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什麼“科普新媒體”，全都是“科學説書人”_風聞

最近幾年，似乎已經很少有人去糾結“新媒體應該好玩還是應該有用”這個話題。在流量普遍焦慮的大環境下，無數次親身目睹“是兄弟快幫我砍一刀”“誰請我吃瘋狂星期四”的人們，對新媒體運營們的工作展現出來了極大的“包容性”，社交網絡上甚至還發明瞭一個萬能公式來解釋所有“新媒體翻車事故”：

“反正流量是有了”。

就像“孔乙己，你又捱打了”一樣，這句話一出來，無論之前爭論有多激烈，評論區瞬間就會充滿着快活的空氣，聰明的看客們會寬慰那些較真上頭的看客：“咱們就別給小編衝KPI啦”。

但這個話題真不值得較真了嗎？深圳衞健委的新媒體小編們前幾天就貢獻了一個經典案例。因為幾篇文章實在太過標題黨，他們的新媒體平台被認為有“反三俗”的必要，被人舉報到了人民網的“領導留言板”上，然後得到了深圳衞健委的官方回應。他們表示將“適當收縮開放的推文尺度，保持專業、中性、客觀的風格。”

這件事成為熱點之後，網友們很快就炸了鍋，有的人覺得作為政府機構的官方賬號，取這種博眼球的標題實在是不像話，堪稱下流；而有的人覺得，從文章內容來看，明明都是很好的科普文章，前者提醒女性預防乳腺癌、乳腺增生風險，後者敲響預防艾滋病男男傳播的警鐘，所謂的低俗下流，純粹是“淫者見淫”。

我翻了下深圳衞健委的內容，發現寫得確實挺有趣，深入淺出，在我的一千微信好友裏，有44人關注，而且最近一個月的文章閲讀量都在十萬加，如果按照新媒體運營的標準來看，這個科普賬號做得非常成功。

不過這次風波也反映出了自媒體的一個困境：一旦內容進入新媒體領域，創作者似乎就會逐漸失去“選擇的權利”——從海量閲讀行為總結而來的算法推薦規則成為了最有決定權的發行編輯，“最適應傳播規律的內容”傳播效率大於“最有用的內容”大於“最全面的內容”——如果不是“內容電商賣貨”的前奏，在算法推薦和短視頻不斷地改造“閲讀者”的前提下，試圖用“新媒體”來包裝“專業內容”，基本就只能成為靠扶持政策活着的“理念”生意了。

互聯網指北找到了一位曾經在國內某知名科普自媒體供職的編輯，他帶着“科學”的光環在自媒體行業裏求生三年之後決定“跳坑”，本文整理自他的自述。

2016年，我加入了一家曾經非常風光的科普自媒體公司，大學時就常看這家公司的科普視頻，所以當初面試的時候是帶着點粉絲濾鏡的。甚至都現在，我已經離職快兩年了，回憶起老東家，都會帶着點温情脈脈的濾鏡。比如他們第一次讓我見識到了“互聯網行業可以唯才是舉”是什麼程度：

我大學的專業是工科，在入職之前基本沒有相關從業經驗，之所以能夠入職是當時的主編看到了我的試稿，然後和編輯部激烈地爭吵，力排眾議讓我走了個特殊。

也坐實了我入行前對於“自媒體都非常不拘一格，都在興趣中工作”的想象。

初入職的時候，公司不打卡，還有乒乓球案子、枱球桌、跑步機和PS4等，大家午休的時候可以隨意玩，每天下午都有水果吃。

同事們的關係也非常融洽，上下級可以互相開玩笑，討論選題時也是歡聲笑語，公司也不禁止甚至鼓勵辦公室戀情，以至於好幾對都是在公司內部成的。

但這不意味着，我在老東家效力期間沒有遇到過問題。

其實我入職的時間很尷尬。按照現在流行的説法，我就像是孟良崮戰役後加入了國軍，2016年後公司是一年一個台階的往下走，雖然如今依然健在，遠超我國民營企業也就三年左右的平均生存年限，但早已沒有了昔日的影響力。

從戰略上來講，老東家的管理層總有點兩極化，要麼錯過時機，要麼一拍腦子就幹。

2014年公眾號大發展，老東家那時候只把它當做一個內容分發的平台，也沒有設置專門的公眾號編輯職位，2016年我的入職才讓他們擁有了第一個公眾號全職公眾號編輯。但此時已經錯過了一波紅利，流量更多來自於老粉的轉化，增量有限又導致老東家並沒有在公眾號上進行太多投入，於是一個百萬粉絲大號，最多時也只有三個編輯。

2018年短視頻興起之後，又發生了一遍同樣的故事。抖音快手的影響力日益擴大，公司卻遲遲沒有動作，等反應過來已經是2019年，這一年多的時間短視頻平台已經從藍海變成紅海，老東家又錯過一波。

公司反應遲緩可以理解為“對原來的內容模式很自信”，“拍腦袋”的傷害性就很大了。

2018年在錯過短視頻風口的同時，公司開始大規模設置了眾多新的項目部，有的項目部聽着就不那麼靠譜，但一下子就招了十多個人（當時變現效率最高的資產公眾號當時只有三個人），半年後該項目毫無起色，又裁掉了一半，賠了一筆賠償，顯然，無論對公司還是個人來説，這都是一次無謂的浪費。

2019年全網討論996的時候，老東家也有樣學樣，開始了996和大小周。説實話作為一個內容創作團隊，我實在不明白延長在辦公室裏待着的時間能夠帶來什麼幫助。後來大家無非是把六點能完成的工作拖到了九點，在996一個多月後，編輯部很不巧爆發一波“傷病潮”，然後是兩個老編輯選擇接連離職。

996了三個月後，老闆發現公司業績沒啥起色，又頻繁人員流失，才趕緊叫停。

這些只是公司的內部問題，大概每個為生存發愁的創業公司都會遇到。

但****單就自媒體行業來説，當我們試着把內容創作變成一個不斷機械重複的常規工作，科普自媒體大概率會始終面臨着的生存風險。

其實科普類內容一直是自媒體創業的香餑餑，每隔幾年，我們都會迎來幾個耳熟能詳的科普大號，各領風騷，也面臨着不同的命運，比如曾經煊赫一時的xx公會和xx針，如今已經被挫骨揚灰，曾經靠條漫打出一片天的混子曰（現在叫混知），如今把重心放在了兒童和青少年讀物上，果殼和丁香醫生雖然憑着強大的專業團隊背書，現在還混得不錯，但也不是沒受過質疑。

（這種上高度的定性在現在是可能要命的）

其實很多人對科普這一領域有一定程度的誤解。按照百度百科的定義，科普是指利用各種傳媒以淺顯的、通俗易懂的方式、讓公眾接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推廣科學技術的應用、倡導科學方法、傳播科學思想、弘揚科學精神的活動。

注意淺顯和通俗易懂這兩個詞，這意味着科普編輯並非是那種窮經皓首的老學究，也不必是刻苦鑽研的科研工作者，他們扮演的角色更像是科學與大眾之間的翻譯，用易於理解的方式把科學講給大眾聽。

也就是説，我們其實沒有什麼身份焦慮，我們很清楚自己****不是學者，只是個説書人。

所以很多科普編輯在科普一個選題之前未必真的完全明瞭該選題的相關知識，一個科普文章或者短視頻的誕生流程大概是這樣：確定選題——查找資料（網絡、論文或者期刊雜誌）——用淺顯易懂或者有趣的話術撰寫出來——找相關的從業者進行審核——無誤後發表。

但不少領域的知識目前還存有爭議，比如黃金到底是如何誕生的，就有來自天外和來自地殼兩種説法，而文史領域，這種爭議則更多，比如袁崇煥殺毛文龍到底是對是錯，劉備為關羽報仇大舉伐吳到底是不是被仇恨衝昏了頭而導致的戰略失誤等等。

而科普編輯在寫這樣的選題時難免不受資料和個人理解的影響，必然具有一定的主觀性，這也導致一些持相反觀點的受眾非常不滿，有時候也確實有相關專業的人挑出毛病，指責我們就是從網上找的資料，壓根不懂。

這也沒説錯，有的我們真的不懂，畢竟有的編輯是新聞學出身，你讓他寫航天那肯定就只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説。

這種質疑也出現在類似果殼這樣的大號上，比如當初在清華讀博讀到一半就選擇自媒體創業的畢導，在風生水起後，有人發現其並沒有發過高質量的論文，於是質疑其只不過是“段子手”。

顯然，這混淆了科普工作者與科研工作者的概念，前後兩者不必合二為一。

再説説外部環境。

如果你是傳媒從業者或者對輿論環境比較敏感，再或者找一本幾年前的雜誌閲讀一下，你就會發現最近幾年輿論環境的變化非常快，這種變化其實比傳説中的“審核”對自媒體的打擊更大。

我的老東家最開始能起來靠的就是 “黃暴”，比如“各國男人誰的持續時間最長”、“在太空如何啪啪啪”等，像這種獵奇又強刺激的內容確實對出圈很有幫助，畢竟食色性也，甭管什麼階級，日常是喜歡聽交響樂還是刷快手，都缺不了對這些事的嚮往。

但這種套路也有三個隱患，一個是傳播度，雖然不少用户愛看，但大多都羞於分享到朋友圈裏，畢竟動不動就在朋友圈分享兩性話題顯得有些猥瑣，所以這類內容往往閲讀量極高，但分享數據不好。

再一個是用户粘性，雖然兩性內容普及面廣，但讀者構成也容易魚龍混雜，有相當一部分讀者就是為了看你開車來的，他們在你這並不是真想獲得什麼知識或者和你交流什麼思想，就是想看黃段子，一旦你嘗試規避兩性話題，這些用户會迅速流失。

最後一個則是政策環境，在老東家創辦之初，自媒體行業還有點野蠻生長的意思，那時候百無禁忌，很多現在聽起來匪夷所思的觀點，那個時候也可以隨便説，所以扯兩性算是相當温和了。

後來隨着行業的規範，我2017年的時候還能發表諸如“古人如何避孕”、“自慰到底傷不傷身”這樣的文章，到了2019年如果發表則會迅速被刪。記得那年同事編輯發了一篇文章，大概是科普女性在遭遇強暴時，YD會分泌分泌物避免受傷，用來證明所謂的“她都濕了一定是想要了”純屬扯淡。

按理説這篇文章既科普了生理知識，又駁斥了社會上某些不太好的觀點，但一小時後就被刪文，第二天有關部門打電話給了我的領導，我的領導也進行了辯解：兩性的知識也是知識，也需要科普。

但有關部門方面則表示：那麼多知識可以科普，你為啥就非得科普兩性？

兩性不能碰，比較敏感的話題也不能提，到最後就只能想辦法蹭蹭熱點，比如《長安十二時辰》熱播的時候講講古代妝容是怎麼回事，這時候後台又有人罵街：你們怎麼這麼無聊，天天就關注娛樂方面的，不承擔點社會責任感嗎？

每次看到這種言論我都只能苦笑：真鐵肩擔道義，你是爽了，號被封了，我上哪拿工資啊？

更何況前面説過，科普和科研不一樣，科普工作者難免説錯，最大的雷區其實應該是“洗稿和抄襲”，就像去年人們集體錘“巫師財經”那樣，嘲諷他是知乎搬運工的根本原因，那是因為他觸及了“創作者原罪”而不是“科學原罪”。

大環境下科普工作者容錯率正在降低，雷區也正在轉移。

今年夏天賽雷話金大戰回形針、大象公會，現在來看就是標誌性的“里程碑”。

回形針和大象公會最後註銷賬號銷聲匿跡，確實證實了他們在內容選題以及論述上出現的許多重大問題。但他們的集中“翻車”也讓社交網絡形成了一個新的慣性思維：內容上的出錯，一定有創作之外的主觀原因。

我目前感受到的直接影響是，新媒體編輯們更願意去尋找“安全”、沒有“爭議”、“與時政大事沒有什麼關係”的話題來創作內容。與此同時，新媒體編輯們本應該在工作過程中強調的“創作習慣”、“職業技能”，要求反而被放鬆了。

拿賽雷三分鐘舉例，賽雷老師也不是沒有出過錯，比如其在西漢歷史的一個推文中是這樣描述的：

但是，蕭何、張良、陳平、曹參、樊噲、周勃、周昌、夏侯嬰等人最後都是善終，哪怕是被齊王田廣殺害的酈食其，為了表彰他的功勞，劉邦也破格將其子酈疥封為高粱侯。

再比如戰國史的這段：

其實五國合縱攻秦發生在公元前247年，而且信陵君此時已經去世了。

從新媒體工作的角度來説，如果有人能夠指出賽雷出現的錯誤，去討論這些史料來自於什麼樣的信源，文字論述上如何去規避歧義，對於賽雷（或者他的同事）在媒體編輯這條路上，會有更好的幫助。但套用上面的思路，這些錯誤就會很難辦：

賽雷為什麼要抹黑大漢的開國皇帝？為什麼習慣性地把“殺功臣”默認為一個不需要過多論述的事實？賽雷曾經抓住過很多“屁股很歪”的論調，所以我下意識地形成反對意見，是不是長期被洗腦的結果？

這時候你不難看出，知識到底是否正確已經讓位於立場了。

在東京奧運會期間，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給另一個自媒體供稿），大意是：我國雖然金牌拿到手軟，但還不算體育強國。

理由是：

1.摘金的多是競爭不激烈的冷門項目，熱門的比如足球、籃球等現在成績很爛；

2.華東師範大學的調查報告給出：我國的青少年身體素質一直在下滑；

3.無論是硬件投入還是民眾意識上，我國照歐美日韓等發達國家都有差距。

結果後台被各種問候，有説我是公知、洋奴的，有説我是收了境外勢力資金的，反正反對的就沒有能用數據打我臉的。

有時候説真話確實不好聽，但有節操的科普工作者，也沒法捏着鼻子用假話滿足讀者的自豪感。

而且被罵的也不止我一個，想到羅翔和張文宏這樣的大牛都被扣上過公知、漢奸的帽子，我不禁與有榮焉。

不過説回來，全世界的科普都還任重道遠，2018年美國18-24歲的年輕人有三成以上還相信地球是平的，新冠疫情期間美國人的諸多反智表現（比如新冠是比爾-蓋茨的陰謀）也説明大多數人只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你跟他説出大天來也沒用。

如果説科普最理想的狀態是什麼，我覺得有兩個：

一是討論侷限於事實和邏輯，而不是情緒和立場，更別扯陰謀論。

二是別神化科普工作者，神化就意味着讓他們不能犯錯，而作為説書人，難免有嘴瓢的時候，如果哪句説錯了，你指出來，科普工作者也從你這學到了知識，犯不上上來就罵街。

只是在短期之內，這兩個條件能夠實現的可能性都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