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井説知天：（六）第一權_風聞

公元前630年，一支秦國軍隊到達了泛南，準備配合晉國，攻打鄭國，鄭國危矣。在這個時候，有一個叫佚之狐的人向鄭伯推薦燭之武，説讓他去見秦君，則師必退。燭之武起初不答應：“我壯年的時候都不如別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鄭伯説：“我沒有及早用你，現在危難關頭才求你，是我的錯。但是，若是鄭國亡了，對你也是不利的。”燭之武於是同意了。

見到了秦伯，燭之武説：“秦晉一起攻打鄭，鄭國是一定會滅亡的，但是，鄭國亡了對您有好處嗎？得了塊被別國阻隔的土地，容易治理嗎？……滅了鄭國，是幫助晉國更強大，晉國強大之後，會不會向西邊奪取土地？你秦國不是在晉的西邊嗎？這是害秦以利晉的事，希望您考慮考慮。”秦伯聽進了，於是改與鄭國結盟，然後回秦國去。晉文公知道秦國撤兵後，也跟着退兵，鄭國得以轉危為安。

忘了是中學哪一年，語文課本中便有這篇《燭之武退秦師》，記得是要背默的，但是這個故事給我們有什麼啓發呢？這個就沒有多少印象了，或許就是為了學點古代漢語的意思罷。「君子曰：學不可以已。」「學而不思則罔。」教與學，都不應該只停留在背誦或背默。每一篇文章都會有作者想要表達的思想，或者是想告訴人們一個好的故事，每一個故事都可以啓發我們思考，通過思考，我們可以知，就如那個瞎子摸象的故事能夠啓發人們很多思考一樣。

對於這些歷史故事，很難在細節上去考究其真偽，這是研究歷史的人的工作。不過，憑着三寸不爛之舌去説服別國的國君，能夠改變一人一國的命運的事，歷史上例子很多，這應該是有所依據的。

雖然，秦穆公未必是因為燭之武的一席話便撤兵，燭之武也未必是因為鄭伯的一句歉意話便願意去見秦伯，但是，一支準備進攻的軍隊，在一席對話之後便退去，説明人的話語的力量，有時候是無法估計的。在這個故事中也可以看到，整個過程是由佚之狐、鄭伯、燭之武、秦伯、子犯等的話語連接而成的，故事的走向也由這些話語所決定。如果秦穆公不允許燭之武發表意見，如果鄭伯沒有對燭之武説了那番話，那麼秦兵不退，鄭國必亡。春秋戰國時期，不知上演了多少次這類的戲碼，其中的合縱連橫，更是大家都耳熟能詳。當然，話語的力量並不只存在於春秋戰國時期，而是一直都存在的，只要有會説話的人，便會有話語的力量存在，從早期的對占卜的解話，到今天充斥在日常生活中和每個媒體平台上的各類新聞、節目和宣傳廣告。

《燭之武退秦師》這段歷史故事之所以被記錄下來，記錄者的目的可能是想通過敍述歷史故事讓讀者從中看到仁義，這本身也是通過話語文字影響人們的一個嘗試，是一種善意的嘗試。只是今天的社會中，好讀書愛思考的人不多，存在於中國古代文獻中的話語力量，因為缺乏問津，早已消退了，似乎和我們關係不大。正如在中學時雖然確曾背默了這一篇古文，但是對於其中宣揚仁義的部份，則完全沒有意識，話語的影響力因此也失去效力。對於我們，這是好還是不好？我們是擺脱了古人封建思想的影響，還是因為沒有繼承古人的智慧而迷失方向？

今天，話語的力量已經完全滲透到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同樣會影響一人一國的成與敗，影響整個社會的未來，以至影響着人類歷史的走向。當然，今天的話語形式已不只是文字了，在紙質媒體上，在街上，在櫥窗中，在電子媒體上，除了文字之外，更多的是各式各樣的多媒體信息，尤其在網絡之中，處處都是話語和各種多媒體信息在發揮着影響力，能夠掌握這種影響力的，是一種權力，稱之為“話語權”。

網上對話語權的定義：「僅從字面上理解，話語權就是説話權、發言權，亦即説話和發言的資格和權力。這樣的話語權往往同人們爭取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地位和權益的話語表達密切相關。例如，對已有事態的解釋權、對自我利益要求的申訴權、對違法違規的舉報權、對欺騙壓迫的抗議權、對政治主張的闡發權、對虛假事件的揭露權、對罪惡事實的控訴權、對錯誤觀點的批判權等等，都屬話語權。」這樣的定義是相當狹隘的。事實上，話語權還包括有議題的設定權（議題的炒作）、價值觀的主導權和定義權、是非對錯的審判權、顛倒黑白權以及撒謊、欺騙和煽動權等。在現實世界裏，話語權是權力展現的一種形式，根據人們如何使用，對人和社會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現在，話語權早已遠遠超出了“説話和發言的資格和權力了”，而是一種無處不在，但又難以察覺其存在，沒有半點權力的味兒，但會默默地長期地影響着人，而且力量強大。

權力產生自人類的羣居生活，然後一直延續到今天，從未間斷，而且權力展現的形式多樣。人們對於權力的服從，主要是因為恐懼、敬畏、依賴、順從等，或者因為秩序和生存的需要而服從，這些都是權力繼續存在的原因。今天，具體的權力主要分散在政府的治理機構中，行政、立法、司法、執法等等，這些都是一般人容易理解的“顯性的權力”，也是具有強制性的權力。這些權力的存在，是維持社會正常運作所必須的，與民生息息相關。因為是顯性的，人民會容易感受到權力的存在，也有可能在一些情況下受到權力的限制或制裁，因此，很多人會反思這種權力的存在是否是必須的，是否有被濫用，是否會對個人的權利有過度的侵害，可不可以加以限制，於是便出現了大量的文字宣傳，説“政府是不可避免的惡”，因此要“把權力關進籠子裏”。當然，限制權力的使用來防止濫用，這是必須的，但是，當人們熱烈關注要“把權力關進籠子裏”的時候，有沒有清晰地看到，在一個運作良好的社會中，權力的使用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是對個人權利的保護，而不是侵害。不顧後果地過度“把權力關進籠子裏”，將會解除對一些其他形式的，較不明顯的，甚至是隱密的權力的限制，而降低或解除對這類權力的束縛，最終會對個人造成更大的傷害，而且可能影響深遠。

在各種權力形式之中，有一種很不明顯的權力，雖然不至於是隱密的，同樣地產生於人類羣居開始的時候，也一直延續到今天，從未間斷。“話語權”，一個一直只掌握在社會精英和統治者手中的權力，雖然一直都影響着人們，但大眾一向無感。直到近年才因為媒體的表現處處受制於人，人民做對了仍然被歪曲污衊，仍然要捱罵，“話語權”便因此而被不斷地提及，上了知名度，人們才開始有感，但是，只是有感而已，並不知道什麼叫“話語權”，一般看到的評論，基本上都指向媒體，似乎只要自家媒體能夠長進，能夠“掌握話語權”，便可以主導社會議題，決定輿論走向和對事情的解釋，影響人們對事情的看法，是非的判斷，清除歪曲事實的報導等。只要掌握了話語權，便不會再無辜捱罵了。

事實上，“話語權”不是如此簡單，也不是隻和媒體有關，前面提到的網絡上給出的定義之一也不全面不到位。那個要“把權力關進籠子裏”的句子，最開始的時候是從網上的博客文章中看到的，而且有一段時間，看到的頻率很高，很多自覺曉得“獨立思考”的人都推薦和轉述，説這是解決腐敗問題的不二法門。同一時間，在網上可以看到的很多其他資料和博文，都説應該奉行 “大社會，小政府”，“政府應該充當守夜人”，“應該放手讓那隻看不見的手更有效率地配置社會資源”，“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是解決經濟問題的基本原則”等的內容，很多資料都會加上，這是符合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或者芝加哥學派的哈耶克、弗裏德曼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權威理論，是經濟學界的“真理”，只要限制了政府的權力，政府少管一點，不只可以減少腐敗和各種尋租行為，還可以讓自由市場的“無形的手”發揮作用，更好的配置社會資源，經濟運行便可以有效率和有發展前景。似乎只要跟着做，一切的社會經濟民生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同樣的邏輯，只要“民主自由”了，所有的社會問題便可以解決，人們從此以後，便過上幸福快樂的生活。為什麼這個世界會像童話故事一樣呢？也許是因為人們都喜歡故事，討厭面對事實。

“話語權”要成功成為話語權，是需要先織一張大網，一張很大很大的網，而且要精心設計，這樣才可以讓那些曉得“獨立思考”的人深信不疑。這樣，即便有時會出現一些胡説八道，與事實不符的情況，但是，因為那張網很大很大，深信不疑的人仍然會深信不疑。當然，會“獨立思考”的人是不願意承認自己不會“獨立思考”的，這也是“話語權”具有慣性，不易被質疑的原因之一。

通過制度的創新和更嚴謹的程序來管理權力的使用，是可行的方向，畢竟權力的使用是需要恰當的管理的，否則便容易發生濫權和腐敗。但是，制度本身也是一種工具，所有人為的工具都不會完美，使用任何工具，除了會有原設計的好處之外，必然會帶來一些副作用，或者壞處。而且工具畢竟是工具，必須通過人來使用的，工具的使用過程中又會衍生出另外的權力來，同樣也會有濫權的問題，因此，使用工具的正確與否，效果會不一樣。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一些“聰明人”也往往會利用制度的缺陷和灰色地帶，為一己一時的私利，選擇不正確地使用工具，尤其是當人們對制度熟悉了之後，能夠運用自如的時候，也自然會“熟能生巧”。很多原初設計看似非常完善的制度，在運行一段時間之後，便會因此漸漸走樣，濫權和腐敗依然。此外，權力必須是通過人來實施的，來推動行為以產生效果的，制度的建設，既要限制權力的濫用，又不能過度限制權力的正確使用，這中間如何平衡，如何不斷可以進行糾正，不走上歪路，很依賴於人們的能力（能力包括知識、技能、素質三個方面，缺一不可）。故此，人仍然是最重要的因素，選賢與能，是社會健康運行和可持續發展最重要的工作，沒有“之一”。當然，制度的建設如果能夠為社會提供一種有效的糾錯機制，特別是能夠讓有能力的人發揮所能，又可以限制權力的不合理使用，那便更有保障，因此，制度設計的重點是如何強化任用賢能，如何避免劣幣驅逐良幣，最終又回到如何解決“人的問題”。

那麼，什麼才是選賢與能呢？賢與能的本質其實便是“知”，是真誠和真實的知，因此，較為合理的制度是由“知”道的人去選出“知”道的人，然後由“知”道的人實踐“知與行”去解決社會運行和治理中，各種複雜的整體效益、效率、公平、正義和追求永續發展等等的問題。當然，既然説社會是複雜的，真知也就不容易了，因此，“知”道的人在求知的路上不會忘記要「摸着石頭過河」的，這是求取真知，在知與行中謀得正確和可持續發展的智慧所在，而能夠摸着石頭過河本身，便是知與能力的一種體現。“摸着石頭過河”這句話很淺白，但不易明，十年前在網上跟人抬槓，被一堆人嘲笑，説水平低才會摸着石頭過河，高水平的都有完整的理論作依據云云。唉！舉世震驚的金融海嘯，發生在世界上最發達的金融中心這一事實，這已經清楚説明了，有理論作依據是遠遠不夠的！金融領域已如此，不要説那個更為複雜的人類社會了。

對私人企業的管理，同樣要認真看待任用賢能問題。把管理工作完全寄託在工具的使用上，包括各種各樣的管理制度、管理體系或者是龐大強悍的信息系統，而忽略了人的重要性，絕對是一種錯誤，最終逃不掉管理不善，劣幣驅逐良幣，整體運行低效的局面。工具可以提升能力和效率，但是，工具必須由有能力的人來使用，才可以實現工具本身的效能。因此，企業需要由有能力的人來管理，而最重要的管理對象是人，只有通過有能力的人來管理人，才可以建立一個有能力的團隊，才可以有能力選擇和使用好工具，才可以使企業的運營更有成效，更有效率，以實現企業的各種目標。當人們説“員工是企業的重要資產”的時候，不能只是説説而已。企業的管理人，如果不會用人，不會管人，不會發展人的能力，不會發揮人的能力，是最大的失職。事實上，管人的目的，是為了“能力”的獲得和發揮，也就是“知”的獲得與發揮。只有掌握“知”或“能力”，企業才可以正確而有效率地運行，減少犯錯，而所有的錯誤，都是因為人的能力不足（也就是無知）造成的。如果能夠持續不斷掌握新的“知”，企業便可以持續不斷地發展，這是企業競爭力得以保持的重要因素。企業如果能夠將“用人”和“用工具”兩件事情辦好，不只可以提升整體運營成效，還可以最大限度地消解受到“用人”和“用工具”兩方面的限制，這就是管理。其中，“用人”是第一要素，“用工具”則次之。

《荀子•修身》「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矣。」意志向善而堅定便不受富貴所誘，看重道義便不會被高位權勢所惑。當人們能夠內省而知所進退，便可擺脱外物的限制，不受外物的羈絆。古人所説的：“君子役使萬物，小人被萬物所役使。”便是這個道理。制度是物，君子需要役物，人需要使用工具，才可以擴展能力，完成更重的任務。《荀子•勸學》「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人必須“善假於物”，才可以“致千里，絕江河”。但是在役物的過程，要知所進退，不被物所役，需要兩個條件；能內省的君子，有能力役物而成大事，以及具有一定糾錯能力的制度，以恰當之物來役使小人，使不走歪路，防止劣幣驅逐良幣。這兩個條件的源頭是“知”，君子是有知的人，而可以糾錯的制度，是讓人知道進行中的事情，“知”不被壟斷，權力便不會被壟斷。

《周易•繫辭下》「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孔子説：“一個德行淺薄的人位居高位，智力低下而去謀劃大事，能力有限而被委以重任，很難不招致禍害的。”不管是國家社會治理，或是企業的管理，“用人”是成敗最重要的因素。德薄、知小、力小，加在一起便是“不知”，也就是能力低，自然是敗事有餘了。不管是社會的管治或是企業的管理，用人惟賢是一種理想，也是領導者的能力展現。用人惟親則是一般的現實，惟賢惟親兩者之間的着落點，決定了治理的好壞程度。如果惟親沒有受到限制，豬隊友坑人，隨時導致自己歷史的終結。

回到“話語權”這個議題，不可以不提及法國哲學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在開始瞭解“話語權”這一概念的時候，幾乎所有網上找到的文獻資料都是引用福柯的，作為上個世紀話語分析的重要學者，他給出了“話語即權力”這一論斷，然後進一步指明知識、真理與權力之間有着緊密的關係，權力產生知識，知識為權力服務等，因此，他認為“真理”已失去了純潔性和客觀性，也就是説，“真理”只存在於人們的主觀認定，只存在於話語和相信之中。要注意一點，“話語權”和“話語即權力”是不一樣的概念。“話語權”給人的印象是可以發表言論，説出自己意見的權力，是表面而直觀的意涵，“話語即權力”是説，“話語”便是“權力的具體實踐”，權力通過話語的形式，實施在人們身上，這是對社會現象相當有穿透力的視角。網上很多關於話語權的資料，都沒有説出“話語”與“權力”的關係，反而搬出什麼“軟實力”這個高大上的名詞，實際上都是似是而非的東西，有轉移人們的視線，浪費人們的時間，甚至是為引導人們誤入歧途的嫌疑。“軟實力”、“戰略”等等，都必須以物理上的“綜合實力”，或者叫“硬實力”為基礎的，戰略如果沒有一定硬實力的支持，成功的機會是很低的，戰略的展開也不可能超越綜合實力的限制。軟實力更是如此，沒有硬實力的支撐，所有的所謂軟實力，都只可以自欺，自我感覺良好，和騙一下無知的人。在真實的世界裏，個人的“話語權”是要得到顯性的權力來保障的，而在國際關係中的話語權，除了硬實力之外，還需要用“真理”來加以保障，而“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內。至於權力為何能夠通過話語得以實踐，主要的原因是在被實施的一方，而不在實施方，當然，這是硬實力間接的影響造成的，是人們習慣仰視強者的結果。為了避免累贅，書中各章節提到的“話語權”的意思主要是指“話語即權力”。

福柯進一步指出，權力產生知識，知識為權力服務，觀察點已穿透到現象的核心。瞭解福柯這一深層的判斷，便完全明白為什麼在網絡空間中，充斥着“把權力關進籠子裏”、“大社會，小政府”、“無形的手”等的話語信息了。但是，不清楚福柯是否有進一步説明，權力本身，在產生知識之前是如何形成的。我們在日常的工作中，都應該儘量在源頭上去解決問題，在問題的源頭上去改進工作方式和過程，效果才是最好的。在分析一個問題的時候，也應該儘量去了解問題產生的源頭，因此，權力產生知識，所指的權力是什麼？是如何產生這種權力的？瞭解這點，十分重要。

語言是我們溝通、交流和思考的工具，也是人類能夠發展進入文明最重要的工具。既然是人類的工具，必然是不完美的，因此人們有很多只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的知識，無法通過語言來表達。（人類社會事實上在不斷的生活實踐和使用語言的過程中，發生增加、減少或改變，或者通過新的約定俗成的方式，使語言不斷髮生變異和進化。在此有必要強調，政府必須對這一過程多加註意，或者要作出適當的引導，要使語言向優化的方向發展，不應該放任低俗的，尤其是故意而為的，對語言的污染並導致其退化。必須把對我們有着最重要影響的語言，母語的發展，掌握在自己的手上，面對目前處於弱勢的話語權博弈，不可放任自己的根本基礎被潛移默化地腐蝕掉）。同樣也因為是工具，也必然會利與弊共存，人們因為生存或生活的需要而對語言的依賴，使權力可以通過語言來實踐，這是生存所必須的，但是，也因此而受到語言一個影響深遠的限制。福柯提出的四種策略來控制話語的生產和實踐，如果這些策略是“約定俗成”的結果，是對所有人都如此限制的，而且是合理的，則是社會正常運行所必須的，而這些限制本身沒有對或錯，只有好和更好的分別。例如，要求符合一定的語法規則、恰當的用詞、遵守社會禁忌和規範等，這是必須的，否則無法溝通，也會造成混亂。但是，如果限制是來自某一些人或某一些集團時，便要看情況而定。權力本身沒有正邪對錯，權力的實踐，是為公還是為私決定了權力的性質。

正如福柯已經點出的，問題不在話語，話語本身只是一種工具，一種可以承載信息，傳遞信息的工具。問題的重點是權力通過話語傳遞信息，經過解碼之後被人們所理解和接受的知識，這個過程便是福柯所指的“權力產生知識”。話語本身值得關注的地方，在權力是如何策略地通過話語的使用，能夠有效地傳遞信息，能夠使人們理解和相信，從而接受信息的內容是真實的，是可以被視為知識或者真理，即權力是如何通過話語產生知識的，話語本身只是技術性的問題。

權力要通過話語產生知識，離不開那張大網，這個大網的編織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也需要包括很多不同層次的話語壟斷，如操控各類媒體和網絡，壟斷新聞和話語發放的平台和傳播渠道，用過濾和修改內容的方式，部分或完整地剝奪人們的知情權，然後用海量的、“有趣的”、符合大眾口味的、碎片化的、有真有假的信息，對人們進行疲勞轟炸，使大多數人在不知不覺間處於一種“我知道我知”的錯誤知覺之中，讓那些喜歡“懶人包”的人，得到他們想得到的簡單答案，而這些答案，大多是被故意設定的關於事物的錯誤認知，或者是有真的有假的。與此同時，又以各種娛樂節目、電影、電視和廣告宣傳等，挾帶着各種扭曲的價值，讓人們因為沉迷於娛樂，而不斷弱化思維能力，逐漸失去邏輯和理性，剩下只能人云亦云的“獨立思考”，在人們被潛移默化，接受了實際上是被扭曲的價值觀之後，便失去了本初的“我”，也從此失去了“自誠自明”的可能，束於教的結果便只可以無條件接受別人繼續灌輸的“知識”了。

波茲曼《娛樂至死》「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併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波茲曼在書中同時引用了另外兩本關於“未來”的故事書，兩種截然相反的想象；喬治•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描繪了獨裁者“老大哥”對人們的壓迫和奴役，而奧爾德斯•赫胥黎在《美麗新世界》中則預言「人們會漸漸愛上壓迫，崇拜那些使他們喪失思考能力的工業技術」。

《美麗新世界》和《一九八四》分別在1932年和1949年出版，書中的故事一個發生在2532年，另一個發生在1984年。兩本書都對未來持悲觀的態度，都認為世界會面臨極權的統治，只不過人民所受到的壓迫方式會不同。

「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強行禁書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失去任何禁書的理由，因為再也沒有人願意讀書；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剝奪我們信息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人們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變得被動和自私；奧威爾害怕的是真理被隱瞞，赫胥黎擔心的是真理被淹沒在無聊煩瑣的世事中；奧威爾害怕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受制文化，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慾望和無規則遊戲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訪美麗新世界》裏提到的，那些隨時準備反抗獨裁的自由意志論者和唯理論者“完全忽視了人們對於娛樂的無盡慾望”。在《一九八四》中，人們受制於痛苦，而在《美麗新世界》中，人們由於享樂失去了自由。簡而言之，奧威爾擔心我們憎恨的東西會毀掉我們，而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將毀於我們熱愛的東西。」

如果我們認真而誠實地去審視今天這個世界的情況，很明顯，奧威爾的故事沒有出現，或者沒有完整地出現，而赫胥黎所擔心的事情，幾乎完整地發生在宣稱是“民主與自由”的地方。對複雜社會的未來進行預測是有趣的，也許是必須的，但是，真知灼見一般都不會讓大眾所知道。人們需要認真思考，什麼是真實的民主？什麼才是不民主？

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分析説，當媒介由印刷紙面文字轉變為電視廣播之後，人們便不再需要在閲讀文字時所必須運用的那種抽象思考和理解的能力，而電視顯示的是圖像，圖像只需要人們能夠辨認而不是理解，這會使人的思考短路。此外，人們亦會因為沉溺於娛樂，而逐漸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也許是受到波茲曼的影響，很多年前，已經有“電視是傻瓜箱子”一説，但是，似乎知道的人不多，人們也並不在意自己是否會思考，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社會隨着技術的發展，物質生活的豐富多彩，逐漸走向反智。在網絡發展超越電視廣播的今天，情況似乎有加速惡化的傾向，“反智”、“信息繭房”、“單向度的人”、“後真相時代”等的名詞不斷湧現，是對現實情況的不同反映和表述，也是嚴重的警示！

但是，波茲曼的分析沒有到位。“娛樂至死”的情況，在未有電視廣播的年代，赫胥黎已經在《美麗新世界》書中進行了描述，「在《美麗新世界》裏，無休止的極其美妙的娛樂被作為政策工具加以利用，目的是不讓人們去關心社會現實和政治局勢。宗教的彼岸世界與娛樂的彼岸世界不一樣，但它們關鍵性的相似之處在於“與這個世界無關”。」很明顯，“娛樂至死”與電視廣播本身沒有關係，不是電視的錯，當然也不是網絡信息平台的錯。

事實上，“娛樂”並不是一定要從電視廣播或者網絡中獲得的。不管是閲讀文字，或者是看圖像，或者是其他方式，沉溺於娛樂的人，自然會逐漸失去思考能力。電視廣播、網絡、紙媒、書籍等等，都只是人們發明和使用的工具，工具本身不會使人失智。問題是出在人身上，出在工具的使用上，包括操縱工具的人如何運用工具，也與人們使用工具的方式和習慣有關。好的電視節目，是能夠帶給人們一些深刻的認知和思考的，一本分析不到位的書，反而會誤導人，使人處於一種“我知道我知”的錯誤知覺之中。波茲曼的《娛樂至死》，可以參考，但是絕不可以停留在這一層，“娛樂至死”與電視廣播本身無關。

《孟子•盡心下》「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如果要完全相信《尚書》裏所記載的，不如沒有《尚書》這本書，對於《尚書》中的《武成》篇，我只認同其中二三頁而已。仁者是無敵於天下的，以至仁的周武王去討伐至不仁的商紂王，怎麼可能會血流成河呢？古代的人早已知道，書中記載的，不可以盡信。文字是記錄事物的工具，文字本無心，是書寫文字的人將自己的心加在文字之中，因此，我們閲讀書籍，是閲讀別人的心，而人心並不都是至善而沒有偏差的。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後來不斷被人們引用，而且早已不限於指《尚書》了，對所有的書都應如此。很清楚記得，中學一位語文老師曾經以這句話告誡我們，只是，那時讀書不多的我，未能就此開竅。但是，這句話卻是每一個想獲得真知的人必須堅持的態度。

孟子這一段文字，還是有點自相矛盾的，他從何得知武王是至仁和紂王是至不仁呢？為什麼只質疑《尚書》而相信其他的資料來源呢？這和莊子《天道》「夫子亂人之性也！」這種判斷方式相類似。不同的人對事物的看法不一樣，因為生活經驗以及個人的思考方向不同，會有不同的意識形態，對事物的是非對錯的判斷會不一樣。因此，不同人寫的書，便會存在觀點與角度的問題，存在作者本身水平的問題，還有作者的心在至善到至惡的光譜中所處的位置的問題。有深度的書可以閲讀，可以參考，但不可盡信。另外，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即使是哲學家的思想，都不可能是真理，因為人類未有足夠的能力去發現真理。事實上，很多哲學家的書，會嚴重誤導人們，閲讀這些書，即使沒有因此而迷信和胡思亂想，也會大大浪費了時間，有一些所謂的思想，不只不是真理，連知識都不是。這方面福柯的話很有道理，知識或真理在權力存在的地方，會失去了純潔性和客觀性。那麼，我們應該如何去求知呢？其實大家都已經有答案，只是沒有跟着做而已；“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簡單直接的説法就是“實事求是”，方法其實也很簡單，就是前面提到的“求知五步”。

按照前面的討論，我們可以進一步理解到那張大網中，存在有更高的層次，便是通過智庫、學者、專家和“大師”等的“研究”，無中生有一些讓人敬畏的概念和議題，然後，經過一系列的宣傳和言之鑿鑿之後，原來不存在的東西便成為人們必須關心，必須在意的“知識”、“價值觀”和“議題”，例如“什麼什麼是普世價值”、“什麼什麼是核心價值”、“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文明衝突論”等等。“知識”便是這樣無中生有出來了，於是，人們便匍匐在這些大師專家的“知識”底下，耗費大量的時間去跟着研究，偽議題經過不斷操作之後便成了“真”議題。本來無事的天下，自此便多事。不同文明之間本來是可以並存的，競爭與合作是常態，人們也應該有足夠的能力，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合作共贏的，只是，因為某個“戰略大師”的一本書，“衝突論”便成了大家必須學習的知識，成了唯一的選項和顯學，而“合作共贏”便被忽視了，失去了關注，也少了這方面的研究和努力。人們本來應該有更廣闊的選擇空間，有更合理的和可持續的選項，都改而研究如何在衝突中勝出，鑽研在零和博弈中的取勝之道，結果是耗費所有的精力甚至是生命去相爭，而讓話語操縱者成為得利的漁人。話語操縱者為了讓被騙的人深信不疑，也必須對自家人下同樣的蠱，於是，世間便只有零和博弈而沒有合作共贏，人們也因為迷信而走上“自我實現預言”的邪路，人與人之間不是競爭對手，便是敵人。

當然，這張大網還有更高的一層，關於這方面，邊芹的書有很詳細的介紹和例子，網上也有她的一些文章，可以提供我們瞭解現實世界中，高層次的“話語權”是如何在不知不覺間被運用的，讀後會恍然大悟，啊！原來是這樣！立時可以跳出自己所處的井井，一時間洞明世間多少糊塗事。

邊芹《向西看的那個檻》「在認識西方的漫漫長路上，有一個檻，越過和越不過，看到的景象截然不同。這個檻便是：針對中國的輿論封鎖和誤導是西方精英階層自覺而有意的行動，且曠日持久，從19 世紀就開始了。凡是看不到“自覺和有意”這一層或拒絕看透這一層的人，一般就永遠停在了檻前。」

「謊言和假藥方就是在研究了弱點的基礎上配製的，謊言是用來給自己的民眾搭圍牆的，用以阻止百姓看清外面的世界，由於這個工程非一日之功，而是上百年基本朝着一個方向一磚一瓦構建，牆之堅固以及越到後來謊言變成真實越隨心所欲，讓牆那面的看客觸目驚心；假藥方則是推銷給牆這邊的中國人的，凡是自己具備而若對手也有便對己不利的美德，比如忠誠、團結，他們都藏而不露，再設法把對方的解掉；凡是對己只是嘴利貼金而給對手則起讓拉痢人吃瀉藥作用的美德，如自由、開放，他們就會張揚到全世界無一角落能拒絕，文薦不成就武薦。」

能夠產生“知識”的那個權力，就是這樣通過被實施一方的無知和迷信產生的，背後輔以硬實力使人產生仰視的心理和習慣，以及那個幾乎可以覆蓋全球的大炮的支持，於是權力便無中生有地產生了，並且可以不斷生產出“真理”，主導整個世界，主宰那些無知和迷信的人。

“話語權”本來是不存在的，很多所謂的“知識”或“真理”，以及產生這些知識或真理的權力，本來也是不存在的，人們之所以受到這種權力的限制，受到話語的影響，完全是因為人們自己的無知！無知又反過來使人習慣仰視別人，迷信説話的人擁有知，喜歡接受説話者給出的，無需分析思考的簡單的答案，輕易接受別人強加的價值觀，容易沉溺在娛樂之中，在不知不覺間被潛移默化，誤以為“我知道我知”和“我會獨立思考”，當大多數人都如此的時候，社會便整體走向失智，“話語權”便可以確立，長期延續不衰。從“話語權”的運作方式看，其本質是一種類宗教，其存在必須依賴於人們的“相信”，迷信又是人性的弱點之一，很好地被利用了。如果人們願意努力勤奮去追求真“知”，“話語權”便不復存在，只剩下前面從網上摘錄的定義，即人們的發言權了。

實際上，話語權問題不是簡單的只會導致人們對整個世界有錯誤認知，其宗教性質，更會禁錮人們的思想，使人從心底裏臣服在其“教義”之下。對於受到這幾百年“話語權”的運作影響的人，由話語權產生的“知識”或“真理”，還會潛移默化地在人們中間建構一種類似種姓制度的思想，並且在不同的種姓之間形成一套由“高”向“低”的鄙視鏈，鄙視思想在種姓之間向“下”傳遞。一些被設定為“低種姓”的人由於自己的迷信，會不自覺地接受這樣的安排，並從心底裏默認“高種姓”的人更優秀，更文明，認為他們的社會模式、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是國際先進的標準，而自己的這些一切則是落後的，低劣的。為了要向“高種姓”的人學習，也為了能夠與國際接軌，便要學習和接受這些“知識”或“真理”，要學習高種姓人的語言，模仿他們的生活方式，接受他們的價值觀等。為此不斷地把精力和資源消耗在追求這些虛假的東西上面，以求可以躋身更高級的身份，獲得高種姓人的認同。但是，這種做法，只會更強化高種姓人的地位，同時固化自己處於較低種姓的心理，當自覺比其他人更接近高種姓人的時候，便反過來開始鄙視自己原來那個身份以及具有同等身份的族羣。如此這樣，那個產生“知識”或“真理”的權力，因為是來自更為“優秀的高種姓”，便不會被挑戰，並可以不斷產生新的“知識”或“真理”，永續地維持其影響力，維持其高種姓的地位。在這種種姓結構被刻意建構起來之後，在世界範圍內的階級固化便更加穩固，配合以各種各樣的，無中生有的身份政治或身份標籤等異構的種姓分類，和各種偽議題的創造、宣傳和強加關注，那些受到影響的人們便完全迷失在被設定的虛幻的世界之中，忘記了自己真實的身份是“人”，也因此喪失了對“我”的真實的認知，再也沒有能力去思考“我”真正的和根本的利益所在，以及“我”與“我們”的關係，結果只能永續地作為“低種姓”的人，甘願接受“高種姓”人的奴役。面對不公不義的時候，往往只會選擇反求諸己，是自己不爭氣，是自己的媒體能力不夠，是自己國民的水平低，卻完全沒有改變不合理現象的能力和勇氣。“無知”和“相信”，本質上就是一種迷信！限制了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在“話語權”的運作下，鄙視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族羣、自己的文化以至自己的根，正如福柯所説：「現代人被奴役在知識－權力之下。」

鄙視鏈由高到低的鄙視過程中，每一階層的種姓，都可以找到一個比他低的鄙視對象，可以在心理上得到安慰，也許還可以進行欺壓獲利，直到最低一層，這個最低層便只可以認命了，只能夠因為迷信而被欺騙，期望來世可以得到升遷。鄙視鏈在先進發達的國度也同樣存在，特別是存在一定階級固化的地方，可能與基因有關，也可能和財富有關，同樣都是建立在無知的基礎之上，因此，在這些先進發達的國度，愚民是必須的。當鄙視鏈到達社會最低層之後，為了使這些底層的人心理上得到平衡，便需要為這階層提供下一級的鄙視對象；“賤民”，而這個“不可接觸者”的最理想對象，便是在遙遠的東方，那個神秘的，專制的，落後的，愚昧的，那個沒有宗教信仰的國度裏生活的人。受到“拘於虛”和“束於教”的限制，這種“不可接觸者”的設定是不容易被看穿的。因此，在那些所謂先進發達的地方，愚民是重要和必須的，這樣才有利於精英的統治和奴役。

無知本來算不上是一種罪過，但是因為無知而做出害己害人和自殘的事，既愚且蠢，同時也是不可推卸的罪行。放眼世界，那些本來可以過上好日子的人們，因為無知而自毀長城，致戰火不斷，人們流離失所，難民到處逃命，既可憐復可恨。回看我們目前享有的和諧與安寧，即便一些魑魅魍魎以無恥的雙重標準不斷挑撥離間，我們仍然可以在一個安全穩定的環境下去面對被強加的挑戰，和堅持自我持續的發展，繼續追求美好的生活。這得來不易的和諧與安寧絕對不是必然的，這是因為我們是由一羣知的人在管理這個國度，同時有一羣知的人在各自崗位上守護着我們，默默地奉獻和堅持，我們應該十分慶幸和必須珍惜。珍惜，便必須參與其中，求知是我們每一個人必須負起的責任，不可允許魑魅魍魎的無恥企圖得逞。我們善良，但不可無知，更不可無能。《論語》「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紂如何不善，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我們無知，下場便是不善，在人類世界文明程度仍然有疑問，大多數人仍然無知的今天，沒有人會同情失敗者的，即便那是因為善良無知而失敗。

因此，“知”，符合事實的知，真實的知，是我們一切正確行為的依據，是擺脱“話語權”束縛的有效基礎和手段。「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正確的知或錯誤的知，決定了我們行為的正確或錯誤。事實上，“知”是人類有別於動物，並且能夠發展出文明的原因，可以説，人是“知”的產物。 “知”在人類社會活動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知”的缺失，讓“話語”可以被任意操作，認知受到扭曲之後，社會便難以正常運行，容易產生撕裂和衝突，甚至會走向暴亂和崩塌。“知”對於個人來説，同樣重要，能夠掌握一定的“知”，才可以立足社會，而不會被淘汰，同時可以以正確的態度和行為，去面對社會問題。“知”決定了我們是誰，我們來自何方，我們應該而且將會走向何處，沒有“知”，我們便不可能成為“我們”，因為知的缺失會使我們失去定義和評價自己的能力和權力。因此，獲得“知”的權利對於人們來説，是生命權之外最重要的權，是第一權。

伯特蘭•羅素《權力論》「輿論是萬能的，其他一切權力形態皆導源於輿論--這個見解容易説明。軍隊一無是處，除非兵士相信他們為之戰鬥的事業。如系僱傭兵，除非他們確信指揮官有能力領導他們取得勝利。法律不能實行，除非得到普遍的尊重。．．．．．．事實證明宗教方面的意見往往比國家更有力量。在任何一個國家裏，如果大多數人贊成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就行不通了。根據這些理由，可以説在一切社會事務中輿論是最終的權力。」當然，輿論是否有影響力，取決於人是否相信，相信了，便交出了權力，交給那些掌握輿論的人。

培根：“Knowledge is Power”的意思，是“知識是力量”？是“知識是權力”？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