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當年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就沒有今天脱貧攻堅任務的完成_風聞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有一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也成為了回憶。但是，這場在30年前席捲整個中國大地的上山下鄉運動，不僅影響了2000多萬知識青年的一生，而且衝擊了這2000多萬知青的父母、家庭、學校以及周圍的社會。可以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像一道狂飆，在中國歷史的平面上軋出了深深的軌跡，永遠不可磨滅。

總的説來，1955年-1966年這段時間的知青上山下鄉工作做得還是比較穩妥的。黨中央是在結合國情探索一條就業門路，知青的思想也是比較安定的。從1962年秋到1966年夏，4年共計下去知青129萬，它適應了發展國民經濟總方針的要求，減少了城鎮人口，支援了農業生產和邊疆建設。在這些知青中，有一些是主動響應黨和國家號召，放棄了升學、就業的機會，立志從事農村和邊疆建設的青年。他們在知識青年建設農村和邊疆的事業中，起到了開拓者的作用，是有志青年學習的榜樣，比如全國聞名的回鄉知青徐建春、呂根澤，城市下鄉知青王培珍、邢燕子，還有在改造低產田等方面作出顯着貢獻的江西知青宋喜明、“自己找艱苦的路走”的天津知青趙耘，放棄留京、主動下鄉的北京知青侯雋等，他們闖過了思想關、家庭關、勞動關、艱苦生活關和社會輿論關，成為知青參加農業勞動的開路先鋒，作出了貢獻、鍛鍊了自己。

據統計有2.6萬名北京知青來到延安插隊落户。多年以前，梁家河是一個籍籍無名的村落， “貧窮”與“落後”是它的代名詞。雖説在公社的所在地，屬於自然條件相對較好的那種村子，但當時一不通公路，二不通電，人們過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1969年，一幫北京知青的到來，打破了梁家河原有的那份靜謐。

據90年代編訂的《延川縣誌》記載，1969年1月23日，北京1300多名知識青年來本縣落户插隊。知識青年們搭乘知青專列，從北京駛往陝北，一天一夜後，抵達陝西銅川站，然後換乘汽車，穿越黃土高原上的千丘萬壑，來到延安，繼而被分配到各縣、鎮、村。這些知青其中一個就是習近平。

北京知青到延安後，繼而被分配到距離延安80公里左右的延川縣，最後，到了文安驛鎮。公社已把名單提前分好，各大隊支書根據單子招呼分到自己村的知青。梁家河大隊一隊隊長帶着15名知青回到梁家河村，其中就有習近平。從那一刻起，16歲的習近平在那個叫梁家河村的地方開始了他的7年知青插隊歲月。

我國第一次大規模扶貧開發政策的調整始於1986年，從上到下正式成立了專門扶貧機構，確定了開發式扶貧方針，確定了劃分貧困縣的標準，並劃定了273個國家級貧困縣。後來將牧區縣、“三西”項目縣加進來，到1988年增加到328個國家級貧困縣。第二次調整是在1994年，國家啓動“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經過重新調整，國家級貧困縣增至592個。第三次調整發生在2001年。

《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時年出台，綱要取消了沿海發達地區的所有國家級貧困縣，增加了中西部地區的貧困縣數量，但總數不變，同時將國家級貧困縣改為扶貧開發重點縣。以此為標誌，我國扶貧開發工作進入下一階段。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脱貧攻堅戰的決定》是中共中央、國務院於2015年11月29日頒佈的指導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脱貧攻堅的綱要性文件，自2015年11月29日起實施。

《決定》提出的目標是，到2020年，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實現貧困地區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幅度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近全國平均水平。確保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脱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

現在，整體脱貧已經實現，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多麼重要的歷史事件呀！試想，如果現任的國家領導人沒有當過多年的知青，不瞭解農村的深度貧困，這樣全國規模的脱貧攻堅任務怎麼能如期完成？飲水思源，我們還是應看到毛主席當年的深謀遠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