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疫情為什麼會在上虞“破防”_風聞

文 | 陶魏斌

杭州和寧波鎮海兩地之間，上虞恰好處在中間，浙江本輪疫情的中心就在此地。

12月15日，這座疫情前存在感並不強的小城發佈公告，將城內5個區域升級為高風險地區。

截至昨日24時，自12月7日以來，紹興全市累計報告新冠確診病例184例、無症狀感染者1例，其中病例181例和無症狀感染者1例都在上虞區。

最新的數據是，到12月15日21點，紹興市新增確診病例41例，均為上虞區。

浙江省委和政府一把手主要領導均已親赴上虞督戰疫情。

同時，疫情一線指揮官也火速調整。最新消息顯示，紹興市副市長陶關鋒，已兼任上虞區委書記。53歲的陶關峯去年6月，剛從上虞區委書記任上調至紹興市副市長，此次屬於火線救火。

而今年8月，剛從紹興市另一縣級市諸暨市市長的位置上，調任上虞區委書記的“76後”胡華良已被解除指揮權。

**上虞的硬仗還在繼續。浙江省衞健委副主任夏時暢今天稱，“目前（上虞）需要隔離的人大概是在15000個左右”。**作為對比，他稱讚“本輪鎮海疫情中，政府部門採取防疫措施非常快、落實非常實、非常細，人民羣眾高度自覺。”

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顯然，在專家眼裏，上虞在疫情初期的表現並不“合格”。

那麼問題來了，作為紹興經濟的四小龍之一，全國百強區縣排名前列的上虞，在此前疫情來襲時，為何會輕易被破防？

上虞在哪裏？

即使是在紹興，上虞的存在感也並不強。

在外地人眼裏，紹興的代名詞是“魯迅”、“黃酒”，最多加一個“中國輕紡城”——很多人可能連四大美女之一西施的出生地，“諸暨”也沒有聽説過，甚至不知道其實也是屬於紹興市。

事實上，在紹興區域，上虞區、諸暨市、嵊州市、新昌縣、甚至原來的紹興縣（現改為柯橋區），在紹興都有點像“聯邦制”的感覺——各個區縣都有自己相對獨立的文化、語言、經濟發展路徑。

你很難想象，同在一個市，上虞人、諸暨人、嵊州人、新昌人還有柯橋人，如果坐在一起用當地話聊天，每個人都會覺得特別費勁——要知道紹興本身區域並不大，8000多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也才527萬多。

紹興大部分地區並不靠海，只有上虞有一部分區域在杭州灣，上虞人的母親河叫曹娥江，連通錢塘江，曹娥江是浙江省的第四大河，河的名字來源於東漢時期的一個孝順少女——由此也可見當地的歷史和文化取向。

此前上虞疫情的“原點”，也正是來自當地一場“白事活動”，俗稱“豆腐飯”。來自上海、杭州的親友聚在一起，最終造成了疫情的擴散。

同是紹興人，對於上虞的認知，可能也只有“女兒紅”黃酒，夏天的蓋北葡萄，可能還比不上諸暨的珍珠、新昌大佛、嵊州炒年糕來得印象深刻。

毫不客氣地説，以普通市民的存在感來説，上虞對於紹興來説，是一個陌生的存在。

百強上虞的家底是什麼？

上虞的發展其實非常具有“紹興特色”——以輕工業和商貿帶動製造業發展。

改革開放前，上虞本質上屬農業大縣。統計年鑑記錄，在1978 年，整個上虞市的工業企業只有318 家，主要是紡織、輕工、食品、建材等行業，企業規模都很小，屬於“低、小、散”的狀態，工業增加值佔全縣生產總值的比重只有22.3%，遠遠低於全省38%的水平，更低於全國44.3%的水平。

但後來，歷史給了像上虞這樣的城市發展機會。

隨着改革開放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就像中國東部其他的沿海城市一樣，“突飛猛進”成了上虞發展的形容詞——上虞只用了10年的時間完成了很多發達國家經歷了數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時間（日本50年以上，韓國60年以上，德國與加拿大約80年、意大利約100年）的工業化進程。

在2003年，上虞實現了人均生產總值從1000美元增長到3000美元的跨越，即由1994年的人均約993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人均2938美元。

如果説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是水到渠成的話，那麼上虞的工業化進程卻是高度壓縮的。

2013年，上虞醫藥化工和輕工紡織兩大行業產值佔規上產值比重達44.5%，利税佔比達到49.3%，鄉鎮經濟仍以傘業、勞保用品、童裝等傳統塊狀為主，是勞動密集型產業。

同時，產業鏈條較短，並且多為加工製造，中間產品和低檔產品為主，附加值和利潤率較低。特別是傳統產業塊狀存在散而不優，企業多而不強。

當年在上虞企業界流傳着十把崧廈傘不如一把“天堂傘”，整個湯浦銅管企業不如諸暨“海亮”一家企業，整個的豐惠襪業不如義烏的“浪莎”、“夢娜”一個品牌的説法。

這並不是笑話。**上虞的崧廈被稱為“中國傘城”，年產各類成品傘6億把以上，全世界三分之一的雨傘都來自於這裏。**但你可能聽説過“天堂傘”、“蕉下”，但估計都不知道崧廈鎮，事實上“中國傘城”崧廈鎮，也並沒有誕生家喻户曉的全國知名的雨傘品牌。

這是紹興地區輕貿產業的發展模式帶來的尷尬時刻——就像諸暨的襪子產業，嵊州的領帶產業等等，有產品，有工廠，但沒有品牌。

加之化工、醫藥產業的特殊性，給上虞的節能降耗、安全生產工作帶來了極大壓力，2010年前後，超過家有生產、經營、使用、儲存化工產品的企業，給上虞的安全監管造成極大壓力。

顯然，“高投入、高消耗”甚至“高污染”，犧牲環境為代價來實現“高增長”的經濟發展模式並不能持續。

18家上市公司撐起三分之一收入

一份來自上虞區財政局局長杜永剛的報告，顯示了這個80幾萬城市的“為難”——而這也是中國類似上虞這樣的城市當下面臨的共同困境。

這份向上虞區人大常委會的報告透露，剛剛在去年GDP破千億的上虞，今年上半年已經實現財政總收入112.44億元，實現一般公共預算收入66.00億元。

其中二產，也就是我們常説的工業實現全口徑税收68.06億元，增長41.7%。18家上市企業（不含錦盛新材）實現全口徑税收30.37億元，增長71.6%，佔全口徑税收比重為30.3%。

也就是説，整個上虞區工業税收基本上一半來自18家上市公司，這18家上市公司的税收同時佔到全口徑的將近三分之一。

從目前的財務數據來看，上虞的上市公司多數處在200億以下的市值，去年營收過百億的僅有5家企業，淨利潤最高的是化工企業浙江龍盛。

和中國另一些地方政府一樣，財政收入相對單一的小城市，地方債務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坎——眼下即使是二線熱門城市，也面臨土地財政的挑戰，而像上虞更是很難依靠土地收入來持續投入建設。

根據上虞區財政局公開的報告顯示，上虞區2020年債務決算數為165.7億元，其中一般債務43億元，專項債務122.7億元。

而2020年，整個上虞區的財政總收入剛剛突破150億元，其中一般公共預算收入93.69億元。

至2020年底，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為166.08億元，2021年根據債券到期情況，在一般公共預算中安排一般債務還本11.52億元，在政府性基金預算中安排專項債務還本12.74億元，還本資金通過申請地方政府置換債券再融資解決。

缺錢的情況下，想辦法搞到錢成了重要工作。

財政局的報告的總結為：****“要素爭取積極有為”。

今年上半年，上虞已爭取到各類上級資金53億元，其中，新增地方政府債券額度28億元，佔2021年度紹興全市比重28%，排名全市第一；再融資債券12.5億元；當年轉移支付資金12.1億元；體制結算財力補助0.4億元。

在報告的最後，這位財政局長向人大坦率地説：

上半年財政收入兩位數的高增長，既有經濟恢復性增長和工業生產者價格上漲因素，也有去年的低基數和年初税收餘糧因素，下半年要連續保持高增長壓力較大。從支出方面看，隱性債務化解、“1+9”政策兑現、“三保”支出等剛性支出持續增長。

“政府過緊日子、預算績效等機制仍有待進一步深化。”

同時，報告還提出了下半年的財政舉措，其中有一條是“堅持鐵心過緊日子，精準支持重大決策”。

通俗講，就是要求大家勒緊褲腰帶，錢要花到刀刃上。

報告裏，財政局還提出了一系列的具體措施，比如：

深化節約型機關建設，厲行節約辦一切事業。

更新行政事業單位資產配置標準，嚴格控制黨政機關辦公用房租賃修繕經費。

強化同類型項目的跨部門統籌整合，實現共建共享。

嚴格控制節會、展會等會議活動和一般性宣傳經費，確保“三公”經費、會議費、培訓費、辦公費、委託業務費等一般性支出壓減達到上級要求。

看上去每一條都有具體的指向，並且具有可操作性，顯然政府真的到了要過“緊日子”的時候了。

在疫情發生初期，不可否認地方一些主要領導的重視力度不夠，措施不夠果斷。同時，也是對小城上虞城市治理的一種考驗。

經濟發展和財政收入的雙重壓力，讓原本看上去井然有序的上虞，一下子失去了取捨和判斷的能力，所以疫情的破防也就成了某種必然。

2020年，上虞經濟屬於紹興地區率先“復甦”的區域之一，但明顯如何找到新的增長動能，或者能實現“高質量發展”卻還是一個未知數。

於是在這個時候，“75後”的主要領導到崗，“發展”無疑是破題的第一任務——事實上，疫情當前的猶豫或者説僥倖心理，就是來自於對發展道路的迷茫和信心的不足。

而此次上虞疫情，讓原本就遭遇下行壓力的地方經濟發展受到了嚴重的挑戰。

或許明年開年上虞的上市公司年報會告訴我們，在2021年的年末上虞經濟發生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