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一書裏對於“三年困難時期”死亡數字的記載_風聞

【本文由“好哥”推薦，來自《這名“三年困難時期”的親歷者説當時自己有5個親戚餓死了【圖】》評論區，標題為小編添加】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撰、“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書《中國共產黨歷史 第二卷(1949-1978)》中説：

   “糧、油和蔬菜、副食品等的極度缺乏，嚴重危害了人民羣眾的健康和生命**。許多地方城鄉居民出現了浮腫病，患肝炎和婦女病的人數也在增加。由於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積降低，死亡率顯著增高，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突出的如河南信陽地區，1960年有9個縣死亡率超過100‰，為正常年份的好幾倍。(樓主提示：100‰就是千分之一百，也就是十分之一)……這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鬥爭的嚴重後果，其沉痛的教訓應該認真總結和記取。”**(見上面的圖)****

該書的上冊第十二章第四小節《“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教訓》中還説，當時進行的“大躍進”運動導致當時全國10%的莊稼在成熟後沒人去收割，爛在了地裏，從而造成了糧食大幅度減產。原文是這樣説的：

    北戴河會議確定1958年鋼產量要達到1070萬噸的指標時，實際上前八個月鋼的生產只完成了400萬噸。要想實現全年鋼產量翻番的目標，就必須在餘下的四個月內完成600萬噸至700萬噸的生產任務。而當時鋼鐵工業的生產能力不足，電力、煤炭、採礦、運輸等相關部門的生產滿足不了需求。

    為了完成鋼的生產任務，北戴河會議提出由各地的“第一書記”掛帥，大搞羣眾運動，全黨全民辦鋼鐵工業的方針。1958年8月25日至31日，中央專門召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主管工業的書記會議，研究落實以鋼鐵為中心的工業生產計劃。會議提出要全力保鋼，並具體確定了機械製造、主要原材料、電力、交通運輸等工業生產排隊的原則，要求首先滿足冶金設備和冶金工業增產的需要，其次滿足製造發電設備的需要，再次滿足主要機牀的需要，然後才可以顧及其他工業部門。規定生鐵除供應機械鑄鐵所需以外，其餘全部撥給鋼廠鍊鋼。……由於採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全國範圍的全民大鍊鋼鐵運動迅速興起。在各級領導幹部的帶領下，越來越多的人力投入大鍊鋼鐵。8月底，投入大鍊鋼鐵的勞動力達到幾百萬人，9月底猛增至5000萬人，10月底又增至6000萬人，年底則達到9000多萬人，直接和間接參加“大鍊鋼鐵”的人力佔全國人口總數的1/6左右。小高爐、土高爐的數量也多得驚人。８月底為17萬座，９月底增至60多萬座，10月底猛增至幾百萬座。不但工廠、公社，而且機關、學校和部隊，到處建起土高爐，辦起鍊鐵場，就連中央和國家機關的一些部門，也在機關大院裏建起了小高爐。全民鍊鋼，原料極其缺乏。鍊鐵用的焦煤缺乏，就用普通煤炭。煤炭不夠，就砍伐樹木燒成木炭代替。高品位的礦石缺乏，就用低品位的礦石代替。沒有礦石的地方，甚至把家庭做飯用的鐵鍋和其他鐵器砸碎，用做鍊鐵的原料。大中型鋼鐵企業打破所謂舊的規章制度，也大搞羣眾運動，不顧質量、安全和經濟效益，片面追求產量，盲目硬拼設備，導致生產秩序混亂，引發了不少事故。……

    ……(中略)

    經過幾個月的盲目蠻幹，加上相當程度的虛報浮誇，到年底，宣佈鋼產量達到1108萬噸，生鐵產量達到1369萬噸。北戴河會議確定的鋼產量翻番的指標從數量上説算是完成了，但給國民經濟的發展造成的破壞卻是相當嚴重的。

    首先是極大地浪費了人力、物力和財力。在1958年煉出的鋼和鐵中，合格的鋼只有800萬噸，合格的鐵也只有900多萬噸，相當一部分鋼和鐵的質量很差，很難加工和使用，有些則完全是廢品。用小高爐和土高爐鍊鐵，成本高得驚人。1噸生鐵的成本費，大高爐100元左右，小高爐和土高爐則高達300元左右，而國家的調撥價才150元。為了鼓勵羣眾鍊鐵，國家從９月１日起將小高爐生鐵調撥價提高到每噸200元，虧損部分由國家財政補貼。據後來統計，1958年僅鍊鐵補貼一項，國家財政的支出就高達40億元，超過當年財政總收入的1/10。此外，為“土法鍊鐵”的需要，還濫開、濫採煤炭和礦石，砍伐大量樹木，毀壞不少鐵器，這也是一筆巨大的損失。河南省大別山區的有些縣，林木被砍伐殆盡。四川省境內長江上游的林區被毀林木達幾十萬畝，加劇了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生態問題，帶來了長期後患。(樓主點評：要把鍊鋼鐵的高爐燒到上千度的高温，並維持這種超高温，直到煉出鋼或鐵來，就需要大量的燃料，但當時煤炭的產量一下子上不去，大量的“土法鍊鐵”只能砍伐樹木當燃料！)

    其次是使基本建設規模和職工隊伍急劇膨脹。由於要求完成鋼鐵生產的高指標，鋼鐵工業本身的基本建設規模急劇擴大，與鋼鐵工業有關的煤炭、電力、運輸等部門的建設項目也迅速增加。1958年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由1957年的151.23億元猛增到279.06億元，增長84.53%，……在基本建設規模擴大的同時，職工總人數在一年之內增加2000多萬，比上年增加2/3還多。這種狀況，加重了國家財政支出和“商品糧”供應的負擔，加劇了社會商品的供需矛盾。

   再次是嚴重衝擊和擠佔了農業、輕工業生產。據後來統計，1958年的工業總產值比1957年增長54.8%，其中重工業產值增長78.8%，而農業總產值僅增長2.5%。由於大鍊鋼鐵和其他各種“大辦”，農村勞動力被大量抽走。從事農業生產勞動的人數同從事工業生產勞動的人數的比例，1957年是13.8∶1，1958年則陡然降到3.5∶1。大量的運輸工具和牲畜也被用於支援大鍊鋼鐵。農業生產受到嚴重影響，致使豐產的秋季農作物因無人收穫而大量爛在地裏。據中央農村工作部估計，**有10%左右的農作物沒有收回。由於缺少勞動力，不少地方沒能完成秋種任務。**輕工業生產也大幅度下降。例如，8月和9月，東北三省因電力不足，減去輕工企業電力負荷的2/3，僅紙張一項就減產10萬噸左右。又如，北京王麻子刀剪廠有300多名職工被抽去鍊鐵，只留下20多人生產刀剪，刀剪產量從每月3.5萬把鋭減到3000把，剪子的品種由200多種減為11種，刀子的品種由360多種減為7種。輕工業產品產量和品種的大幅度減少，直接導致了人民羣眾日常生活用品供應的緊張。

這是1962年7月10日信陽地委作出的，處分“信陽事件”(信陽大饑荒)的責任人——信陽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的處分決定書(草稿)。其中第2個段落説：

  “1959年冬、1960年春，信陽地區發生了嚴重的死人事件。據統計，全區死亡百餘萬人，佔全區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三，死絕五萬多户，村莊毀滅一萬多個(層主批註：也就是全村死得沒剩幾個人，不再適合在原地獨自居住，政府只好廢棄原村莊，實行“並村”、“兩村合併”，讓他們遷居到別的村莊、生產隊)，……這一殘酷事件雖然説和‘五風’錯誤、執行左傾盲幹錯誤有極大關係，上級應負很大責任，但是，路憲文身為信陽地委第一書記，應該負直接的重大的責任。其具體罪惡事實如下：”

    河南大饑荒發生後，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長吳芝圃先後三次向中南局、中央做檢討。其中，1961年1月5日，吳芝圃向毛澤東、黨中央及中南局呈遞了他關於信陽事件及河南問題的第一份正式檢討報告，他自己稱之為“初步檢討”，**檢討中説：“**估計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二百萬以上，非正常死亡的人口絕大部分都集中在這些地區，單是信陽地區就佔一百多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