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恢復通關的漫漫長路 | 2021年度報告_風聞

中國之所以對通關如此謹慎，是因為中國密集的製造業工廠對疫情十分敏感。對於政府而言，現階段更合適的做法可能是維持現狀。

文丨李瀚明

對於中國而言，恢復和境外的人員往來是一件需要高度謹慎的事情。一方面，對人員往來的需求相對而言高度集中在少部分人身上，因此通關的風險和收益是不對等的；另一方面在中國的外商投資企業已經成熟的情況下，外商投資企業有除了人員往來之外的備選選項。如果再考慮製造業的脆弱性和在中國的地位，中國政府傾向於以個案批准他們的人員往來申請，而非整體性的恢復通關的做法，就有合理的理由了。我們在今天這篇文章中，將繼續闡述中國恢復通關所需要考慮的種種因素。中國龐大的人口規模使得對於中國總體而言，出入境旅行是一個相對小眾的活動。交通部《2019年交通運輸行業發展統計公報》指出，港澳台航線完成旅客運輸量1107.6萬人次；國際航線完成旅客運輸量7425.1萬人次。考慮到每次旅行一來一回、一出一入，我們估計經空路出入境的人數為4266.4萬人次。算下來每個中國人每年空路出入境0.03次。

即使是考慮陸路和水路在內，出國需求也並不多。國家移民管理局2020年1月4日公佈的數據顯示2019年全國邊檢機關檢查出入境人員6.7億人次；而根據深圳市、珠海市口岸辦公室的統計，經深圳往來粵港的旅客有2.4億人次，經珠海往來粵澳的旅客有1.7億人次。

那麼，其中有多少內地居民呢？通過上表我們可以推算內地居民赴港需求約為0.4億人次往返，赴澳需求約為0.6億人次往返，往來台灣和出國的需求為0.8億人次往返。摺合下來，14億中國內地居民，平均每個人每年前往香港0.03次，前往澳門0.04次，出國0.05次。在粵港、粵澳通關的場合，我們即使將基數從14億中國人縮小到1.26億廣東人，每個廣東人每年也才赴港0.3次，赴澳0.5次而已。

我們還沒有扣除必要的出境事由——例如，澳門有約20萬名每日往返內地和澳門的內地僱員，按全年250個工作日計算，它們就貢獻了5000萬次往返。從內地居民前往澳門的需求中扣除這5000萬次以後，內地居民平均每人前往澳門僅0.01次。因此，對大部分的內地居民而言，通關更多是一件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的事情，不出境並不會對他們的生活造成特別大的直接影響。對於因業務原因（例如商務等）有必要出入境的內地居民而言，現有的制度相信也足以應付。我們不如換一個角度，把目標聚焦到最需要通關的人羣：跨國公司的營商人士身上。2019 年發佈的《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公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中國製造業產業結構的視角。

普查公報表明（2018 年末），全國共有工業企業法人單位 345.1 萬個，從業人員 11521.5 萬人。這顯示出，平均每家法人單位僅有 33 名從業人員，工業企業法人單位中，中小企業佔絕大多數。公報進一步按企業性質分別統計。可以看到，港澳台商、外商投資企業平均每法人單位從業人員數（219 人）遠高於內資企業總體（29 人），也高於內資企業的國有企業（163 人）和股份有限公司（189 人）。

這一情況廣泛存在於各行各業：

可以看到，外資、港澳台商投資企業的規模，在行業中普遍是比較大的：除了交通運輸業（國有企業較多，對外資管制較多）和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有大量本地軟件企業）以外，外資都是僱傭規模最大的企業。

對於外商投資和港澳台商投資企業而言，更大的僱傭規模使得它們可以理論上採取本土化管理方法——也即聘用本地員工進行管理工作。因此，在中國社會的很多知識分子看來，通關的國際人員流動對於外資企業而言事實上並不是必要的——這正好是外資企業實現本土化管理的契機，能夠增加中國籍員工在外資企業內的話語權。

本土化管理最大的特點在於，外方主要的管理事務逐漸宏觀化——從對生產線等的具象管理轉為對戰略等的抽象管理。管理宏觀化使得大部分管理事務可以在線進行——位於境外的外方管理層可以在視頻中和位於境內的中方管理層溝通，而無需前往內地進行具體事宜。這種可行的替代化方案進一步削減了必要往來人數的規模，使得中國可以進一步降低輸入性疫情風險。

我們進一步回看中國的一些基本國情。中國之所以對通關如此謹慎，是因為中國密集的製造業工廠對疫情十分敏感。我們在前兩篇文章中提到，廣東省各市的客觀情況使得粵港通關對廣東省的疫情防控工作會帶來一些影響——以製造業企業主和高級管理人員為主的商務往來羣體，會為最容易發生羣體性、聚集性疫情，在病毒面前最脆弱的工廠帶來輸入性疫情風險。

這種聚集性風險不是空穴來風，而是中外各國的前車之鑑。製造業工廠具有“三密”（密集、密切、密閉）的特點：由於要控制生產環境（例如温度、濕度、防塵等），廠房會較為密閉；勞動密集型組裝製造業需要大量產業工人，工人會密集逗留在同一廠房內；工人在居住和工作環境中會密切接觸（例如一同用餐、同一宿舍、相鄰工位）。

因此，製造業工廠聚集性集體感染的案例，在世界各地如“打地鼠”般層出不窮：從 2020 年世界各國的肉聯廠（肉聯廠因為低温作業，病毒更容易在體外存活）爆發開始，新加坡的造船廠（2020 年 5 月）、孟加拉國的服裝廠（2020 年 6 月）、德國的飛機製造廠（2021 年 1 月）、日本的汽車製造廠（2021 年 12 月）等先後都有集體感染的案例，人數視工廠規模而在數十人到千餘人不等。中國國內也不能獨善其身——今年 8 月份福建廈門同安區一家工藝品工廠，由於在外被感染的車間管理人員在車間內和車間作業、管理人員接觸，導致整間工廠確診 30 多例（9月14日確診 32 例），停工近一個月。

對於工廠主而言，工廠內爆發聚集性集體感染會導致兩個後果：直接後果是工人陸續確診而需要入院治療，使得工廠可用工人數量下降；而間接後果則是疫情會在工廠內造成恐慌情緒，帶來辭職潮而干擾工廠的生產秩序。中國的近鄰越南就是例子：胡志明市就因為工廠區羣聚感染，而在今年 10 月出現了工人集體辭職返鄉的場景。這會導致工廠產能降低，從而無法交付訂單而失去客户的信任。

失去客户的訂單或者信任對工廠而言是致命的：因此造成的停工損失，對大型企業是一大打擊，對中小企業而言可能會意味着滅頂之災。例如，新加坡的造船廠在 2020 年 5 月政府因疫情頒佈 “禁止工人離開住所”的命令以後，工廠生產陷入停滯，而需要裁員一萬九千多人。這對於勞資雙方都不是好事：勞方失去了穩定的工作和飯碗，資方也會面臨無法交付訂單、回收現金的窘境。換言之，如果工廠不能正常工作的話，會對社會帶來極大的經濟壓力，甚至有可能威脅社會穩定。

而中國正是一個被俗稱為世界工廠的製造業大國。一些中國沿海工業城市有着極高的外貿依存度（進出口額合計除以 GDP）。2020年上半年，不少沿海城市的外貿依存度都超過了100%（進出口總額大於GDP）：

同時，正如剛剛公報所言，平均僱傭人數僅有29人的內資企業所僱傭的人數還是大多數——這些工廠很多是中小企業營運，在複雜的國際供應鏈中扮演“螺絲釘”的角色。它們對疫情下的停工風險幾乎沒有抵抗能力——假如他們當中檢出一個陽性而停工，可能對公司和員工而言就是滅頂之災。

因此，對政府和社會而言，防止工廠爆發聚集性疫情，是保住這些中小企業的正常運作的幾乎唯一辦法——通關可能對一部分人有利，但不少中小企業主和工人們並不希望看到這樣的局面。對於政府而言，更合適的做法可能是維持現狀——在繼續為有需要出入境的人士提供個案處理服務的同時，維持對非必要出入境行為的嚴格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