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縣城走出了第一批留美少年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21-12-12 10:46
中國最早期留學生中，多位來自廣東省香山縣（現中山市），其中就包括被譽為“中國留學生之父”的容閎。容閎發起了“留美幼童計劃”，並促成清政府分四批派120位學子到美國留學，其中香山縣人佔三成。該計劃對後來中國社會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本文作者即是香山縣人士，上世紀80年代到美留學，本能地對早期留學同鄉產生關注，藉此介紹“西學東漸”的幾位代表性人物：容閎、黃寬、唐國安、鄭瑪諾，以及張文湛。
撰文 | 陳關榮（香港城市大學）
我的老家在廣東省中山市，歷史上為香山縣，1925年4月16日為紀念孫中山先生（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而改名。我父親出生長大在香山縣南朗區的茶園村，離孫中山故居南朗翠亨村不遠。以前整個茶園村單一陳姓，分東西兩園，我父家在茶東，鄰近我母家南朗濠湧。據宗祠裏保存至今的清朝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陳氏族譜》記載，茶東村的陳氏始祖名玄保，稱尚志，北宋時期從閩南流遷至香山茶園之東定居。
我由於在1982年到美國留學的緣故，對中國留學生的歷史故事頗為關注，尤其是早年從香山縣出國留學的同鄉。這裏介紹幾位，他們與中國現代化的發端息息相關。孫中山先生是其中一位，他1879年13歲時留學夏威夷檀香山，之後至1911年辛亥革命勝利期間因政治鬥爭的原因多次逗留於歐美、日本和新加坡，從事革命活動，在海外停留時間累計十年有餘。孫中山的業績家喻户曉，此處無需多費筆墨予以介紹。
這裏要寫的是幾位“西學東漸”的代表性人物：容閎（1828─1912）、黃寬（1829─1878）、唐國安（1858─1913）、鄭瑪諾（1633—1673）和張文湛（1858—1894？）。
容閎為大眾熟識。在許多歷史文獻中，容閎被譽為“中國留學生之父”，因為他1847年19歲時留學美國，1854年在耶魯大學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成為完成美國高等教育的第一個中國人，並且後來為中國朝廷遣派大批留學生作出了關鍵性的貢獻。然而，另一位香山同鄉鄭瑪諾早在1653年就留學意大利了，並於1666年在葡萄牙完成了神學學業。不過，鄭瑪諾也不是“第一個”出國的華人留學生。如果對文史宗教等學科都做個統計的話，唐代高僧玄奘（602—664）就更早了，他於貞觀三年（629年）從長安出發，經敦煌、新疆及中亞等地，輾轉到了中印度的摩揭陀國王舍城，進入了當時印度佛教中心那爛陀寺，師從戒賢學習了五年。之後，他遊歷了印度及鄰近數國，學習佛教，最終帶回大小乘佛教經律論共五百二十夾、六百五十七部。容易想像，玄奘之前一定還有並且不只一個到過國外去學習的華人學生。由此看來，追究誰是“第一個”出國的華人留學生沒有什麼意義。今天，如果大家關心現代科學技術的話，本文最後特別介紹的一位香山老鄉張文湛，則是第一位留學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的華人工科學生。
一 容閎
容閎（英文名Yung Wing）於1828年11月17日出生於香山縣南屏鎮（今屬珠海市）一户貧困農家。
容閎經歷了從對太平天國的失望到參與洋務運動至失敗，直到支持辛亥革命獲得勝利的歷史過程。
1840年，12歲的容閎被送到了澳門進入免費的教會學校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學堂。該學堂是1839年由美國傳教士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1810─1880）接受馬禮遜教育會的邀請到澳門開辦的。該校是教會辦學慈善事業之一，為貧困學生提供完全免費的教育，包括食宿、衣服、圖書和醫療。
著名作家鍾叔河（1931─）在《容閎與“西學東漸記”》中寫道：“即使在澳門這樣的地方，比較有身家的人也是不願意把子弟送到‘西塾’讀書的，因為讀這樣的書不能考秀才舉人，不能仕宦顯達。但是，外國人有錢，辦洋務可以賺錢，這就對某些家庭有吸引力。”其實，對容閎來説，“辦洋務”這樣的願景是不敢企望的。小時候的他只想讀點書，希望將來有一條謀生的出路。
馬禮遜是第一位從英國來到中國的基督新教傳教士。他出生在一個貧僱農家，年輕時讀醫，嚮往古老的中國並自學中文。他在華25年，在許多方面都有首創之功。他編輯出版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英漢-漢英字典《華英字典》，第一個把《聖經》譯成中文，並在澳門開辦了第一個中西醫合作診所。
布朗則是第一位從美國來到中國的基督教傳教士。他出生在美國康涅狄格（Connecticut）州，1832年從耶魯大學畢業。1834年馬禮遜在澳門病世，布朗接受了馬禮遜教育會的邀請，決定到澳門傳教並負責開辦馬禮遜學堂。1838年10月17日，他偕同新婚妻子從紐約乘搭“馬禮遜號”客船，經過四個月航行於次年2月19日到達廣州，四天後便來到了澳門。
1839年，馬禮遜學堂的首批學生只有5名：黃勝、黃寬、李剛、周文、唐傑（唐國安）。其中，黃勝和黃寬只是同姓，卻往往被後人誤認為是兩兄弟。翌年，又有容閎入學。容閎回憶道：“予等六人為開校之創始班，予年最幼。”這些學生均來自貧苦家庭，年齡在11至15 歲之間。
馬禮遜學堂推行英漢雙語教學，開設算術、代數、幾何、生物、地理、化學、音樂、作文等課程，此外還有《聖經》講解。中文方面，學校開設儒家經典課程，包括《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以及四書五經之類。布朗在1840年4月寫給馬禮遜教育會的書面報告中説：“馬禮遜學堂……目標是在德育、智育和體育三個方面給予學生全面的訓練。按照這個目標，我安排中國學生半天讀中文，半天讀英文。早上六點鐘開始活動，晚上九點鐘結束。期間讀書共八個小時，餘下的三、四個小時讓學生們到户外場地上做運動和娛樂。”
容閎後來在英文自傳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中譯本名為《西學東漸記》，商務印書館，1915年）中寫下了一段回憶：“布朗先生是在1846年冬天離開中國的。在他臨走之前四個月，有一天他突然宣佈了一個令全校震驚的消息，説由於他和他的夫人健康不佳，需要回美國去。最後他説，他對學堂懷有很深的感情，並説他願意帶幾名年齡較大的學生去美國讀書，直到完成學業。凡願意與他同去的，可以站起來。…… 這時，我第一個站了起來，隨後是黃寬，最後是黃勝。”
1847年，布朗夫婦出資攜帶着容閎、黃寬和黃勝三名學生前往美國留學。1月4日，他們一行五人從廣州黃埔港乘 Huntress號客船出發，經過98天的海上顛簸抵達紐約。隨後，他們來到了康涅狄格州East Windsor鎮布朗的老家。布朗將三個學生安排進入了麻省著名的Monson Academy學校讀預科，並讓母親照料他們。後來黃勝因水土不服生病輟學，一年後折回香港。容閎和黃寬則讀完了兩年課程。
1850年兩人預科畢業後，容閎決定留在美國並考入了耶魯大學。在當年耶魯全校五百多名學生中，他是唯一的華人。黃寬則遇上一位香港來訪的英國資深出版商人Andrew Shortrede（中文名蕭德鋭），他是《德臣西報》（The China Mail，即《中國郵報》）的創辦人。蕭德鋭畢業於英國愛丁堡大學，是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的創始人之一。他説如果黃寬願意去愛丁堡大學讀書並答應畢業後回香港為教會服務，則他可以提供資助。黃寬同意了，自行前往英國並考入了愛丁堡大學醫學院。不過那是後話。
容閎1854年夏天從耶魯大學畢業，獲得了文學學士學位，成為歷史上第一個從美國大學取得正式高等教育學位的中國人。他旋即回國，先後在廣州美國公使館、香港高等審判廳、上海海關等處任職，後來在上海寶順洋行經營絲茶生意。
容閎回國後以多種方式參與了洋務運動、甲午戰爭、戊戌維新、以及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
容閎回國後不久，便對太平天國失去期望，説“未敢信其必成”，並拒絕了洪秀全授予的四等官爵。
接踵而來的洋務運動，又稱為自強自救運動，被認為是中國的第一次現代化運動，歷時三十年之久，容閎一直活躍其中。他認為，中國的落後在於整個經濟體系的落後，特別是沒有自己的基礎工業。他指出：“以中國幅員如是之大，必須有多數各種之機器廠，仍克敷用。而欲立各種之機器廠，必先有一良好之總廠以為母廠，然後乃可發生多數之子廠。即有多數之子廠，乃復並而為一，通力合作。以中國原料之廉，人工之賤，將來自造之機器，必較購之歐美者價廉多矣，是即予個人之鄙見也。”
1865年，容閎協助李鴻章和曾國藩從美國買回一大批機器，在上海建立了江南製造總局。那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座完整現代機器工廠，開始是軍工廠，後來改為造船廠。
容閎從海外歸國後，一直主張要有更多的中國學生出去讀書，學本領、見世面。1870年，容閎向清政府提出了一項建議：“政府宜派穎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學，以為國家儲備人才。遣派之法，初次可以選定一百二十名學額以實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為四批，按年遞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學期限，定為十五年。學生年齡，須十二歲至十四歲為度。”容閎説服了曾國藩，於是提案獲准。次年，朝廷成立了“幼童出洋肄業局”，並於1872年派出了中國最早一批幼童遠赴美國留學。據記錄，這些學童都很小，平均年齡約為13歲，最年幼的才11 歲。那時的幼童出國，每個孩子及家人都要立下生死狀，兩國政府均不負責他們的安危和健康。
1873年6月，病退歸國後的黃勝親自帶領第二批約30名學童赴美，其中包括後面將要介紹的香山同鄉唐國安。黃勝在清朝駐美使館擔任翻譯官，協助處理外交及留學學童事務，到1876年任滿之後返回香港。
1875年，容閎出任“幼童出洋肄業局”副委員，負責學童們在美國的教育，直至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學生為止。説起來撤退學童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學子們出國後眼界變了，他們在知識和觀念上已不苟同於其他“清朝人”；另一方面是由於1882年美國排華法案的產生。當年的肄業局正委員、駐美公使陳蘭彬（1816—1895）建議撤回這些留美幼童，並獲得清朝政府批准。這些官派幼童按計劃要留美15年，待完全學成了才返回的，但大部分都只好半途而廢，先後歸國。不過回來後，不少人成為了中國現代化之先行者和領導人。廣為人知的包括：詹天佑成了中國鐵路之父、唐紹儀成了民國第一任總理、唐國安成了清華大學前身學校首任校長、梁敦彥成了清廷外務大臣等等。所提及的這幾位都來自廣東，其中唐紹儀和唐國安是香山縣人。容閎的《西學東漸記》一書詳細記錄了他和這一批官派學童的傳奇經歷。該書1985年被收入《走向世界叢書》，2012年再以《容閎回憶錄》之名問世。
1876 年，耶魯大學授予容閎榮譽法學博士學位，表彰他為美中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貢獻。
1901年9月，一些革命黨人在香港開始策劃奪取廣州的起義，決定事成後推舉容閎為政府大總統。但容閎認為應當推舉孫中山當大總統。此後，革命派的幾次起義全以失敗告終，容閎只好避居美國。他人在美國，依然繼續積極參與中國革命活動。他聯絡了美國軍事專家荷馬李（Homer Lea）和財政部長博特（Charles B. Bothe），為國內革命黨人籌得了一大批款項，用以訓練武裝力量，支援辛亥革命。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政府大總統，容閎立即致電祝賀。孫中山第二天便親筆寫信給容閎，邀請他回國擔任政府要職。可是這時容閎已經重病纏身，4月21日在康涅狄格州病逝，享年84歲。
1998年，為紀念容閎誕辰170週年，美國康涅狄格州政府官宣，將9月22日即當年第一批中國學童在美國入學的日子定為“容閎及中國留美幼童紀念日”。
2015年8月17-20日，中央電視台紀錄頻道播出電視紀錄片《容閎》。影片分為4集：“耶魯驕子”、“中國尋夢”、“幼童留美”、“赤子之心”。
2021年，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了《容閎和留美幼童》一書並於4月21日在容閎故鄉的容閎博物館舉行了隆重的首發儀式。
二 黃寬
黃寬（英文名Wong Fun）於1829年出生於香山縣東岸鄉（今屬珠海市）。他幼年時父母雙亡，由祖母撫養，因家境貧困一度輟學。
1840年，11歲的黃寬被送到澳門，進入馬禮遜學堂讀書。如上所述，1847年布朗夫婦資助並攜帶了容閎、黃寬和黃勝三位學生從澳門出發到了美國留學。黃勝因水土不服生病，一年後輟學折回香港。1849年，黃寬從Monson Academy預科學校畢業後，翌年便赴英國愛丁堡大學留學。他入學時就讀於文學系，次年改修醫學，最後於1855年畢業獲醫學學士學位。他的畢業論文題目是“關於胃機能紊亂的研究”（On functional disorders of the stomach）。
在畢業典禮上，時任愛丁堡大學校長的著名醫學家辛普森（James Young Simpson，1811─1870）在賀詞中説：“在你們中間，黃寬是最值得稱讚的一個謙虛好學的學生。在學業競爭中他所獲得的眾多獎勵與榮譽，讓我們可以懷有這樣的期許，這位中國留學歐洲第一人，一定會成為他的同胞中西方醫學的最好代表。我堅信，在座的各位，包括教授和畢業生們，對他今後的事業與幸福都懷着不尋常的祝願。”
1855年7月3日，黃寬通過了愛丁堡皇家外科學會的考試，獲得醫學 M.D. 學位證書。
然後，黃寬繼續攻讀病理學和解剖學的碩博士課程，1857年獲得西醫從業資格，成為中國最早畢業於英國大學並獲西醫執照的中國留學生。他隨即回國，落腳香港。
黃寬抵達香港後寫了一封信給長期資助他讀書的“愛丁堡醫療援外協會”（Edinburgh Association for Sending Medical Aid to Foreign Countries） 。信中寫道：“經過166天的漫長航程，我終於回到了祖國。1月3日，在距離台灣海峽約300英里的地方，我們遇上了一場非常猛烈的風暴。大風吹走了船的前中桅、船主桅和後中桅。十分感激仁慈上天的保佑，讓我死裏逃生，在船遇險12天后安然無恙地回到了故土。”在香港，他按照當年與英國教會簽訂的資助協議志願書，在倫敦傳道會醫院服務併兼當傳教士。但不久，他因不滿傳道會中英籍傳教士的排擠而辭職，次年到了廣州入職惠愛醫館。
1863年，中國粵海關成立了醫務處，聘請醫官17人，其中黃寬是唯一的中國人。之後，黃寬在華南醫學校執教解剖學、生理學和外科學，又任博濟醫院代理院長。1875年，他出任西南施醫局主任。
1878年10月12日，黃寬因患頸疽病不治在廣州辭世，享年49歲。
黃寬是中國胚胎解剖手術第一人，也是中國最早擔任西醫教學為數不多的教師之一。他參與了為中國培養第一代西醫人才的醫教工作，和同事們聯手引進了西醫治療及醫院制度、醫學教育及醫學科研和醫護宣傳等一整套全新的醫療體系，被譽為西醫東漸的先驅人物。
三 唐國安
唐國安（英文名Tong Kwo On），字介臣，小名唐傑，於1858年10月27日出生於香山縣唐家灣鎮雞山村（今屬珠海市）。
唐國安少時就讀私塾，1873年作為第二批中國留美學童之一前往美國，先在康涅狄格州Phillips Exeter Academy學校讀預科，後考入耶魯大學法律系，1881年因清政府終止留學而肄業回國。
（第一排右二為唐國安。照片取自清華大學校史館）
回國後，唐國安先後到過開平煤礦、京奉鐵路等處工作，後來在上海聖約翰（Saint John）書院任教。1905年，他與顏惠慶兩人為上海《南方報》開設英文版。這位顏惠慶（1877—1950）是個著名人物，他1895年赴美國讀高中，兩年後考進弗吉尼亞（Virginia）大學，1900年獲學士學位後回國，曾任清政府外務部主事和北京清華學校總辦等職，官至北洋政府元首。1906年，唐國安擔任“環球中國學生會”董事和副會長，創辦《環球中國學生報》，發表“勸告中國留學生書”，疾呼海內外學人聯合救亡圖存。他還出任上海“天足會”董事，組織反對婦女纏足的社會活動。
1908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授權羅斯福總統退還一筆中國“庚子賠款”，用於辦學和資助中國學生赴美留學。按雙方協議，1909年起中國用這筆經費每年向美國派遣100名留學生。清政府建立了“遊美學務處”，任命唐國安負責。這一年，唐國安還作為清政府代表團專員出席了在上海舉行的首屆萬國禁煙會議。
在遊美學務處工作期間，為了讓留學生出國前有充分準備，唐國安積極籌辦了一所“肄業館”。經宣統皇帝准奏，肄業館實行高、中兩科四四制，成為一所正規的留美預備學校。1910年，他又出任外務部考工司主事。1911年4月29日，肄業館改名為“清華學堂”，唐國安被任命為清華學堂副監督。後來辛亥革命爆發，袁世凱將庚子賠款的銀子挪為軍用，致使清華學堂沒有日常教學經費，被迫停課。唐國安等人積極抗爭，於1912年5月1日成功復課。唐國安隨即被委任為學堂監督。同年10月17日，清華學堂改名為清華學校，唐國安出任第一任校長。
唐國安在任校監和校長的幾年時間裏，負責選拔了一批優秀學童出國留學。1909年、1910年和1911年，清政府派出了三批庚款留學生，分別有47、70和63 人。唐國安親自護送了清華學校第一批留學生赴美。他根據學生的知識基礎，把他們分別安排到合適的學校就讀。到了“所有教授、管理諸法，均甚相合，諸生皆安心向學”之後，他才放心回國。這三批留學生中，包括了眾所周知的梅貽琦、金邦正、胡剛復、張子高、徐佩璜、胡適、趙元任、胡明覆、鄒秉文、周仁、秉志、過探先、姜立夫、吳憲、孫學悟、金嶽霖、侯德榜、葉企孫、楊石先、湯用彤、吳宓等後來各個領域中的佼佼者。
唐國安在任校長期間，主持修編了《清華學校近章》，改造了舊時的學制和課程，將高等科目的教學內容設置於美國大學相應水平，實行文理分班，並開設必修課和選修課，讓中國學生從清華學校畢業後即可進入美國大學高年級就讀。唐國安還親自考察招聘了8男9女合資格的“美國教師團”到清華任教，開設數學、物理、生物、歷史、英文、德文等課程。同時，他還為學校僱用了一名美國體育教員。
為清華學校嘔心瀝血的唐國安積勞成疾，終於1913年8月病倒。8月21日，他向朝廷外務部遞交了“自請免官”報告，提出“因病辭職，薦賢自代”，説自己“一年之間，精力耗於教務者半，耗於款務者亦半。入春以來，陡患心疾，比時輕旋時重，方冀霍然，詎料漸入膏肓，勢將不起。校長職務重要，未可一日虛席，謹懇鈞部免官另委賢員擔任。”8月22下午，唐國安因心臟病猝發與世長辭，享年53歲。
清華校友、著名兒童心理和教育學家陳鶴琴（1892─1982）在《我的半生》（1941年初版，2014年上海三聯書店再版）中回憶唐國安時説：“他是一個基督徒，待人非常誠懇，辦事非常熱心，視學生如子弟，看同事如朋友。可惜做了[校長]不久，就得病去世。我們都覺得很悲痛，好像失掉一位可愛的慈母。”
1914年4月12日， 清華學校舉行了唐國安紀念銅牌揭幕典禮，在遊美學務處（現清華大學工字廳）大門前舉行。唐國安紀念銅牌安置在門廊東側前壁上，鐫刻着“紀念校長唐國安君”。
1914年8月，清華學校編輯出版了英文版《清華年刊》第一期，在首頁獻詞中莊重標明：“本刊獻給清華學校已故校長唐介臣先生”，還刊登了唐國安的照片和小傳。獻詞最後一句話是：“作為一個人，唐先生坦率而勇敢。他曾經許下的諾言，無論遇到什麼實際困難都一定會去兑現。”
2010年9月，唐國安紀念學校在他家鄉落成招生。2011年3月，唐國安紀念館也在他家鄉落成開幕。
四 鄭瑪諾
鄭瑪諾（葡萄牙名Manoel de Sequeira）於1633年5月25日出生在廣東香山鎮（今中山市）。
鄭瑪諾的名字由他的虔誠天主教徒父親取定。他的父親是當年頗為著名的耶穌會傳教士羅德（Alexandre de Rhodes，1593—1660）的摯友。1640年代，羅德在澳門傳教達十年之久。這位羅德到廣東之前曾在越南傳教多年，他用拉丁文記錄了當地的方言，後來成為越南文字的原型。他因此獲得“安南使徒”即越南使者的美譽。1651年，他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越南文-葡萄牙文-拉丁文”詞典。
鄭瑪諾的青少年時代有一段傳奇經歷。1645年，羅德計劃將一名中國學生和兩名越南學生帶到意大利羅馬去接受宗教培訓。但限於經濟能力，澳門耶穌會只允許他帶一個學童出行，於是他帶走了12歲的鄭瑪諾。12月20日，他倆乘船從澳門出發，經過馬六甲前行。但到了Batavia（現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他們被荷蘭人囚禁了三個月，之後遣返馬六甲。他倆改道經過印度洋到達印度的葡屬海濱城市果阿（Goa），再由陸路經過波斯地區到達亞美尼亞（Armenia）。兩人在一所隱修院中居住了半年，那時小瑪諾的亞美尼亞語便説得和當地人一樣好。隨後，當他倆前往意大利路經土耳其時，小瑪諾被認為是蒙古人而受到拘禁。後來據説是因為他的亞美尼亞語説得道地，很快便獲釋了。兩人一路上顛沛流離，花了整整五年時間才抵達羅馬。
鄭瑪諾在羅馬開始學習拉丁語和古希臘語。1651年10月17日，他進入了羅馬耶穌會的初學院。兩年後，他正式進入了羅馬學院（Collegio Romano）。在這所學院裏，他學習了一年修辭學和三年哲學（其中一年邏輯學，一年物理學和自然科學，一年形上學）。1658年，鄭瑪諾畢業，隨後留校任教至1660年。在那裏，他教授拉丁語、古希臘語語法和文學課程。
1661年，鄭瑪諾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亞（Bologna）逗留了一年，學習神學。之後，他前往葡萄牙里斯本（Lisbon），在Collegium Conimbricense學院繼續學習神學，並且於1664年畢業。最後，他到了葡萄牙科英布拉（Coimbra），在耶穌會會院中當祝聖司鐸。
1666年4月13日，鄭瑪諾與14名傳教士在葡萄牙國王接見之後揚帆出發，取道印度前往中國。這批傳教士中只有兩名中國人：鄭瑪諾和澳門人馮思嘉（葡萄牙名Nicolasda Fonseca）。馮思嘉去歐洲的時間比鄭瑪諾晚幾年，這次兩人同返澳門當司鐸。當時他們乘坐的船隊有四條船，於同年10月13日到達印度果阿。路上，因疾病和顛簸，船隊四百名旅客中有七十多人喪生，包括兩名傳教士和兩名醫生。
在果阿，當地的耶穌會不允許他們馬上離開前往中國，要求先在印度服務一段時間。鄭瑪諾又開始學習果阿方言，併為當地教會服務。當年，清廷欽天監（掌管天文和曆法）的監正官楊光先（1597－1669）在北京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基督教運動。楊光先一派反對地圓説，堅持使用並不精確的陳年舊曆“回回曆”和“大統歷”，而以耶穌會傳教士德國人湯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和比利時人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為代表的西學派則提倡天主教皇格里哥利十三世（Gregorius XIII，1502─1585）倡定的歷法，即沿用至今的公曆。楊光先以其權力， 將兩位傳教士先後打入了牢獄。其時，清廷為了防止鄭成功反攻採取閉關鎖國的政策，同時禁止外國傳教士進入中國。鄭瑪諾一行只好在果阿繼續停留。
1668年5月14日，鄭瑪諾與其他六名傳教士一起離開果阿，於8月19日抵達澳門。鄭瑪諾隨後給澳門耶穌會總會會長用意大利文寫了一封信，説：“我現在正準備潛入中國。”不過他後來沒有成行。當時，傳教士潛入中國是很危險的一件事，一些人被捉到後囚禁，包括意大利傳教士殷鐸澤（Prospero Intorcetta, 1626－1696），他被關押在廣州。關於這位傳教士殷鐸澤，2017年2月2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會見意大利總統馬塔雷拉（Sergio Mattarella）時就提及：“中意友誼源遠流長，在悠久的歷史中我們兩個文明之間互相吸引。在清朝順治皇帝在位期間，殷鐸澤離開西西里前往中國，之後他又將儒家經典《四書》之一《中庸》帶回了歐洲。”
1669年康熙親政，後來請南懷仁當自己的科學老師，講授幾何學和天文學。南懷仁將《幾何原本》譯成滿文，並經常陪同皇帝去觀天測地。康熙皇帝慢慢就接受了自然科學，撤掉了楊光先的官位並廢除了他推行使用的舊曆法。最後楊光先被問罪流放回鄉，病死於途中。康熙默許了西方宗教，對傳教士持寬容態度，還允許當時在廣州的一些傳教士到京。於是傳教士們乘船從廣州北上，其中包括有鄭瑪諾。可是他在途中染上肺炎，到京後掙扎了一年多，終於1673年5月26日去世，享年40歲。
同年9月，北京耶穌會會長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āes，1609－1677）給總會長寫了封訃告，説：“對鄭瑪諾神父之逝世，悼惜殊深。他的確是中國的光輝和榮耀。到達北京時，他的病情已經很嚴重，無法治療，肺部已經完全腐爛。請您儘快培養中國司鐸。我自己也為此而努力，使鄭神父後繼有人。”耶穌會司羅列奧（Francis A. Rouleau）擬文“耶穌會的第一個中國籍神父鄭瑪諾（1633-1673）”作悼，其中寫道：“當南懷仁安裝六分儀來測定星體，安文思製作模型來輻射稜鏡各種顏色，恩理格（Christian Herdtricht，1624—1684）製作精巧儀器及裝置而深得當朝皇帝和臣子們的青睞以至心醉神迷的時侯，那個瘦小的中國耶穌會教徒每天都在鄰近的城鎮鄉村裏進行非常平凡的宗教儀式活動，盡他最大的努力傳授教義和為人們施行洗禮，以及其他一些聖禮聖事。他的教徒中有許多人同他一樣，出身貧寒。他與這些人一起渡過了一生中最艱難的日子”（《耶穌會史料雜誌》第28卷，1959年，羅馬）。
來自奧地利的知名學者雷立柏（Leopold Leeb，1967—）在北京生活了22年，期間在中國人民大學執教拉丁文和古希臘語等課程。他編寫了幾本拉丁語教程，特別是出版了《張衡，科學與宗教》、《西方學者眼中的中西文化》（共10冊）等宗教文史書籍。在《我的靈都》一書中，他詳細地介紹了鄭瑪諾，並感嘆道：“如此偉大的人物，他的故事令我非常感動。”
查實同時代但比鄭瑪諾稍晚的早期中國留學生還有不少，其中較為知名的有沈福宗（英文名Alfonso Michel Chen，1657—1691）、黃嘉略（法文名Arcade Huang，1679－1716）、樊守義（1682－1753）等幾位， 在雷立柏的書中都有提及。
2018 年6 月，坐落於北京市西城區車公莊的北京市委黨校的工作人員在整理宗教文物時，發現了位於車公莊外滕公柵欄天主教墓地的鄭瑪諾墓碑。碑文內容如下 ：
耶穌會士鄭公之墓
鄭先生諱瑪諾，號惟信，中國廣東香山人也。自幼入會真修。康熙十二年癸丑四月十一日卒於京師，壽三十有八。
（碑中的拉丁文部分譯文如下）
鄭瑪諾神父，來自中國澳門，年幼時前往羅馬，入耶穌會。他是耶穌會中第一位華裔神父。他出色地完成了哲學、神學學業後返回中國，向同胞們傳播福音。1673年 5 月 26 日逝世於北京，享年 38 歲。
五 張文湛
張文湛（英文名Mon Cham Cheong）在清朝咸豐八年（1858年）十二月初七出生於香山縣三鄉鎮古鶴村（現屬中山市）一個絲茶商人家裏。他父親擅長跟外國人做生意，眼界開闊，期望兒子張文湛能夠前往美國讀書深造，特別是學習機械技術，回國後可彌補國內之不足。1874年，父親付全費讓16歲的兒子取道香港到了美國留學。張文湛首先進入麻省的Monson Academy，也就是1847年容閎、黃寬和黃勝剛到美國時就讀的預科學校。
由1850年從廣東移居波士頓的第一位中國人、茶商黃阿紹（英文名Oong Ar-Showe）作為擔保人，1877年張文湛考進了“波士頓博學大書院”（即麻省理工學院MIT），成為該校第一個華人學生。
根據當年的學校記錄，張文湛首先進入了兩年學制的機械工藝學院（School of Mechanic Arts），開始時補習英文和地理，然後主修代數、機械製圖、鑄造工藝等課程。記錄表明，他曾於1878年5月離開過學校一段時間，1879年到1882年又以Special Student的身份回到麻省理工學院復學機械工程。他原定1883年畢業（Class of 1883），但卻在1881或1882年肄業回國。1882年10月11日《麻省理工學院學生報》報道説，張文湛已經在香港任職工作了。後來還有記錄表明，1885年他成為了一名礦業高級工程師（Senior Engineer of Mine）。
張文湛曾從香港西灣河大街266號寄出過一封信給在上海的侄子張慶荃，談及自己在香港的居所及家人生活狀況。至於張文湛是否在香港渡過餘生，何時何地去世，則不得而知（麻省理工學院網頁標示他的去世年份時帶上問號：1894？）。
然而值得提及的是，張文湛曾經為鄭觀應所著的《盛世危言後編》作“跋”。
鄭觀應（1842─1921）也是廣東香山縣人。他是中國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維新觀念的思想家，也是實業家、文學家、慈善家和熱忱的愛國者。鄭觀應的名著有《盛世危言》和《易言》等。他的《盛世危言》一書首次要求清廷“立憲法”、“開議會”，實行立憲政治。他在中國率先使用“憲法”一詞，被認為是中國憲法理唸的開啓者。書中還主張習商戰、興學校，對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提出了一些積極方案，被認為是一部以富強救國為核心的變法大典。光緒皇帝看到該書大為讚賞，立即下令印刷兩千本，分發給大臣們閲讀。這部著作問世後在社會上反響巨大，時人稱之為“醫國之靈樞金匱”。這本書極大地影響了康有為、梁啓超、孫中山、毛澤東等人的政治思想和活動，併為蔡元培推崇備至。
張文湛為《盛世危言後編》所作的“跋”，字裏行間表達了對晚清政治和社會狀況的不滿，並通過中日兩國的對比，指出中國要向外國學習，在政治、經濟、教育等各方面進行改革，才能挽救民族危亡。
根據留美華人學生的歷史記錄，在1877至1931年間先後有大約400名中國留學生在麻省理工學院讀書。早年從該校畢業的中國留學生有許多重要的創造發明，包括世界上第一台中文打字機和航海訓練飛機，以及開創性的科學研究如微波波譜學和非線性自動控制理論（參見以前介紹過的“最後一位曠世通才”顧毓秀，1902─2002）。
2017年，麻省理工學院為紀念招收第一位中國留學生140週年，在校園隆重舉辦了一場“中國迎接科技：1877─1931”（China Comes to Tech: 1877─1931）展覽會。
今天， 麻省理工學院還有一個固定的網頁“麻省理工學院早期中國留學生：1877─1931”（MIT’s First Chinese Students/早期中國留學生：1877─1931），內有許多內容豐富的專題，包括：The First Graduates，Bringing China to “Tech”，Bringing “Tech” to China，以及Chinese Exclusion: 1882-1943。尤其值得一看的是專欄“1877：中國第一個留學生”，主題為：“Mon Cham Cheong 張文湛：Dreaming Dreams”。
網址：https://earlychinesemit.mit.edu/1877-first-chinese-stud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