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雪：疫情對美元國際地位的影響_風聞

來源：現代國際關係 2021年第11期

作者：馬雪，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內容摘要

為應對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衰退，美國推出多輪紓困政策和擴張性貨幣政策，引發了高債務和高通脹，導致市場對美元主導地位的質疑再起。從絕對值看，美元地位有所下降；從相對值看，美元優勢並未顯著削弱。在疫情衝擊下，美元仍保持了相對優勢並展現出較強韌性。美國利用國際社會對美元形成的依賴性和慣性，用美元資產綁架全球市場，疫情期間成功地掩蓋了自身問題。與此同時，其他主要儲備貨幣發展進程均存在障礙，新興貨幣衍生形態存在重大缺陷，並未對美元地位構成重大挑戰。儘管美元仍能維持其主導地位，但其地位正面臨財政揮霍、貨幣疲軟和金融制裁濫用等威脅。而美國沒有做好變革的意願和準備，決定美元優勢的因素正慢慢讓位於那些動搖其地位的因素。

新冠疫情暴發後，美國出台史無前例的財政和貨幣救市措施，推高鉅額預算赤字，令美元價值急劇下跌，擁有大量美元資產的國家擔憂美國政府為削減債務而允許通貨膨脹，侵蝕美元證券的價值，進而再次引發美元主導地位的討論。本文通過考察疫情對美元國際地位的衝擊，分析美元在此次危機中仍能保持相對優勢的原因；通過梳理美國維護美元地位的內外挑戰，辨析未來美元國際地位的趨勢。

一

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處於中心地位。受疫情衝擊，美元的國際地位在貨幣的價值尺度、價值儲藏、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四個維度上受到了一些影響。

**第一，美元持續貶值，作為價值尺度的作用衰減。**自2020年3月疫情在美國暴發以來，美元指數從高點99開始下行跌至92。時任總統特朗普抗疫不力致使疫情蔓延和反覆，加劇市場對美國經濟前景的擔憂，進一步強化了美元跌勢，12月美元指數跌破90大關，創下2018年4月以來新低。拜登執政後，推出大規模抗疫措施和經濟刺激政策，美元指數跌幅有所放緩，但仍呈現低位震盪態勢。美元指數是衡量美元價值的工具，在其劇烈波動時，美元所產生的價值尺度誤差較為明顯，美元債務和資產的實際價值會縮水。

**第二，美元在全球儲備中的份額降至25年來的最低點，作為價值儲藏的作用減弱。**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2020年第四季度美元計價外匯儲備的全球份額下降至59%，為25年來的最低點。相比之下，1999年歐盟推出歐元時，該比例為71%；2017年，特朗普展開貿易戰時，該比例為64.7%。美元在全球儲備中的份額一直呈下降趨勢，疫情加速了這一進程，各國央行在國際交易中增持了其他貨幣，改變了其貨幣儲備構成，使用了取代美元儲值功能的資產。

**第三，部分世界產油國醖釀轉向非美元的石油計價貨幣，美元作為交易媒介的作用減退。**為回擊美國製裁，俄羅斯、伊朗和部分歐洲國家一直都在積極探討減少美元結算的石油貿易。疫情衝擊下，去美元化有愈演愈烈的趨勢。一方面，一些產油國為避免美元資產縮水，醖釀使用一攬子貨幣進行石油計價；另一方面，石油需求萎縮形成買方市場，賦予買方更大議價能力和話語權，有利於形成使用本幣而非美元結算的局面。石油貿易佔全球貿易的近10%，以美元結算石油貿易，奠定了美元在國際貿易中直接扮演交易媒介的貨幣職能根基。石油貿易逐漸與美元脱鈎的跡象，實際上削弱了美元作為交易媒介的壟斷地位。

**第四，貨幣衍生形態的崛起，美元作為支付手段的作用衰落。**過去十年，中央銀行數字貨幣、全球穩定幣和加密貨幣等數字貨幣和支付工具，提供了更快捷的支付手段、更多元和投機性的投資組合途徑。疫情期間，民眾越來越多使用數字貨幣交易和結算，取代傳統的現金交易，許多政府為降低病毒傳播風險也承認數字支付的有效性。根據美國區塊鏈分析公司Chainalysis的數據，截至2020年6月的12個月內，每月進出非洲的加密貨幣增長55%，轉賬數量增加一倍。肯尼亞中央銀行免除通過手機銀行完成的金融交易的費用，緬甸政府通過Wave Money和OnePay等當地數字平台向弱勢公民分發一次性付款。無論是去中心化的虛擬貨幣還是主權性質的央行數字貨幣，都憑藉其便捷的跨境支付，不同程度地影響着以美元為主導的支付體系。

雖然美元的絕對優勢地位受到了一些影響，但**從相對值看，美元優勢並未顯著削弱。從市場信心方面看，**投資者和外國政府尋找避風港以抵禦極端波動和不確定性時，仍然爭相買入美元。新冠疫情暴發初期，全球投資者拋售了股票和債券等風險較高的資產，拉昇了對美元的需求。這反映了資金流向安全港效應，實際體現了美元資產相對於其他貨幣資產的安全性和回報率，其避險功能至今沒有其他貨幣能夠替代。疫情衝擊下，美元在全球儲備中的份額的確降低了，但如果剔除匯率變動的影響，美元在儲備中所佔比例大體保持穩定。儘管美元資產在央行儲備中所佔比例在疫情期間下降至59%，但歐元所佔比例沒有太大變化，始終在20%上下波動，而其他貨幣（包括澳大利亞元、加拿大元和中國人民幣）所佔比例在2020年第四季度升至9%。美元和佔比排名第二的歐元並沒有形成此消彼長的關係，而其下降的份額主要由佔比更少的多種貨幣分享。美元在市場信心方面的相對優勢沒有明顯變化。

**從流動性角度看，**疫情以來國際資本持續且大幅流入美國金融市場，幅度和規模均明顯強於其他市場。2020年1～12月，美國外國投資者淨購買美國長期證券規模為5057億美元，高於2019年全年的3890億美元；外國投資者購買美國股票數量為3680億美元，比上一個峯值（2007年為1950億美元）高出50%以上。相比而言，歐元區缺乏低風險和高流動性的債券市場交易，日本金融市場則由於國內超低回報率處於淨流出局面，國際市場尚無足夠大的替代方案可大量轉移對美元資產的投資。這反映了資金的流動性效應，美元及其資產憑藉交易的便利性，吸引了大量資金流入。此外，從國際借貸領域看，美元融資數額遠低於十年前的峯值，但其在國際借貸中的份額再次上升至2000年水平，美元仍是占主導地位的國際融資貨幣。

**從交易網絡範圍看，**美元的國際支付份額仍佔優勢，在全球外匯交易中的佔比顯著高於歐元等其他貨幣。美元和歐元是全球佔比最大的兩種貨幣，通常兩者有此消彼長的關係。2020年2月至2020年11月，美元國際支付額度一度從峯值44.1%跌至37.64%，歐元則從30.84%上升至37.82%，兩種貨幣佔比基本相當，其他貨幣份額均小於7%。2021年開始美元國際支付額度佔比不斷上漲，至2021年7月回升至40.64%，而歐元佔比大幅減少，降回35.77%，其他貨幣份額波動不大。美元相對其他貨幣基本恢復國際支付領域的優勢地位。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美元在全球貨幣交易中日均交易量有所增長，從464.5億美元增至560.4億美元，約是排名第二歐元的21倍，在全球外匯交易中仍佔有顯著優勢。

貨幣的國際地位是由相對而非絕對優勢決定的。對比看，美元仍是市場首選的避險資產。在全球經濟動盪時期，投資者把美國市場作為一個大型的、流動性強且可靠的地方，用來存放資金。美元仍是通用的交換媒介，大多數國際合同都以美元計價，在外匯交易中優勢顯著，國際支付中的優勢次之。疫情雖然重創了美國實體經濟，進而引發美國金融市場動盪，但美元仍保持相對優勢並展現出較強韌性。

二

從美國自身看，美國成功掩蓋了美元購買力不斷下降的事實，利用國際社會對美元的依賴和使用慣性，用美元資產綁架市場，維護了美元地位的相對優勢。

**美國政府大規模財政刺激高於其他發達國家，經濟反彈快於其他國家，維護了美元堅挺基礎。**自2020年2月以來，發達國家經濟均陷入不同程度蕭條和衰退。相比而言，美國行動最快，推出刺激規模歷史罕見，共推出6輪刺激，累計財政支出規模高達5.54萬億美元。此外，拜登還表示願意動用所有政治資源推動基礎設施建設計劃，提升了市場對美國長期經濟增長的預期。強有力的政策支持推動了美國在發達國家中的率先復甦，經濟產出僅在2021年第二季度就超過之前的峯值。此次GDP降幅是金融危機期間降幅的兩倍，但隨後經濟復甦的時間還不到金融危機衰退後所需時間的一半，是有記載以來時間最短的衰退。2020年，歐元區、日本的GDP分別萎縮6.3%、4.6%，預計歐元區一些成員國的經濟產出將在2021年第三季度達到疫情前水平，其他國家的恢復還需等待更長時間。第一次世界大戰對英國的經濟和金融實力造成巨大破壞，美元趁勢而為，用十年時間取代英鎊。但目前疫情對經濟的衝擊不及戰爭對經濟的破壞效力，美國潛在年增長率仍在2%左右，高於大多數發達國家（1%），美國經濟在生物技術、製藥、醫療保健和金融服務等行業也保持活力和競爭力，繼續吸引國外資本流入，美元離失去其主導地位還很遙遠。

**美聯儲主導的美元互換機制在疫情中進一步拓展和強化了美元的流動性。**面對疫情引發的經濟動盪，美聯儲最先祭出的手段是提高與其他國家央行的貨幣互換額度。由於美元是全球金融和貿易的主導貨幣，國際金融機構和公司傾向於以美元借款並獲得回報。疫情衝擊下，外國央行無法充當其銀行的最後貸款人，因而通過貨幣互換將本國貨幣直接與美聯儲兑換成美元，再將這些美元借給其銀行以穩定金融系統。在此過程中，雙方均受益：其他央行與美聯儲交易其無限資源（印鈔美元），以換取所需美元拯救陷入困境的銀行；美聯儲幫助各國避免流動性緊縮，並防止這些國家的經濟壓力給美國經濟帶來負面影響。更重要的是，美聯儲通過這種方式在全球範圍內履行了最後貸款人的角色。疫情期間美聯儲的貨幣互換更加機制化和多邊化。一是美聯儲與達成長期協議的加拿大、歐洲、英國、日本和瑞士央行，將貨幣互換協議價格下調25個基點，將原有的7天期貨幣互換操作頻率由每週調整為每天，實現貨幣互換機制化，鞏固了美元的基礎設施建設；二是與澳大利亞、巴西、韓國、墨西哥、新加坡和瑞典、丹麥、挪威和新西蘭達成臨時性互換美元，實現貨幣互換多邊化，進一步擴大互換美元的範圍；三是允許外國貨幣當局以美國國債為抵押，以極低利率借出美元，實際上強化了美聯儲作為全球央行的地位。疫情期間，美聯儲通過美元互換，向全球金融系統注入約有4500億美元，成功拓展並強化了全球對美元的依賴。

美國利用國際社會對美元較強的路徑依賴，在疫情衝擊下又進一步加深國際社會對美元依賴的自我強化。

其一，美國提高了國際社會轉換貨幣的成本。國際社會轉向一種新貨幣會產生鉅額交易成本，而好處並不明顯，這種成本壁壘在經濟動盪時期尤為突出。金融危機以來各國對貨幣的偏好越來越受此驅動，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更甚，全球約2/3的證券以美元計價發行，發展中國家75%的銀行交易和外債以美元計價。這些國家由於轉換成本過高，而固化在原有貨幣路徑選擇中。疫情期間，各國以儲備貨幣計價的外債規模膨脹，使其與美國的金融鏈接進一步加強，並受此驅動繼續將美元配置為儲備貨幣。

其二，美國利用貨幣的網絡外部性，提高美元抵禦衝擊的韌性。所謂貨幣的網絡外部性是指採用某一種貨幣用户人數越多，每一位用户獲得的使用價值越高。相對於其他貨幣市場的深度和廣度，以美元計價的全球交易量佔據壓倒性優勢，為借款人和貸款方提供接觸大量與對手交易的機會，令美元的使用價值越來越高，進一步加大美元對非美國實體的吸引力。

其三，美國利用美元資產綁架全球資產，成功掩飾了自身問題。為應對疫情，美國鉅額資金刺激計劃導致財政赤字再攀高峯，美聯儲再實施無限量化寬鬆政策，實際上模糊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邊界，將政府債務貨幣化，顯然有損於美元價值。然而，疫情以來市場仍對美國國債持續偏好，認為現在的美國債務支出激增將支撐長期的美國經濟增長，通脹風險在權衡之下被忽視。持續通貨膨脹可能會引起債券和股票市場的同步下跌，而美元又因為與股票市場有極強的負相關性，進而成為更有價值的對沖工具。

從外部挑戰看，其他主要儲備貨幣發展進程均存在主要障礙，新興貨幣衍生形態存在重大缺陷，美元地位很大程度上因缺乏競爭而得以保留。

**受政治影響，歐元難以發揮其應有的潛力。**歐元目前是第二常用的儲備貨幣，約佔國際儲備貨幣的1/4。歐元區的經濟規模大致與美國相同，且歐元的價值要高於美元。歐元的國際作用不僅僅通過貿易來衡量，國際市場上超過20％的債券發行以歐元計價。歐元也確曾有對抗美元的現實動機。2000年美國網絡泡沫經濟崩潰疊加“9·11事件”，使20世紀90年代為美國帶來景氣的大量資金悄無聲息地逐步流出。歐洲如能夠吸納美國以外的資金，就可以取代美國成為最大經濟體。若歐元與美元並肩成為國際貨幣，就可以享受用歐元“紙片”購買商品和服務的貨幣特權；歐洲企業可在不承擔歐元與美元匯率風險的情況下，在歐元區從事經營活動。

歐元最大的發展障礙在於，一是歐元區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家，而是條約組織起來的經濟共同體。成員間貨幣政策重大沖突可能導致僵局或崩潰，因此歐洲央行相對美聯儲而言存在更多風險。二是歐元央行多年未發行全歐洲債券，每個國家債券都有自己獨立的收益率，增加其作為儲備貨幣的複雜性和風險，削弱了歐元的儲備價值。疫情期間，歐盟就新型冠狀病毒救助計劃達成一致，首次通過新集體債券彙集成員國間債務，或提供一種制度上更穩健和流動性更強的長期投資組合。但即便如此，要發展成為像美國國債一樣成熟和流動的投資資產還需要很長時間。三是歐債危機凸顯歐元體制弊端。由於無法縮小歐盟內經濟發達國家與“問題國家”之間的經濟差距，歐盟也就無法通過刺激內需來拉動經濟增長。這些“問題國家”正承受壓縮公共開支、債務負擔沉重和社會動盪的壓力，往往把歐元當作其不當經濟政策的替罪羊和民眾攻擊的靶子。

**日元作為儲備貨幣處於保持穩定而又相對邊緣化的地位。**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國際貨幣體系一度陷入無序和混亂的狀態，給日元的崛起創造機會。當時日本是全球最強勁的經濟增長引擎，通脹率低，經常賬户盈餘，於是日元被視為美元的潛在挑戰者。除了美國打壓，日元的衰落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日本實施出口驅動的戰後重建戰略，使其金融體系存在孤立主義傾向，大多數日本國債都由國內持有，限制了日元計價儲備的可用供給。日元長久以來一直受益於其作為亞洲安全避風港的地位，經濟體量僅次於美國和中國，但日本經濟面臨人口迅速老齡化、嚴重依賴美國市場、經濟持續低迷等一系列長期挑戰。當前日元雖然也用於儲備金，但日本的公共債務佔GDP的比例過高，僅次於津巴布韋和希臘。投資者基於財政穩健性考慮也不會過多選擇日元。

**人民幣成長最具希望但仍需要時間。**近年來，中國經濟的飛速增長，中國貿易大國的地位推動了人民幣在全球舞台上的崛起，人民幣的使用量一直在顯著增長。中國以人民幣結算的出口額佔1/4，並在國外指定了人民幣清算銀行和掉期交易行。韓國、波蘭和匈牙利已開始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主權債務，甚至受傳統約束的德國央行也宣佈了將人民幣納入其貨幣儲備的計劃。2014年12月人民幣超過加元和澳元成為世界第五大貿易結算貨幣，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也推動人民幣在海外投資中的結算使用。2009年中國與多國簽訂貨幣互換協議，更多國家也開始官方儲備投資人民幣資產。中國在國際金融機構的影響力不斷提升，亞投行和“一帶一路”倡議使中國獲得更多國際金融交易。人民幣區域化逐步深入，但國際化尚待時日。2016年IMF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取權（SDR），人民幣成為官方的全球儲備貨幣，當時份額佔2.25%，此後人民幣份額一直緩慢上升，按照過去幾年增長速度，人民幣還需要50年左右時間才能達到25%份額。很多美國政客和學者認為，“當前人民幣成為真正儲備貨幣的主要障礙是中國金融市場缺乏深度和廣度，貨幣政策欠缺清晰度和透明度，人民幣尚不能自由交易。”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障礙的解決將推動國際貨幣格局的變化。

**虛擬貨幣當前仍難吸引擁有健康貨幣的國家。**加密領域的開發和創新速度之快，實難預測其發展趨勢，中立的非國家貨幣也確實在地緣政策力量博弈中發揮着重要作用。然而私人主導的比特幣作為儲備資產存在重大缺陷，最明顯的是其價格極不穩定，每日百分比波動仍保持在兩位數。更重要的是虛擬貨幣會限制主權國家控制其貨幣供應的權力，對任何擁有自己名義健康貨幣的國家都難有吸引力。當然，國際社會若有意推動一種新的合成霸權貨幣有可能會取代美元，但這項任務非常艱鉅。各國政府必須願意克服實際困難並採取必要的匯率等補充政策，創造的預期收益必須足夠大，以使新國際貨幣在目前的安排中具有明顯優勢，才能產生足夠吸引力，引發對美元的離心力。然而，當前一攬子貨幣目標更側重於削弱美國經濟通過匯率和貿易產生的溢出效應，而非取代美元地位。

**歷史上三次“美元危機”的化解還表明美國的全球軍事存在對美元霸權的關鍵作用。**20世紀50年代後半期，戰後歐洲及日本經濟復興，對美國出口增加，導致美國對外收支惡化，美國的短期外債逐漸增加，無法維持超過其債務額度的黃金儲備，被視為“第一次美元危機”。美國憑藉強大軍事實力，向英、德、法等國施壓，達成穩定匯率協定，不能擠兑黃金；再通過建立官方黃金市場和私人黃金市場的黃金雙軌制，阻止私人投機衝擊，緩解黃金儲備大量外流困境。20年代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爆發，世界範圍內出現嚴重通貨膨脹，美國受到越戰失敗、貿易逆差越來越嚴重的多重打擊，“美元危機論”“美國衰退論”甚囂塵上，此被視為“第二次美元危機”。美國依舊利用歐洲各國對美國軍事需求和依賴心理，開啓“無錨”美元時代。尼克松總統宣佈停止美元與黃金兑換，幫助美元擺脱真實債務負擔，各國對美國擁有的債券無法獲得真實黃金或資產補償。20世紀80年代，美國經常項目收支赤字膨脹達到當時GDP的3%，關於日本經濟崛起、美國及美元衰落的議論風靡一時，被視為“第三次美元危機”。美國也是依靠其軍事存在，施壓日本簽訂“廣場協議”，承諾聯合干預外匯市場，修正高位美元，使美國經常項目收支赤字逐漸縮小，於1991年基本實現平衡。

軍事霸主的貨幣佔據國際主導地位的例子在歷史上並不鮮見，如16世紀的西班牙、17世紀的荷蘭、18世紀的法國和19世紀的英國。強權政治歷來在貨幣選擇中發揮重要作用，一項協定可將一種貨幣在盟國外匯儲備中的份額提高30個百分點。沙特阿拉伯與美國之間早有協議，前者不採取有可能嚴重撼動美元地位的舉動，美國則承諾保證沙特在危機四伏的中東地區的安全。歐洲和日本也如此，軍事聯盟和錯綜複雜的商業關係網將其與美國緊緊相連。近年來，美國加速全球軍事存在的調整和改革，2020年美國國防開支7780億美元，增長4.4%，2021財年美國國防預算再增加1.7%。截至2021年5月，美國至少在80個國家擁有750個基地，在142個國家共部署近16.7萬名士兵。美國維持軍事霸權為美元提供了保護傘，為擁有大量美元儲備的國家提供安全環境，持有大量美元的外國中央銀行和金融機構有強烈的動機來阻止美元價值的崩潰。

三

**儘管美元仍能維持其主導地位，但其地位正面臨財政揮霍、貨幣疲軟和金融制裁濫用等威脅。**然而美國顯然缺乏變革的意願和準備，決定美元優勢的因素正慢慢讓位於那些動搖其地位的因素。

**首先，美國鉅額財政刺激政策無異於飲鴆止渴，不利於長期經濟增長。**為實現本國經濟目標，美國推出鉅額財政刺激政策，政府支出激增，又不顧及世界金融穩定責任，將財政政策貨幣化，憑藉美元特權地位超發貨幣。2019年國會預算辦公室CBO數據顯示，由於政府支出和特朗普2017年實施的減税政策，美國政府財政赤字達9000億美元。由於新冠疫情期間的政府支出和經濟衰退導致的收入減少，2021年聯邦預算赤字達2.3萬億美元。至2021年，美國債務預計將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130%。疫情衝擊下，美聯儲不限量按需買入資產，開啓無限量化寬鬆政策，與金融危機時期的“直升機撒錢”相比，這相當於用B1轟炸機將數千億美元投入經濟。疫情以來，貨幣超發和美國內需求反彈造成美國通貨膨脹高企。2020年8月至2021年8月，美國整體通貨膨脹年增長率達4.2%，遠超美聯儲2%的通脹目標，但美聯儲始終堅持聲稱通貨膨脹是暫時性的，繼續維持寬鬆貨幣政策。這種放任通貨膨脹的做法，會造成以美元計價債務價值的縮水，進而削減美國債務負擔，讓其他國家蒙受損失。與此同時，兩黨爭鬥製造了反覆出現的債務危機。民主黨指責小布什在金融危機時的救市措施和特朗普的減税政策，共和黨則批評奧巴馬和拜登無節制的福利支出。雙方都專注於債務而不是真正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其次，美國轉向保護主義，推崇“平衡美元”政策，引導美元貶值。**歷史上，美國總統一直吹捧強勢美元是美國經濟實力的明確標誌。但近十年來，美國政治領導人開始認為強勢美元拖累了美國經濟，過高的特權給美國的貿易競爭力和就業帶來了沉重負擔，為其國內經濟和政治帶來壓力。隨着美國在全球經濟中所佔份額的縮小，這種負擔可能會變得越來越重，而且更加不穩定。全球市場對美元的需求推高了其價值，使美國出口商品價格更高，從而導致製造業的收入和工作機會減少。成本由“鐵鏽帶”的搖擺州不成比例地承擔，貧困和怨恨隨之而來，結果又加劇了社會經濟分歧和政治分化。鑑於這些日益嚴峻的經濟和政治壓力，美國將變得越來越難以實現更加平衡和公平的增長，同時仍是全球過剩資本的首選目的地，這意味着“幣值被高估”。因此，美國領導人開始推崇“平衡美元”政策。奧巴馬執政期間美元兑歐元和日元的匯率一直在下跌，其政府並未表現出遏制這種頹勢的意願；特朗普更是毫不掩飾自己對“弱勢美元”的偏好，將減少美國貿易逆差作為其競選和執政的標誌性議題；拜登贊成對外國購買美國資產徵税，以此作為削弱美元和減少貿易逆差的一種方式。民主黨參議員塔米·鮑德温和共和黨參議員喬什·霍利提出新的兩黨立法，要求美聯儲對外國購買美國資產徵收“市場準入費”，以管理美元匯率，使美國貿易逆差收窄。可以看出，兩黨在讓美元適度貶值、縮小貿易逆差方面存在共識。美元貶值還可以減輕債務負擔，使得美國不需要過度調整財政政策就能緩解債務困境，用外國債權人的錢為美國經濟危機買單。

**再次，美國對數字貨幣心存偏見而日漸落後。**央行數字貨幣是主權貨幣的數字化形態，提供可靠又高效的支付清算工具。全球數字貨幣研究突飛猛進，誰在該領域儘早實現突破，或可實現國際貨幣支付領域的“彎道超車”。美國曾是數字支付和金融創新的世界領導者，但在數字貨幣領域正在被超越。普華永道跟蹤各種央行數字貨幣從研究到開發和生產的項目狀態，數據顯示美國在全球排名僅第18名，落後於韓國、巴哈馬、東加勒比和土耳其等國。美國發展“數字美元”因面臨諸多政治雷區而難以推行。一則美聯儲發行“數字美元”缺乏憲法授權；二則“數字美元”會影響美聯儲對貨幣政策的控制；三則“數字美元”將加劇對存款的競爭，從而損害在美國金融系統中占主導地位的大型商業銀行的利益。美國政府及國會也對數字貨幣心存偏見，認為數字貨幣並非“遊戲規則改變者”，未來五年美國沒有必要發行數字貨幣。西方支持的項目越來越難跟上時代，臉書“天平幣”曾目標宏遠，但經歷美國國內重重監管失敗後雄心受挫。哈佛大學教授肯尼斯·羅格夫估計，美國發行由美聯儲支持的“數字美元”至少還需要10年時間。在日漸落後的情況下，美國只能通過遏制和打壓對手的方式維護美元霸權，抨擊“中國治理模式過於不自由”“中國版本不注重隱私保護”“數字人民幣難獲西方市場青睞”，主要以“主張數據隱私侵犯和產業間諜活動”為由，打壓和遏制數字人民幣發展，而非革新自強。

**美國對中國的金融打壓或致資本大面積脱鈎。**美國繼全力推動對華科技脱鈎、產業脱鈎後，種種跡象顯示，美國開啓中美資本脱鈎新戰場。其監管部門強行要求中國部分在美上市公司退市，加大中國上市企業審查力度，禁止聯邦養老金為在美上市中國企業融資，落實更嚴格的投資限制以阻斷中國企業赴美投資之路。凡此種種使中美間緩衝地帶消失，美國對華“選擇性脱鈎”或轉化為全面脱鈎。美國這種政治和戰略掛帥，枉顧現實經濟金融利益的做法，無異於“零和博弈”甚至“負和博弈”。

其一，美國在金融領域優勢明顯，切斷兩國在其優勢領域的關聯，短期會衝擊中國金融穩定，但使中國充分意識到“卡脖子”的問題，反而會促使中國實施替代戰略，擺脱依賴美國金融市場的僥倖心理，大力推動資本市場改革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其二，金融脱鈎也影響美國創新能力，進而影響美國長期競爭優勢。中國創新優勢在於“整合創新”，將基礎研究創新成果商業化，有利於美國創新跨越死亡谷。中國正在趕超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且今後差距將進一步擴大，龐大的市場是企業技術創新的實驗室和催化劑，美國失去中國市場將喪失最大的創新動力。

其三，美國盟友或藉此拓展自身行動空間，增加自主性。中國市場在全球市場中的分量越來越重要，中國經濟的正增長和正利率吸引着資本進入。當前若一個投資組合中沒有中國資產，那就不能稱為全球性的。富達（Fidelity）、貝萊德（Black Rock）、道富（State Street）和普信（T. Rowe Price）等大型基金提供商都在全球基金中加入了中國證券。美國盟友很難選邊站隊，還可能會藉此坐收漁利。若僅美國實施對華金融脱鈎政策，不但會給美國造成更大經濟損失，還會削弱美國在全球資本中的核心地位，使中國資本流至倫敦、新加坡等其他資本中心。

其四，中美脱鈎導致世界金融領域一分為二，企業用於跨國合作的標準陷入分裂，盈利能力受到限制。這將損害在華各國公司（佔世界出口額1/10以上）利益，導致國際貿易崩潰、供應鏈受損、全球衰退加深，反向衝擊美國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

**最後，地緣政治因素對美元的利好正在減弱。**此前美國能夠擺脱美元危機主要靠脅迫盟友及在安全上對美國依賴的國家共同分擔風險，現在和將來美國談判的對象是對美國權力和單邊主義心存疑慮，並懷有自己貨幣雄心的國家。近年來，美歐關係屢遭重創，難回從前。英國脱歐後，美國失去了與歐洲打交道的首要支點。美國積極地致力於國內經濟，為捍衞單一市場而採取行動，表明作為美歐政策選擇基礎的全方位價值觀也在發生分裂。美歐在對中俄是敵人還是朋友的定位上沒有統一認知，更難言實施緊密合作。歐洲已不再掩飾對美國的金融主導地位的不滿，歐洲決策者越來越多地要求確立獨立於北約和美國之外的軍事戰略自主，這也有利於提高歐元的全球地位。隨着中國經濟、金融技術和地緣政治影響的擴大，中國模式對許多新興市場和非西方制度的國家已經變得相當有吸引力。在中美競爭成為主基調的背景下，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日益自信有助於人民幣的崛起。美元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建立的地緣政治秩序，而有利於美元的地緣政治因素正在減少。新冠疫情暴發前，特朗普的民族主義就已經削弱了開放，疏遠了盟友。拜登政府事實上延續了特朗普“美國優先”的政策，在新冠疫情中進一步損害了全球合作。當前已不同於1971年美國關閉“黃金窗口”及1985年簽訂“廣場協議”的時代。如果美國爆發通脹或美元大幅貶值，想再搞一次“尼克松衝擊”，讓各國繼續支持美元的理由已經削弱，各國可能會重新評估“盯住美元”政策。

動搖美元主導地位的潘多拉盒子已然打開，未來美元國際地位變化或出現兩種情形。一種可能是美元的主導地位岌岌可危，卻仍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保持相對優勢，成為國際社會無奈的選擇並一直如此。這主要取決於金融的慣性和交易網絡的外部性力量，若沒有可以大量替代美元的投資選擇，這意味着美元地位下滑，但美元仍可長期擔當國際主導貨幣。更有一種可能是美國對美元的不規範供給和不負責任的行為不斷累積，經過拐點後，世界以難以置信的速度遠離美元。國際儲備貨幣多樣化的進程是漸進的，有時是難以覺察的。可能經過美元劇震的某一關鍵點，市場會粗暴地退出美元，導致美元災難性地喪失其貨幣主導地位。若美國孤立主義傾向持續，這一進程無疑會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