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集團“母憑子貴”，國家還能怎麼管？| 文化縱橫_風聞

✪ 劉典 |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

【導讀】在人們的普遍印象中，全球事務的主導者一直是國家，但隨着大型互聯網公司控制了數字資源、具備了地緣政治影響力，情況也開始改變。對此，**歐亞集團主席伊安·布雷默認為，大型科技公司如今已是和國家平起平坐的地緣政治玩家。**他認為中美兩國的科技巨頭將在三種可能的地緣政治環境中運作：國家至上的、全球主義的、或是技術烏托邦主義的。**與之相對，哈佛大學教授斯蒂芬·沃爾特認為，這些公司將不會在任何時候取代民族國家。**因為數字空間永遠無法取代物理空間，而且沒有一家科技巨頭擁有國家一樣的權力和忠誠度，更何況這些科技巨頭和歷史上曾經極盛一時並與國家監管鬥爭的壟斷技術集團沒有本質區別。他認為，每一次，存活下來的都是國家而不是公司。

在這場關於數字巨頭能否改變地緣政治的大辯論中，人們很容易將公司和國家的關係簡化為零和博弈，然而本文作者卻指出，數字巨頭崛起所產生的地緣影響是強大主權、金融資本與數字技術革新三股權力疊加的結果，固然在數字時代，誰掌握了數據，誰就擁有權力，但數字巨頭和過去的工業寡頭、金融寡頭相比，政經關係結構與資本權力歸屬並沒有發生本質變化。因此，這並不是公司與國家兩個巨人間的戰鬥，更可能是一場數字時代的不同文明政治制度之間的競爭。問題關鍵在於，如何重建在數字時代私人資本權力過度擴張所打破的平衡。哪個文明最先發揮制度、文化等多方面優勢，探索出一條適合公私權力交融的數字新未來，那麼也將對未來全球格局的演變帶來決定性影響。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資本集團“母憑子貴”，國家該怎麼管？

隨着社會演變和技術發展，任何生活在數字時代的個體，都能夠清晰感知到巨型科技公司（下文稱“數字巨頭”）在經濟社會活動中所擁有的的巨大能量。

近日，一場關於數字巨頭能否改變地緣政治範式的大辯論正在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網站上展開。歐亞集團主席伊安·布雷默在題為《技術極化時刻：數字巨頭如何重塑全球秩序》的文章中指出， 少數數字巨頭事實上已經等同於國家，正在重塑過去由政府運作的全球環境。

而哈佛大學教授斯蒂芬·沃爾特在題為《科技巨頭不會重造全球秩序》的文章提出反駁觀點，他認為 數字巨頭在未來將繼續在國家政府設定的政治和制度框架內運作，國家才是轉變未來的關鍵要素。

因此，應如何定義數字巨頭並認知其權力屬性？數字巨頭權力擴張推動新型非國家行為體的崛起，將給國際政治格局帶來怎樣的影響？

本文認為，數字巨頭與主權國家並非簡單的零和博弈關係，數字巨頭崛起所產生的地緣影響是強大主權、金融資本與數字技術革新三股權力疊加的結果。數字巨頭成為推動私人資本權力持續擴張的最新載體，也直接挑戰了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間權力分配的基本格局。分析數字時代的地緣政治，不僅要跳出國家中心主義範式，更要超越公共部門-私人部門/政府-市場二元對立的“零和”分析框架，探索公私權力範式交融的數字新未來。

蓬勃發展的數字經濟（新華網資料圖）

▍ 認知數字巨頭的三種流行敍事

在經濟全球化突飛猛進的時代，技術革新讓世界變得更好，幾乎成為社會共識，而現在，這種共識正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在過去的二十年裏，隨着數字技術在全社會領域的大規模應用，社會對於數字巨頭的正面形象認知，正在裂變為“先進生產力”、“數字利維坦”與“新型壟斷”三種迥乎不同的觀點。

第一類觀點，認為數字巨頭是推動未來人類經濟社會模式革新與新文明形態發展的“先進生產力”。

數字技術創造的新型基礎設施和應用生態全面而系統地滲透並重組現代社會的各個領域，也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大型互聯網平台集合了先進技術、巨量資本和高效組織，一度成為創新和開拓精神的傑出代表。在電商、社交、出行等不同商業場景耕耘多年的巨頭持續擘畫“科技烏托邦”的宏偉藍圖。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增長紅利遞減與監管政策趨緊的背景下，巨頭們開始講述新的故事篇章，意圖構建一個更加真實和身臨其境的數字世界——元宇宙。

隨着區塊鏈技術和去中心化應用的實現，未來將可能形成一個由大型數字平台打造的虛擬空間，將現實世界的經濟系統、社交系統、身份系統轉移到不分國界的數字空間中。大型數字平台與技術精英將成為數字時代全球公共產品的承擔者，打造一個完全互聯互通的數字虛擬世界。

在部分科技樂觀主義者眼中，科技公司所塑造的將是一個虛擬與現實高度融合、沒有國別、沒有等級、更加自由和平等的數字“綠洲”，也許在遙遠的未來，“自17世紀以來主導地緣政治的民族國家範式已被完全不同的東西取代”。

第二類觀點，認為數字巨頭正在突破非國家行為體正常的權力和權益範疇，成為越發失控甚至足以挑戰主權國家權威的“數字利維坦”。

布雷默的文章反映了此類觀點對於數字巨頭的種種擔憂，也並不否認數字巨頭對促進生產力發展的重要作用。數字巨頭的快速崛起，在承載着人們對科技的樂觀主義想象的同時，也引發一系列圍繞數字巨頭的經濟社會治理難題。幾大數字巨頭各自掌控10億用户規模級的超級網絡平台，通過有效匯聚海量用户的私權利和社會的公權力，滲透和主導越來越廣泛的社會公共基礎服務。

扎克伯格曾有言： “在很多方面，Facebook更像一個政府，而不是一個傳統的公司。我們有這個龐大的社區，相比其他科技公司，我們更是在實際制定政策。”個別數字巨頭創始人也曾激情洋溢地宣稱要用20年打造“世界第五大經濟體”。數字巨頭正在開始影響並主導國家發展和國家治理的各個層面，甚至開始影響和塑造國際秩序。

更有甚者，有人開始憂慮一種更為悲觀的未來，那就是數字巨頭從政府手中奪取數字空間控制權，很可能獲得數字社會的獨裁性權力。在過去各國政府忽視的網絡空間中，數字巨頭正在建立新型主權式權威。

已有不少學者呼籲應警惕“數字利維坦”的產生。美國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2020年11發佈的文章中提出，數字平台不僅擁有扭曲市場的經濟權力，還將擁有支配信息的傳播和政治動員的協調的政治權力，扭曲政治價值觀，危害民主制度的運轉。

美國社會心理學者肖沙娜·朱伯夫認為， 大型數字平台這種通過監視手段獲得數據信息作為免費或低成本的“原料”、把每個民眾的隱私信息無償佔有、反覆利用的生產方式實際上是 “監視資本主義”。這不僅將剝奪個人權利；還會改變每個人的思維習慣和生活方式，控制並異化資本主義的商業模式和民主秩序，侵蝕並破壞社會基礎和文明進程，從工具主義向極權主義迴歸，超出市場資本主義的制度結構和歷史範疇，具有以資本反噬國家主權、走向民主解構的危險趨勢。

第三類觀點，認為數字巨頭與過去曾主宰石油、鐵路等行業的托拉斯集團並無本質區別，是一種需要主權力量加以規範的“新型壟斷”。

沃爾特的文章是這類觀點的代表，他從一個保守主義的視角分析數字巨頭為何無法從根本上撼動主權國家所擁有的專斷性權力。數字巨頭無法與物理空間脱鈎，其在數字空間內的影響力無法為現實世界及公民提供最基本的保障，而國家可以合法使用武力。

“當安全、政治權威與技術創新之間需要權衡時，政府（和社會）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摒棄技術創新以保障安全和政權。”隨着各國政府逐漸向數字空間延伸主權，科技公司不受約束的發展環境正在消失。國家可以運用法律規範、經濟制裁等多種方式，避免大型科技公司的資本利益侵蝕主權利益。

漫畫中的托拉斯形象

▍ 理解巨頭、資本與強大主權之間的複雜共生關係

圍繞認知數字巨頭的三種流行敍事，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知識界的這場辯論似乎已經將數字巨頭的形象臉譜化了，數字巨頭和主權國家間成為了一種權力博弈的零和關係。

事實是這樣嗎？在這場討論中正反雙方都忽略了對國家和巨頭兩者影響巨大的重要因素——資本。數字巨頭的權力根基多元而複雜，概括來看無外乎來自於技術、政治與資本三個維度，體現出一個“新”、兩個“舊”的特點。

一個“新”在於數字巨頭掌握了新的生產要素——數據，在數字時代，誰掌握了數據，誰就擁有了權力。

相比石油公司、電力公司等傳統壟斷性公司通過在能源等基本需求領域發揮作用並進行跨領域擴張，而數字巨頭通過掌握數據這一新型生產要素的流動和分配，可以為各行各業的生產提供數字商品、數字服務和信息流等關鍵的虛擬產品，支配實體社會資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圍繞這些資源的開發、生產、消費形成的數字產業鏈、價值鏈和社會運作模式，為數字化的人類生產與再生產活動提供基礎性的算力、數據存儲、工具和規則。

數字巨頭因掌握關鍵數據資源和不可或缺的新型“公共基礎設施”，成為數字經濟社會秩序的關鍵重構者。藉由數據在全球經濟和社會的深度數字化進程中的全局性作用，這些私人資本主導的平台型公司組織，所擁有的權力正在從經濟領域向社會、政治領域擴張，充分發揮全球流動優勢和技術創新優勢，成為一種具有全方位影響力的“超級權力”。

而在新興的數字領域，國家作為傳統權力載體的數字化轉型進度，已明顯落後於以數字巨頭為代表的新型資本組織形式。

兩個“舊”在於數字巨頭和過去的工業寡頭、金融寡頭相比，政經關係結構與資本權力歸屬並沒有發生本質性變化。

在數字巨頭成長的過程中，資本集團與強大主權分別扮演了孕育和撫養數字巨頭的“母親”和“父親”的角色。只有強大主權才有能力供養數字巨頭，要理解這一點，白宮和硅谷的同盟是最佳的範例。

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大量過剩的金融資本推動數字技術在社會層面廣泛運用，依賴鉅額資本的前期投入，科技企業通過燒錢結合數字平台技術改造其價值生產行業的具體場景，充分利用網絡規模效應與數字應用優勢，迅速崛起為新的數字巨頭。

與此同時，谷歌、亞馬遜、臉書（現已改名為META）等企業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在世界各國跑馬圈地，不斷侵吞國際市場份額來收割全球數據紅利，推動本國數字經濟的高速發展。

從政經關係結構的角度看，數字巨頭與主權國家並非簡單的零和關係，或者割裂開來的兩個實體，而是彼此交織在一起的複雜連體。在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演變過程中，科技企業曾是主權國家間創新競爭的“士兵”，而在如今國際政治體系中，成長起來的數字巨頭與強大主權國家間已形成共生關係。

這種共生關係需要從兩個方面來理解：

**一是“狐假虎威”，數字巨頭在全球領域發揮地緣政治影響力需要國家權力背書，它是強大主權國家在全球秩序體系中的權勢投影。**蘋果、谷歌如果不是美國公司，可能早在歐盟連續開出的天價罰單中大傷元氣，而華為、字節跳動如果不是中國公司，也可能早在美國政府凌厲的制裁攻勢下被迫簽署“城下之盟”；

**二是“唇亡齒寒”，在數字地緣競爭中，數字巨頭不僅僅是所謂的“士兵”或者“冠軍”，更像是拱衞帝國、擁有自主性的封建領主軍團，成為支撐強大主權國家權力擴張的關鍵性力量。**盤踞在硅谷的“FANNG”軍團已是美國在數字時代維護霸權地位的重要支柱，假設硅谷驟然衰落且後繼乏力，那麼美國在當今世界的權力與地位無疑將遭受重創。而一直擁有全球領先數字產業集羣的主權國家，將在下一階段數字地緣競爭中贏得戰略主動權。

從資本權力歸屬的角度看，數字巨頭崛起是私人資本權力進一步擴張的結果，成為了繼金融寡頭之後、資本權力與技術結合形成的最新載體。巨頭們在擔負部分公共服務職能的同時，也侵蝕了部分公共權力和個體權利，而私人資本權力的進一步擴張，打破了原本由國家法律秩序維繫的公民權利與公共權力相對平衡的權利義務關係，也直接挑戰了在工業經濟時代和信息經濟時代已形成的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間的權力分配格局。

我的同事範勇鵬老師在《從公司到國家：美國製度困局的歷史解釋》一書中剖析了西方國家在近現代政治轉型過程中公司與國家的制度同構現象，進而提出美國是“公司型國家”的觀點。其實對於資本權力而言，美國作為一個國家實體，也是一個為資本增殖實現資源的優化組合與合法暴力保障的經營性平台。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 數字巨頭崛起為資本權力掌握最高統治權提供一種收益更高、成本更低且產權明晰的補充性選擇，即不需要像過去一樣長時間建設“旋轉門”機制滲透主權國家民主體系的複雜政治系統，通過擁有超級網絡平台基礎設施的私有產權，就可以掌握部分類主權性質的組織化權威。

就像前文所提到的，在數字巨頭成長的過程中，資本集團與強大主權分別扮演了孕育和撫養數字巨頭的“母親”和“父親”的角色。在這個由主權國家、資本集團與數字巨頭組成的“小家庭”式的權力三角結構中，數字巨頭無法取代國家存在的特殊使命。

甚至強大的主權國家依然需要履行作為“父親”的責任，為作為“孩子”的數字巨頭提供進一步成長的環境，而作為“母親”的資本集團在一些國家已俘獲部分國家權力，隨着“孩子”的成長，將更多權力資源開放給數字巨頭，反過來“母憑子貴”，利用新技術在全世界範圍內重新構建生產關係，資本權力也將隨着數字巨頭的迅速崛起得以進一步擴張。同時，強大主權也將面臨資本集團在現代政治體系內部分轉移權力資源所帶來的治理挑戰。

▍ 從共生到融合：探索公私權力範式革新的數字新未來

通過分析巨頭、資本與強大主權之間的複雜共生關係，對於數字巨頭能否改變地緣政治範式的問題，可以進一步從三個層面進行解釋。

首先，來源於強大主權、金融資本與數字技術革新三位一體形成的權勢疊加，使數字巨頭所擁有的實際權力已超越現今國際社會中絕大部分中小型主權國家。

即便是像澳大利亞這樣的發達國家，Facebook也可以因為澳議會準備通過一項名為《新聞議價法》的法律，就悍然屏蔽了澳大利亞所有媒體的新聞內容，同時限制該國用户分享和獲取海外新聞的權限，最後澳大利亞政府妥協同意修改議案才宣佈解除封禁。

其次，對於有共生關係的強大主權而言，數字巨頭無法從根本上撼動其權力根基。

長大了的數字巨頭雖然擁有了一定的自主性權力，但其所擁有的地緣影響力，可以説是這個“家庭”權力三角綜合實力的體現，短時間內數字巨頭並不能脱離“父母”所提供的庇護和資源而獨自生存，但是在強大主權國家內部，其相對獨立的“能動性”作用正在加強。面對2021年初國會山淪陷事件，美國的數字巨頭們並沒有受託於政府或執法部門，而是直接採取行動，甚至將特朗普在未卸任美國總統之時就全面封殺。

反之，傳統國家組織要想規制數字巨頭，目前的主要手段是從經濟層面運用反壟斷罰款、提高監管要求等措施，但是罰款對於數字巨頭而言警示意義更重於實際意義，採取過於嚴苛的監管也會損傷數字經濟的發展活力，如何規制和馴服仍然在擴張的私人資本權力，主權國家暴露出嚴重的體系滯後和能力不足的問題。

最後，隨着數字時代生產關係的深刻變化，公共與私人部門間權力邊界的動態調整為數字巨頭提供權力進一步擴張的空間。

扎克伯格（資料圖）

在萬物信息互聯互通的時代，各國社會內部隨着網絡空間和現實空間的分界愈發模糊，不得不迫使公共與私人空間重新劃界。作為私人資本權力擴張的載體，之所以能夠打破非國家行為體的傳統權力邊界，在於數字巨頭利用人類社會深度數字化過程中出現的權力“空檔期”，率先實現生產方式和組織體系轉型，掌握了部分社會生產分工中的核心環節。

如果國家不能提供具有替代性甚至更具先進性的新秩序，那麼不論主權國家如何限制數字巨頭，也無法阻擋數字巨頭繼續講述新的“科技烏托邦”故事、聯合金融資本集團來為自己塑造新發展空間。國家也在學習如何在新領域重樹權威，甚至開始模仿數字巨頭的平台思維進行創新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轉型，推動政府的數據化、平台化和智能化建設，同樣難以避免的，在這場治理模式轉型中，數字巨頭在發揮重要的建設性作用。

在布雷默所推演出的地緣政治演變的三種可能性中，不管是國家至高無上繼續支配數字巨頭，還是數字巨頭從國家手中奪取對數字空間的控制權，亦或是“國家逐漸消失，技術烏托邦主義者的地位提升”，都指向了兩種發展路徑——未來人類社會的發展將由國家或者公司來決定。

在地緣政治博弈中擴大政治影響力並非數字巨頭的主要目標，但是當數字巨頭作為私人資本主導的公司組織規模擴大到令大部分主權國家相形見絀的地步，以單一商業邏輯來設計未來發展戰略之時，由私營部門推動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模式已面臨巨大的治理挑戰。

也許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重建在數字時代私人資本權力過度擴張所打破的平衡。

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或許將長期存在，憑藉平台的數字經濟對所有權的弱化和對使用權的強化，平台中的資源有了非排他性，換言之，數字平台與雲端的資源共有創造了“共享型”經濟的實現形式，我們很難用工業經濟時代的公有制，或是私有制的概念來進行區分和認知，政治經濟學中最基礎的“所有制”概念也面臨新挑戰。

生產力不僅在數字經濟中推動勞動工具數字化、勞動對象服務化、勞動機會大眾化，與此同時促進生產關係的組織平台化和資源共享化，進而導致基於物質基礎的社會上層建築同樣需要順應趨勢的改變。

不管是嵌入到政府權力體系，或是與主權圍繞公共治理達成新的分工合作“契約”，與強大主權共生的數字巨頭將成為未來地緣政治演變的重要變量。隨着國家治理體系向智能化、平台化轉型，私人資本主導的數字巨頭也需要自覺和非自覺地對大型平台的公共運用、公共管理、公共監督做出有益探索。

我們也許將看到的，並不是公司與國家兩個巨人間的戰鬥，更可能的是一場在數字時代不同文明政治制度競爭的新比賽。如何跳出國家中心主義範式，進而超越公共部門-私人部門/政府-市場二元對立的“零和”分析框架，哪個文明最先發揮制度、文化等多方面優勢，探索出一條適合公私權力範式交融的數字新未來，那麼也將對未來全球格局的演變帶來決定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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