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當年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就沒有今天脱貧攻堅任務的完成_風聞
吴金光-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理事-2021-12-15 09:16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有一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也成為了回憶。但是,這場在30年前席捲整個中國大地的上山下鄉運動,不僅影響了2000多萬知識青年的一生,而且衝擊了這2000多萬知青的父母、家庭、學校以及周圍的社會。可以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像一道狂飆,在中國歷史的平面上軋出了深深的軌跡,永遠不可磨滅。
總的説來,1955年-1966年這段時間的知青上山下鄉工作做得還是比較穩妥的。黨中央是在結合國情探索一條就業門路,知青的思想也是比較安定的。從1962年秋到1966年夏,4年共計下去知青129萬,它適應了發展國民經濟總方針的要求,減少了城鎮人口,支援了農業生產和邊疆建設。在這些知青中,有一些是主動響應黨和國家號召,放棄了升學、就業的機會,立志從事農村和邊疆建設的青年。他們在知識青年建設農村和邊疆的事業中,起到了開拓者的作用,是有志青年學習的榜樣,比如全國聞名的回鄉知青徐建春、呂根澤,城市下鄉知青王培珍、邢燕子,還有在改造低產田等方面作出顯着貢獻的江西知青宋喜明、“自己找艱苦的路走”的天津知青趙耘,放棄留京、主動下鄉的北京知青侯雋等,他們闖過了思想關、家庭關、勞動關、艱苦生活關和社會輿論關,成為知青參加農業勞動的開路先鋒,作出了貢獻、鍛鍊了自己。
據統計有2.6萬名北京知青來到延安插隊落户。多年以前,梁家河是一個籍籍無名的村落, “貧窮”與“落後”是它的代名詞。雖説在公社的所在地,屬於自然條件相對較好的那種村子,但當時一不通公路,二不通電,人們過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1969年,一幫北京知青的到來,打破了梁家河原有的那份靜謐。
據90年代編訂的《延川縣誌》記載,1969年1月23日,北京1300多名知識青年來本縣落户插隊。知識青年們搭乘知青專列,從北京駛往陝北,一天一夜後,抵達陝西銅川站,然後換乘汽車,穿越黃土高原上的千丘萬壑,來到延安,繼而被分配到各縣、鎮、村。這些知青其中一個就是習近平。
北京知青到延安後,繼而被分配到距離延安80公里左右的延川縣,最後,到了文安驛鎮。公社已把名單提前分好,各大隊支書根據單子招呼分到自己村的知青。梁家河大隊一隊隊長帶着15名知青回到梁家河村,其中就有習近平。從那一刻起,16歲的習近平在那個叫梁家河村的地方開始了他的7年知青插隊歲月。
我國第一次大規模扶貧開發政策的調整始於1986年,從上到下正式成立了專門扶貧機構,確定了開發式扶貧方針,確定了劃分貧困縣的標準,並劃定了273個國家級貧困縣。後來將牧區縣、“三西”項目縣加進來,到1988年增加到328個國家級貧困縣。第二次調整是在1994年,國家啓動“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經過重新調整,國家級貧困縣增至592個。第三次調整發生在2001年。
《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時年出台,綱要取消了沿海發達地區的所有國家級貧困縣,增加了中西部地區的貧困縣數量,但總數不變,同時將國家級貧困縣改為扶貧開發重點縣。以此為標誌,我國扶貧開發工作進入下一階段。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脱貧攻堅戰的決定》是中共中央、國務院於2015年11月29日頒佈的指導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脱貧攻堅的綱要性文件,自2015年11月29日起實施。
《決定》提出的目標是,到2020年,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實現貧困地區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幅度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近全國平均水平。確保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脱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
現在,整體脱貧已經實現,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多麼重要的歷史事件呀!試想,如果現任的國家領導人沒有當過多年的知青,不瞭解農村的深度貧困,這樣全國規模的脱貧攻堅任務怎麼能如期完成?飲水思源,我們還是應看到毛主席當年的深謀遠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