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的反共主義三姓家奴-勞利·阿蘭·託魯尼_風聞

勞利·阿蘭·託魯尼（芬蘭語：Lauri Alan Törni，1919年5月28日－1965年10月18日），英語名拉利·索恩（英語：Larry Thorne），是一名芬蘭出身的軍人，經歷過二戰中的冬季戰爭、繼續戰爭及1960年代的越南戰爭。他因為在生涯中先後加入了芬蘭國防軍、納粹德國的黨衞軍和美國陸軍特種部隊（綠扁帽），而得名“在三面國旗下戰鬥的士兵”（the soldier who fought under three flags）[3]。

出身背景

託魯尼出生於1919年，父親是一名船長。他的出生地維堡在當時是芬蘭領土（現屬俄羅斯）。託魯尼在1938年時從軍。1940年2月戰事升級時，他正在芬蘭南部的哈米納參加預備軍官訓練課程。

參戰生涯

第二次世界大戰

1939年秋天，託魯尼已經服完了一年兵役，但適逢蘇聯軍攻擊芬蘭，因此他的役期又由於全國實施緊急動員的緣故，再度延長且得繼續從軍，分發到補給部隊。之後兩軍在拉多加湖發生戰鬥，託魯尼被派上前線，並參與了一項殲滅敵軍的任務，對象則是被圍困在當地的一個蘇聯師。由於他在這些作戰中的表現英勇，很快就得到了上級長官們的注意。當冬季戰爭接近尾聲時，託魯尼參加軍官訓練，並任官為少尉。1941年，前往德國接受武裝親衞隊訓練，但沒多久就返回芬蘭。

託魯尼大部分的著名功績是在繼續戰爭（1941年－1944年）時，蘇聯和芬蘭戰鬥的期間達成的。1943年時，託魯尼在一支於該年創建的游擊戰步兵隊中擔任隊長，而使得該單位得到了“託魯尼部隊”的別名。在他的指揮下，深入敵後進行滲透任務，並且很快就獲得戰果、名聲在交戰兩方中都十分顯赫，前芬蘭總統毛諾·科伊維斯托也曾是該部隊的基層士兵，並與託魯尼一起參加過蘇芬兩軍在繼續戰爭末期的一場衝突，即1944年7月至8月間的伊洛曼齊戰役（英語：Battle of Ilomantsi）。科伊維斯托在此戰中隸屬於一支偵察連，連長正是時任上尉的託魯尼。

由於託魯尼部隊的破壞行動造成了蘇聯兵的重大死傷，使得蘇聯陸軍以300萬芬蘭馬克（約65萬美元）的懸賞金緝拿他的人頭，使他成為唯一一位受到這種高規格“殊榮”的芬蘭軍官。此外，他也於1944年7月9日獲得了芬蘭等級最高的軍事榮銜——曼納海姆十字勳章（英語：Mannerheim Cross）。

蘇芬兩國於1944年9月19日簽訂的莫斯科停戰協定（英語：Moscow Armistice）讓託魯尼心生怨恨，芬蘭在此後必須發動對抗德軍的拉普蘭戰爭[4][5]，而自己的故鄉維普利更是在1940年就割讓給蘇聯統治了。此時的芬蘭軍部認定託魯尼的仗已經打的夠久，而勒令他退伍。1945年，託魯尼透過招募而加入一個親德的芬蘭人抵抗團體，並前往德國參加破壞活動的訓練、及準備在芬蘭被蘇聯佔領時組織反抗行動。同樣在該年，他被委任為武裝親衞隊的少尉，到北歐各地活動。雖然託魯尼曾經於二戰末期向進攻丹麥的英軍投降，但之後又從英軍戰俘營脱逃、回到芬蘭[6]。由於戰後的芬蘭當局正在搜捕戰時的親德人員，使得託魯尼遭國家警察（ValPo）逮捕，並因他在武裝親衞隊的服役背景，以叛國之罪處了六年徒刑[2]，不過於1948年12月經芬蘭總統巴錫基維赦免。

離開芬蘭

1949年，託魯尼與大戰時自己部隊上的副指揮官霍爾格·皮騰（Holger Pitkänen）一起聯手計劃逃去瑞典，從國界上的芬蘭城鎮托爾尼奧過境，進到對應的瑞典邊境城鎮哈帕蘭達，因為當地許多居民的祖籍在芬蘭。之後，託魯尼從哈帕蘭達搭火車去首都斯德哥爾摩，並在當地與許多流亡海外的芬蘭軍官一起得到馮艾森（Baroness von Essen）提供的庇護和住所容身，但皮騰卻是在過境之後被逮、遣返芬蘭。流亡瑞典期間，他與一名瑞典裔芬蘭女子談了戀愛，並且很快就準備要結婚。在婚前打算要得到穩定飯碗的託魯尼，以假名喬裝成瑞典水手，搭船前往委內瑞拉首都卡拉卡斯。在委內瑞拉上岸後，託魯尼碰巧遇到了冬季戰爭時在軍中的長官——人稱“柴堆馬帝”（Motti-Matti）的馬帝·阿尼奧（英語：Matti Aarnio）上校，他從二戰結束後就到委內瑞拉謀生了。

前往美國

1950年，託魯尼在一艘駛往美國的瑞典籍貨輪上找到了差事，但當該船駛入阿拉巴馬州莫比爾附近的墨西哥灣海域時，託魯尼就跳下海往岸邊游去，然後北上前往紐約，獲得布魯克林區一個芬裔美國人社區的協助而住在當地，並擔任木匠與清潔工餬口。1953年時，透過戰時的美國情報界大佬——戰略情報局（OSS）前局長“野小子比爾”·唐諾文的法律協助而獲得了居留權。

1954年，託魯尼透過《洛奇－菲爾賓法案（英語：Lodge-Philbin Act）》中對於外國人從軍的規定，而成為美國陸軍的二等兵，並將姓名改為英語化的拉利·阿蘭·索恩。他在陸軍裏與一羣芬裔軍官相處友好，這個以“馬蒂寧幫”（Marttinen’s Men[注1]）的綽號聞名的羣體中，都是一羣經歷與索恩相似、具有芬蘭軍隊背景的美國移民，並透過參議員洛奇催生的這項法案才得以加入美軍。此外，當中也有數個人與索恩一樣，投身於草創期的綠扁帽部隊。

身為基層士兵的索恩便憑藉著這些人的支持，很快就成為特種部隊一員，並且以自己與蘇聯的作戰經驗，當上滑雪、求生、登山與游擊戰術的指導教官，還加入陸軍空降學校（英語：United States Army Airborne School），軍銜亦向上晉升，於1957年編為預備役少尉，之後又成為正規少尉，並在1960年升到上尉。1958年至1962年間，他服役於駐屯西德的第10特種部隊羣（英語：10th Special Forces Group），之後還於一次在伊朗的札格羅斯山脈進行的搜救任務中擔任副指揮官，也因此獲得表揚。

越南戰爭

1963年11月，赴越南加入A-734特戰隊，並因為在湄公河三角洲的任務而兩度獲頒獎章。1965年，調到駐越美軍司令部（MACV）下的研究觀察團（Studies and Observations Group，MACVSOG）去擔任訓練部隊的軍事顧問。1965年10月18日，敲定了研究觀察團的首次跨境任務，團員準備從廣南省欽德（Khâm Đức）的前線作戰基地（英語：Forward operating base）出發，前往其西北方20英里（32千米）處的地區偵察北越越南人民軍在老撾邊境之外的活動[1]。而參與了這項行動的索恩上尉，在當地搭乘直升機時，撞毀在一處多山的地區之中，位置大約是在峴港西南方25英里（40千米）處，索恩在這場意外中宣告失蹤，然而美軍救難隊前往營救時，卻無法接近事故現場，事後報告的座標為48 PYB 9455 8960。索恩在這場事件後追授為少校。

1999年，索恩的遺骸才被尋獲，並於2003年獲得身份確認。他在2003年6月26日下葬至阿靈頓國家公墓60區的8136號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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