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年困難時期”科學家鮑健餓得吃餵牛的飼料,並且目擊了自己“發小”的爺爺的死狀_風聞

鮑健(見上圖)，1956年生，安徽阜陽市潁上縣人，先後擔任過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中科院安徽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研究員和博士生導師，他的生平，大家可參閲“中科大”的官網的這個網頁：http://dsxt.ustc.edu.cn/zj_js.asp?zzid=3987。他在雜誌式叢書《老照片》的第九十六輯上發表了一篇回憶“三年困難時期”自己的經歷和見聞的文章，現將那篇文章的主要內容摘錄在下面：

【農場憶舊】

我買的是《老照片》的“合訂本”(珍藏版)的第二十一卷

右邊那一面是第96輯的封面，這一叢書是“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的。

    **摘要：**右派陳叔叔負責飼養牲口，……我經常去牲口房裏玩，餵牛除了草以外，還要添加些精飼料，把豆餅打碎放入牲口槽，牛都會挑着豆餅吃。聞着豆餅的香味，陳叔叔經常順手丟給我一塊，那豆餅是榨油剩下的渣滓，經壓榨後非常緊緻，一小塊在嘴裏越嚼越多，只有充分軟化後才能下嚥。沒人的時候陳叔叔自己也吃，……一天中午，在英子家的院子裏，一簾草蓆蓋着一具屍首，英子説是她爹爹（合肥方言指爺爺）餓死了，那時是困難時期，城裏人還有基本口糧保證，雖然吃不飽但不會餓死，最可憐的是農村人，沒有任何保障，尤其是許多老年人，……由於那時候餓死人很尋常，許多家庭都有人“營養性死亡”，所以英子爺爺餓死了也沒人去哭，那幾年大家都有點麻木了。

     去年父親遭遇車禍不幸去世，在整理老人遺物時發現一張拍攝於1962年2月的老照片，看着這張泛黃的舊照片，我的視線模糊了，思緒彷彿又回到1960年，那個不堪回首的“困難時期”，那也是我童年記憶的“起點”……

     嘎噠、嘎噠—— 一個四五歲穿着揹帶褲的小男孩拉着小鴨子玩具在路上走着，那就是我。我隨母親從潁上農村來到合肥，投奔幾年前已經來合肥工作的父親，一家人總算團聚了（他父親當時在合肥市的市委黨校工作，此文的結尾寫明瞭這一點。——樓主附註）。媽媽雖然只是小學畢業，但在那個年代已經算不錯的了，所以很快就找到了工作，在安徽紡織總廠當上了一名紡織女工，工作是三班倒，非常的辛苦。我還有個不到一歲的弟弟，媽媽上班以後，為了照看我和弟弟，姥姥也從農村老家過來。姥姥對我很好，弟弟還不會走路，成天坐在小推車裏。姥姥經常摟着我，教我唱童謠，還問志遠啊（我小時候曾用名：鮑志遠），將來娶媳婦要找個什麼樣的啊，要臉白的，要好看的，要燙頭的（指燙髮），我那時太小，還不明白什麼意思，只聽懂了“燙頭”，以為是指洗頭，就大聲喊我不要“燙頭的”我要“涼的”。我們住的地方叫陳老崗，就是現在的“和平廣場”東邊那一片(樓主附註:《老照片》刊登此文時刪掉了這半句作者對自己當年的住房的位置的描述，但作者的博客刊登此文時是有這半句的：http://baojianc1.blog.163.com/blog/static/24123200320149168488974/)，住的房子是簡陋的平房，沒有吊頂，朝上看就可以看到尖尖的屋頂。遇上下雨天，能聽見雨點打在屋頂的聲音，時間稍久就會有漏雨，開始是慢慢的滴，然後就會越來越大，越來越急，就得用臉盆來接。我最高興的事就是打着雨傘站在雨地裏，聽着雨點打在傘面上啪嗒、啪嗒的聲音，從雨傘下邊朝上望去，就像我自己的小房子。1960年，那是三年困難時期最難熬的一年。自打我記事時，飢餓就是生活的主旋律，**我甚至以為生活就是這樣的吧，吃不飽是理所當然的，天天吃飽飯反而不正常，也是不可能的。**每次路過食堂時，總是被做飯的香味所吸引。可能是肚裏油水少，就是覺得餓得快，剛吃過飯很快又餓了。媽媽上夜班會帶回來一個饅頭，那是廠裏給夜班工人發的“夜宵”，媽媽捨不得吃帶回來給我。白麪饅頭很難得，可得小心，到“安全”的地方再吃，如果在大街上“毫無防備”地吃，極有可能會被周圍的“饑民”敏捷地搶走。

**農村老家不斷有人過來，帶來那邊餓死人的消息。**父親覺得應該把這一情況報告給上級，就實名寫信寄往北京。可沒想到，不久北京方面就把父親的信轉回安徽省處理。處理過程頗具戲劇性，省裏成立了調查組去潁上老家那邊“調查”，當地政府先給村裏邊每家發一袋糧食，然後調查組再進村“調查”。看到家家都有糧食，調查組認定這是一起右派分子猖狂向党進攻的“嚴重事件”，必須嚴肅處理。很快，父親就被定為右派（右傾）分子，**開除公職（留用察看）送勞改農場改造。那時侯右派分子太多，正規的勞改農場已經人滿為患，安排不過來，為此合肥一些大單位就自辦勞改農場，把父親送到合肥市文化局農場改造。**那一段時間，父親的心情很不好，記得父親去農場的那天早晨，我要跟着去，父親狠狠地訓斥了我，讓我別跟着，我感到十分委屈，就在家門口哭，那天早晨有些薄霧，太陽紅紅的，日光裏，父親的背影隱約拖着淡淡的影子，越走越遠直到看不見。

     爸爸被開除公職去農場後，我們家住的房子也被收回，媽媽只好搬到紡織廠的集體宿舍去住。媽媽是紡織女工，工作三班倒非常辛苦，根本無暇照顧我們兄弟倆，剛一歲的弟弟隨姥姥回農村老家，而我去了爸爸所在的文化局農場，時間是1961年的早春。文化局農場也就剛開辦不久，在合肥郊外一個叫張窪的地方（雖然現在那裏已經是樓宇林立了，但50多年前還是荒村僻野），徵了幾十間草房，上級給了兩百多隻鴨子、兩頭毛驢和一頭水牛，購買了農具等生產資料。由於是文化局辦的農場，在那裏勞動改造的右派主要是來自文化局系統內不同單位的人員，有作家、演員、幹部等等，大概有二十多人樣子，農場場長是個轉業軍人，這些右派就由他來監督管理。

     農場裏就我一個小孩，每天最期待的就是吃飯時間，還沒到開飯時間就去伙房裏張望，有時右派大廚會給個冷飯糰子，那滋味甜絲絲的，好吃極了。碰上運氣好，在田邊水溝裏捉到個小螃蟹啥的，我就拿到伙房的灶膛裏去烤着吃。

    牲口房有兩間，一間牛舍，住着農場的一頭水牛，那個牛總是在吃，吃草時在吃，不吃草時嘴仍在嚼個不停。另一間住着兩頭毛驢，毛驢是棕灰色的，嘴巴上有一圈白毛，看着很滑稽，盯着看總感覺它們好像在笑我。

     右派陳叔叔負責飼養牲口，他去放牛時我經常跟着去，老牛揪着地裏的青草發出呼呼的聲音，我躍躍欲試，想試試騎牛是什麼感覺，陳叔叔把我抱起來放到牛背上，哇好高啊，騎在牛背上的感覺比我想像的要高，可能是我太矮小的緣故吧。我經常去牲口房裏玩，餵牛除了草以外，還要添加些精飼料，把豆餅打碎放入牲口槽，牛都會挑着豆餅吃。聞着豆餅的香味，陳叔叔經常順手丟給我一塊，那豆餅是榨油剩下的渣滓，經壓榨後非常緊緻，一小塊在嘴裏越嚼越多，只有充分軟化後才能下嚥。沒人的時候陳叔叔自己也吃，可時間長了還是被人發現給舉報了，右派分子不好好改造，還偷吃牛飼料。為此場長開會把陳叔叔批判了一通，並讓其做了檢討才算了事。

    農場離周圍的村莊很近，農場只有我一個小孩，我只能去找村裏的孩子玩，可村裏的孩子嫌我小，不願理我。只有一個叫英子的小女孩，英子大我一歲，她倒不嫌我，於是我們兩個經常在一起玩，看那些男孩子割草、放牛、打鬧。

     **一天中午，在英子家院子裏，一簾草蓆蓋着具屍首，英子説是她爹爹（合肥方言指爺爺）餓死了，那時是困難時期，城裏人還有基本的口糧保證，雖然吃不飽但不會餓死，最可憐的是農村人，沒有任何保障，尤其是許多老年人，**拒絕進食，寧願餓死把糧食省給兒孫。由於那時候餓死人很尋常，許多家庭都有人“營養性死亡”****，所以英子爺爺餓死了也沒人去哭，那幾年大家都有點麻木了。回到家裏我還在想英子爺爺餓死的事，我就問爸爸，人死了是怎麼回事，什麼時候還能活過來嗎？爸爸説人死了就什麼都沒了，永遠也不會活過來了。那是我第一次對死亡有了恐懼感。

    天漸漸熱了，蟲子也多起來。中午大人們都在午休，小孩精神頭大，我仍然在大樹下面的陰涼地玩，不知是誰把揚穀子的柳條簸箕放在太陽下曬，我把它拖到樹蔭下面，我坐在中間雙手把着兩邊左右搖晃。樹邊的田裏，蟲子把農作物啃的就剩光桿了，在太陽的暴曬下，蟲子也找陰涼，紛紛朝樹蔭那裏爬，我那個搖晃的“船”成了“絞肉機”。那幾年又叫“三年自然災害”，其實，我並沒有看到什麼洪水、乾旱，倒是蟲子不是一般的多，那是相當地多啊。前兩年上級號召“消滅四害”，對於四害之一的麻雀，人民羣眾發揮聰明才智，採用槍、彈弓、網等進行獵殺，晚上用手電筒照着掏麻雀窩。組織大批民眾敲鑼鼓、敲臉盆，驚嚇麻雀讓它們無法覓食和落腳，很多麻雀飛着飛着就掉下來累死了。在這樣的“人民戰爭”打擊下，不光是麻雀，別的鳥兒也被殃及池魚，鳥兒數量大大減少。那時候農藥、化肥使用並不普遍，種田基本靠天，鳥兒是蟲子的天敵，一旦鳥兒數量減少，蟲子數量必然大大增加。

    由於天熱，農場的鴨子每天早晨從鴨棚趕出來時，總有幾隻被熱死、踩死的，因而右派們每天都能沾點葷腥，那兩百隻鴨子很快就被吃光了。……(略)

    ……（略）雖然農場裏的右派們是來勞動改造的，但終究是“公家”的人，即使吃不飽，但絕不會餓死，但周邊的老百姓不一樣，他們沒有任何保障。春荒時候，老百姓餓的實在受不了，就把家裏值點錢的物件拿到農場，找右派們換點山芋什麼的充飢。我家的一把大茶壺就是那時換來的，茶壺上面有“和合二仙”的圖案，兩個神仙，一個舉着個荷葉，另一個雙手拿着盒蓋，揭開的盒子裏好像有蝙蝠飛出來。……後來文革“破四舊”時，那把壺被認定為“四舊”，被紅衞兵抄走砸掉了。那時候人們還沒有收藏意識，如果那把壺今天還在，讓專家鑑定一下，極有可能是件“老”東西呢。

    ……（中略）

    農場有個儲藏室，存放着糧食和一些“貴重”物品，儲藏室的鑰匙在場長手裏，要去拿東西就得找場長拿鑰匙。一天早晨，聽到外邊吵吵嚷嚷的，我出去一看，儲藏室的牆不知被誰打了個口子，説是昨天夜裏進來賊了，把儲藏室裏兩百多隻鴨肫偷走了，農場裏兩百多隻鴨子被右派們吃了，而鴨肫曬乾後穿成串保留起來了。那時侯的鴨肫就像現在的燕翅鮑魚，屬於“高檔食品”，兩百多個鴨肫價值兩百多塊錢呢。報案後，在等待警察過程中，我看到我家的餅乾桶就在牆壁破洞邊上，父親為防止我把餅乾一下子吃完，就把餅乾桶寄放在農場儲藏室裏，過一段時間就拿幾塊給我。我看到自家的餅乾桶後就試圖去拿，還沒走到破洞跟前就被呵斥不準去拿，我不明白為什麼自己的東西都不能去拿，大人們説要保護好現場，等警察來調查。警察終於來了，經過仔細現場勘查取證，警察給出的調查結果出乎意料：偷盜現場是偽造的，應該是農場內部有人監守自盜。正當大家感到詫異的時候，有人發現場長不見了，實際上那兩百多個鴨肫就是場長拿回老家給私吞了（後來經過清點，農場收穫的黃豆也短缺了不少）。看到右派們一個個平反離去，場長預感到農場也快要關門了，如果最後清查資產，這些個窟窿怎麼填呢，於是他就搞出這樣一出鬧劇來(此文前面的段落説了這位場長是一名轉業軍人，是上級派來專門監督和管理右派的。——樓主批註)。哪知道人民警察火眼金睛，場長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見事情敗露只好溜之大吉。大家趕緊向上級領導報告了情況，上級指示由我父親和**楊經理（定右派前，是合肥“長江劇院”經理，所以大家還是習慣地叫他楊經理）**接替場長負責農場日常工作。

    到了1962年的春天，農場裏只剩下各“職能部門”（例如：伙房、財務、管理員、飼養員等）的十餘名右派（也已全部平反）還在留守。上級指示農場關閉，由我父親和楊經理負責清理農場資產，把生產工具和牲口就地賣掉，準備返回合肥。那天早晨，公社的人來拉農具，牽牛和那頭毛驢，……中午吃完午飯後，大夥把行李裝上架子車，我是小孩當然坐車啦，毛驢沒有了，大家就倆人一組輪流拉車。……

到了合肥城已是傍晚時分，大家提議先去照個相，於是來到三牌樓附近的東風照相館，……於是就留下了這張珍貴的照片。照片中最後一排最右邊戴毛帽子的就是我父親，照片中唯一的小男孩就是我，抱着我的靠中間的那位是楊經理，挨着他的是他夫人和女兒，楊經理夫人和女兒並不在農場，她們是聽到我們返城消息來迎接我們，並參加合影的。……

     回到合肥，一家人終於又團聚了。父親被暫時安排在**長江劇院（合肥市越劇團）**工作，楊經理也官復原職了。半年後，父親回到原來的工作單位合肥市委黨校工作，完成了一個輪迴。再轉過年來，1963年春暖花開時，我上學啦……

1962年5月。我和父親去農場時，姥姥把弟弟帶到鄉下去了，我們從農場返回合肥後，姥姥又把弟弟送回來了，為了讓姥姥回去能有個念想，媽媽、姥姥、我和弟弟照了這張“準全家福”，因為父親當時正在外地學習、培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