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企業家都應該瞭解的重大命題：家風與傳承_風聞

王仁定 | 文

近年來，中央領導多次提到一句話，“天下之本在家”。只有千千萬萬的家庭好，一個國家才會好。

傳家，最終傳的不是財富，而是家風。只要家風在，就可以厚德載物，生生不息。

傳承的第一步就是要消除隔閡

古人對齊家非常重視。孔子“詩禮傳家”，孔門傳衍到現在，按歷代官方承認的衍聖公這一支嫡系子孫來計算，今天已經到了“佑”字輩，是第80代。

如果從曲阜孔氏來算，已經到了82代。如果從其他旁支來計算，我相信早已經超過82代。如今這個家族已經達到300萬人，光曲阜一地就超過15萬人。

孔氏家譜歷2000餘年如一日，每一代子孫都記載得原原本本。傳世80餘代，未必代代都是人中龍鳳，但人才輩出，鮮有留下污點。

孔子創立的儒家思想，以“仁”為核心，還包括義、禮、智、信、恕、忠、孝、悌等，已經融入我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只有做不到，而不可能沒看到、沒聽到。

孟子説，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後世的人看到了更多事實，將孟子這句話層層註腳，就變成了：道德之家，十代以上，耕讀傳家次之，詩書傳家又次之，富貴傳家，不過三代。

大家都聽過“孟母三遷”的故事，孟子的父親雖然在他三歲時去世，但母親的陪伴比較久，一直活到他56歲。孟子能成為“亞聖”，離不開母親的作用。遺憾的是，孟子的母親在歷史上沒有留名，我們只知道她姓仉（zhǎng），慣稱為仉氏。仉氏克勤克儉，含辛茹苦，堅守志節，撫育兒子也是慎始、勵志、敦品、勉學，數十年如一日，絲絲入扣，毫不放鬆。

孔子成長坎坷，對子弟都很嚴苛，孟子似乎要柔軟一些。比如，孟子有一個觀點“父子不責善”，就是父子之間循循善誘，諄諄教導，多一點兒尊重和鼓勵，少一點兒苛求與批評，如果過於求好求全，換來的可能是孩子的逆反，造成疏遠，最終釀成家庭的不幸。他看到了代際傳承中的一個核心問題：傳承的第一步就是要消除隔閡。

傳承中的四個故事

傳承不是分錢，分錢很容易，只是技術活。但是，錢是沒有温度的，所以易散。傳家卻很難，因為帶着温度，而且無形。

所謂的傳承富貴，就是傳承財富。下面講四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一箇中國“世界首富”的殞滅

2001年，《亞洲華爾街日報》評選1000年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中國人佔6個：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劉瑾、伍秉鑑、宋子文。

伍秉鑑是廣東商人，做到了十三行的“商總”，相當於廣東商會的會長。在西方人的史書中，談起鴉片戰爭，伍秉鑑是僅次於道光皇帝、林則徐的三張中國面孔之一。馬克思的書中，也曾提到了伍秉鑑。

他是一個商業天才，也是一個商業家族悲劇的樣板。他生前曾把田產、房屋、店鋪、銀號和在歐美的財產做了一次清算，總計是2600萬兩白銀，相當於當時國家財政收入的2/3。

他之所以在西方的知名度要遠遠大於中國，因為他的企業“怡和行”幾乎壟斷了中國和歐洲的對外貿易。

他也是中國帝制時代的一名官商，曾因向政府捐獻鉅款換了一個正三品的頂戴。他對廣東巡撫、兩廣總督到朝中親王、重臣都有打點，左右逢源。他在生活中極為高調，家庭生活極其奢靡。伍家當年建在珠江岸邊的豪宅，只有《紅樓夢》中的大觀園能與之媲美。

他的家族盛極而衰，財富在鴉片戰爭前後，迅速被政府勒索清算，基本到他兒子之後就全部清空了。

為什麼當時的中國會橫空出世這麼一個極具絢爛又曇花一現的家族？

伍氏家族是典型的嶺南商人家族，世代從事茶業，清初從福建來到廣東，到伍秉鑑是第六代。伍秉鑑善於經營人際關係，待人謙和，為人又異常低調，所以在外界留下一個親切、慷慨的美名。但他對家庭成員卻一反常態，幾乎從來都不苟言笑，據説“一輩子只講過一句笑話”。他有五個兒子，最後繼承家業的是第五子伍紹榮。

伍秉鑑對下一代既縱容，又很苛刻。因為下一代是守業的一代，缺少上一代左右騰挪的能力和耐力，只需坐享其成，但是伍秉鑑家長式的嚴苛教育，缺少親情，疏於照料，導致下一代普遍懦弱不堪，尤其正逢鴉片戰爭，下一代根本應付不了這樣錯綜複雜的歷史局面。

伍秉鑑是在1843年死去的，中英在1842年簽訂了《南京條約》，賠款2100萬兩，割讓香港島。**死前的幾個月，他最關心的不是國家安危，而是家業保全。**為此，他給美國的一個朋友寫信説：他最希望的是移居到美國，但是年紀大了，走不了了。

伍紹榮在伍秉鑑死後，馬上捲入到鴉片戰爭的漩渦。他個人在參與中英談判的過程中，雖然進退維艱，但是其捨棄國家大義只求保身的行徑，令人不齒，留下了不少歷史污點，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來臨的時候，伍家就全面敗落了。

回溯伍氏家族的敗亡，固然有國家頹勢所然，但是不要忘了，伍家的興盛，也是抓住了世界工業革命後中國國門洞開的大週期。他們家在海禁時代靠福建販茶起家，在廣東又靠全國唯一對外通商的十三行做外貿興起。他們自願陷入官商的迷局，卻吝有半點家國情懷，雖然富甲一方，卻沒有造福一方。

**所以，伍家衰敗的根本問題還是傳承出現了系統性問題，而非外因。**到伍秉鑑第三代，伍家子孫更不爭氣，為爭奪家產互相撕扯，家業也就散盡了。從此，世界第一大財團家族只經歷了不到三代人就煙消雲散。

第二個故事：與中國有關的兩大西方家族

講完廣東伍氏家族，再分享另外兩個與之有關的家族的故事。一個叫威廉·渣甸，是英國人；一個叫約翰·福布斯，是美國人。

威廉·渣甸在廣州成立了怡和洋行，正是從伍秉鑑的企業“怡和行”得名。怡和洋行能做大，主要靠伍秉鑑的扶持。但威廉·渣甸做了兩件事，改變了中國歷史，一個是大力鼓動英國政府對中國開戰，二是教唆英國索取香港。怡和洋行曾代理港英政府管理香港。

約翰·福布斯，本來是一個來自波士頓的16歲窮水手。伍秉鑑看他聰明伶俐，就收為義子，教他做生意，還幫他在廣州創業，合辦了一家叫“旗昌洋行”的企業，佔了60%的股份。後來約翰·福布斯帶着在中國賺的錢回到了美國，全部投資到鐵路，成為北美最大的鐵路承建商。

今天，當我們看到《福布斯》雜誌，對財富排行榜津津樂道，但是對其背後和中國的這段前塵往事，很少有人知曉。

這三個家族的故事，源頭都在中國，都在伍秉鑑，這個人在中國幾乎蒸發掉了，而由他衍生的另兩個家族，卻成為世界上影響力最大的家族之一。這讓人唏噓，也讓人深思。

威廉·渣甸雖然沒有嫡系的子嗣，但他的侄子繼承了他的事業。這兩代人非常關鍵，他們完成了家族成員參與家族事業的一系列規章制度的創建，並一代一代完善。這些制度涉及到他們在社會公德、生活私德方面的種種準則和要求。

所以，這個家族的成員很少會傳出負面的新聞，哪怕在私生活上也極其低調。時至今日，該家族的成員仍控制着董事會，成為這家巨無霸企業長遠發展的堅實基石。

福布斯家族也同樣如此，該家族有一條格言：“我們要用錢來締造幸福，而不是要成為它的奴隸，別讓財富主宰你的人生。”

在紐約曼哈頓第五大街60號的福布斯大廈，大堂掛着一幅福布斯家族祖孫三代的大幅照片。在《福布斯》的會議室裏，桌子上放着一塊中英文對照的牌子，上面赫然寫着：“講話、演説、寫文章和寫決議案都應該簡明扼要。會議也不要開得太長。”落款是“毛澤東”。從這些細節可以看出，這個家族非常珍視與中國的淵源。

美國前國務卿約翰·福布斯·克里，就是約翰·福布斯的曾外孫。

第三個故事：積善之家的塚喜家族

下一個故事把目光轉到我們一衣帶水的近鄰日本。

做企業的都知道企業本身有生命週期。全世界前一百名存活時間最長的企業表，榜首是日本金剛組，創建於公元578年，已經快1500年了，那個時候中國還處於南北朝。日本以長壽企業多而聞名世界，超過150年曆史的企業，日本是全世界最多的，超過2萬家。

時代大潮如歌，水深則流緩，只有家族的文化根基足夠深厚，才會像水一樣平靜而安然。

接下來要講的這個案例，是日本的塚喜集團。這是我們過去每年都去的參訪企業，所以很熟悉。因為疫情，這兩年我們才沒有去。

**這家企業成立於1867年，和明治維新同歲。塚喜集團是靠做和服起家的，至今傳到第6代。**塚喜家族的家訓是“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取自《易經》，寫成了一個高懸的匾額掛在企業裏。中國曾有一個首富盛宣懷，也非常喜歡這句話，但沒有得到餘慶，而塚喜家族得到了。

塚喜集團第六代掌門人塚本喜左衞門，在他父親91歲去世時，整理遺物時無意發現，父親留下差不多有40罐的鉛筆頭。他父親生前，每天早上3點鐘起牀，花15分鐘削鉛筆，削好後就開始工作，認為這樣可以培養自己一天的集中力。這些鉛筆頭，成為其一生勤勉、節儉的寫照。

塚本喜左衞門説，每當自己想偷懶時，就會想到父親削鉛筆頭的情景，想起父親的創業維艱，從而鞭笞自己要控制情緒，更要努力奮鬥。這些鉛筆頭罐，已經成為他們家族彌足珍視的圖騰，也是最大的精神財富。

在塚本喜家族，經營者將子女的教育視為事業一樣重要，他們認為，精神理念傳承的重要性遠勝於物質的傳承。正因為如此，塚喜集團才有“三方好”的經營理念，首先要對客户好，才能對企業好，但更重要的是要對社會好，這樣的企業才能長久。

放之世界，從知名度來説，塚喜集團並不是特別突出的，但這個家族帶來的思考和啓發，卻是深遠的。這些年，我帶領不少創業者和企業家走進日本的家族企業，多次親眼看到這些家族成員之間親善和諧，對社會對他人也始終保有一份温和的感恩，讓我們感慨不已。

第四個故事：榮家的起伏

1948年春，無錫籍歷史學家、《國史大綱》的作者錢穆，被江南大學的創始人榮德生請到這所大學任教。在中國，一個家族創辦一所大學並不多見，尤其是1949年以前創辦還能保留至今的。

榮德生是當時的中國首富。榮家住在榮巷，是榮氏家族的發源地，現在是無錫的一個城市景點。

榮德生把錢穆安排住在榮巷的一個樓上，每到週六下午，榮德生夫婦就會從城裏來，住在樓下，在次日下午離開。有時候，他們還會把兒子榮毅仁也帶過來。他們每週來住在這裏，就是為了週六晚飯後能和錢穆在樓上或樓下暢談兩小時，釋放內心的諸多困擾。

有一次，錢穆問榮德生：“你一生獲得這麼多財富，有何感想呢？”榮答：“人生必有死，兩手空空而去。錢財有何意義，傳之子孫，也沒有聽説可以幾代不敗的。”

榮德生感慨説，或許他這一生唯一可以留作身後紀念的，就是他在1934年修造的那座無錫寶界橋。他説，如果將來中國人知道有個榮德生，大概也只是因為這座橋。

這段對話已經過去70多年了，榮家在無錫的產業，只剩下廢址的工廠遺址，但無錫蠡湖上的寶界橋依然還在，人們每次站在橋頭，就能看到榮毅仁題寫的“寶界雙虹”四字。

我已經無法求證，榮毅仁最後選擇就讀聖約翰大學的歷史專業，和他們父子與錢穆的這段交往有無關係。但回看榮毅仁的一生，他的許多次決定人生命運與家族興衰的歷史抉擇，他都選對了。

榮家是中國現代最知名的紅色資本家族，毛澤東就曾説過，榮家是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户，中國在世界上真正稱得上是財團的，就只有他們一家。

**1986年6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家族聚會，榮家200多名家族成員得以相見。**鄧小平也參加了這場家族聚會，他在會上激動地緊握住榮毅仁的手，説了這麼一句話：“你們榮家家族就像那戰場上的楊家將，個個都是英雄，為國家做了那麼多貢獻，你們是有功的！國家未來的發展離不開你們！”榮家在場的人無不熱淚盈眶。

相比伍秉鑑家族，孰高孰低一目瞭然。伍秉鑑家族面對國家危亡，第一個想到的是如何移民海外，保全身家，根本不顧及其他，但榮家做到了家國兼顧。

榮家靠麪粉生產起家，後來經營紡織業。1956年，家族產業在公私合營中全部交給國家。1979年，榮毅仁組建中信國際信託投資公司，成為當時國內最大的金融企業。多年後，他的兒子榮智健回到家鄉，像他的祖父一樣，也修了一座橋，比他祖父的那一座橋更氣派。但這座橋似乎更是一座有形的橋，比不上其祖父那座無形的橋。

費正清之問：家族傳承關乎國家戰略

當財富已經遠遠超出了個人的消費和享受之後，其擁有者將如何處之，這是一個比創造財富更艱難的命題。

在中國歷史中，凡是富貴傳家，幾乎沒有成功的案例。司馬遷的《史記》，記錄了21個西漢時期的中國富豪家族。《二十四史》中介紹財富家族的總計有14部。即使清代，中國最雄厚的財富家族幾乎都在山西，晉商的財富已經相當於中央財政收入的2倍，但是在536卷的《清史稿》中，只有一個晉商家族記錄在案。到了近代以後，幾乎所有的晉商家族分崩離析，沒有一個家族的財富延續至今。

在2000多年中，中國歷史記錄在案的財富家族，即便他們富可敵國，但做到全身而退的也極其之少。他們大多數都死於非命，聲名狼藉，身後財產被政府盤剝查抄，蕩然無存，連子孫都被財富牽連。

通過中國這麼多傳承敗局，可以看到，沒有道德、詩書傳家，財富傳承就是一個偽命題。這就是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俗稱財富不出五服的意思。

為什麼會這樣呢？許多歷史學家、經濟學家給出了各自答案，但有一個人的回答，我覺得最簡單最形象。

這個人是一個美國人，叫費正清，1972年尼克松訪華前，對中國問題的許多意見都要先徵詢他。他既是歷史學家，又有經濟學、政治學的背景，還在中國生活過，對中國人的瞭解非常透徹。

費正清認為，中國的財富家族面對財富問題，與西方的家族有着截然不同的想法。首先，中國這些財富家族普遍缺少財富的社會意識，能意識到財富不屬於自己的人極其之少。正因為如此，他們的創富只是為了“取得捕鼠的特權”，而“不是製造一個更好的捕鼠機”，所以，他們與政治永遠靠得很近。

正因為如此，在面對下一代問題時，他們很少會在家族傳承上進行家族制度的建設，財富只能是成就一代人或兩代人的特權，自帶功利的色彩。即便他們推舉家風，也完全是從維持財富的目的出發。他們縱然有窮則獨善其身的操守，但是很難有富則兼濟天下的動力和本能。

費正清熟知中國歷史，他本人還接觸到不少中國的財富家族和政治門閥，所以才洞悉這個問題的本質。他也看到，正是基於這種現狀，中國人在財富積累上普遍有一種不安全感和幻滅感，極其焦慮，但又無可奈何。

財富不等於財富文明。千百年來，這種普遍的心態造就了中國人的某種性格，即便中國人早在北宋年間就創造了紙幣交子和股份制企業的出現，在元朝成為全球第一個將紙幣作為法幣的國家，而且第一個建立銀本位，但中國人在家族傳承上私德勝過公德的培育，以及缺少家族傳承製度上的創造，也就不能消解財富傳承的斷續現象。

在一個耕讀的年代，財富依附於土地，這種影響相對於社會而言，分散和緩慢，但是在一個資本的年代，民間財富流動的規模和頻度大大增加。時至今日，中國人在創富上屢創奇蹟，財富家族呈井噴之勢，在各種百富榜上你方唱罷我登場。這些財富新貴家族存續的時間，我們今天還無法給出一個準確的估測，因為他們的演進還在進行當中。但是，兩大從未出現過的社會問題正浮出水面：

**一、中國人的創富只花了40多年時間，就走過了西方200多年的道路。**我們第一代的財富家族都要從1978年算起，1984年是我們大企業集羣式誕生的元年，財富家族開始加速出現。

我先分享一組數據：截止到2020年，我國企業總數超過3800萬家，規模以上超過1000萬家，這還不包括個體工商户8000萬户以上。民營企業中約有90%為家族式經營，在未來5-10年，將有300萬家民營企業面臨接班換代和財富傳承的問題。第二代願意接手並延續父代產業的比例僅為10%左右，子女接班人在意願和能力上都能符合接班條件的少之又少，成功率也只有30%左右，就是説只有3%的企業可以成功突圍。

在西方已經出現過這種現象，美國布魯克林家族企業研究學院的研究表明，大概只有3%的企業可以活到第四代。這是什麼概念呢？就是説，從爺爺開始，到孫子這一輩，97%的企業就沒有了。

擺出這一組數據，是想告訴大家：大多數中國家族的財富傳承都可能不會成功，而且還會因此帶來一系列的家族內部問題。因為財富傳承，往往傳承的只是錢財，而不是產業，更不是家風和道德。

**二、如果按照剛才我展示的數據推導，會發生什麼呢？**就是説，未來第二代、第三代時，中國300萬的家族財富會大量面臨傳承失敗，如果在一個非常離散化的生命週期裏面是無所謂的，只要時間足夠長，一個家族倒了，新的家族起來，影響會被稀釋。但是如果我們成千上萬個家族在同一個週期坍塌的時候，就出現了物理學上的共振現象，就像一羣人通過一座橋的時候，齊步走的破壞力遠遠大於每一個力相加的總和。如果這樣的話，中國經濟就有可能出現一個非常大的週期性波動，對整個社會的衝擊不可低估。

第七次人口普查以後，國家對壟斷、教育、遊戲行業和涉及到信息安全的產業進行整頓，就是為了預防經濟的結構性震盪，否則就會對中國2035年節點目標造成危害。所以，我們應該從社會影響和國家戰略的角度，去看待財富傳承問題。

這就是為什麼家族傳承的話題在今天被反覆提起的真實原因。因為傳承已經不是你們一家子的事情，也不只是錢的問題。風起於青萍之末，這背後其實涉及到一個無比巨大的國家戰略問題。

有家風，才有傳承

財富在當今中國面臨的首要問題是：怎麼能夠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更多一些地體現社會公平？

一個家族思考財富的傳承，要把家族傳承的意義寄託在對社會的貢獻上，思考家風建設的內涵。

從全球化角度來看，財富增加到一定地步的時候，人們必定會把更多的關注、熱情、時間投入到精神領域，進而改造一個家族、一個社會的生態。所以，我們要有長遠而廣闊的視野看待傳承。

家族財富運用何種工具進行傳承不是今天探討的話題，這是專業層面的問題。常見的家族傳承方式，包括遺囑、保險、家族信託和基金會等，都屬於技術和工具層面，可通過第三方的專業財富管理公司和金融專家去實現，幫助家業和企業間做一些風險隔離，但最大的風控在於一個家族的精神和道德能不能一脈相傳，永葆家風。

這個任務非常艱鉅，但並非不可企及。

中國的家風，往往是通過言傳和身教傳承下去的。言傳的形式，最重要的就是家訓。孔子有庭訓，但並沒有為後代寫就一篇家訓。中國家訓很多，尤為推崇的是《錢氏家訓》。

一部《錢氏家訓》綿延千年，家族名人輩出。錢氏家族被公認為“千年名門望族，兩浙第一世家”，封君王、國公者二十餘人，封侯拜相、入仕內閣者，將近百人。特別於近代形成“井噴”，文壇碩儒、科技巨匠數以百計，都源於這部家訓。

**錢氏家族是中國出院士最多的家族，僅無錫錢家便出了10位院士和學部委員。**錢學森是五代十國時吳越武肅王錢鏐（公元852年-932年）第33世孫，而錢偉長是錢鏐的34世孫。錢穆，就是錢偉長的叔叔。

後來，這些近代的錢氏子孫被概括成“一諾獎、二外交家、三科學家、四國學大師、五全國政協副主席、十八兩院院士”。令人驚奇的是，這其中還湧現了不少“父子檔”：錢基博、錢鍾書父子，錢玄同、錢三強父子，錢穆、錢遜父子，錢學榘、錢永健父子等等。

錢姓在《百家姓》中，僅次於皇族趙家，排名第二，並非浪得虛名。這當中有一個典故，吳越國順應時勢，放棄割據而“納土歸宋”，使宋朝實現和平統一，黎民百姓免受戰亂之苦，被後人稱道。

錢鏐的遺訓中有一句“善事中原”，這種顧全大局的基因，已書寫進後世的血脈之中，並在家族的千百年歷史中不斷得到回應。

2009年4月18日，温家寶總理會見中國台灣知名人物錢復時，特別引用了《錢氏家訓》的一句話：“利在一身勿謀也，利在天下必謀之”，寄語中國統一的宏旨。

《錢氏家訓》不過635字，是融合先祖八訓和遺訓歸納而成，共分個人、家庭、社會、國家四節。錢氏家族就是道德傳家的典範，他們將家風建在耕讀和詩書之上。錢偉長曾説過，“我們錢氏家族十分注意家教，有家訓的指引，家庭教育有方，故後人得益很大。”

根據“家富提攜宗族，歲飢賑濟親朋”遺訓，家族建立義莊，開設義田，既勸導子弟捐財扶弱，又做助學基金之用。當年，錢偉長幼時喪父，家境貧困，正是家族義莊予以賙濟和叔父錢穆的接濟，他才完成學業。史學家許倬雲在談到江南士大夫家族時，也曾對錢氏家族勸學助學之風津津樂道。

**我們這一代人，經歷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財富大爆炸，既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可能是一個最不好的時代，因為一切都處於不確定之中，如同李鴻章在百年前的感發，這是“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不過，百年俱往，我輩豈是蓬蒿人！

我們相信，無論時代如何變遷，一個人、一個家族都應該與國家同向而行，用家風的無窮恆量，化變量為增量，於私於公都是莫大的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