，當時一層樓幾家人共用一個廁所，早上起牀，能第一時間上廁所的幾率，跟現在中獎差不多。因而，就算住進了當時人戲稱的“洋房”，馬桶也依然沒有退出歷史舞台，高峯時期捂着褲襠排隊，還不被尿給憋死？還有，大冬天的，家裏如果沒有個馬桶，要起牀出門上趟廁所，是要經過幾番思想鬥爭的，相比之下，還是有個馬桶更實用一些。

　　現在很難想象，“馬桶時代”一直延續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才漸漸從杭州市民居住文化中隱退。　　城邊兒的居民，現在回憶起馬桶，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那個年代治安很好，不太會丟東西——因為大家都窮嘛，也沒東西可偷——唯一可能會丟的，卻是馬桶裏的糞便。環衞所每天清馬桶不收錢，不過收了糞便轉頭賣給農民當肥料是要收錢的，經常有農民搶先於環衞工人做“義務勞工”，也經常聽到環衞工人清不到馬桶，站在街邊兒罵娘：是誰這麼缺德啊？……

歷史回憶3：沒有頭的水龍頭

　　那個年代，每户家庭除了一個小小的房間，很多東西都是共用的，比如廚房，比如廁所，比如淋浴間等等，艱苦年代的人住得很近，鄰里關係呈現一種既親近，又“鬥爭”的有趣局面。現在，杭州城的角落裏，還留存着極少數當時的老房子或是筒子樓，很能代表當時鄰里關係的一點：許多房子裏共有的水龍頭，往往沒有頭——頭都被人擰掉了。

　　今年已經73歲的周綵鳳，講述了她那時住老房子的有趣經歷：“剛搬進‘洋樓’那會兒，大家都不熟，有時候會吵上幾句，原因現在看看挺好笑的，就是**淋浴間的共有水龍頭，大家一起洗澡，一起用水，月底水費平攤。於是就有人提出來了，某某家人口多，用的水也多，我們家人少，憑什麼平攤？於是，大家商量了一下，把淋浴間水龍頭給擰了，誰家要洗澡，先提個‘洋鐵桶’，到廚房接水(廚房的水龍頭是一户一表的)，然後在淋浴間門口排隊，排到的人提桶進去。”**當時水費是1分錢一擔，不是斤斤計較，實在是每户人家的日子都過得挺緊。

　　住在老房子裏的居民，洗起澡來更困難一些。因為連共用的淋浴間都沒有，天氣不太冷的時候，就把水提到房間裏，用毛巾蘸濕，一點一點洗，動作小心得像繡花。那個時候老房子都是木結構，地板縫一指頭寬，稍不注意，水灑出來，樓下就要下雨了。

　　冬天的時候，人們都會去公共浴室洗澡，5分錢一次，不敢多洗，條件好的家庭能一週洗上一次，條件不好的家庭，半個月也未必能去一趟**。**

　　歷史回憶4：“集資建房”

　“集資建房”的名詞是近幾年才有的，不過類似的行為，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杭州就曾出現過，據現在四五十歲的老杭州回憶，當時這種情況還不少，不過區別是“集資”是向親戚朋友們借錢，“建房”則是給一家或者幾家人住。

　　隨家庭人口的不斷增加，實在已經到了再往房裏塞，就有可能擠垮掉的程度，這個時候“民間智慧”就紛紛湧現出來了。市中心的杭州人，喜歡在老房子頂上加蓋閣樓，可能只是黑糊糊、半人高的一個“黑盒子”，蓋好以後，人順着梯子爬進去，睡下，那個高度站是站不得的，會撞到頭；條件好的，蓋個尖頂，還能開個“老虎窗”，能透光通風，是豪華級配備了。

　　往城區外頭走，房子稀疏一點，之間還有一小片空地的，就把地圈一塊下來，加一個頂，就是間新房子。當然，最刺激的，就是推掉舊房子，找塊空地蓋座新的。現在家住北景園的朱愛珍女士，小時候家裏就有類似的經歷。

　“不夠住了，要想辦法唄。當時家裏兵分兩路，一邊找親戚朋友集資借錢，好買建造新房子的材料，另一方面到房管所去哭窮，強調自己家裏住房實在太困難，請求給批張條子。”朱女士説。**在當時，無論是房管所還是居民，對土地的概念是非常淺薄的，居住的核心是房，而不是地，這讓私建住房成為可能。**當時房管所對朱女士家報告的情況，派了人過來象徵性瞭解了一下，也就批了條子，朱女士家拿着條子，買進磚頭、毛竹、瓦片這些建築原料，蓋了間七十多平方米的瓦房。

　　當時，造這樣的房子花了1500元，對一户家庭是筆大錢，雖然房管所審批這道關好過，但條件不好的家庭，湊不齊錢的也大有人在。朱女士説，這間瓦房，造好大約只用了一個多禮拜，“我們家這間算慢的，有些人家，如果人力，材料都配齊，一個晚上就能把房子框架搭起來。”

　　這樣的房子，房管所在審批登記後，可能會根據面積收一些房租，這樣房子也有了合法的身份；也有連房租都不收的，最後舊城改造，居民拆遷，這些房子也被當成私房處理了。

　　還有很困難的家庭，隨便找塊堆垃圾的平地，自己動手把垃圾清掉，搭個棚子，也湊合着住了進去，後來在拆遷中，也根據茅草棚子的面積分到了新房。

　　歷史回憶5：分房

　　在六七十年代，獲得房子的一個很重要途徑，還有廠裏的職工分房。當時的人們，把進工廠當工人，特別是進大廠，當成是非常榮耀的事情，因為這意味着，一輩子有靠了，結婚房子也有着落了。雖然在那二十年，真正能從廠裏分到房的，只是極為少數的一部分，稱不上主流，但如果要追溯歷史的話，這的確可以算是八十年代大規模福利分房的源頭。

　　在當時，杭州幾個大廠是所有人嚮往的地方，比如杭鋼，比如浙江麻紡廠。今年55歲的陳慧琴女士，當時就是麻紡廠的女工。“六十年代麻紡廠剛組建時，有一千多工人，當時廠手裏頭有三幢宿舍，就是現在説的‘筒子樓’，安置了一百户左右的工人。七十年代廠子規模最大時，有一萬多工人了，於是又造了一批，分給工人，這樣的待遇在當時，是羨慕煞人的，不過算算比例，真正分到房子的，不到10%。”

　　從廠子裏出來的房子，來源有兩種：國家會對重點照顧的工廠單位，劃撥一批土地，准許他們造房；房管所手頭上也會有一批空置房子，經國家劃撥，給廠子使用。而在當時，要分到房子，是要過五關斬六將般的淘汰選拔的，首先是住房困難，又要結婚了；其次如果結婚雙方是雙職工，排序會比較靠前；如果職工是小組長，或者黨員，積極分子，勞模之類，那就最好了。陳女士從申請到實際拿到房，等了兩年多，婚期也隨之拖了兩年。

　　分到的房子，有十幾個平方米，幾户共用一個廚房和廁所，在當時是相當好的居住條件了，這批房子有房卡，要付大約每月每平方米一毛錢的房租，只有居住權，沒有產權。

　　許多住房困難的家庭，千方百計想把孩子送進大廠裏，陳女士所知的一個女工友，家裏很困難，很早就出來做工了，進去的時候，騙廠裏説她14歲，其實那一年她只有12歲。

　　歷史回憶6：房管所

　　提到那個年代的住房，有一個機構不得不提：房管所。在那個年代，房管所的權力大到無法想象的地步：居住條件的評估，造房審批，換房申請，房屋維修，收取房租……等等等等，都屬於這個機構管轄範圍，可以説，房管所的態度，直接決定了一個家庭的生存狀況。

　　記者採訪的幾個對象，談話中，房管所被提及的頻率非常之高。而幾名採訪對象都提到，在那個年代，房管所的工作人員都很公正，待人也比較和善。比如居住困難的家庭，想提出換房的要求，房管所會派人到居住區，瞭解家庭實際的居住狀況，身份出身，鄰里關係是否和睦，然後作出一個綜合客觀評價，其中最主要的參考因素，還是這户家庭困難程度，換房子的急迫性——人心都是肉長的，將心比心，大家都有一杆秤。

　　蔣女士就講了這麼個事兒：當時家裏住得實在困難，每回房管所來人收房租，總不免冷嘲熱諷個兩句，有一次工作人員被説急了，手一攤：我也知道你們困難啊，但我們手裏真的沒房啊。到七十年代末期，政府開始把注意力放到改善困難户居住問題上，蔣女士一家很快就分到了一三居室大房子，當時他們對諷刺工作人員的那事兒，還挺過意不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