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 | 在印度，誰是知名度最高的中國人？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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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若問起哪位中國人最受歡迎，少數人不好意思地搖頭，大多數人的回答是**“宏倉”，這是“玄奘”的印式發音**。

一千五百年前的唐朝僧人，在印度如此受人敬重，得益於他的《大唐西域記》。而講印度中古史，離不開玄奘的文字記錄。講玄奘取經的故事，就是在講印度宗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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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採訪過新德里的一所學校，向校長詢問有關玄奘的教材。校長高興地説：**“啊，歡迎來自‘宏倉’故鄉的人!”**於是從書架上拿出英文版《玄奘印度取經記》，説這是課外必讀物，並送了我一本。我看到，這本書與縮寫版的《羅摩衍那》並排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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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印度人耽於冥想，其哲學體系十分發達。那種宗教式冥想淡化了他們的時間概念，故缺少歷史紀年。

在伊斯蘭進入印度之前，古代印度帝王沒有修墳造墓的傳統，國王死後通常火化，骨灰撒在聖地，不留遺物，從古代傳承下來的多是“聖蹟“和“神啓思想”。

那些吠陀經典和神話故事，如同印度榕樹一樣，遠遠望去是一片熱鬧的生命，近看則是主次難分。有些枝幹比主幹還要粗壯，從空氣和土壤裏吸取養分，慢慢自成體系。

幸運的是，中古印度人的宗教習俗和衣食住行，被中國人記錄了下來，又被英國人發掘出來了。

英國人威廉·瓊斯（1746－1794年）在1784年創立了亞洲學會，在加爾各答出版了《亞洲研究》。

語言學家們嘗試通過解讀古代文字來發現歷史線索。詹姆斯·普林賽普破譯了阿育王時期的婆羅米文字，使得阿育王石柱成了歷史時間的指針。

考古意義上的研究始於亞歷山大·康寧漢（1814-1893）。

康寧漢來到印度後，在孟加拉工程兵團服役，少尉軍銜。這支部隊駐紮在瓦倫納西。

康寧漢通曉地理測繪，愛好考古研究。瓦倫拉西以北10公里的地方，有一座破敗的達麥克塔兀自矗立。康寧漢推測附近的土堆可能是古代遺址。

康寧漢少尉和朋友麥爾西上校（F.C.Maisey）僱傭了幾位當地人，嘗試着發掘。

1835年1月18日，康寧漢挖掘出了石像和石頭構件。這讓康寧漢感到困惑：這片遺址屬於哪個王朝？那些石像是誰？康寧漢找不到答案線索，當地人也一臉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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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漢學家們期待從中國古籍尋找答案，結果有了驚人發現。

1853年，法國籍猶太漢學家茹理安（儒蓮，Stanislas Julien）翻譯出版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在1858年翻譯出版了《大唐西域記》。

**玄奘的名字轟動了歐洲考古界。**當康寧漢讀了英文版《大唐西域記》後，他明白了自己在冥冥之中等待什麼。他最初發掘的地方是鹿野苑，那些精美的人物石雕原來是佛像。

令康寧漢困惑的是，如此精美的佛像怎麼會被人遺忘了呢？

**早期佛教主要流行於北印度。**佛教主張“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否定了婆羅門教的種姓制度和祭祀萬能。

大約在公元前250年，阿育王主持了佛教經典的第三次結集，佛教上升為孔雀王朝的國教。

從此，很多國王開始信奉佛教。大乘佛教在公元1世紀興起，造像和佛窟陸續出現。佛教和婆羅門相互辯論，影響力此消彼長。

玄奘抵達北印度時，親歷了佛教的最後輝煌，公元8世紀，吠檀多派的商羯羅提出了“有我”和“梵我合一”思想，批駁了佛教的“無我”主張：既然佛教主張“無我”，不承認靈魂存在，何為輪迴和解脱的主體？

婆羅門教吸收了佛教的慈悲思想，放棄了殺生祭祀，促進了婆羅門教復興。印度佛教趨向神秘化，寺廟香火漸稀。

11世紀，穆斯林軍隊入侵印度後，給了佛教致命一擊。他們掠奪了佛寺裏的黃金珠寶，焚燬了寺院和佛塔。大約在13世紀末期，佛教在印度境內幾近絕跡。

儘管伊斯蘭教反對偶像崇拜，但是那些掩埋在泥土裏的佛像卻有幸躲過了一次次浩劫。

康寧漢隨部隊換防後，每到一地都堅持考古發掘。康寧漢在塔克西拉發掘出鑄有希臘文的金幣，上面人物名字是佛陀。1848年，康寧漢在白沙瓦一帶發掘出了犍陀羅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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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如此豐富的出土文物，康寧漢建議英印政府組建專業考古隊，對古代遺址進行系統研究和保護。

直到查爾斯·坎寧伯爵擔任印度總督後，他的建議才被採納。

查爾斯·坎寧伯爵是代表英王的首任印度總督。他開始考慮建立高等學府和錄取印度公務員，以平息印度人對英國殖民統治的不滿。

1861年，康寧漢以少將軍銜從部隊退役，組建了印度考古監管局(ASI)，全身心地投入到考古工作中。

**他主持了那爛陀的發掘。**當初，那裏被推斷為古代祭祀場所，或是帝王宮殿遺址。康寧漢根據《大唐西域記》記載的距離和方位，推斷此地是那爛陀。那爛陀正是玄奘西天取經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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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發掘讓中古印度史變得豐富生動，那帶有沉思和隱秘微笑的佛像，震撼了全世界。

約翰•凱伊（John Keay）在《發現印度》中記錄了康寧漢的感嘆：“我們無論怎樣誇大玄奘的重要性都不為過。中世紀的印度歷史一片漆黑，玄奘是唯一的光亮。”

**玄奘描繪了一幅中古印度的全景圖畫，讓現代人能夠穿越時空，看到了當時的生活場景。**1885年，康寧漢退休後返回英格蘭。

考古發掘是一個持續的過程。1904年，考古學家在鹿野苑發掘出了阿育王石柱的柱頭。玄奘曾描述此石柱為**“石含玉潤，鑑照映徹”。**

**1950年1月26日，這個阿育王石柱頭被選為印度國徽，而柱頭下方的法輪，成了印度國旗的主要元素。**豐厚的古代文化遺產，讓印度人有了睥睨世界的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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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寫一本介紹玄奘的書，我曾經帶着《大唐西域記》，走遍了玄奘記述的所有佛教聖地。

一年假期，我前去拜謁舍衞城。我從北方邦小鎮巴拉姆普爾（Balrampur）向西行駛17公里，看到路南側有一土丘。

依據玄奘的記述，這裏曾經有一座東園精舍。從東園精舍再往前走，在丁字路口向右一拐，幾百米處就是祗樹給孤獨園。《金剛經》開篇便是，“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衞國祗樹給孤獨園……”

遺址大門口外有招攬生意的導遊。他們多為印度教徒，不大懂佛教歷史，但是有共同的導遊套路。

他們先介紹遺址的名字，説玄奘到過這裏，然後背誦一段玄奘對這裏的描述。

我掏出《大唐西域記》，對他們説，這是玄奘的著作，你們的介紹都是從這裏抄的。導遊們竊竊私語起來，開始注視我的一舉一動。

我打開第六卷，用英語給他們翻譯了《逝多林給孤獨園》。導遊一臉羨慕和欣喜。

兩位年長導遊走過來，從我手裏捧起這本書，用前額觸碰了三次，以示敬重。他們不再招攬生意，而是緊跟着我進了園區。在佛教聖地，通常是導遊帶領朝聖者膜拜遊覽。我卻帶着一幫當地導遊，邊走邊交流。

印度人有膜拜聖人的傳統，把“奇蹟”歸功於聖人。玄奘有時也擔當起了“聖人”角色。

我在科欽拍攝“中國漁網”時，碰到了一個歐洲旅遊團。那位印度導遊説，這是喀拉拉邦人的捕魚方式。這是中國高僧“宏倉”帶來的。歐洲遊客發出一陣讚歎。

我心裏一驚，那種罾網捕魚方式應該是鄭和下西洋時帶過來的。再説了，中國高僧吃魚嗎？趁遊客拍照之際，我悄悄對導遊説，“中國漁網”是鄭和帶來的，是公元15世紀初的事。

那位導遊一皺眉，立刻否定了我：“誰是鄭和？我沒聽説過這個名字。”他喝了幾口礦泉水，又講解起來：“中國‘宏倉’不僅帶來了‘中國漁網’，還帶來了中國鐵鍋，還有白糖。我們稱白糖為cini，就是中國的意思。”

這位導遊顯然是玄奘的鐵桿粉絲。在他心目中，玄奘還成了美食家。

他接着説，印度甜食太好吃了，你們一定要嘗一嘗。説完這些，那位導遊搖着小旗子，帶着遊客轉身走了。離開時，他還特意看了我一眼，有一種喜不自禁的表情。

**白糖在唐朝稱為“霜糖”。季羨林先生説，那****是唐朝人改良印度製糖術後的成果。**至於是否與玄奘有關，我去了奎隆（Kollam）記者協會詢問。記者幫我查閲資料，當地史書未記載“白糖”來歷，也沒有提到鄭和船隊。

一位記者從《奎隆鎮地方誌》中發現了這樣一條信息：“公元413年，中國旅行家法顯乘船從爪哇返回到廣東，許多當地人從奎隆與其乘船一起旅行。”法顯是首位去印度求法的中國高僧，比玄奘早了二百多年。

法顯的《佛國記》沒有提到此地，中國史料裏亦無記載。在我偶遇的這個小鎮歷史裏，卻夾着一行法顯的腳印。

望着那蚯蚓一樣曲裏拐彎的文字，我一臉懵圈，覺得它們仍在歷史深處蠕動。中印古代文化交流史中，不知道還有多少謎團等待破譯。

本文轉載自“印度通”微信公眾號2021年12月11日文章

作者為張謳

本期編輯：陳安瀾 葉維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