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精日質疑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因為蔣介石政權跟日本右翼一樣無恥_風聞

經人提醒，在宋某的五分鐘完整版視頻中兩次出現了“解放之後的中國歷史學家”，即建國之後的大陸學者。一次是説大陸學者隨意選了一個筆記中的數字當做史料證據；另一次是説大陸學者胡編亂造了一個上下五千年。宋某無疑是攻擊建國後中國大陸的學者在學術研究上一塌糊塗，連常識都沒有，大陸的學術服務於政治，為了宣傳而編造檔案。

宋某的惡毒和無知根本不值一駁，不過我們也可以從“解放之後的中國歷史學家”這一政治意味非常濃的話語中反推知，在宋某的觀念裏，國民黨統治之下的文人墨客在治學上還是很嚴謹。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好死不死，南京大屠殺的主謀甲級戰犯松井石根的秘書田中正明（丙級戰犯）在其1983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殺”之虛構》一書中攻擊中國隨意編造南京大屠殺的死難者人數，但引用的卻主要是蔣介石政權公佈的數據。（其實跟日本右翼沒有任何討論學術的價值）

（《“南京大屠殺”之虛構》，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出版，內部讀物）

右翼分子田中正明一共引用數據十五則，在政治立場上可以分為國共雙方，時間上以1949年為分界線。我僅將田中正明所列中方數據作以下分析：

一、共方的數據基本都在發佈在1949年以前，建國之後數據田中正明僅引用了中國大陸教科書。所見最早的共方數據發佈於1945年的《改造日報》，42萬人。《改造日報》是一份針對日本戰俘和僑民的報紙，其由中共地下黨員陸久之（蔣介石養女蔣瑤光的丈夫）出面創辦，湯恩伯任社長。因此，42萬人可以算是抗戰剛剛結束時國共雙方都認可的數字。

二、1946年，南京地方法院檢查處的調查報告稱：“獲悉本市被殺人確數，已30餘萬。其未及獲得確切材料者約計亦不下20萬。”被日軍集體屠殺人數為294911（不是田中正明説的34萬）。這成為審判日本戰犯的重要依據，在東京大審判和與谷壽夫的判決書上的都寫着“三十萬人以上”。由此，30萬人是國民政府官方調查得出的下限。而我們也不難發現，共方及民主人士很快就在死亡人數為30萬上達成了共識。1946以後，共方數據基本上不存在所謂忽高忽低的現象。至於我們歷史教科書上30萬的數據是如何來的，已經有太多人進行過分析，茲不贅述。

三、田中正明所引用的材料出處可疑。筆者未能逐條查證，僅舉兩則進行説明：“南京大屠殺（南京大學歷史系，1948年）幾十萬人”，眾所周知此時還沒有南京大學；“《工人日報》（1946年）30萬人”，《工人日報》創刊於1949年7月15日，1946年可有同名報紙？至少，田中正明有捏造數據的嫌疑。

四、田中正明用以攻擊南京大屠殺是偽造的所謂“證據”大多出自蔣介石政權所編戰史，如果田中正明能夠不弄虛作假，那麼蔣介石方面的數據顯然擔得上忽高忽低。在敗退台灣之前，國民黨內部在數據上就有差異。南京地方法院的數據為34萬，同年陳誠負責編撰的《八年抗戰經過概要》就變成了10萬以上。此後，蔣偽軍編撰的戰史長期都把數字壓在10萬以上。但變化就發生在七十年代，1978年蔣經國《抗日御侮》增加到了20萬人。1979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國近百年曆史圖集》為30-40萬，算是正本清源。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宋某質疑南京大屠殺死亡人數的原話：

30萬人是沒有數據支持，確實是這樣，當時有很多，30萬人是從一個人的筆記裏面大概估計，也有估計3000的，有估計2萬，有估計50萬，有估計7萬的，那最後解放之後這個中國歷史學家找了其中一個人的話以30萬作為南京大屠殺的數據，然後一直保留下來。

宋某的邏輯其實跟田中正明如出一轍，只是宋某不僅能找到比田中正明這個丙級戰犯更離譜的數據，還把不嚴謹的帽子強行扣在了“解放之後這個中國歷史學家”的頭上。只要從上文我對田中正明所引數據的分析來看，蔣介石反動派在南京大屠殺問題上進行政治操弄才是“落人口實”的始作俑者。可以説，精日比戰犯還要反動，還要沒有人性，還不講事實。

蔣介石偽政權為什麼在南京大屠殺的數據認定上曖昧不清？原因無非有二：

一、蔣介石在戰爭之後積極推動對日“以德報怨”，其目的是為保證國民黨軍隊能迅速佔領淪陷區，為此蔣介石放過了不少日本戰犯。在清算日本戰爭罪行上不徹底，自然在認定日本侵略事實上也會擇機打馬虎眼。而在敗退台灣後，同屬第一島鏈的蔣偽政權和日本政府相互親善，蔣介石為鞏固“邦交”更不會在南京大屠殺問題上去為難日本。但到了七十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蔣偽政權被日本拋棄。於是在官方文獻中就出現了30萬到10萬，再從10萬變20萬，20萬又變30萬的怪現象。如此大幅度地波動，蔣偽政權簡直是把人命當兒戲。

二、蔣介石政府在南京大屠殺問題上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南京保衞戰打得非常糟糕，主帥唐生智棄幾十萬大軍而逃，由於缺乏渡輪不少守城士兵溺斃於碼頭，而逃跑的國府官員也不止唐生智一人。

當時南京相當危急，因為上海已經失陷，日軍正分兵幾路向南京包抄。國民政府表面上留下唐生智作為衞戍司令，實際上已經準備全面撤退，先到武漢，然後到重慶。唐生智曾經慷慨激昂，表示誓與南京共存亡，實際上也是隨時準備逃跑。在這種情況下，有20幾個在南京工作、教書、傳教的西方僑民自發地組織起來，這就是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杭立武參與了該委員會的籌備，但後來他也跟着國民政府逃走了。所以在日軍進入南京燒殺姦淫，無惡不作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沒有留下任何一個官員處理淪陷後這些事務。（本來按照國際慣例，即令交戰國，也允許原政府的官員特別是市政官員處理淪陷後的遺留事宜，作為事務性處理的人員或機構是允許的。）當時經過這些外國僑民的申請，國民政府已經預定留下一個曾留學德國的警察局長王國磐，但此人後來也跑了。這就是説南京淪陷後剩下的幾十萬難民沒有人管，完全處在日軍的槍彈、刺刀和暴行面前。——章開沅：《紀念南京大屠殺在中大演講》

面對如此慘敗，蔣介石在1938年1月22日的日記中稱：“在南京保衞戰中，中國軍隊傷亡逾6000人。”然而日本大本營公佈的國軍傷亡人數是86000人，無怪乎棄守南京的蔣介石要槍斃揭他短的韓復榘。國民黨在不僅沒能保衞民國首都，指揮一片混亂，而且對南京的居民極不負責，大小官員望風而逃。蔣介石以及那些國軍的高級將領當然清楚自己在南京大屠殺問題上也有不可逃脱的責任，所以軍方公佈的數字一直都要遠小於學界，對此田中正明不無諷刺地説到：“特別是中國方面提出的這些數字全部是非作戰人員，不包括軍人。這是因為，如果發表‘官兵被屠殺’，對國民政府軍隊來説，是極不體面的。”由此也不難解釋國民黨軍方有意壓低南京大屠殺死難者人數的政治動機了。

總而言之，僅從右翼分子田中正明的“分析”來看，搞政治操弄，把人命當兒戲並“落人口實”的顯然是蔣介石反動派。反而是中國大陸一直都尊重東京大審判認定的“三十萬人以上”的説法，沒有大幅調整過數字。當然我們的南京大屠殺研究也存在一些問題，尤其是在歷史取證方面比較滯後，民國時期的户籍管理更是一片混亂，中國大陸開始大規模着手整理相關史料其實與受日本右翼翻案風的刺激有關。

宋某言之鑿鑿“解放之後的中國歷史學家”如何如何，把黑的説成白的，她一點都不嚴謹客觀，而是流氓至極，散播歷史虛無主義。而她的支持者們一邊鼓勵散播“曾參殺人”，一邊攻擊舉報者，還自詡理性客觀，號稱學術無禁區，這幫無恥之徒跟學術根本就不沾邊。孔子曰：“鄉愿，德之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