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放開為何人口淨增創新低? 20年前奇文精準預測今日變局 | 文化縱橫_風聞

✪ 李建新 |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本文原載《人口研究》，作者授權原創發佈)

【導讀】近日，國家統計局發佈的《中國統計年鑑2021》顯示，2020年相比2019年全國人口淨增204萬，創1962年以來的淨增新低，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1%。有論者言，我國或很快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實際上，人口增長率的變化將深刻影響未來數十年的人口結構與國家發展，是真正意義上的“國之大者”。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建新專注人口研究30餘年，尤其關注中國人口轉型和結構變化。**在這篇發表於21年前的文章中，他預測到今天的人口變局及問題特徵，明確提出21世紀初是穩定低生育水平和生育政策平穩過渡，從而與適經濟社會相適應的最佳時機。**他認為，新中國成立初期、1960年代初期以及80年代至90年代是我國“三大生育高峯”，但在計劃生育國策調控下，2000年左右，第三次生育高峯已趨於尾聲。

他認為，如果在2000年左右就推進生育政策平穩過渡，將使人口結構更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理由如下：其一，他當時預測2020年是我國人口老齡化與勞動力老化的分界線，為降低社會總撫養成本，需在2000年左右提前20年做出政策調整；其二，自計劃生育施行以來，我國生育境況形成了城鄉二元格局，如果在2000年起就推行二孩政策，有助於改善城鄉二元體系；其三，隨着經濟社會發展，人們的生育觀念將發生根本轉變，在觀念轉變之前，進行積極的人口政策調整，才能避免人口的結構性塌陷。

**本文原載《人口研究》2000年第4期，**原題為《穩定低生育水平與生育政策平穩過渡的最佳時機》，由作者授權原創發佈，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穩定低生育水平與生育政策平穩過渡的最佳時機

20世紀90年代，我國人口進入了一個低生育水平階段，儘管不同學者專家對90年代以後的生育率數值估計有所不同，但普遍認為我國育齡婦女的生育水平已經降到了更替水平之下，並認為目前總和生育率徘徊在1.8-1.9之間。世紀之交，黨中央、國務院作出了“關於加強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決定”，這一“決定”無疑是指導我國今後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綱領性文件。從人口學自身來看，“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決定”既是繼續強調控制人口數量也是兼顧調整人口年齡性別結構的生育政策決策。因為穩定低生育水平首先是低於更替水平的生育水平，是一種遏止人口繼續增長的生育水平；其次，穩定低生育水平是穩定目前的總和生育率1.8-1.9的水平，而不是繼續追求更低的生育水平，這樣就避免了一味追求生育數量越少越好的傾向。21世紀之初，是穩定低生育水平和生育政策平穩過渡的良好時機。

▍ “三次生育高峯”與平滑年齡結構的最佳時機

眾所周知，我國人口從60年代初“自然災害”的恢復性增長到持續的高生育率歷時了十多年的時間。由人口的週期性規律我們知道，60年代“高出生期”的孩子從80年代起進入婚育期，並持續到2000年左右。**我國20-29歲生育旺盛期的婦女從80年代中期開始不斷增加，到1992年達到1.24億的最高峯。**1993年這一人口開始下降，到2000年生育旺盛期的婦女降至1.02億左右，而且還將繼續下降。雖然到2010左右還會略微回升，但年齡結構會發生很大的變化，1995年20-29生育旺盛期的婦女人數佔女性總人口的20%，佔育齡婦女（15-49）的49.3%，近一半。2000年以後，兩項指標分別降至15%左右和30%以下。如2001年20-29歲女性人口占育齡婦女的28.7%，2010年為28.1%。**可見，第三次生育高峯進入2000以後已趨於尾聲。**因此，如果説現今嚴格生育政策在客觀上起到了削平“第三次生育高峯”的作用的話，那麼生育高峯的完結也就意味着削峯作用的完結。從人口自身年齡變化的週期來看，選擇21世紀初期進行政策平穩過渡、穩定1.8-1.9的生育水平是避開再造生育高峯，平滑年齡結構的大好時機。

▍ 放緩勞動力人口過速老化的最佳時機

如果説人口老齡化是生育率伴隨着社會經濟發展下降而帶來的必然結果，那麼中國人口老齡化加速則與我國的計劃生育直接有關，中國人口迅速的老齡化必將給未來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許多負面的影響。

從社會總撫養比的變化趨勢上看， 總撫養指數從90年代起一直是呈下降走勢，並在2010-2020年到達最低值 。按65歲標準計算，總撫養指數在40-44，也就是説被撫養人口數佔勞動力人口總數的比例不超過45%。從理論上講，總撫養指數越低，社會負擔越輕。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是我國發展的黃金時期。2020年以後，總撫養指數呈上升趨勢，並且政策實施的越嚴（如一孩生育政策），指數上升的越快。因為新進入勞動力年齡的人口將會越來越少，彌補不了退出勞動力年齡的人口。

從未來勞動力數量和老化的變化趨勢看，我國勞動力人口數量會一直增加，到2020年左右達到最大值，增加到9億以上。2020年以後勞動力人口數量開始下降，人口預測中方案（城市終身生育率為1.7，農村為2.0，相當於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方案）下降的比較平緩；而低方案（城市為1.2，農村為1.6）下降急速，同時勞動力人口迅速老化，表現在青年勞動力人口（15-29歲）的比例下降，而老年勞動力人口（45-59歲）的比例增加。兩個方案的變化趨勢雖然相同，但無論是勞動力人口總數還是勞動力人口的老化速度，其變化程度都不同。顯然，繼續實施嚴格的現行生育政策會使未來人口老化、勞動力老化和勞動力人口的縮減更一步加劇。實際上我們看到，到2020年左右為止中國勞動力人口無論哪種生育政策都將會增長，並且在規模上相差不大，這是因為這部分人口的絕大多數已經出生了。也就是説我們的政府和市場經濟必須在10年以後接受9億勞動力人口規模這樣一個事實。而對2020年以後的勞動力人口規模和結構的變化，今天的生育政策必須作出回應。

可以説2020年左右實際上是我國人口老化和勞動力人口老化的分界線，各項指數（總撫養比、老化係數、勞動力數量和結構等）或變化加劇（低方案），或變化減緩（中方案）。 人口運行的長效和週期性規律使我們必須在現階段就應着手解決未來可能出現的人口問題如勞動力人口的急劇減少和勞動力人口的加速老化。因為2000以後出生的人口在2020年以後才能進入勞動力人口，影響那時的數量和結構。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現行生育政策（城市為1.2，農村為1.6）從2000年或2000年頭幾年起進行平穩過渡是明智的。

▍ 保持政策連續性、平穩性的最佳時機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國開始推行“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嚴格生育政策，80年代中期，該政策在農村地區有所調整，允許一對夫婦可以生育1.5孩子左右。從80年代起，中國的獨生子女家庭就開始規模性出現了，尤其是在城市和發達的農村地區。如果説一孩政策的出台，是國家為控制人口數量不得不為之的短期政策，是一代人為國家利益不得不作出犧牲，那麼一代人之後既2000年之後政策的平穩過渡就必然應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從2000年開始，1980年以後出生的獨生子女將陸續進入他（她）們的婚育期，將會有越來越多的雙方或一方為獨生子女的男女青年成婚。目前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計劃生育條例，對夫婦雙方均為獨生子女的基本上都允許加間隔生育二胎。對一些農村地區夫妻一方為獨生子女的，也允許生育二胎。2000年以後城市和那些實施一孩或一孩半政策的地區，將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口符合兩孩生育政策，對他們實施兩孩政策實際上是現行生育政策的延續。**因此，2000年開始或2000年頭幾年開始實行現行生育政策的平穩過渡既可是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同時也是消除城鄉生育政策二元結構的大好時機。**過去由於城鄉社會經濟條件的差別，形成了城市緊（一孩）農村松（一孩半）的二元生育政策結構。到2000年以後如果城市按現行政策自然過渡到二孩政策而農村依舊保持不變（一孩半），不僅出現新的二元格局，即城市松（二孩）農村緊（一孩半），還可能會引起農村計劃生育的混亂，影響農村計劃生育工作的進一步展開。現行的一孩或一孩半政策向二孩平穩過渡，一方面可回升一部分人口的生育率，從微觀上講也可避免“四二一”家庭結構的迅速出現（城市和部分農村地區）。另一方面，利用這個契機，調整政策也是對那些計劃生育工作較差的地區提出新的要求，控制人口的過快增長，達到人口數量控制與年齡結構調節並舉的目標。顯然過渡為二孩的生育政策是消除城鄉二元政策、兼顧數量與結構的“雙贏”政策。

▍ 生育水平可逆可調的最佳時機

人口生育率轉變的理論一方面描述了人口生育水平轉變過程（如人口轉變三段論、五段論等），另一方面也對這種轉變做了深刻的解釋。美國人口學家伊斯特林在其論著《生育率革命》中指出，生育率轉變是通過現代化因素（教育水平、城市化等）、文化因素（信仰、生育觀等）等作用於生育控制成本、孩子需求和孩子供給三個核心變量而實現的。從形式上看，生育率轉變是由高出生率轉向低出生率，但實質上是現代化進程中農業社會的多育文化向工業社會少育文化的變遷，是生育價值觀念的轉變。

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和現實告訴我們，一旦完成了生育率實質性轉變，生育率水平的逆轉變（即從低水平轉向高水平）是不可能的。這也就是為什麼西方發達國家雖然在積極推行鼓勵人口生育的政策但卻毫無效果。我國過去是一個多育文化濃厚的農業人口大國，“養兒防老”、“多子多福”等生育觀念根深蒂固。從70年代實施計劃生育以來至今，我國生育率轉變從形式上看已經由高水平轉向了低水平，但是生育觀念還沒有發生革命性的轉變。不少學者認為，我國生育率轉變存在着不穩定、不徹底的特徵。許多地區低生育水平的實現，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靠行政制約措施。正是因為如此，不少專家學者擔心現行政策調整有可能再次導致如同1984年的生育率反彈。這種擔心不是沒有根據，但必須看到正是我國生育率轉變這種不徹底性，才使得我們調整政策成為可能，生育率轉變的不穩定既是挑戰也是機遇。

一些學者鑑於我國人口基數大，主張再嚴格實施現行政策幾十年，然後再調整。事實上，這種認識既忽略了生育率轉變的不可逆性，又誇大了計劃生育的作用。**實際上隨着生育率的根本性轉變的完成，計劃生育對生育行為的調節作用將會越來越小。**未來用生育政策來刺激回升生育率水平，也許只是一廂情願的事情，今天多數學者和機構預測的中方案都使生育水平一直保持更替水平左右（如聯合國中方案總和生育率為1.9）不變，這種設想恐怕也只能是一種美好的願望。因為隨着我國未來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巨大變遷，生育觀念的轉變從而生育行為的轉變也將必然的，生育率下降的水平也許會大大超乎今天的預料，不可能一直保持更替水平。

從發達國家如日本的生育率變化中我們或許可以得到一些啓示，日本是戰後社會發生深刻變革的國家，也是生育率轉變迅速的國家。1948年日本總和生育率為4.40，1957年降至2.04，其後近20年一直在2左右，1975年總和生育率降至1.91，1992年降至1.50，1997年總和生育率更是降到了1.4以下。日本生育率從70年代中期開始發生了第二次生育率轉變，即生育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由教育水平和撫養子女成本的提高轉變為晚婚晚育和終身不婚比例的提高，例如日本女性25-29歲的未婚比例由1975年的20.9%上升到1995年的48.0%，同期男性30-35歲的未婚比例則由14.3%上升到37.3%，男女終生不婚比例1995年則分別是8.92%和5.08%。儘管日本政府期待生育率下降放慢，鼓勵生育，但卻無法逆轉這一趨勢。

如今我國城市特別是大城市和一些農村發達地區生育率水平極低，總和生育率甚至不到1（如上海），這些地區不僅撫養孩子的成本高而且生育觀念也基本完成了轉變。可以想見，隨着城市、農村婚齡的提高、丁克家庭的出現和終身不婚的人羣增多，延緩生育率急速下降將成為不可能。事實上即便是現在，在城市和一些發達的農村地區鼓勵生育二胎，也不可能回升到二胎。**因此，在生育率觀念還沒有徹底轉變之前，適當地放鬆行政措施，使調節生育水平的計劃生育有效發揮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否則調控生育水平的計劃生育政策將失去意義。**如果説前面所論述都是政策調整過渡的有利條件，那麼這一節所論述的則是充要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講，2000年或2000年頭幾年是我們生育政策平穩過渡的絕好時機，這一點應是決策者和政策制定者不可忽視的。

隨着21世紀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加快，社會變遷將是巨大的，而這一切對人口發展的影響也是難以估量的，特別是對個人生育觀念、生育行為。一些意見認為可以隨時隨地用計劃生育來調節人口的生育意願、生育行為，事實上既是對政策科學的認識不足，也是主觀意志的表現。新世紀之初是政策平穩過渡和調整的難得的、不可錯過的、絕好的時機。

本文原載《人口研究》2000年第4期，原題為《穩定低生育水平與生育政策平穩過渡的最佳時機》。 文章僅代表 作者本人觀點，歡迎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