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外交之友好往來記憶（上）_風聞
外交官说事儿-外交官说事儿官方账号-让更多人了解有血、有肉、有情怀的中国外交官2021-12-15 10:26
司馬文森（1916～1968.5.22），福建泉州人。
1931年參加“互濟會”，1932年參加共青團，任特支委員會委員，1933年加入共產黨，任中共泉州特區委員會委員。
1934年參加“左聯”，1937年參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及《救亡日報》工作。1938年任廣東文學會理事。
1939年-44年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桂林分會理事，任中共桂林統戰工作組委員，1941年創辦《文藝生活》月刊，任中共桂林文化支部書記，1944年任中共桂北工委委員，領導抗日武裝。
1946年任文協港粵分會理事，香港文協常務理事，香港達德學院教授，中國民主促進會顧問，中共香港工委文委委員。
1949年出席第一屆全國政協成立大會，為共同綱領草案整理委員會委員，出席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會、開國大典。
解放後任中南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中共港澳工委委員，第一屆廣東省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員，香港《文匯報》總主筆兼社長，中共華南分局文委委員，華南文聯常委，中央電影局香港委員，華南電影工作者聯誼會理事，中南文聯常務理事，中南作協常委，中國新聞社理事，“三聯辦事處”主任。
1955年後，任中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館文化參贊，中國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司長，中國駐法國大使館文化參贊。
1968年5月22日，司馬文森因抗戰時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下從事統戰工作被肇事者摧殘至吐血、心肌斷裂亡於國務院部委辦公室，終年52歲。（1980.12.08，證人左洪濤出席中國大庭審的證詞）1970年6月國務院指示下達外交部：為司馬文森同志舉辦追悼會， 8月14日安葬八寶山革命公墓。
“文化和海水一樣是交流的，海洋之大，茫茫無際，海水隨着風波流轉，而東而西，彼此交流，撞擊，影響，這是整個世界的趨向。”
—— 司馬文森 1943年
藝術交流碩果累累
父親司馬文森在從事文化外交工作的十幾年間，中國對外文化交流凝結着他大量的心血，為中國和派駐國的文化交流作出貢獻。他聯繫的中國和印尼藝術交流規模比較大的有：
01
1956年，應印尼-中國友協邀請，華嘉領隊的北京雜技藝術團到印尼四大島七省份的雅加達、錫江、峇釐、陵巴塘、泗水、瑪琅、三寶壟、梭羅、日惹、井裏汶、萬隆、棉蘭、巨港、楠榜等城市訪問三個多月，演出81場，觀眾數達120萬人次（含為籌募建印尼民族紀念碑資金的義演）。
藝術團先後在總統府及總統行宮演出三場，蘇加諾總統均出席，併為藝術團舉行歡送宴會，賦予民間交流活動官方色彩。
02
1961年隨陳毅外長訪問印尼，簽訂兩國友好條約及文化合作協定，民委副主任薩空了率中國藝術團90多人在峇釐、巨港、北蘇門答臘和西、中、東爪哇等地訪問演出一個多月，併為印尼救災義演兩場。
儘管印尼迫遷排華、兩國關係處於好轉期，印尼中央接待委員會中的不友好人士迭連製造困難，如限制藝術團在日惹訪問演出，3天只能演一場，但印尼民眾非常歡迎中國藝術團的到來，場面十分熱烈。
日惹印-中友協主席普波迪寧格拉特教授（日惹蘇丹之堂兄）非常熱情，一直陪同藝術團活動。在他的安排下，動員當地居民、工農、婦女、文藝界代表及華僑與藝術團聯歡。我們藝術團等於演出4場，且更生動友好。
梭羅羣眾載歌載舞、夾道歡迎藝術團，攔路獻花、贈送禮物。梭羅市演出廣場四周升起多面中、印尼兩國國旗，市長官邸和藝術團駐地均懸掛中、印文書寫的巨幅歡迎標語。梭羅市長陪同團長行動，時刻不離，親自安排我藝術團演出及學習印尼民間舞蹈。
三寶壟對藝術團接待更隆重，派代表到梭羅和三寶壟10公里外的交界處迎接藝術團；不顧中央接委反對，給薩空了團長坐的汽車插上中印兩國國旗；軍區司令和省長特地從外地趕回三寶壟，接見藝術團並看演出、贈送錦旗。觀眾每場六萬多人，秩序井然。
藝術團原擬4月22日在萬隆演出一場，因地方當局不友好，不讓藝術團住市內，安排住離萬隆市17公里的連旺鎮（該地離叛軍很近），父親得知消息，乘飛機趕往萬隆交涉，經使館黨委討論決定，撤銷在萬隆的演出，返回雅加達。藝術家的安全是使館領導們必須考慮的。中國人民善良友好，但決不任人擺佈。
薩空了左二和司馬文森夫婦等在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合影（左3艾地夫人、左5劉淑芳、左6雷維音、左7司馬文森）
4月30日和5月1日，藝術團在伊卡達足球場為雅加達市民公演。中央接委會為限制藝術團的影響，將舞台搭在球場一角，只能容萬餘人觀看。但每晚觀眾皆在3萬以上，會場內外人山人海。
晚8時演出開始，4月30日下午2時，大量觀眾藉口看球賽即擁入會場不走，會場內水泄不通。收到請柬者無法入場，連當晚主持人——雅加達市長也無法進場。雖然擴音器一再要求羣眾讓路，均無效，致使原定開幕式當晚不能舉行。
但觀眾對藝術團非常友好，團長進場時，羣眾高呼“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許多人主動讓路，雖然擁擠，但秩序非常好。由於舞台搭得不合理，數千名觀眾從座席上根本看不到演出，只能聽音樂播送，皆留場不走，直到午夜演出完才散。
5月1日，中央接委會加強了會場控制。開演前場外羣眾圍滿，但不得入場。羣眾知道市長將到場，提出向市長請願。接委會才允放入。結果人數較30日晚更多。市長到場，向薩空了團長致敬，説昨夜雖到場，但未能入場，補行了開幕講話儀式。
演出後，市長夫婦獻花，表示友好。演出的請柬被人賣到黑市，前面座位的請柬價高至400盾一張（一些老百姓日工資只有8 盾），並有人仿印請柬。
03
1963年，新興力量運動會在印尼雅加達舉行。司馬文森領隊的大型中國藝術團參加新興力量運動會8國文藝匯演。中國藝術團在雅加達演出17場，11萬觀眾觀看，併到萬隆訪問演出。
雅加達市長亨·安東（名畫家）祝賀中國藝術團演出成功並向司馬文森獻花
雅加達市長亨·安東贈雷維音畫
同時舉辦多國體育雕塑、圖片展，以及新興力量電影展覽。7國參展約50部電影，中國片《革命家庭》《達吉和她父親》《林則徐》《女理髮師》《戰鬥中的阿爾及利亞》《女籃五號》《冰上姐妹》《水上春秋》《中國武術》《我們村裏的年輕人》《金小蜂與紅鈴蟲》《奇峯異洞》等，是一次性在國外放映最多的電影展。
司馬文森和藝術團全體以及印尼接待委員在國家宮合影
與中國藝術團對外訪問演出對等的，有印尼1956年峇釐藝術團、1957年馬魯古藝術團、1961年印尼藝術團、1963年印尼文協歌舞團訪華演出等。司馬文森代表中國將《馬魯古藝術團訪華》紀錄片贈送印尼-中國友協。
1955年印尼藝術展覽會
1956年峇釐藝術團訪華
1957年馬魯古藝術團訪華
1963年印尼文協歌舞團訪華
1964年幾內亞民族歌舞團訪華
04
1963年，司馬文森參與起草、簽訂中國和阿爾及利亞文化合作協定後，聯繫、實施了中國和非洲多國文化交流實施計劃，規模大的有1964年東方歌舞團對北非、西非的訪問演出；對等的有阿爾及利亞、幾內亞的民族歌舞團來華演出。
05
司馬文森駐法國大使館工作期間，聯繫的規模較大的有京劇藝術團、武漢雜技團的訪問演出，在巴黎引起轟動。
1965年9月，我國學生代表團參加在馬賽舉行的第13屆大學生國際文化聯歡節。烏蘭牧騎式的文藝演出取得很大成功，法國羣眾反映熱烈，十幾種地方性和全國性報紙作了報道，登了照片，稱我國學生代表演出反映了中國人的“朝氣勃勃的精神面貌，征服了馬賽” 。
繪畫藝術交流十分活躍
司馬文森聯繫的美術展覽有：
1955年10月7日晚，中國繪畫和兒童玩具展覽會在雅加達舉行，司馬文森致開幕詞。
1955年10月，作為中國-印尼友好周開幕式的中國繪畫和兒童玩具展覽會。印尼-中國友協主席普里約諾教授、雅加達市長蘇迪羅講話，黃鎮大使出席了開幕式。
司馬文森致開幕詞：中國和印度尼西亞之間不斷增長的友誼標誌着覺醒了的亞洲的新世紀已經到來，標誌着亞洲和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並祝友好周獲得成功。
1959年10月慶祝中國成立十週年，中國現代國畫、版畫、圖片展在雅加達舉行，司馬文森和工作人員合影。
黃鎮大使、司馬文森陪同蘇加諾參觀畫展
慶祝新中國成立十週年，1959年10月中國現代國畫、版畫、圖片展在雅加達舉行，黃鎮大使和司馬文森參贊陪同印尼蘇加諾總統及薩多諾議長參觀了畫展。
左起：駐印尼大使館趙正一、司馬文森參贊陪同薩多諾議長參觀慶祝中國成立十週年畫展
父親司馬文森聯繫在北京舉辦的印尼畫展有：
1961年杜拉繪畫展在北京舉辦
1956年印尼華僑美工團李曼峯、葉泰華、張乙鷗等的作品展、1961年印尼總統府畫家杜拉繪畫展等，其中以1963年印尼畫家北京畫展規模最大，含括自印尼1945年獨立以來進步畫家的代表作，其中很多畫入選《蘇加諾總統藏畫集》。
《蘇加諾總統藏畫集》
美術交流最具影響的是司馬文森聯繫出版的《蘇加諾總統藏畫集》第一至四集，對促進兩國文化交流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蘇加諾是著名的收藏家也是一位畫家，收藏世界各國領導人贈送的畫。這些藏畫掛在總統的獨立宮、行宮和別墅，人民無法欣賞。
1955年12月，畫家杜拉邀請我的父母親司馬文森夫婦到他在總統府內的家中作客。談話間，蘇加諾身着淺藍色便裝來訪，邀請司馬文森夫婦觀看他的藏畫。隨後，杜拉表達了希望中國出版《蘇加諾總統藏畫集》，以及將中國領導人籤贈的畫作收入《藏畫集》中的意願。父親隨即起草報告向國內請示，很快得到肯定的答覆。
多年來，印尼人民對新中國文化藝術的發展與成長情況的瞭解是有着隔膜的。特別是在印刷技術上，有些人還認為只有西方國家才是第一流的。當《蘇加諾總統藏畫集》將在中國出版的消息傳開，有些人對於中國能否印彩色畫冊、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印成，以及要不要把原畫帶到中國去等問題信心不足。因為據説曾有一個美國的美術出版商願以三年時間複製蘇加諾總統的藏畫，並且堅持需將原畫帶回美國。但中國的人民美術出版社卻表示只需要半年就夠了，而且也不用把原畫帶走。
1956年3月，人民美術出版社副社長邵宇帶隊，和印刷總負責姜信之、責任編輯安靖、攝影楊榮民到印尼，我的父母和杜拉陪同他們去蘇加諾在國家宮、茂物行宮和新棠拉耶別墅參觀、選拍藏畫。
《藏畫集》第一、二集在1956年9月30日蘇加諾總統訪華前由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我國文化部以100部贈送他作紀念。蘇加諾返國後，就以它作為貴重禮物，親筆簽字送給蘇聯伏羅希洛夫主席。
《藏畫集》大四開本，每幅畫配有中文、印尼文、英文、俄文説明，每集100幅彩色畫，組織動員了全國優秀的編輯設計人員和印刷力量。當時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還沒有這樣的畫集。
蘇加諾本人對《藏畫集》的出版十分重視，專門作序，提到：“這並非是因為我的藏畫水平很高，而只是説明了我對藝術的愛好，同時也為了使中國人民和印度尼西亞人民之間的兄弟般的友誼更加密切。”
蘇加諾收藏的精華畫作主要集中在第一、二集，1958年在印度尼西亞正式發行，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引起轟動，被譽為中國與印尼文化交流的典範。“這是一個驚人的奇蹟！”有人不得不這樣承認。它所引起的卻不僅是驚奇，而且是一片喝彩聲。
印度尼西亞藝術界的反映是強烈的，畫集在印刷上的精美完全出乎他們的預料，他們認為中國的印刷藝術已具有世界先進水平，而且畫集中的200多幅畫竟然全都是彩色的，這使他們感到很興奮。
雅加達一家專印彩色畫片，被認為規模最大、具有國際水平的荷蘭印刷廠中的專家説：“一幅彩色畫在我們這兒要印15－20天，而在中國，這樣大一部畫集卻只用半年就印出來了，這是不可想象的。”他又説，“沒有原畫，僅憑照相，能巧妙地解決複雜的技術問題，也是很難想象的。”
在廣大印度尼西亞人民羣眾當中，《藏畫集》第一、二集的出版，是中國、印度尼西亞兩國文化交流合作的一件典型範例，展示了新中國處於國際先進水平的印製技術，讓世界瞭解中國，讓中國走向世界，對中國印刷技術陳舊落後的看法被打破了，有些青年請求到中國來學習技術。
1958年，《藏畫集》第一、二集再版，出口蘇聯，扣除初版的虧損，淨盈利14萬元。1959年，在萊比錫國際圖書藝術博覽會上，獲得金質獎章，為國家爭得了榮譽。
《藏畫集》第三、四集1961年出版；第五、六集由林風參贊和新總統府畫家李曼峯聯繫，1965年6月由上海美術出版社出版。我的父母親已於1962年離開印尼，因1964年中法建交，到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工作。
《藏畫集》中的藏畫繫世界多國領導人贈送蘇加諾的精品。1956年，杜拉曾多次拜訪司馬文森，轉達蘇加諾期盼到中國訪問、希望得到毛主席等中國領導人贈畫的意願。
父親的報告得到重視，毛主席於1956年4月21日簽署了給蘇加諾的訪華邀請書。蘇加諾如願以償得到毛主席簽名的齊白石絕筆《富貴長青》及周總理簽名的徐悲鴻《奔馬》立軸，收入《藏畫集》第三集。
蘇加諾總統藏畫集蘇加諾總統閣下惠存
——周恩來
1956年10月4日於北京
齊白石因體力不支未完成該畫，由陳半丁（中國畫院副院長）合作完成，齊白石的落款“九十七白石”，名下鈐朱文篆書“借山翁”方印，他在完成這幅畫後不久去世。據説毛主席簽名的畫十分稀少，除在人大會堂的《江山如此多嬌》畫，當推此畫。
齊白石、陳半丁作
《富貴長青》
1965年在美國中情局策動下，印尼發生蘇哈托政變，蘇加諾被軟禁，1970年去世，他的藏畫也人去物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低潮波及我國，父親作為出版《藏畫集》的立項聯繫人受到迫害。
1966年，造反派顛倒是非，將《藏畫集》定為司馬文森是“走資派”的第貳號罪證，迴避收入《藏畫集》的《富貴長青圖》是毛主席贈送外賓的國禮，誣衊他所執行的中央“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三降一滅”外交路線。造反派稱所有的名著都是“四舊”，以“破四舊”為名，將父親的著作、古今中外藏書全部抄走，大部分被私吞。
造反派編號：貳號（共六件）
五司 司馬文森
齊白石、徐悲鴻大師雖已故，但也沒能逃脱“文化大革命”的厄運，他們的畫作因內容不是歌頌工農兵而受凌辱，畫家陳半丁、外交官司馬文森被迫害去世，令人唏噓，但昔日這些人類文明在《藏畫集》中留下了永遠的印記。
齊白石、陳半丁1957年合作的《富貴長青圖》流入美國市場，被陳君見先生髮現，認為這幅畫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無可估量，不忍其流落國外，用重金購得，攜帶歸國。北京翰海拍賣公司2005年春季拍賣會上拍賣，以2035萬元高價拍出。
司馬文森在《文藝報》《世界知識》等報刊上發表了《美麗的江山，美麗的圖畫》《印尼作家、藝術家在戰鬥中》《讓我們歡呼，讓我們前進》《印度尼西亞進步藝術的新成就——記人民文化協會成立九週年紀念畫展》《<蘇加諾總統藏畫集>在印度尼西亞》《戰士·畫家》等，把印尼作家、藝術家及其作品介紹給中國人民，為反帝反殖鬥爭留下永遠的記憶。
文字 圖片 | 司馬小莘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