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風暴下的斯里蘭卡，正在陷入飢餓_風聞

35歲的阿杜拉（Athula）是斯里蘭卡政府認證的一名導遊，二十多歲時，他就進入了斯里蘭卡蓬勃興起的旅遊業。過去，他幾乎每天都用三輪車載着各國遊客，拜訪斯里蘭卡中部小城康堤的寺廟和茶園。為此，阿杜拉自學了英語和德語，還自己設計了四五條不同的遊玩路線。

新冠疫情以前，阿杜拉一家的生活蒸蒸日上。他每天能賺三四千盧比（約合人民幣100元），妻子也在公立學校當老師，兩個人的收入足夠供一家人生活。他把與客人的合照貼滿了車身，昭示着自己的業績。

和全世界的旅遊業從業者一樣，他的生活在新冠疫情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沒了遊客，阿杜拉成了一名普通的三輪車司機，加入了枯坐在街邊等客人眷顧的司機大軍，收入不到以前的十分之一。

今年八月起，斯里蘭卡逐步向遊客開放，意在推動旅遊業復甦，為低迷的經濟注入一劑強心針。但阿杜拉等來的不是遊客，而是飛漲的物價。

“大米、糖、牛奶的價格都比去年漲了60-80%，我們現在都買最便宜的本地大米。”阿杜拉説。他很欣喜接到了我的電話，因為我是他在近兩年來接到的第一位外國遊客。

隨着疫苗覆蓋率的提升，斯里蘭卡的學校也將逐步開放。阿杜拉正在發愁，因為他拿不出錢來為大兒子付1.8萬盧比的學費。他的三輪車貸款也沒還完，90萬盧比（約合人民幣3萬元）買的車，現在每個月帶給他的收入甚至不夠月供。

更多的人正在陷入飢餓，尤其是是保安、家政工、酒店服務員等非正式就業的人羣，他們因疫情徹底失業，為了應付物價的上漲，他們的飲食結構被迫改變，蔬菜、蛋白質、糖的攝入都大大減少。

自八月底政府宣佈控制基本食品的價格起，這場糧食危機已經持續數月，物價的上漲之勢仍未扭轉。它的背後，是一場由新冠疫情、外匯危機、農業革命等多個因素引發的完美風暴。

依賴進口的島國

長期以來，斯里蘭卡的小麥、扁豆、牛奶、糖、蔬菜等基本食品都依賴進口，以奶製品為例，全國消費的奶製品中，有約八成來自於進口。新冠疫情助推了全球貨運成本的上漲，也使得斯里蘭卡的食品進口價格出現明顯上漲。

另一方面，由於旅遊業、貿易出口還有國際勞工匯款都遭到了疫情的打擊，斯里蘭卡的外匯儲備也在今年迅速萎縮。為應對外匯危機，政府自疫情之初，正逐步加強進口管制，限制進口的類目已經從汽車、空調、電子產品，延伸到了啤酒、服裝、甚至香料等食品。

進口管制的同時，政府將基本食品納入配給制，並任命軍隊來保證基本食品的供應，但這並沒有解決市場上的囤積問題，甚至催生了私人貿易商在黑市上加價出售。在實施價格管制一個多月後，政府又在10月初宣佈解除對基本食品的價格管制，這進一步刺激了食品價格的上漲。數據顯示，斯里蘭卡2021年11月的食品通脹率達到了17.5%，為12年來的最高點。

● 斯里蘭卡過去一年來的通脹率數值，其中今年11月食品通脹率17.5%，非食品通脹率6.4%，均為近年新高 / 網頁截圖（數據來源於斯里蘭卡央行）

我的房東阿努拉達（Anuradha）在國營電視台工作，妻子是大學教授，對他這樣的中上層中產階級來説，食物價格的上漲影響並不大。但外匯管制也引發了其他一連串的連鎖反應，比如液化石油氣也漲價了。“以前一罐只要1400盧比左右，現在漲到了2500盧比。”他告訴我，不僅價格上漲，液化氣的供應也緊張，他不得已換了一家供應商。

“在斯里蘭卡，幾乎一切都是進口的。我們別無選擇。”阿努拉達説。

在民眾忙着應對必需品短缺的同時，外匯危機的影響還在繼續延伸。11月中旬，為節約外匯，斯里蘭卡關閉了國內唯一的一座煉油廠，恐慌的公眾因此在加油站排起了長隊。

醫藥行業也受到了外匯管制的影響，和其他商品一樣，斯里蘭卡的核酸檢測試劑、防護設備、疫苗也都來自進口，這無疑更加重了政府的財政負擔。目前，本地已有一些藥品出現了短缺。也因為依賴進口，斯里蘭卡私立醫院的單次核酸檢測費用高達30美元左右。

新冠加速經濟危機

毫無疑問，新冠疫情確實加劇了斯里蘭卡的經濟危機。但這一危機並未因疫情而起，過去的幾年裏，斯里蘭卡高企的外債和大興基建的發展模式，一直受到關注甚至批評。

2009年，斯里蘭卡長達26年的內戰宣告結束，前總統拉賈帕克薩舉債大興基建，馬特拉·拉賈帕克薩國際機場和科倫坡蓮花塔等大型項目相繼建成，在成為城市地標的同時，也被被反對派認為是對公共資金的巨大浪費——這些大型基建項目導致近十年來斯里蘭卡外債持續膨脹，到2020年，斯里蘭卡政府的債務已經與國內生產總值持平。

● 2019年落成的科倫坡蓮花塔 / 網絡

今年10月，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宣佈，斯里蘭卡“外匯儲備不足、外債維持高水平將導致違約風險上升”，將斯里蘭卡的主權信用評級再次下調至Caa2。根據穆迪的發佈數據，截至9月底，斯里蘭卡的外匯儲備僅為20億美元，比年初的52億美元縮水了一半以上。這些儲備僅能夠支撐約1.3個月的進口，並且遠低於政府在2025年以前，每年需償還的約40-50億美元對外還款額。

事實上，即使在疫情之前，斯里蘭卡的經濟增長態勢就並不樂觀。自2014年起，斯里蘭卡的GDP增長率就在逐步走低，到2020年降為負增長，總體縮水了3.6%。

全球旅遊業的冰凍是一大原因，2019年，旅遊業的收入大致相當於斯里蘭卡GDP的12.6%。受疫情影響，2020年，斯里蘭卡的旅遊業收入從2019年的36億美元縮水到了9.57億美元。2019年4月的恐怖襲擊後，斯里蘭卡的旅遊業剛開始逐漸復甦，又在2020年遭遇了新冠疫情的毀滅性打擊。

在斯里蘭卡，旅遊業直接或間接僱傭了近40萬人，55歲的達哈姆西拉（Dahamseela）就是其中一個。他在斯里蘭卡南部海濱小城加勒的一家酒店工作，雖然在去年的大裁員中幸運地保住了工作，但在因疫情而來的斷斷續續封鎖中，他每個月只工作10天左右，收入也不到原來的三分之一。

他的大兒子今年讀大學，因為外匯短缺，政府對大學生的電腦補貼計劃被叫停，而貨源的緊張導致市場上二手筆記本的價格也在飆升。他被迫借債給兒子買了電腦。

● 位於康堤錫蘭茶葉博物館旁的漢薩納茶園 / 世界説

此外，斯里蘭卡的服裝、茶葉等產業的出口，以及跨國勞工匯款也受到了疫情影響。2019年，斯里蘭卡的服裝和紡織業佔出口的40%，茶葉佔了近17%，它們的出口量都在2020年有所下降，這兩個行業各自僱傭了近100萬人。另外，斯里蘭卡有近200萬跨國勞工在海外工作，每年創匯的數量也佔到了GDP的8%左右。

不合時宜的綠色革命

斯里蘭卡糧食危機更深一層的推力，還有政府推動農業綠色革命的野心。今年4月，斯里蘭卡政府決定禁止進口化肥、殺蟲劑和除草劑，以鼓勵農業採用純有機的生產方式，稱這將使斯里蘭卡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禁用化學肥料的國家”。

然而這場突如其來的強硬改革，卻剛好發生在經濟萎縮、物價飛漲、出口受阻、民眾生活水平遭到嚴重打擊，而新冠疫情的威脅還懸在頭頂的這樣一個時間點上。

7月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斯里蘭卡有90%的農民在生產過程中會使用化肥，對化肥依賴度最高的前三類農產品分別是水稻、橡膠和茶葉，這也是斯里蘭卡農業的主要支柱。生產者認為，一夜之間廢除化肥將嚴重影響農業生產，有茶葉生產商稱，茶葉的產出將下降一半。

斯里蘭卡的大型茶園很多屬於政府所有，這些茶園一般走在有機生產的前端。位於康堤錫蘭茶葉博物館旁邊的漢薩納茶園是國營茶園的一個例子，這裏的總種植面積為317英畝。茶園的經理告訴我，茶園從今年開始堆造有機肥，將在不久的將來實現純有機生產，他預計產量可能會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按具體情況還需要看實際的產出。

● 漢薩納茶園的採茶工 / 世界説

但與政府茶園不同的是，佔了斯里蘭卡茶葉產量75%的小型茶農對產量和成本更為敏感。對於這些種植面積一般僅有10英畝左右的家庭種植户來説，禁止化肥的使用將更為艱難。

此外，和糧食安全聯繫更為直接的水稻生產也遭受了嚴重影響。儘管農業對斯里蘭卡GDP的貢獻僅有8%左右，但有28%的斯里蘭卡人口以農業為生。據報道，在4月政府禁用化肥後，已有一些農民選擇在2021年的春季播種季減少種植面積。

在禁止化肥進口的同時，因為斯里蘭卡本國難以生產出足夠的有機肥料供使用，政府還需要從其他國家進口有機肥料。

圍繞着化肥問題，斯里蘭卡各地的抗議浪潮持續了幾乎一整年，在強烈的反對聲中，政府在10月份率先取消了對茶葉的化肥進口禁令。11月下旬，政府宣佈為“確保糧食安全”，又取消了化肥進口禁令。但此時秋季播種季已經結束，施用化肥的時間也已經錯過了，很多農民擔心，明年春天的產量仍然會受到很大影響。

62歲的辛哈（Singha）以前為政府工作，退休後，他打理起了家裏的土地，在康堤的郊區種了大概1英畝的水稻。我見到他的時候，他正在田裏耕地，準備播種下一季的水稻。他告訴我，以前他種的大米主要供自家吃，無需再另外購買。

“在過去的幾十年裏我們已經習慣了使用化肥，不可能一夜之間放棄。”辛哈説，雖然禁令已經取消了，但市場上依然買不到化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