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天下無拐”，買孩子的“養父母”不能“逍遙法外”！_風聞

12月6日，在公安部組織的“團圓”行動認清活動現場，“打擊兒童拐賣”題材電影《親愛的》原型孫海洋夫婦和失蹤14年的兒子孫卓團聚了。

記得烏鴉在前幾年看《親愛的》這部電影的時候，曾在大半夜哽咽流淚，一直都希望現實中的原型可以有個好結局**，這則消息也算了結了烏鴉這樣一批觀眾多年的盼望。**

但是，當感人認親儀式結束後，卻又傳來了一個令人十分堵心的消息：被尋回的當事人孫卓公開對媒體記者表示：自己和“養父母”感情深厚，無法割捨，自己一時半會很為難。而且，孫卓的態度還更傾向於留在“養父母”一邊。

其實這事也算意料之中，從認親的現場視頻來看，比起親生父母情緒激動，因為重逢的喜悦嚎啕大哭，孫卓的態度卻冷漠得多，和親生父母擁抱等回應似乎只是出於禮貌，更多的是迷茫甚至恐慌。

這反差極大的一幕再度讓很多網友感到不舒服，這和前幾個月（2021年7月），另外一部同樣是“打拐”題材電影《失孤》原型——郭剛堂找到始終24年的親生兒子郭振之後的場景如出一轍。

26歲的郭振比孫卓更加決絕，毫不猶豫地選擇留在“養父母”一邊，在認親現場同樣是“冰火兩重天”的場景——郭剛堂老淚縱橫，失聲痛哭，而郭振則態度冷漠無情，只是在無數媒體圍觀的情況下，用他自以為“最客氣”的態度，但明顯敷衍的態度“安慰”自己的親生父母。

這種場景和廣大羣眾所期盼的“感人重逢”的畫面反差巨大。

於是，“買賣同罪”的呼聲再度響徹輿論場，那麼，這真的是解決“兒童拐賣”的良方嗎？

1

“兒童拐賣”對於整個中國社會來説，可謂一個極其突出的痛點，每當出現這類新聞的時候，都會激起輿論沸騰。

首先，對於直接實施拐賣犯罪行為的一方，也就是人販子本身，這些年國家的打擊不可謂不嚴厲，對首惡分子判處死刑的案件也絕非個例。

但是，“誰家孩子被拐賣了”之類的惡性案件依然常見諸報端，無數類似於孫海洋、郭剛堂一樣的父母為此肝腸寸斷，將自己的一生年華全部投入到尋找子女的行動中。可以説，在如此重拳之下，這些喪盡天良的人販子為什麼依然要鋌而走險呢？

道理很簡單，就毒販子殺不完是一樣的道理，因為有“買”方市場。實際上，這些拐賣兒童販賣的犯罪現象雖然古已有之，但確實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了數量暴增。

這一背景下，各種因素交織在了一起：獨生子女政策使得非法領養的需求增大；人員跨地跨省流動的限制解除，既催生了更大規模的流動人口，也讓人販子有了跨區域販賣人口的機會。這些因素共同加劇了“綁架兒童”的罪惡產業規模擴大。

要知道，只要需求活躍存在， 而且有暴利可圖，人販子自然不憚於冒殺頭的風險，《資本論》早就闡釋過類似的道理。

跟“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類似的道理，也適用於拐賣兒童犯罪。

支持人販子們處心積慮拐賣兒童的原動力，恰恰就是這些“養父母”！

就跟很多網友憤怒的點一樣，這種“買家”也算“養父母”嗎？這豈不是正經養父母們被黑得最慘的一次？

什麼是養父母？合法領養孤兒或者被遺棄的孩子，才應該被稱為養父母吧。

要知道，買贓物要坐牢，可他們買孩子卻可以照樣當爹媽，這合理嗎？

在不少拐賣兒童犯罪案例中，人販子都是先找好買主談好條件和價格，再具體實施犯罪行為的。人販子拐賣兒童，説到底還是為了掙錢，倘若嚴懲之下更少人敢買，需求減少則拐賣也理應會減少。

更令人憤怒的是，許多“養父母”即便是在孩子和親生父母相認後，竟然還想方設法要切斷其聯繫。

當大家沉浸在為孫海洋開心的情緒裏時，今天，有這樣一條消息悄然上了熱搜——“被拐兒童找回後將生母拉黑”。

根據《民生週刊》記者的調查，事件的主人公楊家鑫正是“梅姨案”被拐兒童。他和生母夏先菊在警方的安排下見了一面後，決定還是和養父母一起生活。

楊家鑫至今沒有回過真正的老家四川，在他丟失半年後，他的親生父親已墜車自殺。更讓夏先菊傷心的是，不知何時起，兒子已經把她拉黑了。

 

夏先菊説：“我只是想象一個朋友那樣關心一下，可是他都把我拉黑了，我只能從他的養母那知道一些情況。”

但夏先菊卻只能默默承受這樣的痛苦，並寄希望於如果孩子長大懂事了，或許能夠和她恢復聯繫吧，儘管這希望十分渺茫。

最近幾年的全國兩會上，都有人大代表發出過提案，要求提高拐賣兒童最低量刑標準和起刑點。

比如，全國人大代表閻志這些年來一直都在奔走呼籲，對拐賣兒童的案件實行買賣同罪。

閻志認為，買方市場的存在，是拐賣兒童違法犯罪存在的重要原因。因而他建議，將拐賣兒童犯罪的刑期起點參照綁架罪，直接調整為十年以上，從嚴打擊；同時，進一步提高對收買被拐賣兒童的懲罰力度，買賣同罪。“事實上，很多被拐孩子與親生父母認親之後，並不會對養父母進行追責”。

其中，有相當多一部分是親生父母礙於子女對所謂“養父母”的懷有的多年“養育之恩”，擔憂如果對其“養父母”追責，很有可能導致最後反而和親生子女反目。

向上邊説到的《失孤》原型郭剛堂以及被親生兒子拉黑的夏先菊都明確表示，不追究“養父母”的任何責任，因為自己孩子在“養父母”的“照看”下過得“很好”，他們也“善待”自己孩子了。

26歲的郭振在和親生父母見面時，態度極其敷衍，“養父母”則給他買房和弄到體制內工作，讓他一直心懷感恩

但從實際角度來看，他們很可能更擔心的就是即便追責，對方也不會受到多達的懲罰，相反會導致雙方徹底撕破臉，好容易找回的親生血脈會斷了聯繫。

這種擔心實則不無道理。

就拿文章開頭説的《親愛的》原型孫海洋夫婦來説，他們是屬於極少數要堅決追責“養父母”責任的失孤家庭，目前，孩子孫卓的“養父母”已經被採取強制措施。

可是，孫卓對親生父母此舉卻持有強烈的牴觸態度，看到親生父母要追責自己的“養父母”，他明確表示：如果養父母被判刑，自己會生氣的。

並且，孫卓目前還在積極要求親生父母出具諒解書，並撤銷對自己“養父母”的任何追責。

同樣被拐賣的男孩符建濤在和父母相認後，雖然相較於孫卓和郭振那種對親生父母的冷漠，對自己的親生父母展現出大家所期盼的熱情，但他也明確表示在照顧生父母情緒的同時，也不想傷害“養父母”一方。

由此可見，所謂的“養父母”的存在，對於歷經千辛萬苦尋到親生子女的父母來説，無疑會造成第二次心理傷害。

因此，廣大網友們羣情激憤，要求加大對人販子的幫兇，那些自詡孩子“養父母”的銷贓買家的實刑懲罰。

2

當然，政府對於這方面民意是有持續回應的。

我國刑法中原先對“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罪”有一個很寬泛的免責條款。

《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第六款：“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按照被買婦女的意願，不阻礙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

這一定程度上等於為買方開了特赦。

201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刑法修正案，將上述條款改為：“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按照被買婦女的意願，不阻礙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這種作法實際上是把免責條款改成了酌定條款，給辦案人員以自由裁量權根據不同的案件酌情進行處理。

不過，這離輿論所要求的“買賣同罪”還有很長的距離。為何政府不迅速修改法律，在我國實現“買賣同罪”呢？難道他們看不到“買賣同罪”有如此多的好處嗎？

烏鴉認為，他們當然看到了“買賣同罪”的好處，不過可能也看到了一些我們沒看到的反向的問題。

第一，“買賣同罪”並非我國打擊婦女、兒童拐買索要面對的最重要問題。我國目前打擊人口販賣遇到的最大難點是，受害人不好找到。

目前，我國被拐賣的兒童中流動兒童居第一位，留守兒童居第二位。人販子拐賣男童的目的，一般是以非法領養為目的，拐賣女童則是以性剝削目的為主。**90%是因為監管缺失導致孩子被拐走，一半被拐家庭屬於農民工家庭。**而被拐賣婦女、兒童的主要流入地為農村。

有調查顯示，以昆明市為例，2000-2004年失蹤兒童一共352名，只有2名是本地常駐居民的孩子，其他的全都是外來務工者子女，在昆明西山和官渡區城鄉結合部丟失的。

“不要讓孩子離開大人的視線”，似乎只是一個兒童安全常識，然而對很多焦頭爛額的進城務工家長來説，卻是一個奢侈的要求。

可以看到，我國被拐賣的兒童中大部分在監管缺失的家庭，孩子丟失之後，家長甚至做不到及時發現。而拐賣犯罪一旦發生，孩子就被賣到了偏遠地區，這些地區缺乏監控，線索斷掉之後，再想尋找到被拐兒童就如同大海撈針。

據統計，我國被拐買的兒童僅有不到十分之一能夠回到父母身邊。

也就是説，現在我國面臨最大的問題是，孩子一旦丟了，就很難找回來，你想實現“買賣同罪”打擊買家，但現狀是找不到買家啊，何談打擊？

法律界有一句話，叫刑罰的必然性比刑罰的嚴重性更能抑制犯罪。舉例來説，如果某個罪行量刑三年，但破案率90%多，大部分人是不敢冒這個風險的；但某個罪行就算刑罰是死刑，但破案率不到10%，估計犯罪者幹起來是沒有什麼心理負擔的。

另外，實現買賣同罪也存在一定的風險，如果買家為了掩蓋罪行，難保不會殺人滅口，這樣也給受害者增加了危險性。

第二，在偏遠地區農村，執法仍有很大困難。

現在基層打拐遇到的另一嚴重問題，就是執法的難度不小。

曾經有一部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盲山》，記述了一個被拐賣女人的故事。

在這部電影裏，22歲的女大學生白雪梅找工作的時候認識了熱情大方的姑娘胡曉曉。她在工作和金錢的誘惑下和胡曉曉一起坐車去山區採購中草藥。經過長途跋涉她們來到一個小山村。

白雪梅睡醒後，發現胡曉曉早已不知去向。**白雪梅被告知，她被人販子賣給當地40歲的農民黃德貴做老婆了。**白雪梅想要回家，遭到了黃德貴的拒絕。到了晚上黃德貴強姦了她。白雪梅稍有反抗就會遭到毆打、謾罵。

這種突如其來的悲慘命運讓白雪梅無法接受，在白雪梅的多次逃跑以及求助當中，她試過翻越山頭，求助過往的車輛，希望能捎她到縣城，可惜身上沒錢遭司機拒載。而後被追趕而來的黃德貴拉回家裏一頓毒打。

跑到村委會求助，村長知道村裏買媳婦的事，對於這種情況早已司空見慣，敷衍幾句就讓大家回去了。

白雪梅偷偷寫信給家裏求助，然而前腳把信交給郵遞員，郵遞員轉身就把信交給了黃德貴。

幸好村裏的一個小學生幫忙到縣城裏寄信，叫來了白雪梅的父親和警察。警察試圖把白雪梅救出去，卻遭到村民們的圍堵。無奈，警察只好放下白雪梅和她父親，回去請求支援。

電影最後做了和緩的處理，但是這樣的事情在現實中恐怕無法不以悲劇收場。

偏遠農村地區有強烈的傳宗接代觀念，農村居民也有比較大的養老負擔，養兒防老的想法比較普遍，面對娶妻生子困難的狀況，他們對於人口買賣的接受程度很高，有些地區甚至不認為買老婆、買兒子是違法、犯罪行為。

而且在這種地方，收買被拐人口往往比較多發，村民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也會對於警察執法和解救被拐者非常牴觸。

根據新聞報道，公安部在2020年底組織全國公安機關開展查找被拐失蹤兒童的“團圓”行動，全國公安機關找回失蹤被拐兒童2609名，偵破拐賣兒童積案147起，抓獲犯罪嫌疑人372名。

**這種專項打拐行動，堪稱萬鈞雷霆。**鄉鎮幹部被留在本機關，手機收繳，不許與外部聯絡；一個大隊武警把目標村落團團圍住，封鎖道路；民警帶隊衝進村中直奔目標，如遇抵抗，直接抓捕。

這種打拐專項行動幾乎年年都有展開，效率必然非常高，解救成功率不用懷疑。但是，中國實在是太大了，戰士和民警的數量和精力都是有限的，這種模式很難在全國範圍內普遍施行。

大部分情況下，民警解救被拐婦女、兒童，還是要和村民鬥智鬥勇……“買賣同罪”就算實現了，怎麼解決基層執法的問題？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解救工作都如此困難，“買賣同罪”也是鏡中花、水中月。

這背後涉及農村居民養老問題，傳統觀念的改變問題，甚至基層自治的開展狀況問題，的確是十分複雜。

不少人認為美國應對兒童失蹤案的Amber警報值得借鑑，這一系統由執法部門、廣播電視、無線通信、網絡公司、運輸機構等合作組成。一旦收到報警，廣播電視、路牌、家庭手機等所有可用的技術都會進行廣播，廣播內容包含了失蹤兒童特徵、嫌疑犯特徵，以及嫌疑犯的車輛描述和車牌號碼。

但這也是建立在美國城鎮化水平高、警力充足、移動設備覆蓋率高的基礎上。國情不同，很難直接照搬。

“買賣同罪”是我國打擊人口販賣問題的未來必然趨勢，幾年來，不少官方媒體都對“買賣同罪”有着正面的表述，社會輿論上支持“買賣同罪”的聲音更是一直佔據多數。但也必須看到要真正實現這一政策，需要同步進行移風易俗、基層建設和提升執法效果的工作，逐步提高收買者違法成本，加大震懾力度，進而遏制收買被拐兒童行為，最終斬斷拐賣黑色產業鏈條。

參考資料：

中國新聞週刊：《親愛的》原型找到孩子！但失蹤15年被“目的”8000次的女童依舊生死未卜……

澎湃新聞：《親愛的》原型被拐兒子的養母被採取強制措施

舒聖祥：遏制拐賣兒童需要“買賣同罪”

《法制日報》：四川高院發佈拐賣兒童案例：有人為錢賣親生子，打擊買方困難

《工人日報》：打拐，讓天下不再“失孤”

《大連晚報》：導演李楊講述女大學生被拐賣的故事《盲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