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峯會"早已破產_風聞

文 | 劉夢龍

這兩天，美國人的民主峯會開張了。事到如今，美國人搞這麼個會，不如干脆叫反華聯合戰線更現實一點。在過去的幾十年裏，美國人具備國力和意識形態的雙重優勢，而如今正在快速失去意識形態領域的優勢。

民主的旗幟下是自由與平等，二者就構成了民主的基礎。而我們過去往往回避這類意識形態的問題，但時代發展到今天，也到了該直面這類問題的時候了。西方的太陽為什麼要落山了，舊世界的體系在普世價值上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我們應該從中應該吸取什麼教訓？

當代西方世界，冷戰的時候叫自由世界，這頗能説明西方把自由這個理念放在第一位上。自由不能單純理解為個性解放，對包括個人言論，財產，政治、社會等權力主張的尊重，這是它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產物，是這個理念發展的正面財產，但不是最初的核心理念。

自由這個理念，最早是近代工業革命的第一個霸主英國人提倡的。十九世紀，英國所提倡的自由，核心主張是貿易自由。**説到底，英國是當時世界工業的最強者，迫切需要傾銷市場，所以推出了自由的旗幟。**這個理念向上和向下兼容，分別就延伸出了更低成本運作的新殖民主義和個人主義。

從資本運作的角度説，這裏的自由後來被美國人繼承發展，就是資本的全球配置和新殖民主義下的離岸控制。在個人層面上，正面我們之前已經説過了，而負面就是個人對個人負責，也意味着低管控，政府的低成本，低責任運作。比如為什麼在新冠疫情面前，西方大國喜歡打出自由的旗幟來反對社會管控，這不是在維護自由，只是不願意承受社會管控成本，也能更好的推卸社會管理的職責。

美國的資源要比老歐洲更加充沛，而美國社會也更推崇弱肉強食，低管控，高兼併，資本行使自己的權力，精英佔有更多資源，這本身何嘗不是一種自由。這個角度説，美國作為西方世界的新一代霸主，在自由這個層面上，要比直接承受了二十世紀革命衝擊的舊歐洲更徹底。

平等的理念，近代以來，是法國人最早舉起的，就是法國大革命。它的初衷是什麼，打破貴族豪門的權力壟斷，通過對國民的全面動員，釋放更加強大的力量。平等實際上還催生了誰和我是同胞，誰和我平等的問題，促進了近代民族主義和廣泛人權的發展。相比自由，平等天然和革命關聯在一起，從法國革命到俄國革命，涵蓋了二十世紀波瀾壯闊的民族解放和平權運動，更多被後來的社會主義陣營繼承和發展。也就是説，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更多是繼承了平等這面旗幟。

但另一方面，二十世紀初的社會主義陣營雖然是進步力量，也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相對比較落後的薄弱處建立的。在資源劣勢和強大的外部壓力下，為了保障相對公平和整體穩定，往往追求不患寡而患不均，強調集體主義和公有制下的奉獻精神，而對個人生活追求的滿足普遍落後西方國家。當最初的理性主義光芒蜕化，這也使社會主義陣營面對西方滲透，尤其是高級幹部和知識分子，紛紛落馬，最終造成了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上層建築自行解體。

只能説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雙方在意識形態上各有側重。但自由和平等確實是存在一定矛盾衝突的，具體説，就是怎麼在最大程度保障自由的前提下來實現平等。

像美國，美國是主張自由的，美國夢的本質是在一個資源優越的國度，提供了個人上升的空間。美國並不迴避弱肉強食這一點，雖然提供了一條起跑線，但它允許一部分人接受更好的訓練，使用各種輔助裝備來參與競爭，而不是強行提供一樣好的訓練，禁止使用額外的輔助設備。而放在中國，就是過去那種，在資源緊張的大背景下，強調公立基礎教育和高考定終身的體制。不少人看來，這就是強調平等而壓制了自由。

在冷戰的壓力下，應該説西方社會在社會平等上做了較大讓步。特別是受到直接衝擊的歐洲國家，吸取了社會主義的部分要素，通過高税率和財富再分配，建立了所謂的福利國家。當然，這種福利國家，本質上説還是建立在對第三世界的剝削之上。而隨着西方陣營的獲勝，在內部分配上就放鬆了。冷戰後，西方更多是利用大量流入的外部財富，把底線提高，使社會對不平等的不滿降低。

現在，我們説美國出問題了，我們不妨比照一下這兩個基本理念，看看美國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首先就是自由。美國的問題，説到底就是產業空心化，現在已經不處於世界生產力的領先地位。美國促成了全球化的最終形成，但今天，美國已經是世界貿易自由的絆腳石。中美貿易戰，就是在破壞全球化，把世界主要的消費市場和主要生產國割裂開，為了維護西方國家的低成本生活，強行把供求關係壓制到一種不公平，不正常的狀態，是不利於全球生產力進步的。

當然，我們完全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恰恰是美國長期奉行弱肉強食的所謂自由競爭，實際上是縱然了財富兼併上層建築固化。人才和資金過度流入金融領域，經濟虛高，使實業不可避免的衰退，一味迷信武力，長期奉行造不如買，使生產效率不斷下降，最後導致了美國自身的衰落。

冷戰末期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可以看做對冷戰中期妥協的一種逆反。這是偏向大資本的，放縱了社會財富分化，放棄了國家干預，是高度壓力下，一種不計後果的強行續命。冷戰的勝利，掩蓋了問題，流入西方國家的大量財富維持了一段錦上添花，烈火烹油的局面。但財富流動的速度跟不上統治階級聚斂的速度，寬鬆的內外環境使統治階級加速膨脹墮落，以至於在國家戰略上，被動吸血發展到主動割肉，一手好牌被打爛了，伊拉克戰爭就是這種典型。

這就是資產階級失去約束，自由生長的必然後果**。這種不抑兼併走向的末路，中國人在歷史上應該並不陌生。**冷戰的勝利，意味着美國登頂了，但登頂之後呢？當代美國的問題，就是一條發展的道路已經走到了盡頭。這種情況下，出現了多元化與政治正確的議題。

多元化表面上是平等，也就是平權的問題，但這種平等並不能實現更全面的社會動員，更充分的社會認同，反而走向了對立，分化的一面。

以多元化而言，隨着社會的進步，對個人自由應該賦予更大的空間，而對少數人羣及其價值觀的尊重，本身應該説沒有大的問題。但加上一個政治正確，就形成了一種多數被少數綁架，強行讓少數人和多數人共同接受一種明顯傾向於少數人的共同價值觀。這實際上不但侵犯了多數人的自由，也談不上真正的平等。所以説，在政治正確捆綁下的多元化，實際上應該看做新時代的假道學。它是牟利工具，是政治工具，唯獨不是社會進步的體現。恰恰相反，它把少數族羣放在和大眾位置上，反而加劇了民粹和社會對立的危險。

之前我們説過，自由和平等，共同構成了民主的基礎。公民應該能自由表達自己的見解，通過平等的選出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實現對國家的治理。只要能實現這個大前提，無論採用代議制，普選制，都沒有問題。

過去普選制之所以有優勢，不僅是西方國家處於更先進強大的地位，也是普選制確實讓是公民更有參與度，以一種強烈的儀式感讓普通人實現了參政議政的訴求。但隨着西方體制的僵化，上下分離，這種優勢越來越失去吸引力，而淪為一種選舉遊戲。

現在美國政治上變成了什麼局面，實際上已經變成了魏晉式門閥政治。佔有絕對優勢的統治階級，利用發達的輿論工具，定期更換代理人，卻對實際問題卻換湯不換藥。當選舉政治失去基本的制約效果時，這種民主遊戲已經是對民主的架空。一個在民主實踐上已經搖搖欲墜的國家，再向其他國家舉起民主的旗幟，就顯得可笑了。

實際上，當特朗普理喊出美國第一的口號，美國在普世價值觀上就已經失去吸引力了，哪有犧牲其他國家來維護美國優越生活的普世價值。現在美國在維護的不過是一個以美國為統治中心，在世界範圍內吸血的舊體制。但美國人失去大義的旗幟，並不代表我們就會自動勝利。相反，我們確實應該從美國人和過去蘇東陣營意識形態的失敗上反思一些問題。

自由和平等，最終實現民主，本身沒有問題。西方國家在發展過程中，也曾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資本主義的弊端是如此明顯，而這種弊端又如此誘人。我們作為後來者，既要解決傳統蘇東陣營對個人自由的壓抑，又要在社會主義體制下實現對國民平等的保障。隨着社會的進步，生活的不斷富裕，內部治理水平的不斷提升，我們更將面臨廣大民眾對治國理政的更進一步參與訴求。

和美國接過英國人的槍不同，中國要同時克服西方的敵意與東方的疑義。從東亞到東南亞，眾多亞洲國家的民族獨立，本身就是一個從華夏文明圈獨立與決裂的過程。更不用説，我們還要團結非洲，拉美，和更加廣闊的天地。為此，中國本就需要一個能吸引團結，又被廣為接受的全新價值觀體系。

從這角度説，普世價值的大旗不是那麼容易接過來的。當西方的自由旗幟落下的時，我們自然可以打起平等的旗幟。但最終，我們還是要實現自由和平等的彼此平衡，探索更進步的社會治理結構，為人類的進步，做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