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就在中國投資了中芯國際的他號稱“亞洲投資教父”“半世慈善家”_風聞

作者：夏日

如果沒有他，就沒有今天華人創投基金的興盛；如果沒有他，也就不會有今天中芯國際、ACER、星巴克北京燕莎百貨等重量級企業出現在世界和中國的舞台上，他被號稱“亞洲投資教父”“半世慈善家”，他就是漢鼎亞太風險投資董事長徐大麟。

美國漢鼎亞太(H&Q Asia Pacific) 風險投資公司是一家風險投資和私募基金的管理公司，在大中華地區、東北亞、日本、韓國等地的業務蓬勃發展。公司有辦公室在波羅阿多市，分行遍佈香港、上海、東京和漢城等地。

半路出身的風險投資家

其實，42歲的時候，徐大麟對創投一無所知。

1943年，徐大麟出生於正遭受日軍狂轟濫炸的陪都重慶，五年後隨父母遷往台灣。

1961年，由於受四年前年紀輕輕的李政道和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喜訊激勵，他考進了台灣大學物理系。台大畢業後又負笈美國，讀完碩士讀博士，用五年苦讀換來了久負盛名的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電機工程博士學位。

博士畢業後，徐大麟進入一個叫AlliedChemicalCo.的美國公司做材料研究員。每天玩命地工作自不在話下，偏偏他沒有心眼，在一次工作的討論中，他直白地對老闆表示，“我的工作已經比你做得好，”結果一個月後老闆炒了他。

然而，連他自己都沒想到，IBM的工作邀請此時會如天使般飛過來，此後，他進入美國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研究室，一呆就是12年，最後榮升為部門資深經理——這是當時華人在IBM所獲得的最高職位。

其實，IBM的金子招牌罩在誰的頭上，誰就是一塊香餑餑，更何況徐大麟在IBM的平台上把自己的能量發揮到最大，創造了許多科研專利，在幾十年之後，回到中國投資的他，更是在廣東東莞發現了他當年在IBM開發的技術，而現在這個技術則用來為蘋果的IPOD提供支持，他毫不猶豫就投了這個項目。

利用IBM平台，徐大麟不但提升了自己的層次，而且藉助這個平台，搭建起自己的人脈網絡，而就是在這個時候，他發現了做風險投資的良機，於是，他選擇加盟了一家叫漢博奎斯特的創投公司，不過他覺得真正的機會在台灣，於是離開美國，到台灣開始了他的事業。和所有新生的事物一樣，被徐大麟稱為“創業投資”的風投行業，一開始就面臨了發展的困境。“資金募集很困難，沒有人願意把錢交給你去化，然後他還要付錢給你，最後失敗了，後果他自己承擔，獲利了還要和別人分成。”——當時很多人都認為徐大麟是瘋了。

就在徐大麟陷入進退維谷之時，看好他的李國鼎毅然動用自己的影響力和人際關係，為徐大麟的籌資鋪路，巨石就這樣搬開了。可以説，當初如果沒有李國鼎和徐大麟也就不可能有今天台灣高科技企業馳騁世界市場。以台灣今天最為成功的ACER為例，如果當初不是徐大麟風險投資的進入，也就不可能成就其今天在世界消費電子領域的成功，也不可能衍生出BENQ品牌。而ACER只是徐大麟諸多成功案例中的一個。

1993年，中國銀行和美國安泰保險共同組建“中安基金”，委託徐大麟及其團隊來管理，就這樣，徐大麟開始了其在內地市場的第一步。

進軍中國內地市場上面臨着各種困難。當時進軍內地市場的外資必須以三資企業的形式組建合資公司，而這樣做的後果是使許多境外風險投資資金沒有辦法推出投資項目，導致許多企業身陷投資困境，面臨虧損，這個時期被投資界稱為“投資黑暗期”，許多投資者選擇逃離內地市場。而他對於中國市場的判斷充滿信心，先後在中國市場投資了海南航空、北京燕莎百貨等優質項目。

當然，最值得一提的是他還投資了中芯國際。

中芯國際的成功是對徐大麟投資理念的全面檢驗，當時，張汝京由於在台灣的芯片企業被股東賣給了台積電，一氣之下，跑出台灣準備上馬芯片生產線，最終由於上海市政府為其提供了優惠的政策條件，才落户上海。在中芯國際還一無所有之時，徐大麟敏鋭地意識到中芯國際未來的前景非常值得期待，“張汝京是具有豐富經驗的一流操盤手，而且他的團隊也是非常優秀的一流半導體方面的人才，加上上海市和國家對於半導體產業的扶持，因此我認為中芯國際是值得投入的一個企業”，事實果然如徐大麟當初的判斷一樣，中芯國際獲得了巨大成功，並且在香港上市時，香港市民排隊購買股票，而對於徐大麟來説，當時投入進去的幾千萬美元，已經以超過三倍的價值回報了。

很多覺得徐大麟的投資訣竅肯定很神奇，而他自己也表示，“到了我這種境界，已經不需要看很多東西了，憑感覺就能知道一個項目可不可以做，如果項目可以做，我一般會在一個小時之內問對方89個問題，通過這些問題，我基本上就能判斷這個公司的基本面，然後作出投不投資的決定。”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還同時參與了韓國經濟的復甦——為了挽救亞洲經濟，世界銀行曾組建了振興亞洲經濟小組，而金融方面的重組計劃，世行則選擇了對於亞洲經濟熟悉的徐大麟和他的團隊來完成。

後來，憑藉十幾年在亞洲地區的耕耘，徐大麟藉着世行讓他們管理拯救韓國財務經濟創投基金的機會，完成了對於韓國三陽證券的重組，不但沒有花韓國政府一分錢，而且還把一個瀕臨倒閉的證券公司改造為現在韓國數一數二的證券公司，此舉極大地減緩了韓國的金融危機。

半世慈善家

2011年1月，經過贈與亞洲理事會的提名，並經過全體理事投票，擔任過三年理事的徐大麟正式當選為贈與亞洲理事長。贈與亞洲是一個美國專業慈善機構，眾多大企業、企業家和基金會都捐贈過該機構，以幫助解決亞洲救災及婦女、孤兒教育等問題。作為贈與亞洲的首位華裔理事長，徐大麟明白，自己的當選也意味着今後必須有計劃地為此付出時間，更重要的是，必須熟知慈善的相關專業知識和具體運作。

這意味着，從此以後，徐大麟開始了半世慈善家的生活。

其實，2005年以前，徐大麟還沒有跨進公益圈的計劃。儘管美國早在20世紀就已形成豐富的慈善文化，富人做慈善也已成為主流，但作為第一代新移民，徐大麟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生存意識和創業意識，腦子裏想的只是“怎麼去賺錢”，對慈善的關注相對較少。同時，在科技界做風險投資是一件相當佔用時間和精力的事，這也使得他無法分心於慈善。

然而轉變發生在2004年。2004年的印尼海嘯過後，徐大麟參加了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他發現，以比爾·蓋茨為代表的大企業家都在聊慈善。當公益突然成為全球的公共話題後，徐大麟的演講內容也由風投變為公益，“我絞盡腦汁地寫了一篇講演稿，專門談公益的國際化。那一年對我來講是一個轉折點。”

這個被徐大麟稱作“革命性的變化”，促使他開始重新思考財富的累積和財富的使用。徐大麟讀博士時的母校裏有一箇中國學生會，他經常受邀去演講，前幾年，廣受學生關注的話題是創業和賺錢，而近兩三年裏，學生的關注點已放在了慈善上。年輕人的興趣轉變也讓徐大麟看到了時代的新潮流，“我從中發現了一個趨勢：大學生觀念改變了。我們當學生時，100%的時間都用於拿學位，以便今後找個金飯碗和供養家庭孩子。現在的大學生卻會用20%甚至30%的時間參與公益事業。”此後，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引領富豪承諾捐獻，該事件也深深影響了徐大麟的財富觀。

其實，關於先創業再去做公益，還是一進社會就投身公益?

徐大麟和二兒子徐牧衡曾為此爭執了很久。

徐大麟的選擇是堅持要先創業，待到財富足夠多，才有資格去做公益，

“我當時的想法是，他應該像比爾·蓋茨那樣，先賺了錢再去做公益。一毛錢沒賺，怎麼做公益?”然而二兒子徐牧衡並不認可父親這種“簡單思維”，因此，從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畢業後，這個對漢語只會説不會寫的年輕人馬上就飛到中國專職做起了公益。

如今財富觀念發生重大變化的徐大麟則認可了兒子徐牧衡的觀點，“以前我認為先賺錢後做公益才是真理，現在明白了這根本是兩回事。其實公益並不要求一味地花自己的錢去做，它包含了很大的學問。會賺錢的人不一定就會做公益。”

彼時剛邁入慈善圈的徐大麟甚至願意虛心接受兒子的批評和指點，比如他最初認為，身為贈與亞洲理事長，自己首先要思考如何募集更多的善款，但徐牧衡卻提醒他應該更注重項目，要先知道做什麼，假如做的項目正確，錢自然好籌集。

日本“3·11大地震”之後，贈與亞洲提供了570萬美元的救災款，徐大麟自掏腰包親赴日本開展慈善活動，徐牧衡也跟隨父親一同前往，而其身份竟是父親的“顧問”。對於兒子的幫助，徐大麟很是高興，“我從他那裏學到了很多。”

在為贈與亞洲帶來新資源的同時，贈與亞洲的具體工作也讓徐大麟產生了關於慈善的新思考：贈與亞洲理事長每屆任期三年，可以連任一屆，但六年之後，自己的慈善事業又該何以為繼?2011年，徐大麟心中形成了新的慈善構想：一個是在香港成立漢鼎亞太的企業基金會，另一個是像比爾·蓋茨那樣成立個人基金會，散出自己的財富。但談及到底採取何種模式更為有效時，他承認自己還處於學習、探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