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看了蘇軾的文，為何爽到汗出，且“快哉”？_風聞

蘇軾去應試時，寫過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寫得太好。

據説裏面有個堯的典故，考官都不敢確認；考完後問蘇軾，蘇軾説想當然耳，覺得聖人大概會做這類事——這典故原型，其實該在《禮記》裏。

大概蘇軾也跟現在學寫作文的孩子似的，需要名人名言，於是隨便來一句“但是魯迅先生説過，梅乾菜扣肉配米飯是最好吃的”吧。

傳説歐陽修覺得這文太好，多半是自己的朋友曾鞏所寫；自己如果點了頭名，會顯得藏私，所以沒給頭名。

逸話是逸話，但歐陽修喜歡蘇軾的文，卻是實的。他給梅堯臣的信裏寫：

“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

為什麼要汗出，且“快哉”呢？

唐末宋初，寫文章差的人，駢文多易雕琢，古文多易生澀——換句話説，很容易湊雙捏對，或者不説人話。

到歐陽修成名為文壇盟主，提倡古文，很希望大家好好説話。

歐陽修風格，眾所周知是自然迂迴，娓娓道來。

寫詩詞也是“擬歌先斂，欲笑還顰，最斷人腸”。

寫文章嘛，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

他寫論述，就以大家中學時都學過的《伶官傳序》：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

《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文章邏輯，先反問開頭：啊，都説盛衰歸天命，難道不是人為的緣故嗎？

→説了一遍李存勖的盛衰經歷。

→對比：他最得意時多厲害啊！他最倒黴時多蒼涼啊！

→問：為什麼得難失易呢？看他成敗，不都是人的問題嗎？

→引用做總結：憂勞興國，逸豫亡身；他厲害時天下莫能爭，他衰退時被伶人解決了。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止是伶人呢！

——問→陳述→感嘆→問→總結。

一望可知，歐陽修邏輯清晰，娓娓道來，用大量的自問自答引導邏輯，用明晰的對比，用許多“豈非”、“豈獨”，讓我們順着他的話語，不知不覺接受他的意見。

是所謂自然。

蘇軾他爹蘇洵，寫文章取法《戰國策》。

那是辨士口吻，滔滔不絕，很適合議論和説服。《六國論》我們都熟悉，不提。

看他著名的《辨姦論》：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葢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文章邏輯：

一堆噼裏啪啦的開頭，連問連答，成竹在胸，氣勢就比歐陽修來得猛。

→山濤和郭子儀的例子，説明容貌能見人的本相。

→立刻順勢而下批判：現在有人滿口仁義道德，為人卻陰險，那就是王衍盧杞那樣的壞人呀！不近人情的大多都是壞人！

→引一句孫子，説如果這人沒機會做壞事大家會説我言辭過分，可是如果這人有機會做壞事我反而會顯得有前瞻性，悲哀啊！

比起歐陽修自問自答，徐緩陳述，還經常“豈非”、“抑”，蘇洵這文章，那就兇猛直接得多：

“我就是硬懟（王安石）了！怎麼地！”

好，蘇軾。

蘇軾和他弟弟也都學《戰國策》和《孟子》，辯辭犀利。

但蘇軾又學過《莊子》，而且很欣賞韓愈的氣勢。

韓愈認為，氣勢和文句暢達，是自和諧的。

我們看蘇軾這篇。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慼，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

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嶽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嶽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

《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開頭先説上古聖賢待人忠厚。

→然後説堯和皋陶慎刑的事——這裏就是蘇軾典故用錯的地方，不過無傷大雅——然後自問自答一句，其實到此道理已經講完了。

但精彩的才開始。

→引一句《尚書》，感嘆一聲，開始深化主題，就賞和刑，開始並舉對列。

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對句。

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概括斷語。

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

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對句。

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對句。

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概括斷語。

這裏長短參差，不急不躁，也不造作，但又有氣勢。

鋪墊之後，一句概括；再鋪墊後，又一句概括。

到“故曰忠厚之至也”，其實已經説完了。

但如果就這裏收，又太急促了。

→於是引一句《詩經》，自問自答；再來個《春秋》大義，“亦忠厚之至也”，回應上一段的“忠厚之至也”。

餘音嫋嫋，收尾。

如果歐陽修的口吻更多是“大家聽我説説看，是不是這麼一回事？難道不是這樣的嗎？”

那蘇洵就是“本來就是這麼回事！我就這麼説了！！”

而蘇軾則介於兩者之間。

他比歐陽修要乾淨利落，比他爹要温和講理。

敍古事時，短句不抒情；講道理時，兩個對句，接一個概括。

最後再温和地一個回馬槍扣好，完美。

大概，歐陽修是講道理温婉地説服，蘇洵是氣勢凌厲地灌輸；蘇軾是講着道理，不知不覺開始説貫口了，最後還能輕柔地一個返場小段，把貫口包裹起來。

蘇軾年輕時寫文章風格，本質是辯士，跟他爹一樣講氣勢，觀上文“書曰”後那段可知。

但他沒他爹那麼急，所謂掉筆如舌，意到筆到，是綿裏藏針，用温和氣度包裹住的鋪排。

歐陽修為何要對梅堯臣説“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

大概因為，歐陽修自己是自然温潤型的，有時難免失之委婉。

開句玩笑話，如果他來寫蘇軾這篇，很可能要寫成比如“過乎仁，非不失為君子；過乎義，豈非流而入於忍人乎？抑仁可過而義不可過乎？”

所以他看蘇軾這麼爽快明亮，跟他一樣講理，但又果斷明快，所以會覺得“快哉”吧？

應試作文要寫得不疾言厲色，又不捉襟見肘，已經很難了。從頭到尾，不生硬不強迫不着急。講完道理能擴展，擴展完了能概括，有鋪排卻又不廢話，結尾還能餘音嫋嫋，顯得餘力十足，“證明完畢。”

而蘇軾寫這篇時，不過二十一歲，還是考場作文。

所以是真了不起。

當然，後來他年過四十，到了黃州，“我被聰明誤一生”後，辯士的那一面越發消減，從容自在的那一面格外蓬勃。

於是才變成了我們印象中習慣的，光風霽月的蘇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