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無神論史》連載60——天文學的進步和災異祥瑞觀念的淡化_風聞

**編者按：**為宣傳科學無神論，從9月10日起，我們將連載李申的專著《中國無神論史》。李申，1946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縣人。1969年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原子物理系；1986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獲哲學博士學位；2000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儒教研究室主任。2002年轉任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現任中國無神論學會顧問、國際儒學聯合會顧問、中國反邪教協會副會長。

第十三章 明清時代的無神論

四、天文學的進步和災異祥瑞觀念的淡化

從魏晉時代開始，日食的推算已經可以精確到某一日，於是隋代出現了日食不是災異的議論。然而由於皇帝需要借日食神化自己，北魏孝文帝下詔，仍然要求日食發生時要減膳修省。宋代，宋徽宗為日食事再次下詔，要求仍然把日食當做重要災異。這些詔書一面説明封建國家需要神學，一面也説明，人們對日食的敬畏心情在逐漸減弱。

明朝開國之初，正月一日日食，仍要停止朝會，如同犯了錯誤的兒子受了父親責罰不敢再歡笑唱歌一樣。

永樂十一年，又是正旦日食，禮部呂震奏請勿罷朝賀。這就是説，明代儒教已經開始不把日食當作重要的災異表現了。不以日食為災異，“當食不食”，也就是據推算應該發生的日食卻沒有發生，也不再被當作祥端：

永樂四年（1406年）六月，天陰不見日食，成祖不許表賀；

宣德五年（1430年）日食，陰雨不見。禮官欲朝賀，明宣宗不接見；

正統六年（1441年）正月一日，當食不見。禮官請求慶賀，明英宗不許。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正月一日日食，陰雲不見。禮官不再上奏求賀。

嘉靖四十年（1561年）二月，日當食不見，禮官不再奏賀。

上述情況表明，起初是皇帝不許賀，臣子還不得不奏請。後來，連臣下也不再奏請了。明朝君臣對日食重視的程度，降到了古代社會所能達到的最低點。

明朝中期，王廷相堅決否認災異祥瑞觀念。他認為，日月薄食，彗孛星變，歷家可以推算，是天道的一定行度，和君主的政治沒有關係；至於“物怪災異”，是“物理感怪氣而化，陰陽值戾氣而變，自適然爾”。把這些説成上帝對君主的警告，是對天的誣衊：“誣天之甚”。

由天文現象推廣到其他災異現象，王廷相説，假如上帝真的有意惠民，天的威靈無處不行，無行不勝，為什麼不直接處罰那些作惡者，卻要用水旱蟲螟等等災害來警告君主，使百穀不成，百姓凍餓傷死，先殺了許多百姓呢？天決不會笨拙到如此地步。他只主張把修德作為敬天畏天的實事，而把講天人感應者稱為巫史的行為。

明朝後期萬曆年間，精通天文學的儒者邢雲路著《古今律歷考》，批評劉歆把曆法數字依附《易傳》的所謂天地之數，大衍之數，從而神化曆法數字。他批評唐代一行把當食不食當做皇帝的德行感動上天是阿諛之詞。批評宋儒者把本來是由陰雲遮蔽的日食，也當做皇帝的德行感動上天。

邢雲路對以前曆法問題上的神學現象進行批評，是古代天文科學的進步，也是無神論觀念的進步。

不過邢雲路的批評僅僅限於個人意見，而未能成為國家行為。在中國古代，也不可能變成國家行為。

明代歷史上，也曾有過特別重視祥瑞的時期，但都時間不長。祥瑞災異觀念的大體趨勢，仍然是走向衰落。這個趨勢一面與自然科學的發展相關，特別是天文學的進步，使曆法的推算不斷臻於精密；一面也與社會歷史本身的發展相關。長期實踐中，人們逐漸認識到了祥瑞、災異的真實面目。

五、天文學的進步和改元、改歷熱情的降温

到明代，災異祥瑞觀念的淡化除表現在對待以日食為代表的災異祥瑞觀念上，還表現在“改元”熱情的減退。

古代曆法的實際作用和現代沒有區別，首先是為了授時，但在儒教中，授時也是為了“欽若天道”，即追蹤和描繪上帝的行事方式，以便照上帝的意志，安排四季、每月甚至每日的工作。漢代，在儒教初創時就認為，新受命的帝王一定要“改正朔”，“推本天元”（《史記·天官書》）。到西漢末年，夏賀良甚至希望用改元的方法表示重新接受天命。然而實際上，不僅新受命的帝王，繼體之君也都要改正朔，推本天元。甚至一個皇帝在他的任期內也要多次改元，以表示重新接受、或不斷接受天命。許多次改元，都是由於碰上了重大、或較為重大的祥瑞事件。

到了唐代，改元次數最多的是武則天。武則天正式做皇帝21年，年號就有17個，幾乎是一年一改元。皇帝任期大體相當的唐太宗，在位23年，只有一個年號。然而貞觀之治卻是被人稱道的優良政治時期。日益增多的歷史事實使人們看到，改元沒有必要，而且未必真是接受天命的象徵。武則天和唐太宗相比，上天未必就特別鍾愛武則天。

從宋代開始，就有人質疑改元的必要。孫甫作《唐史論斷》，三次論及改元的事。説古代沒有不斷改元的事，只是新君即位，定下元年，以便記事而已。改元的事，是漢文帝聽信方士的話，開了一個不好的先例。後來改元的未必就符合天心天意，甚至改元以後災異增多、政治混亂的情況也並不少見。

到了元代，吳萊作《改元論》，重申了宋代孫甫的意見，認為古代沒有改元的事，改元是後來才發生的無益之舉。

明初，和宋濂齊名的王禕作《改元論》，重申孫甫、吳萊的意見，認為古代沒有改元易號的事，僅以稱王受命之年為元年而已。不改元，説明這件事並不重要。他更詳細地考察了古代紀年的情況，認為改元就是從漢代的文帝、武帝開始實行的。説他們既然已經把即位稱為元年，後來又要改元，那麼，這新改的元還能稱為元嗎？而且不僅改元，還要重新給年命名：“不惟改元，而又名年，以建元記注，繁蕪莫之勝紀。是以弗可革矣。”

王禕的議論在明代發揮了作用。從明太祖朱元璋開始，直到明代終了，每個皇帝都只有一個年號，以致我們可以用他們的年號來代替對他們的稱呼。如洪武、永樂等等，而不像以前用廟號或諡號，如武帝、高祖等。

與改元相關是改革曆法。中國古代改革曆法次數之多，熱情之高，為古代各國所罕見，其中體現改元受命是基本原因。明代對改元的熱情降温，就影響到改革曆法的熱情也隨之降温了。

中國古代曆法的另一重要作用是推算日月交食，以便探知上帝旨意，預測人事休咎。既然對日月食的災異祥瑞觀念淡化了，對改歷的熱情也就隨之降温。明代二百多年中，實際上只是一部曆法，一用到底。這一面是由於宋元時代數學歷法的進步。由郭守敬編制的歷法，在當時的數學和測量技術的條件下，已沒有多少改進的餘地。明代也時常有人要加以改進，但都沒有重大進步。直到明代末年，用西洋方法改革曆法，然而成功後不久，明代也滅亡了。

改元和改歷熱情的降低，説明整個社會思想在這一領域，對以祥瑞災異為特徵的天命觀念的淡化，因而也是無神論思想發展的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