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無神論史》連載60——天文學的進步和災異祥瑞觀念的淡化_風聞
国际邪教研究-国际邪教研究官方账号-珍爱生命,愿天下无邪!2021-12-17 23:18
**編者按:**為宣傳科學無神論,從9月10日起,我們將連載李申的專著《中國無神論史》。李申,1946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縣人。1969年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原子物理系;1986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獲哲學博士學位;2000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儒教研究室主任。2002年轉任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現任中國無神論學會顧問、國際儒學聯合會顧問、中國反邪教協會副會長。

第十三章 明清時代的無神論
四、天文學的進步和災異祥瑞觀念的淡化
從魏晉時代開始,日食的推算已經可以精確到某一日,於是隋代出現了日食不是災異的議論。然而由於皇帝需要借日食神化自己,北魏孝文帝下詔,仍然要求日食發生時要減膳修省。宋代,宋徽宗為日食事再次下詔,要求仍然把日食當做重要災異。這些詔書一面説明封建國家需要神學,一面也説明,人們對日食的敬畏心情在逐漸減弱。
明朝開國之初,正月一日日食,仍要停止朝會,如同犯了錯誤的兒子受了父親責罰不敢再歡笑唱歌一樣。

永樂十一年,又是正旦日食,禮部呂震奏請勿罷朝賀。這就是説,明代儒教已經開始不把日食當作重要的災異表現了。不以日食為災異,“當食不食”,也就是據推算應該發生的日食卻沒有發生,也不再被當作祥端:
永樂四年(1406年)六月,天陰不見日食,成祖不許表賀;
宣德五年(1430年)日食,陰雨不見。禮官欲朝賀,明宣宗不接見;
正統六年(1441年)正月一日,當食不見。禮官請求慶賀,明英宗不許。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正月一日日食,陰雲不見。禮官不再上奏求賀。
嘉靖四十年(1561年)二月,日當食不見,禮官不再奏賀。
上述情況表明,起初是皇帝不許賀,臣子還不得不奏請。後來,連臣下也不再奏請了。明朝君臣對日食重視的程度,降到了古代社會所能達到的最低點。

明朝中期,王廷相堅決否認災異祥瑞觀念。他認為,日月薄食,彗孛星變,歷家可以推算,是天道的一定行度,和君主的政治沒有關係;至於“物怪災異”,是“物理感怪氣而化,陰陽值戾氣而變,自適然爾”。把這些説成上帝對君主的警告,是對天的誣衊:“誣天之甚”。
由天文現象推廣到其他災異現象,王廷相説,假如上帝真的有意惠民,天的威靈無處不行,無行不勝,為什麼不直接處罰那些作惡者,卻要用水旱蟲螟等等災害來警告君主,使百穀不成,百姓凍餓傷死,先殺了許多百姓呢?天決不會笨拙到如此地步。他只主張把修德作為敬天畏天的實事,而把講天人感應者稱為巫史的行為。
明朝後期萬曆年間,精通天文學的儒者邢雲路著《古今律歷考》,批評劉歆把曆法數字依附《易傳》的所謂天地之數,大衍之數,從而神化曆法數字。他批評唐代一行把當食不食當做皇帝的德行感動上天是阿諛之詞。批評宋儒者把本來是由陰雲遮蔽的日食,也當做皇帝的德行感動上天。
邢雲路對以前曆法問題上的神學現象進行批評,是古代天文科學的進步,也是無神論觀念的進步。

不過邢雲路的批評僅僅限於個人意見,而未能成為國家行為。在中國古代,也不可能變成國家行為。
明代歷史上,也曾有過特別重視祥瑞的時期,但都時間不長。祥瑞災異觀念的大體趨勢,仍然是走向衰落。這個趨勢一面與自然科學的發展相關,特別是天文學的進步,使曆法的推算不斷臻於精密;一面也與社會歷史本身的發展相關。長期實踐中,人們逐漸認識到了祥瑞、災異的真實面目。
五、天文學的進步和改元、改歷熱情的降温
到明代,災異祥瑞觀念的淡化除表現在對待以日食為代表的災異祥瑞觀念上,還表現在“改元”熱情的減退。

古代曆法的實際作用和現代沒有區別,首先是為了授時,但在儒教中,授時也是為了“欽若天道”,即追蹤和描繪上帝的行事方式,以便照上帝的意志,安排四季、每月甚至每日的工作。漢代,在儒教初創時就認為,新受命的帝王一定要“改正朔”,“推本天元”(《史記·天官書》)。到西漢末年,夏賀良甚至希望用改元的方法表示重新接受天命。然而實際上,不僅新受命的帝王,繼體之君也都要改正朔,推本天元。甚至一個皇帝在他的任期內也要多次改元,以表示重新接受、或不斷接受天命。許多次改元,都是由於碰上了重大、或較為重大的祥瑞事件。
到了唐代,改元次數最多的是武則天。武則天正式做皇帝21年,年號就有17個,幾乎是一年一改元。皇帝任期大體相當的唐太宗,在位23年,只有一個年號。然而貞觀之治卻是被人稱道的優良政治時期。日益增多的歷史事實使人們看到,改元沒有必要,而且未必真是接受天命的象徵。武則天和唐太宗相比,上天未必就特別鍾愛武則天。
從宋代開始,就有人質疑改元的必要。孫甫作《唐史論斷》,三次論及改元的事。説古代沒有不斷改元的事,只是新君即位,定下元年,以便記事而已。改元的事,是漢文帝聽信方士的話,開了一個不好的先例。後來改元的未必就符合天心天意,甚至改元以後災異增多、政治混亂的情況也並不少見。
到了元代,吳萊作《改元論》,重申了宋代孫甫的意見,認為古代沒有改元的事,改元是後來才發生的無益之舉。

明初,和宋濂齊名的王禕作《改元論》,重申孫甫、吳萊的意見,認為古代沒有改元易號的事,僅以稱王受命之年為元年而已。不改元,説明這件事並不重要。他更詳細地考察了古代紀年的情況,認為改元就是從漢代的文帝、武帝開始實行的。説他們既然已經把即位稱為元年,後來又要改元,那麼,這新改的元還能稱為元嗎?而且不僅改元,還要重新給年命名:“不惟改元,而又名年,以建元記注,繁蕪莫之勝紀。是以弗可革矣。”
王禕的議論在明代發揮了作用。從明太祖朱元璋開始,直到明代終了,每個皇帝都只有一個年號,以致我們可以用他們的年號來代替對他們的稱呼。如洪武、永樂等等,而不像以前用廟號或諡號,如武帝、高祖等。
與改元相關是改革曆法。中國古代改革曆法次數之多,熱情之高,為古代各國所罕見,其中體現改元受命是基本原因。明代對改元的熱情降温,就影響到改革曆法的熱情也隨之降温了。
中國古代曆法的另一重要作用是推算日月交食,以便探知上帝旨意,預測人事休咎。既然對日月食的災異祥瑞觀念淡化了,對改歷的熱情也就隨之降温。明代二百多年中,實際上只是一部曆法,一用到底。這一面是由於宋元時代數學歷法的進步。由郭守敬編制的歷法,在當時的數學和測量技術的條件下,已沒有多少改進的餘地。明代也時常有人要加以改進,但都沒有重大進步。直到明代末年,用西洋方法改革曆法,然而成功後不久,明代也滅亡了。
改元和改歷熱情的降低,説明整個社會思想在這一領域,對以祥瑞災異為特徵的天命觀念的淡化,因而也是無神論思想發展的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