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科學家錢學森的思想光芒：着眼的不僅是當下，更是國家的未來_風聞

來源：科技導報  2021-12-11

作者：王文華，高級工程師，錢學森研究者，科普作家。

錢學森離開我們已經有12個年頭了。

錢學森是一位傑出的戰略型科學家，他的思想有深度、有遠見、成體系，遠遠超出了他所處的時代，可稱為“錢學森學説”。

誕生於20世紀的“錢學森學説”在21世紀仍然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值得不斷深入研究、探索。

錢學森（1911年12月11日—2009年10月31日）

戰略科學家的特徵

在今年9月舉行的中央人才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一個重要命題：要大力培養使用戰略科學家。

總書記對“戰略科學家”的定義是：具有深厚科學素養、長期奮戰在科研第一線，視野開闊，前瞻性判斷力、跨學科理解能力、大兵團作戰組織領導能力強的科學家。

錢學森是蜚聲海內外的偉大科學家、戰略家，為“戰略科學家”立下了鮮明的標杆。

部分知名學者對錢學森的評價：

著名科學家郭永懷的夫人李佩教授評價錢學森：

錢學森不是一般的科學家，他是戰略科學家，是從戰略高度考慮中國科學發展前景的科學家。有的科學家是純科學的科學家，而錢學森則是有技術背景的科學家。錢學森兼通理與工。

航天專家於景元評價錢學森是“三維科學家”：

一維是在自己的領域有深入研究，二維能對不同學科、領域都有特殊指導價值的見解，三維是智慧、跨層次的能力都處於相當的高度。一般達到一維是專家，達到二維是行家，達到三維就是大家。

已故中國科學院院士黃秉維評價錢學森：

我覺得他有點像在天、地、生領域上回旋的蒼鷹，具有搜索追擊移動目標的本領，一發現目標，即疾下獵取。

綜觀諸位的評價，作為一位戰略科學家至少應該具備以下兩個特徵：

第一，寬闊的科學的歷史的視野。

近20年來中國航天科技飛速發展的先決條件之一是基礎夯實。

錢學森在1962年出版的**《星際航行概論》**第一章結尾處寫道：

宇宙航行不同於星際航行，星際航行是現實的，而宇宙航行還只不過是一個偉大的理想，但是我們有信心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解放了的人們不但能夠像今天那樣領導着人類進入星際航行的時代，而且也將實現宇宙航行。

我們千萬年來在地球表面的活動，從地球表面來研究自然，創造了進入星際空間的條件；那麼即將到來的星際航行時代，人在太陽系中的研究自然，一定會給科學技術帶來一個全新的境界，使科學技術達到以前不能達到的水平，使宇宙航行能夠變為現實，因此星際航行會給宇宙航行開闢道路！

錢學森60年前的預見，今天已經變成了現實。

1957年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衞星後，錢學森隨中國代表團出訪蘇聯，彼時的錢學森在風雲變幻的世界中看到，要想建立一套可靠的國家安全體系，導彈和衞星是必不可少。尤其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下，不用考慮回收的導彈是發展初期最好的方案。

1958年1月，在美國發射第一顆人造衞星前，由錢學森擔任組長，代號“581”的秘密工程誕生。也是在那幾年，錢學森和幾位與他齊名的科學家從國際形勢出發，在向中央的聯名建議中描繪了一個大膽而浪漫的設想——“上天、入地、下海”。

在錢學森等科學家的推動下，1963年2月，中國科學院宣佈成立星際航行委員會，研究制定星際航行的長遠規劃。從此，基本奠定了中國航天事業發展的總體節奏，設立一個足夠長遠的目標，穩步推進，並以此促進多個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

錢學森著《星際航行概論》

第二，淵博的跨學科領域的知識。

錢學森在《星際航行概論》序言中寫道：

著者試圖達到兩個目的：

第一，想説明實現星際航行的各個技術問題，從而一方面使投入到這些單個問題作研究的科學技術工作者能瞭解每一個問題在全部工作中的意義；而另一個方面也是要説明星際航行技術的高度綜合性，它幾乎包括了所有的現代科學技術的最新成就，像近代力學、原子能、特種材料、高能燃料、無線電電子學、計算機技術、自動控制理論、精密機械、太空醫學等。

星際航行的更進一步發展不但將對上述這些科學技術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而且還會對另外一些直到現在還未發生聯繫的科學，像植物學、動物學、生物物理、生態學、遺傳學、地質學等提出研究課題，使這些學科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推動力，並向新的方向發展。

一句話，星際航行是組織和促進現代科學技術的力量；星際航行可以廣泛地帶動各門科學前進。

若沒有淵博的跨學科領域的知識，必然無法有如此廣闊深遠的見解。

戰略科學家的煉成

1923-1929年，錢學森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讀書。當時的校長林礪儒實施了一套提高學生智力為目標的教學方法，啓發學生學習的興趣和自覺性。錢學森回憶，他和同學臨考前不開夜車，不死讀書，只求真正掌握和理解所學的知識。

錢學森報考大學前夕，他的中學數學老師認為他數學好，應報考數學系；國文老師認為他文章寫得好，應報考中文系；美術老師則認為錢學森在藝術上有天賦，建議他學畫畫。

此時，錢學森作出選擇——學鐵道工程，學造火車頭。1929年，錢學森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學工程機械學院。

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日軍飛機對上海狂轟濫炸。目睹着天空中肆虐的日軍飛機，錢學森作出人生的第二次選擇——改學航空工程，學造飛機。

他利用課餘時間閲讀航空方面的書，發表了多篇關於航空的文章，最終考取了清華大學庚款留美公費生，專業是航空工程。

錢學森後來回憶道：

我（在國內讀大學時）是學機械工程的……但是到圖書館借讀的書絕不限於此，講飛艇、飛機和航空理論的書都讀，講美國火箭創始人戈達德的書也借來看。

我記得還借過一本英國格洛爾寫的專講飛機機翼氣動力學的書來讀，當時雖沒有完全讀懂，但總算入了氣動力學理論的門，這是我後來從事的一個主要專業。

1936年，錢學森獲航空工程碩士學位。在學習過程中，他發現當時航空工程的工作依據基本上是經驗性的，缺乏理論指導。他便思考，如果用航空理論指導航空工程，一定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於是，錢學森作出了人生的第三次選擇——從做一名航空工程師，轉為研究航空理論。他向加州理工學院提出入學申請，成為世界著名力學家馮·卡門教授的博士生。

肯尼迪總統為馮·卡門頒獎

在馮•卡門教授的指導下，錢學森選修了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眾多基礎理論、前沿理論課程，打下了堅實、廣泛的理論基礎。

錢學森認為，我們需要工程師式的人才，更需要“科學家+工程師”式的人才。在加州理工學院航空工程系讀書時，除了本專業的課程，他還經常去其他系串學聽課。他説：“我學了這些以後，國際上的數學物理化學雜誌等都能看得懂。”

錢學森在美國主要從事理論研究，也做過一些工程設計。他常常去工廠和實驗室，察看實驗情況，瞭解工程中的關鍵問題，並能夠與工程師們結為好友。

他運用自己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理工學院奠定的廣泛理論基礎，通過數學計算，解決工程上的難題，做到了理工結合，成為著名的應用力學家，即他後來所説的技術科學家。

1944年6月6日，法國諾曼底登陸開闢了進攻法西斯德國的第二戰線，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在望。

與此同時，美國陸軍航空兵司令亨利·阿諾德將軍開始着手考慮未來空中力量及空戰發展方向。他決定聘請自己的老朋友馮·卡門教授為科學顧問，全面評估和預測未來的空中力量。

他對馮·卡門説：

我對這場戰爭已經沒有任何興趣了，我們已經打贏了這場戰爭，從現在開始，我不再考慮這場戰爭……值得我們關心的只有一件事，未來五年、或十年、或五六十年，空中力量及空戰將向什麼方向發展？

您召集一批實幹的科學家來研究新問題。我想知道噴氣推進對原子能、雷達和電子學等方面的影響。組成一個團體到五角大樓來研究這些問題，給我一份報告。

馮·卡門本着“唯真才實學者是舉”的原則，迅速組織了一個科學家顧問團，彙集了當時美國頂尖的科學家，其中就包括已經是加州理工學院副教授的錢學森。

1945年4-5月，錢學森（右四）隨馮·卡門飛赴戰火紛飛的德國

馮·卡門帶領錢學森飛赴歐洲戰場考察，實地瞭解戰時歐洲各國火箭、導彈、飛機、原子彈等武器的研製情況，全面收集科學技術情報，預測未來空中力量的發展。

1946年，顧問團向美國軍方提供了兩份報告《邁向新高度》《我們在何處》，這是美國軍方有史以來第一份科學考察報告，也是美國空軍未來數十年的發展藍圖。

報告中包含原子彈和原子能技術、洲際導彈、超高速無人駕駛飛機等對美國空軍未來發展的展望與規劃。

兩份報告中也有錢學森的卓越貢獻，35歲的他已經是一位全面的戰略科學家，他站在了全球航空航天和武器科學技術發展的最前沿，全面瞭解並掌握了最新武器的知識、應用、未來發展方向。

錢學森著《邁向新高度》中英文版

錢學森還參與了美國眾多風洞的建造，並作為創始人建設了NASA後來的絕對核心JPL（噴氣推進實驗室）。1938-1947年，錢學森發表了幾十篇該領域內舉足輕重的文章，有劃時代的意義。

他在超高速空氣動力學方向是鼻祖級的存在，壓縮流體邊界層理論、“卡門-錢方程”，都是流體力學必學的、有奠基性質的內容，“錢學森彈道”也是可以載入史冊的理論。

在當時，錢學森是是一位世界級的科學家，也因此有人感慨，他能回國發展，實在是中國之大幸。

在改革開放以後，錢學森努力學習社會科學，尤其是哲學。他將科學與哲學進行結合，用現代自然科學的成果論證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性，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科學上的內涵；又從哲學的高度，指出一些重大科學技術發展將對人類社會產生的影響和可能的發展前景。從這個意義上説，他是一位哲學科學家或科學哲學家。

作為戰略科學家的貢獻

錢學森是奠定了中國的國防科技、甚至整個科學領域走向的人，他着眼的不僅是當下，更是國家的未來。

1956年，全國12年科學規劃會議航空組代表合影（前排左起:沈元、錢學森、蘇聯專家米哈伊洛夫、王弼、陳亞娥）

新中國規劃科學的經典案例始於《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的制定，而“12年遠景規劃”取得了極大成功，影響深遠，奠定了中國科技事業發展的基本模式——領導體制、管理制度、運行機制等。

1956年春，錢學森歸國後第一件大事就是全力參與由周恩來總理主持制定的新中國第一個科技發展遠景規劃。

錢學森任綜合組組長，負責整個規劃項目的評價、裁決、選擇和推進工作，最終確定了12個重點領域、57項重大任務、6項緊急措施，確立了發展原子能、導彈、電子計算機、無線通信、自動化等現代科學技術的方針和行動計劃。

錢學森還親自執筆了第37項**《噴氣和火箭技術的建立》規劃的制定。錢學森指出，噴氣和火箭技術是現代國防事業的兩個主要的方面，一方面是噴氣式飛機**，另一方面就是導彈，沒有這兩種技術就沒有現代的航空，就沒有現代的國防。

擺在人們面前的現實問題，就是在條件有限的情況下，應該優先發展飛機還是導彈？對此，錢學森提出——優先發展導彈，這是一個顛覆常識的觀點。當時，世界各國普遍的發展道路都是，先有航空工業，再發展導彈和航天。

對此，錢學森進行了全面的分析：飛機對可靠性、安全性、可重複使用性都有着很高的要求，從當時的國情看，我國工業基礎薄弱，短期內不可能解決；從戰略博弈的角度來看，研製導彈是一條捷徑，導彈技術並不比飛機難，又是一次性使用，技術難題相對容易解決，且導彈的攻擊和防禦，都比飛機有更大的優勢；從長遠看，發展核武器是必然之路，而核武器只有與導彈結合，才能真正形成戰鬥力和威懾力。

在錢學森看來，導彈技術的發展將徹底改變現代戰爭的模式，未來進入外層空間探索宇宙更是離不開運載火箭技術。

錢學森邏輯嚴密的論證和條理清晰的分析説服了所有人，於是在“12年遠景規劃”中有了這樣的表述：1963-1967年，在本國研究工作的指導下，獨立進行設計和製造國防上需要的、達到當時先進性能指標的導彈。

國家領導會見制定科學規劃的科學家

早在1958年，錢學森就開始思考我國人造衞星事業的發展。1965年1月8日，錢學森向中央提交報告，建議國家開始研究人造衞星，他根據中國國情，明確提出衞星發展**“三步走”戰略**。

第一步集中力量確保**“東方紅一號”的研製任務；第二步進行返回式衞星的設計工作；第三步進行通訊衞星和導航衞星**的方案論證。也就是第一“能上去”，第二“能回來”，第三“佔領同步軌道”。

1970年4月24日，錢學森牽頭組織實施了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衞星的發射任務，成為新中國科技發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1975年11月26日至29日，錢學森指揮下，成功發射了我國第一顆返回式衞星，使我國成為繼美國和蘇聯之後第三個掌握衞星迴收技術的國家。

1984年4月8日，錢學森參與組織領導，成功發射了我國第一顆地球靜止軌道試驗通信衞星。至此，錢學森提出的人造衞星“三步走”戰略全部實現。

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需要戰略科學家

錢學森曾經告訴自己的孫子：“要説爺爺過去從事的導彈航天事業叫做偉大，那麼21世紀的爺爺將更偉大。”事實上，錢學森晚年的貢獻不亞於他在導彈航天事業上的貢獻。

上世紀80年代之後，錢學森退出一線領導崗位，卻以更大的責任感投入更多科學領域，思考關乎國家長遠發展、長治久安的重大戰略問題，他橫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論、新方法。

“中國太需要傑出人才。怎麼才能出傑出人才，這是錢學森晚年思索最多、憂慮最多的問題。”塗元季説，錢學森心目中的傑出人才，要比一般的專家、院士高出一大截，用他的話説叫“科技帥才”。

這樣的傑出人才不僅在國內某一領域位居前沿，而且在全球科技領域能讓人一提到就豎起大拇指；不僅個人要具備拔尖的學術水平，還要能團結一大批人，統領一大批專家攻克重大的科技難關。

“現在的學科越分越細，學生學的知識也越來越侷限，錢老的理念就是要廣泛學習。他認為理工科要結合，要打破專業界限。工程學要有深厚的理論基礎，優秀的科研人才應該是科學家加工程師。”塗元季回憶道。

錢學森曾強調：

要學會運用法制和行政規範指令這種宏觀調控手段，來做到2021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應為522000億元。

有了52.2萬億元國民生產總值的強大物質基礎，又有全體人民勤儉持家的奮鬥精神，我們可以大力開展第五次產業革命、第六次產業革命和第七次產革命了。

全國15億人民下決心維持小康水平，人均消費大致停留在3500元，以節省出資金從事：

1.第五次產革命、第六次產業革命、第七次產業革命；

2.教育經費每年提高到5萬億元以上；

3.大力開展基礎設施建設，即地理建設，森林覆蓋率提高到國土面積一半左右，大規模調水以解決缺水地區的困難並綠化戈壁、沙漠，大力發展水力發電、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及核電等等；

4.建設信息化、高科技武裝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有了這四條，人民中國進入走向世界大國的大道了。

現代科研活動已進入**“大科學”時代**，跨學科跨界融合成為科技創新活動的基本特徵。

“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把不同人的觀點集中起來加以辨析，會更加接近事物的本來面目。

同時，培養國際視野、加強國際合作、堅持開放的心態，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應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