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難時期”四川崇州市白頭鎮餓死的部分居民的名單_風聞

“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的《百年崇州》第二卷中收錄了何學嘉所寫的文章《三年大饑荒中的何家壩》，文中列出了作者家鄉——四川省崇州市當年的“白頭人民公社”（現“白頭鎮”）第三生產大隊第一生產隊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的人的名單。作者就是白頭鎮人，不過退休前是在市裏當高中語文教師，當時餓死的人裏就包括作者的父親。“愛思想”網中如下這個地址的網頁上刊登了那篇文章的電子版：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8807.html；這裏我也直接把那篇文章的部分內容(含餓死者的名單)貼在下面：

　　寫作緣由

　　情景回放：高中一年級教室，學生自讀課。

　　老師：“本節自習課，請同學們自讀課文《人口》，有疑難問題就提出來，我好給大家解答。”

　　學生甲：“老師，葛劍雄在《人口》這篇課文中（課本第221頁第一段）寫道：‘20世紀60年代初的饑荒使中國至少損失了1800萬人’，這包括我們四川省，特別是包括號稱天府之國的‘上五縣’温江縣、郫縣、崇慶縣、新津縣、灌縣嗎？”

　　老師：“包括，當然包括這‘上五縣’”。

　　學生乙：“老師，什麼原因造成這麼大的饑荒呢？”

　　老師：“是自然災害，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

　　學生甲：“是哪種自然災害呢？是水災還是旱災？是蟲災還是病害？是瘟疫還是地震？這損失的1800萬人口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戰死的1000萬士兵還多800萬，他們是淹死的還是病死的？是凍死的還是餓死的？老師，您是共和國的同齡人，從那個年代過來，您應該知道真相，告訴我們吧！”

　　老師：“都有吧，都有吧。總之是自然災害，水災也有，旱災也有，蟲災也有。”

　　學生丙：“可是我們這裏是成都平原，都江堰的自流灌區，千百年來都是旱澇保收，怎麼會出現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呢？我查了若干資料，這三年四川氣候都為正常呀！老師，這饑荒或許有人為的因素吧？課文中的‘損失’一詞，可不可以理解為‘餓死人’？”

　　老師：“……這……有人為因素，浮誇風、共產風，人災！這樣吧，以後我再抽時間給你們解答。今天答疑到此結束，下課！”

　　眾學生：“唉，老師今天咋了，解答疑難吞吞吐吐……”

　　這是我幾年前上課中的一幕，文中的老師自然是我，學生自然是我的學生。

　　本人教書30餘年，向來視傳道授業解惑為神聖，對學生的疑難問題，總要給予完備準確的回答，並以此贏得不錯口碑。惟有在這一堂課上，在這個問題前，自覺言不由衷，深感被動窩囊，在學生有所準備的步步緊逼之下，只能節節敗退，可悲地、不甘地掛起了免戰牌！

　　其實，我可以主動答疑因為我“從那個年代過來”，我“ 知道真相”，但我自有我的苦衷！

　　在葛文“20世紀60年代的饑荒使中國至少損失”的1800萬人中，也包括我的50歲的父親，這個新中國的第一代翻身農民，我們村的第一任生產隊長，我們縣的支前模範、我們縣的第一屆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縣長曾親自給他掛過獎章），還包括佔我們村四分之一人數的30多名鄉親。

    ……（中略；以下內容來自於那篇文章的下半篇，下半篇在“愛思想”網中的具體地址是：http://www.aisixiang.com/data/19470.html）

　　“三年大饑荒”，我們這裏其實應從1959年下半年直至1962年。

　　1958年“大豐收”、“放衞星”畝產千斤/萬斤後，國家當然按標準足額徵收愛國糧。剩下的則留在公共食堂“放開肚皮吃了。”只是放開肚皮吃不了多久，就見倉底了。人們似乎明白了什麼，上千人的公共食堂，白米乾飯看來不能持久下去了，趕緊化整為零，以每個自然村100多人為單位，建立小伙食團，開兩餐稀飯，算是繼續體現集體的優越性。我們村就將伙食團設在富農何德興的大院裏，靠從公共食堂分回的一點點糧食維持130多口人一日兩餐的蘿蔔苕菜稀飯。父親那時還是生產隊長，每日早晚，稀飯煮好了，他就拿着湯瓢按人頭一瓢兩瓢舀給大家，人們默默地按序來舀，又默默地離去。一兩瓢稀飯顯然填不飽前不久敞開撐大了的肚子，於是有人幹活偷懶了，或者乾脆不出工去挖先前沒放在眼裏的秋紅苕，揪田裏的冬苕菜帶回家中，重新壘起灶來煮熟充飢。有些先前有眼光、狡猾的人，家中多少還有點陳糧，此時便慶幸自己的眼光看遠一步，將這陳糧看得寶貝一般，精打細算着過，像村裏何耀章一家，經商出身，二十幾口人無一損失，即為一例。但絕大部分人家，即如我的父親母親，當初是把一切都交了出去的，此時就傻了眼，乾着急。人們不出工下田勞動，怎麼能行？為了讓這些靠着稀飯活命的人能出工下地勞動，唯一的辦法就是扣他們的稀飯。本來，自從公社化“組織起來力量大”之後，人們就不能隨便外出趕場，走親戚或在家休息，從早到晚，都聽從着號聲哨聲指向哪裏就奔向哪裏，隨意遊走的人叫“流竄犯”，要被抓去勞動改造的，讀中學的三哥就被當“流竄犯”抓過一次關過大半天。“放開肚皮吃飽飯”時，“瓢兒子栽樁”舀乾飯，吃喝無憂，理髮也是有人來地頭免費理，倒也無須趕場走親戚之類的個人自由活動，但現在是“瓢兒子撐船”舀稀飯，人們要各自想辦法填飽肚子，幹活好像與自己無關了，於是幹假活，逃工之類被發現被扣稀飯的事就常發生了。直到今天，村民龔少成還在講他當年因趕場被父親扣掉兩頓稀飯的事。可憐的是，這伙食團的稀飯也沒維持多久，到1959年底，連稀飯也沒有了，完全斷糧了，人們才徹底醒悟過來，驚慌起來，紛紛奔向田間地頭，溝邊河沿，墳地沙灘，有的撿經霜的苕藤爛根，有的扯米湯蒿水芹菜，有的剝枇杷樹皮，有的捉魚蝦螃蟹，總之，見吃就尋，見吃就找，尋來找去，終非能長久維持，於是，在這斷糧的幾月裏中，村裏就開始死人了——死那些很本分的，食量大的人了；死那些老弱幼小了。

　　最先死人，而且死絕户的是何祝安一家。何祝安50多歲，識字，人稱“二老師”。解放前是何益林的佃户，土改時分得何益林3間大瓦屋居住。和老伴何二奶一樣，何祝安是講故事高手，每逢農閒雨天，他家寬大的房檐下總坐滿大人小孩，隔着板壁聽坐在裏屋牀上的老兩口爭講狐仙鬼精的故事，精彩之處，老兩口還互相爭辯求證，互不相讓，惹得滿屋大人小孩哈哈大笑。他們有3個兒子：老大何學員，老二何奎奎，老三何友貴。這3個兒子都已成人，但由於低能，都未能成家。老大何學員解放後曾當志願軍，但不知為啥只在離家30裏遠的元通場駐防半年即復員轉業回家，成為鄉里年輕人的笑柄。老二何奎奎完全是個白痴，禿子，公共食堂吃大鍋飯吃得肥頭大耳，圓禿腦袋油光閃閃，佛爺一般，憨態可掬，我至今印象很深。老三何友貴好點，讀過高小，印象中記得他買回成套的連環畫《鐵道游擊隊》，在他父母大講狐仙鬼精的時候，就給我們講鐵道游擊隊的故事，還讓我們翻他的寶貝連環畫。父子4人顯幾分斯文，對人處事，和和氣氣，從不爭風奪氣，最大的優點是善良、憨厚。這點從收養何俊瑤/何俊清姐妹及讓何子光在其家院裏建房居住就是證明。

　　何俊瑤/何俊清姐妹當時十多歲，是何益林的重孫女，何盡義的女兒。何盡義在成都被政府鎮壓後，其妻在成都另嫁他人，其他親屬也惟恐避之不及，這姐妹二人便成了孤女，何祝安一家卻毅然收留了這姐妹倆，視若親生一般。更不可思議的是，他3個兒子早該成家立業，正需房子的時候，竟然把本來就不寬的院壩讓出一半來，讓村裏何子光一家在上面建房安家，全沒有為3個兒子做點長遠打算的意思。

　　前面説過，1958年平墳造田時，他脱了何益林埋了8年的屍衣拿回家重穿，本也出於無奈，因為穿件新衣置雙新鞋在當時是人們不敢輕易就有的奢望，無錢買不起且不説，就是有錢也買不到，全憑票供應，後來許多年也都這樣，連火柴鹽巴都如此。布票有兩年就沒發過，有一年每人一尺八寸，所以蘇聯人扯破臉時攻擊中國人“三個人合穿一條褲子”，雖惡毒至極，但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實，硬不起腰桿還不得嘴。

　　伙食團一垮，糧一斷，何祝安一家馬上陷入絕境，首先是老倆口拖了兩月就相繼死去，這3個憨厚兒子立馬了無生機，很快也就死去。較經得拖的是老二何奎奎，因原來體胖如佛，體內有些存儲，去得緩慢，在柴堆中睡了7天7夜，還不斷氣，一直拖到第9天。而俊瑤姐妹，靠投奔成都母親，總算活了下來。饑荒過後，回來住了何祝安家的瓦房，出嫁時，便將這房賣與何子光，了其一大心願。

　　何德興母子的死有點戲劇性——死去活來，活來死去。他的母親我們叫何二奶的，是個文文靜靜的尖腳老太婆。在斷糧一個多月卧牀無氣息後，孫媳楊仲華燒了紙錢，磕了響頭，算是送終。但在為其穿壽衣時，翻動幾下，這老太婆竟緩過氣來，口中喃喃有語：“我餓，我要吃飯。”楊仲華出身於書香門第，温厚孝道，還教過私塾，見此於心不忍，設法弄了點稀飯喂下，居然又活了過來，但幾天後，還是因為又無糧下肚死去。而何德興也如母親一樣，也經歷了這死去活來，活來又死去的過程。他是個彪形大漢，三代單傳，巨大的腿肚子上青筋暴出十分嚇人。他祖上有20多畝地，土改時劃為富農但那有“兩道龍門，七柱二”的10多間大瓦房沒有被沒收，伙食團時就騰出大部分正房做了食堂。我親眼所見，有天中午他和全村人一樣，很早就守在食堂的大鍋邊巴望着稀飯早熟早分早吃，正等着吃，突然撲通一聲，他像個柴捆子一樣倒了下去，臉無血色，人事不省，分明死了一般。有兩個好心人求得司務長龔素芬同意，舀來碗半生不熟的紅苕稀飯，撬開他的嘴灌了下去，剛下去兩口，何德興便在迷糊中竟像3歲小孩一樣哼哼呀呀，直説：“好吃，好吃，還要，還要！”一碗稀飯灌完，他就像大夢後一覺醒來一樣，揉揉眼睛，喘兩口氣，站起來又行走如常了。但沒過一個月，伙食團完全斷糧垮掉後，他還是死了，死的還有他的老伴，一個5歲的孫女和他的獨子何仲文。何仲文是死在西昌的礦山上，被飛石削掉了腦袋，屍首沒運回來。何德興的兒媳楊仲華後來改嫁了——何德興家就成我村第二家“絕户”。

　　饑荒使許多人死在家中，死在牀上，死前還能見親人一面，算不幸中之一幸，而有不少人是死在路邊、溝邊、河邊的。運氣好的，有人認得，帶個信回，或許還有家人來領屍弄回去埋掉；運氣不好，或者根本就沒有親人，那就橫屍曠野，三五天都沒人理會。

　　龔作興就屬運氣好的一類，可仍然活活餓死在路上。

　　龔家是富裕中農，發家於他父親龔模久解放前當水管事，置了好幾畝田，一座獨院大瓦房。解放初又種甘蔗等經濟作物，生活條件在村中屬上等，光是每年五月栽秧趕水前揹回兩簍燒酒慢喝，過年殺肥豬就令全村人羨慕不已，更何況還供着兩個大女讀着中學，另外三個讀着小學。可一拖過1959年進入1960年，龔家也同大多數人家一樣，“日無逗雞之米，夜無鼠耗之糧”。餓急了的他，拄着根棍棍，到張河壩他姐家求救。最終討得捆芹菜揹着往回趕。寒風中，他走着走着就倒了下來，再也爬不起來了。後來有人帶信告之家裏，他讀高中的二女龔玉清推着輛雞公車把父親推回家中，早已氣絕身亡。如今，龔玉清已是齊魯石化集團的高級工程師、石油專家，每談及父親的死，仍是涕淚漣漣！

　　死在路上的還有何大花臉。

　　他是個唱戲的武生，聲如洪鐘，演技了得。何大花臉是我家鄰居何躍章家的親戚和常客。據母親講，每當花臉一來時，何躍章家上下都歡呼雀躍，熱鬧非凡，因花臉豪爽俠義，對他們家照顧有加，歷來被奉為上賓。1961年冬天，花臉又來了，可這次是來討賬要飯的。劇團垮了，他餓得走投無路，快餓死了，忽然想起有個老友、世交在白頭鎮，所以拖着快站不住的浮腫的雙腿來了。但何躍章家怎麼能在這個“一日無糧，父子不親；二日無糧，夫妻不親；三日無糧，全家不親”，各保其命的時候接收他呢？這時是一碗粥，得之可活命，失之要亡身呀！所以只得把他關在大門外，任其哭天喊地，哀嚎呻吟。我就親眼看見他在那大門外躺了兩天兩夜，沒有人答理他。3天后，何家叫來村中的小夥子何學貞、邵平安，找來輛雞公車，哄花臉説推他去街上找何大爺給飯吃。花臉糊里糊塗地被扶上車，走了不到一里路遠，就是現在到白頭路上的高電杆處，何學貞把雞公車一翻，花臉就摔了下來，何學貞便推轉雞公車跑回村了。花臉在那兒求爹告爺， 呼天搶地， 悽號之聲慘不忍聞。天快黑了，有幾個半大小孩去看稀奇，花臉已爬到一個稻草堆邊躺着，見有人來，他從兜裏摸出一把非常漂亮的“提扣刀”與何學林換了半根紅蘿蔔吃。娃娃們看完了，走了，留下花臉沒人管。那天晚上起白頭霜，冷極了。第二天我們上學經過那裏，花臉死了，凍得硬邦邦的。我們不覺得害怕，更不覺得稀奇——因為在這不到3裏的上學路上，我們一天看到過4個死在路邊溝邊的人。後來，不知是哪幾個人，用鋤頭在原地挖個坑，把花臉埋了。母親私下裏曾説，何躍章家早年曾受助於花臉，現在連人也不見，推來丟在路上，有點過分了。而何家則説，是叫何學貞、邵平安推到街上鄉政府去，哪曉得他們推來倒在半路上，小夥子辦事靠不住。

　　而何學户的啞巴妹妹，卻是他們自己丟出去餓死的。

　　何學户家也是村裏少有的富裕中農之一，和龔作興家不相上下。何學户有1姐1哥和3個妹妹。饑荒一來，老老小小七八口，無論如何保不全了，於是父母決定減縮掉最小的兩個：4歲的啞巴妹和2歲的幺妹。怎樣減呢？帶出去丟，任其自生自滅。具體由何學户和母親一人背一個到20裏外的大邑縣城後，放在一大户人家門前，買塊饃哄住，走了。母親可能於心不忍，第二天又去那裏探聽，啞巴妹妹已經死了，幺妹叫人給抱走了，母親打聽到了是哪家，稍微放心而回。1993年，何學户打聽到幺妹在大邑醫藥公司上班，前去認妹妹，幺妹也回白頭故鄉給父母上了墳，祭拜了祖先一番，可就回來過那一回，再無來往了。

　　伍志清的死，倒有幾分人情味。

　　伍志清原為伍家庵的和尚。紅軍長征經川西環山崗時脱下袈裟投了紅軍。抗日寇、打老蔣直到抗美援朝，戰功卓著，復員後優先安排來我村，分了村中最好的何益林的三大間瓦房並兩間廚房居住，成為我們村的一員。印象中，伍志清五短身材，操一點外地口音。他孤身一人，整天氣哼哼的，菜園裏的蘿蔔丟了幾根，他便把蘿蔔纓用一根樹枝支上插在地頭，然後就抬條凳坐在那裏罵半天。但對到他家裏玩，看他滿屋跑的兔子的小孩倒很和氣，還指着貼在大堂屋裏的毛澤東、朱總司令的像給我們講打仗的故事，還給我們唱《東方紅》《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歌，但不知為啥，他唱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歌詞卻是“革命軍人個個想老婆，三個五個我也不嫌多”之類，只是想歸想，直到死，他也沒娶到老婆。

　　饑荒一來，伍志清孤身一人，兔子早賣光吃光了，就賣房子。當時有心思，能想到買房子的，只有龔少成。龔少成解放前當鄉丁，娶下個比自己年長的山裏女子為妻，養下八男二女，解放後，七大八小一家十多口擠在幾間破房裏，確實也難。饑荒一來，活命都難，為啥想到要買房呢？因為他乾的是與糧食有關的活：

開初在公共食堂煮飯，後來又在碾米廠碾米，做保衞。每晚拿着明晃晃的梭標守着那比黃金白銀還要金貴的黃谷大米。聽説伍志清要賣房子，就賣掉10只鴨子（每斤8元），用90元錢買下了伍志清的全部房子和傢俱，為幾個兒子做長遠打算，使後來為房子吃盡苦頭的人們羨慕不已，也憤憤不平好多年。

　　伍志清賣了房子揣了錢又對龔少成説，他餓了兩天沒進一粒米了，要吃碗稀飯再走，龔少成説稀飯沒有，有兩個蛋，給了他讓他快走。伍志清只得立馬走人，回到伍家庵他侄女家，侄女見叔叔賣房揣錢來投奔，歡喜不已。這90元錢，幫她與叔叔一起維持了2個月，最終伍志清還算有福，死在侄女家中，再後來侄女一家也死得一個不剩，使買房的龔家徹底放心，這房一直住到1998年才拆掉重建。最終龔少成家還是死了孩子：龔老五、龔老十。

　　教書先生、國民黨員何學仁之死，也值得記述一番——

　　何學仁家解放時劃為中農，幾代書香門第，兄弟3人有的教書，有的行醫。解放初，其小弟何學禮和何學仁自己本可繼續教書當先生的，何學禮還被正式通知錄用，揹着行李告別鄉人去學校報到了的，只是後來一政審，何學仁是國民黨員，通不過，其弟何學禮也受牽連不能用，遣返回原籍務農。幸好其二弟何吉生是志願軍退伍，軍醫，安排到王場衞生院行醫（後來在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中也被清退了）。

　　學仁、學禮教書不成，學禮還能種田，記點工分當個會計什麼的。學仁可就慘了，白麪文弱書生一個，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斯文儒雅，“走路都害怕踩死螞蟻”。學仁妻子早亡，留下光照、元慶、英才3個兒子，雖都已成人，卻只有光照一人成家並生子。何學仁一家5口，就有4條光棍，日子難熬。學仁書沒教成，開初靠兄弟吉生在王場醫院的關係，到醫院裏當了個十幾人食堂的司務長兼炊事員，工資雖少，但有吃有住，倒也無妨。

　　但好景不長，公共食堂一垮，何學仁就被清退回家，生路即斷。先是家中大兒光照，一個彪形大漢，和2歲的孫子死了，媳婦回了孃家。緊接着，元慶，一個很斯文的小夥兒，也死去了。元慶死前的一個細節，我至今還記得清楚——當時的何元慶，也就20來歲吧，一表人才，書生氣十足。但餓久了，變得骨瘦如柴，眼眶深陷，鬍子拉碴，勾僂着腰身，活似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有個問路的人就叫他“大爺”，元慶苦笑着回答了人家，然後就不斷地搖頭嘆氣。

　　何學仁回家後，更是陷入絕境。我那當隊長的父親可憐他，就讓他提個墨桶，端個臉盆在村裏小伙食團的牆上壁上寫標語、畫圖畫作宣傳來抵下地幹活掙口稀飯吃。那些他寫的配有畫的標語如：“一處開花，四處結果”、“人民公社、大躍進、總路線、三面紅旗萬歲”、“發憤圖強、自力更生”等，一直保持到那幾棟房子在1992年被何學全、曹樹清拆舊房建新房時才不見了，給人長長的回味。

　　再後來，小伙食團也垮，剩下何學仁父子二人相依為命。但英才畢竟年幼，不滿父親國民黨員的身份，再加之都在各自逃命， 就難以想到他人，哪怕是自己的父親。有天晚上，我和母親在菜地裏守二季豆，半夜時分，一個黑影慢慢向二季豆架移動過來，停在了二季豆前。母親大喊一聲：“哪個，幹啥子的？”“是我，幺嫂，是學仁。”母親上前一看，果然是學仁，就明知故問他半夜了為啥還不睡。他回答説睡不着，想找找白天留下的兩根麥稈嚼嚼水吃，哪知讓英才吃了，所以出來走走。母親安慰了幾句這位先前人人尊敬的先生，先生又嘆着氣慢慢回家了。

　　第二天早晨，村子裏一下沸騰了，何學仁死了，喂在他家的社裏當家牛也死了。人們喧鬧沸騰，並不是因死了村裏的先生秀才，而是牛死了，有牛肉吃了。人們圍着那條不知多少天沒人看一眼沒進水食的當家牛，正盼着分牛肉的當兒，有人吃了一驚：牛舌頭沒有了！疑惑中，有人揭開鍋蓋一看，牛舌頭正煮在鍋中，水微温，牛舌沒熟，而學仁正死在灶下。人們明白一半疑惑一半：明白的是，牛舌頭是被這位從不殺生，手無縛雞之力的老先生割下的鐵定無疑；疑惑的是，這牛舌頭是牛嚥氣前割的還是嚥氣後割的，是他割了牛舌頭被嚇死的還是等不及牛舌頭煮熟而餓死的？吃驚疑惑一番之後人們便不管他，而是像過節一樣，大人小孩在牛身旁圍得水泄不通，眼巴巴的看着村裏善於殺豬宰牛的龔少成等人把牛剝皮開膛，再切割成丁丁塊塊，按人頭三兩二兩分給各家各户。於是，人們歡天喜地離去；於是，傾刻間整個村子裏便充滿了久違的、短暫的生氣。事後，人們幫英才把父親抬到離家兩百步遠的現在胡俊邦修房子的那塊地上埋了，和先前死去的十多人一樣，連墳堆都沒壘一個。多年後，英才良心發現，拿着鋤頭來此向人們問父親所埋之地，想壘個墳堆。知情人説，這小塊地上重重疊疊不下埋了30人，咋能記得呢？英才只得作罷。我母親為此事，後悔傷感了好多年，説那晚要是不去守二季豆，學仁摘點去煮吃，可能就死不了；而我卻説，他割了牛舌頭還是死了，免不了的，母親總是不信。

　　被牛嚇死的還有兩人：曹瑞午、張玉泉。

　　毛澤東主席説：“牛，是農民的寶貝。”他老人家的話一點不假，特別是那年月，種田無肥，豬已絕跡兩年，莊稼也只好像人一樣“瓜菜代”了，靠點草皮灰渣維持生長，“草比禾苗高”並非虛構。那時也不知有什麼免耕之類，就是免耕，無除草劑，也必無收，所以田地還得犁。幾百上千畝的耕地，靠幾條牛顯然不夠，無力耕作全部，結果稻麥兩熟的大好良田，只好輪作，留下一部分只種一季水稻，留下一部分休耕，叫做“板田”，或灑幾斤苕子，讓其自生自滅，權作綠肥。剩下的要耕種，牛力不夠，就靠人用鋤挖，或以人代牛拉犁拉耙耕地。如果能多條牛力，人就少挖十畝八畝，所以牛當然是農民的寶貝了。所以，農民深知，政府深知，毛澤東他老人家更知牛的金貴了。

　　所以，當時的耕牛由信得過的人家專門飼養，冬天為保其過冬不死，還配有少量口糧給養牛人家，但這口糧在饑荒之時難於真正吃到耕牛口中，所以一些牛才兩、三歲正當青壯出力的時候，就成“風谷機架架”死去。而牛一死，又是大家有牛肉分吃的時候，所以人們對喂死牛的人家並無多少不滿，有時還懷一種感激之情，希望隔兩天喂死一頭再分回牛肉吃。

　　我的大哥在3年裏喂死了2頭牛，大家吃了牛肉不忘他恩，照樣選他當副隊長（1964年四清運動中對他仍是好評如潮）。沒辦法，政府和幹部認為，牛糧必須進牛口，不能讓牛揹着有糧吃還死去的黑鍋，辦法是將牛糧集中保管，每日按量煮成稀飯端到打場上，各養牛人家帶個盆子牽上牛到打場上，在眾人監視下，打來稀飯讓牛親自吃下那份屬於它自己的口糧。牛們好生感激，而我們則好生眼紅——牛出力耕田，還有稀飯吃；而作為人，連稀飯都沒有。

　　可惡的是有人鋌而走險，偷殺起牛來了，要獨自享用牛肉了！張玉泉、王興順就是偷殺牛吃的兩個人。這兩人本屬我們臨村的二隊。張玉泉50多歲，老婆孩子五六口，有點文化，能吹簫拉琴。王興順40多歲，文盲，力氣過人，膽識過人，有7個孩子，大的十二、三歲，小的二、三歲吧。饑荒一來，看着左鄰右舍家家死人，聽着滿屋兒女的哭嚎之聲，於是二人合計幹出了件驚動四里八鄉的大事來：偷殺了我隊剩下的唯一一條當家牛。那牛喂在我隊曹瑞午家，曹瑞午是王興順連襟，兩家相距二里，常有來往。有天早晨，人們發現曹家的牛兩天都沒來吃稀飯了，於是到曹家一看，牛沒了，這可是件大事，馬上報告大隊，大隊報到公社，公社再報到縣公安局，公安局來人，一天就破了案，在王、張家發現了煮熟的牛肉，於是人、肉一起弄到縣上，張玉泉來不及公判，就嚇死了，王興順押回公社，開萬人大會公審，判了15年徒刑，刑滿在萬家勞改煤礦就業，直到1990年代初才回家，至今健在。如今問起他對此事有何看法，他説幸好殺了牛判了刑，雖勞改十幾年，鑽了十幾年煤洞，但撿了一條命，值！

　  （四）

　　現在該寫到我家，寫到我可敬可憐的父親母親了。當公共食堂無節制地猛吃猛喝大浪費，而田地裏草比禾苗高，明明大減產甚至絕收卻又大喊畝產千斤萬斤的時候，父親開始擔憂懷疑了：這樣的急躁冒進浮誇虛報，大呼隆胡亂搞，能長久麼？正確麼？父親不相信畝產能有千斤萬斤，在公社彙報產量時，就只報4挑，最多600斤。於是他便被當作右傾保守典型，在王場的千人幹部會上站了高板凳，接受批鬥，在大隊、公社的夜會上檢討，直到深夜才回家，回家後不斷地嘆氣嘮叨，我就聽他説過：“翻身翻身，翻到沱沱頭去了！”“人民公社好，眼睛吃大臉吃小！”1959年下半年小伙食團垮掉斷糧時，我一家10口人中，大哥在成都工廠工作，二哥還在西昌部隊，三哥在西昌師範校讀書，大姐已出嫁城關，四哥在崇慶中學讀書，家中只剩下五哥、八妹和我，與父母相依為命。吃公家喝集體不成了，吃的一下就變得無比金貴起來，黑市上米賣到三、四元錢一斤，一般工作人員的月工資還買不到10斤米。我們靠煮吃僅剩的幾十斤小麥維持一段後，就粒米不見了，只得響應政府號召“瓜菜代”了——只能靠穀糠、麥麩、厚皮菜、苕菜、各種野菜度日了。每天放學，我就和五哥各提個篼篼，到河邊溝邊，墳地河壩去摘水芹菜、米湯蒿或挖綿根子，揪葫豆秧。厚皮菜之類清水煮了就那樣抓來吃，鹽巴也沒有，更不説調味腥，吃久了就脹氣發嘔。米湯蒿之類煮熟了放在臼窩裏搗爛，加上少許米麪麥麩之類做成饃，已是難得的美食。葫豆秧煮吃後，會頭昏噁心，那其實是中毒的表徵。綿根子之類，是邊挖邊吃，但這東西紮根很深，要花大力氣，很不易挖到。

　　飢餓的感覺像鬼魂一樣，每時每刻附着在我們身上，我們所有的精神力量都集中到找吃的事上，凡是能吃進嘴能填肚又死不了的東西都找了吃了。家中原有隻花貓“三張皮”，可愛極了，但饑荒一來，半年沒聞過油腥味的我們現在看到它在眼前晃來晃去之時，分明看到了它皮毛下的塊塊肥肉，分明聞到了它身上的陣陣肉香，早已是“目無全貓”了，再説，它要是跑到別家去，早晚也性命難保。於是，屠殺在所難免了。四哥、五哥找來根細繩，套在依偎撒嬌的花貓脖子上後，就各蹬着門坎，閉着眼猛拉死勒好一陣才置花貓於死地。這情景我至今想起，特別是想起花貓在撒嬌之時被人暗算，還不寒而慄！後來又發現個用了多年的皮撮箕，母親把它放在水裏泡了兩天，軟脹了，拆開來，架上柴火猛火煮了一天一夜，居然煮軟了，用刀切成條狀，外觀看起來分明是臘肉條，透亮亮的，可吃在嘴裏啥味都沒有，綿綿的就像嚼紗布一般，喝口水和着吞下肚子，肚子痛了一夜，第二天拉出來還是綿綿的一團老樣子。

　　我們還吃樹皮，較好的是枇杷樹的皮。先用石頭在枇杷樹上砸一番，之後厚厚的樹皮就碎落下來，撿回後，再砸爛磨細，和上點米糠麥麩米麪之類， 就可做成硬邦邦的口味不錯的饃饃了。有人還想到了吃白蟮泥（觀音土），從東關鄉山溝裏挖回白蟮泥後，放在鍋裏架火燒得焦黃，再弄成粉狀和上野菜米糠之類即做成結實美觀的饃饃了。這東西下肚當時很管飽，但不易拉出，盡是“硬頭屎”，好不容易掉下兩大坨，便如飛機投彈一般，直炸得糞坑裏浪花飛濺，撲通作響。

     ……（中略）

     然而，父親身材高大，食量過人，過去一天能吃3斤米，這東一頓西一頓的菜糊草根顯然不夠他的需要，他不顧母親的勸阻，餓急了就幹吃起米糠來了。我清楚記得，餓急了的他，端着半升炒得焦黃的米糠，先抓一把塞進嘴裏，再喝口開水衝下，第二天就“結住”久拉不下，血流如注，呻吟不止，不久就渾身浮腫，卧牀不起。接着，致命的一擊又接踵而來。1959年底，家中還有隻鵝，偶爾還能下個蛋，全家如命般地養着。父親當時還是生產隊長，因偶爾有人家的雞鵝出門啄生產隊的麥苗、油菜苗吃，糟蹋莊稼，便在會上提出加強管理措施，有人提出，誰家雞鴨鵝再出門下田損害莊稼，誰見了誰逮來吃，父親同意了。可後來剛巧有一天，我家這隻鵝出門下田了。社員何學民，何陳氏看見了，別家的倒也作罷，隊長家的可就沒話説了，這二人果真把鵝捉住，殺來煮吃了。父親知道了，嘆着氣，拄着棍，帶着我們兄弟3個到何學民家中哀求，希望能分給半隻一腿，但何學民硬是連湯也沒給我們一碗。於是，我們的父親，這個曾是鐵骨錚錚的漢子，這個兒子們心中的真正英雄，此時只能又嘆着氣，拄着棍回到家中，從此就到死也沒下過牀一步了。這情景，至今想起，仍歷歷在目，令人辛酸掉淚。

    ……（中略）

　　就在這個春天的晚上，在公社醫院張玉歧醫生來家通知他去治浮腫病的前一夜，他把幾個還在身邊的兒女叫到牀前，言語低沉，斷斷斷續續地給我們交代後事，並一一為我們祝福：祝大哥工作順利，下次回家一定為母親買個罐頭回來；祝二哥平安，不要再負傷了；祝三哥完成師範學業，當個好老師；祝四哥考上大學；祝母親能享到兒女的福。最後兩句至今猶言在耳：“望全家都好，都好！”後來竟説死後就埋在大門旁邊，因為他捨不得8個兒女，也因為村裏得“浮腫病”死了許多人，男人已沒有幾個了，抬不動棺材。直到半夜，父親才在母親、大姐、大哥、五哥和我的守護下嚥下最後一口氣，閉上了眼睛。

    ……（中略）

　　寫此文前，我問過許多當年的過來人，我説有人估計1960年代初期的饑荒使中國至少損失了1800萬人，他們都説哪裏才止這點點。我不敢妄斷到底有多少，只將我們這個地處都江堰自流灌區，地處號稱“天府之國”的“上五縣”——這個當時有好多户像我家有外援優勢的小村莊損失的人口做一初步統計，讀者便可知一二（見統計表）。

【四川省崇慶縣白頭人民公社三大隊1隊1959年～1962年損失人口統計表】

姓名****性別  年齡   死亡時間   現有親屬及關係

何祝安  男    57   1959(年)-09(月)   無

何祝安妻 女  56   1959-10      無

何學元  男   38    1959-11      無

何奎奎  男   35   1959-12       無

何友貴  男   25   1959-11       無

何啞妹  女   5    1960-10  何學户之妹

李子云  男   62  1960-09  李福平之父

李福全  男  36   1962-05  李福平之兄

李福牛  男  20  1962-04   李福平之兄

李福清 男 12   1962-05   李福平之弟

何德興 男 52  1960-03    無

何德興妻 女 50  1961  無

何德興母  女 70   1960  無

何德興孫女  女 5  1962  無

龔模久  男 52   1959  龔和清之祖父

龔作興 男 5  1959-10  龔和清之子

龔桂華 女 11  1959-04 龔和清之妹

張黃糟 男 65  1959-02  無

　　何八斤 男 60 1959-02 無

　　何學仁 男 53 1962 何英才之父

　　何光照 男 23 1961 何英才之兄

　　何元慶 男 20 1961 何英才之兄

　　何光照子 男 3 1959 何英才之侄

　　何吉生女 女 2 1961-10 何登文之妹

　　何蔡氏 女 45 1962 何登蜀之母

　　何運國 男 12 1962 何學貞之弟

　　何運國妹 女 3 1960 何學貞之妹

　　何紀雲子 男 2 1961 何紀雲之子

　　何開松 男 50 1960-03 何學嘉之父

　　伍志清 男 52 1960-03 無

　　何火生 男 30 1962 無

死亡一直到1962年下半年伙食團“下放”時才停下來。21家中的17家共死掉34人，生存下來96人，而且這3年中，全村未出生過一人。而我們的臨村四大隊八隊，人口死掉一半以上。

**伙食團“下放了”，這在當時叫“體制下放”，即不再吃伙食團了，收下的糧食除了交公糧入國庫外，就人頭，勞動力、肥料的投入按比例分到各家各户自行安排，**還分給每個人頭1分田的“自留地”自行耕種收穫，儘管少的年份每人口糧也就只200來斤，多的時候有300來斤，但畢竟可以自行主宰安排這仍嫌少的口糧了。而且，又准許餵豬、養雞，也可以趕集上自由市場了。

    於是，炊煙起處，雞鳴之時，鄉村又開始有了生氣——從1963~1965年，元氣大大恢復。……（後略）

本文《三年大饑荒中的何家壩》摘自“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的《百年崇州》的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