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毛澤東：素未謀面，從不陌生_風聞

 1

1918年。

由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雜誌實行改版，改為白話文，使用新式標點，迅速火遍全國。

25歲的毛澤東以“二十八畫生”為筆名，在上面發表了一篇文章，《體育之研究》。

這篇文章是毛澤東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

是的，後來成為舉世矚目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的毛澤東，第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其實是關於體育的。

毛澤東在文章中提出：一個人的精神是和他的體魄分不開的，所以“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蠻其體魄”。

他可以算作近代以來，第一個把體育鍛煉上升到民族精神層面的人了。

只是這種認知和思考，就已經和那個時代很多人拉開了差距。

對於身體和健康，毛澤東一直十分關注。

1917年，長沙有幾個學生因病夭折，正在長沙求學的毛澤東大受觸動。

他向大家大聲疾呼：當世百科之學，無論在校學習還是自修，只有體之強者，方能勝任。

如果今日不為，他日將無以謀生。

他還認為，身體好並不只是天生的，更在於後天努力：弱者不必自悲，只要勤於運動，體質就會改變。

強者也不必自喜，濫用其強，經常嗜慾，身體也會變弱。

千言萬語匯成一句話：身體是革命的本錢。

革命是幹出來的，身體也是練出來的。

我覺得，毛澤東上面説的這些話，特別是“濫用其強，經常嗜慾，身體也會變弱”這幾句，對當今的青年人來説仍然振聾發聵，非常有警示意義。

而頗為有意思的是，幾乎就在同一個時期，還有一個人得出了看似截然相反的結論，他認為，如果不改造人的思想，那麼無論身體再強健，也不過只是麻木不仁的看客。

毛澤東發表《體育之研究》一個月後，這個憤怒的中年人，首次用一個筆名寫了一篇驚世駭俗的文章。

有意思的是，這篇文章也發在《新青年》上。

文章的名字叫《狂人日記》，這個首次使用的筆名叫“魯迅”，這一年他37歲。

這大概是毛澤東和魯迅，最早的一次人生交集。

毛澤東和魯迅關於人的“精神”和“身體”看起來好像得出了正好相反的結論，其實根子裏是一樣的。

他們都想要改變民族的命運，國家的面貌。

他們都看重精神，魯迅是要直接進入人的思想，直接擊穿你的認知，並進而刺激着你自覺改造思想。

人都是有劣根性的，但當你跳出來，看到了自身所存在的狹隘、懶惰、自私，就不再是那個渾渾噩噩、麻木不仁的人了。

而毛澤東要大家鍛鍊身體的目的，也是為了振奮大家的精神，去進行革命。

沒有奮起的精神，一切都會在疲乏、空虛中走向沒落。

讀不出他們底層裏的這種“同質化”，就讀不懂魯迅和毛澤東。

1918年的這神奇一年，誰也不會想到，他們的一生會產生如此多的交集。

 2

魯迅的文章，其實早在民國時期就已經被編入了教科書。

比如，1923年，由胡適等人校訂的《新學制國語教科書》裏，就選了魯迅的《故鄉》和《鴨的喜劇》。

據統計，民國時期各版本教科書，共收有魯迅作品《聰明人和傻子和奴》、《雪》、《一件小事》等19篇。

到了建國後，對魯迅的推崇更是一度達到了頂峯。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的讀者裏有一個人叫：毛澤東。

毛主席評價魯迅，開篇就是三個家，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

這幾句話最後進了《毛主席語錄》，又因為這本發行量僅次於《聖經》的紅本本，而變得家喻户曉。

所以那段時間，課本里基本上除了毛主席的文章就是魯迅的文章。

幾乎每篇文章都會在毛主席語錄之後，引用魯迅的話。

“毛主席教導我們”和“魯迅先生説”幾乎是一整個時代的口頭禪。

有趣的是，有段時間，其實“先生”這個詞彙也是不能用的。

因為，它代表了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落後文化。

魯迅破例享受了這個待遇，當時全中國只有魯迅一個人是先生，其他人都是同志。

而毛澤東和魯迅，雖然觀點並不完全相同，確實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同志。

 3

1932年10月，已經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的毛澤東遭受了一次重大挫折，中央政治局的全體委員集體把他選下了台。

從那時起一直到長征的遵義會議，他都再也沒能進入核心領導層。

原因是共產國際要求紅軍打武漢，毛澤東説打武漢根本不可能，想都別想；打南昌，毛澤東説也不行；打贛州，毛澤東説贛州也打不下來，贛州是銅牆鐵壁。

共產國際覺得，給臉不要臉是吧，那就一邊玩去吧。

這一次的挫折十分嚴重，連他的弟弟、弟妹、賀子珍都受到牽連，很多人有了顧忌，不敢接近毛澤東。

為了不牽連或少牽連別人，毛澤東也很少再和別人談話。

毛澤東説，那段時間，鬼都不上門。

“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更可怕的是，長征都差點沒把毛澤東帶走。

一直到最後，掌握領導權的博古才提出“還是要帶毛澤東走”，這成了博古在長征前後所做的最正確的決定。

陳毅後來曾説過:“毛主席是一個……受過污辱、冤枉和虐待的人……他被撤過職，受過黨內審查，被宣佈為機會主義者，蒙受恥辱，被送往後方休養。沒有人去看望他，因為誰也不敢接近他。”

1933年，馮雪峯到了江西瑞金，他是我們黨文藝戰線方面的重要人物和聯絡員。

在瑞金，他見到了正處於人生低谷中的毛澤東，兩人不時會聊聊天。

有幾次毛澤東對馮雪峯説：今晚我們不談別的，只談魯迅好不好？

還曾不無遺憾地説：五四時期在北京，弄新文學的人，見過李大釗、陳獨秀、胡適、周作人，但沒有見過魯迅。

馮雪峯後來把這段歷史，當面講給了魯迅聽。

當魯迅聽到毛澤東説遺憾沒有見過他時，也遺憾地説：我也不大瞭解毛澤東，過去只聽説毛澤東是搞農民運動的，想不到還是個學者。

馮雪峯還告訴毛澤東，有一個日本人説：全中國只有兩個半人懂得中國，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魯迅，半個是毛澤東。

金庸寫《笑傲江湖》的時候，很可能借鑑了這句話，所以小説裏多次出現“我佩服的人有兩個半”之類的説法。

但現在來看，這句話錯的非常離譜，蔣介石和魯迅加起來可能都沒有毛澤東懂中國。

因為，只有毛澤東讀懂了當時佔絕大多數，沉默的，不識字的，困苦的農民，讀懂了藴藏在他們身上驚人的力量。

就像一個小小的原子，愛因斯坦第一次用公式揭示出了其中藴含的驚人力量，只要有合適的條件，就會釋放毀天滅地的力量。

而舊時代的中國，每一個農民，都是一個小小的原子，只要把他們組織起來，就擁有了改天換地的力量。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周恩來對前途很擔憂，特地去武漢找毛澤東，毛澤東説了一段很經典的話：

中國有四萬萬農民，他們祖祖輩輩就被那些地主老財欺壓，受盡了苦難，他們就是遍地的乾柴，只要把火星子丟上去，那就是熊熊烈火。

但這個力量，蔣介石或者魯迅可能都沒有意識到。

毛澤東曾經評價魯迅的《阿Q正傳》：表現了農民看重黑暗面、封建主義的一面，但忽略其英勇鬥爭、反抗地主，即民主主義的一面，有對羣眾力量估計不足的地方，這是因為未曾體驗過農民鬥爭之故。

這個評價很中肯。據説，當魯迅聽到這個評價後，頷首微笑了一下，沒有説話。

 4

馮雪峯作為聯絡員，在毛澤東和魯迅之間，帶了不少的話。

我原本以為這個故事到這裏就結束了。

沒想到，就像一個連續劇一樣居然還有個小尾巴。

很多年後，我在一個犄角旮旯裏讀到了這個歷史的細節。

那就是，當馮雪峯告訴毛澤東日本人那句“兩個半人懂得中國”的話時。

毛澤東聽了毫不以為意，哈哈笑了，沉思了一會兒又説：這個日本人很不簡單，他認為魯迅懂得中國，這是對的。

這説明，毛澤東是真的懂魯迅的。

1933年的時候，中央蘇區曾經想過請魯迅來擔任教育部門的領導，毛澤東知道後，是反對的，他明確提出：魯迅當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這個教育部門的領導，後來由瞿秋白擔任。

而瞿秋白離開上海去蘇區之前，曾經向魯迅去辭行。

我們現在去看1934年1月4日的《魯迅日記》，會發現有四個字：晚宜賓來。

其實説的就是瞿秋白（宜賓是瞿秋白的一個化名）去找他辭行的事，這也是他們最後一次見面。

瞿秋白走了二十多天，1934年的2月5日達到瑞金，擔任了中華蘇維埃的教育人民委員。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突圍長征，安排瞿秋白留下來主持工作。

但魯迅還以為瞿秋白跟着長征了，1935年1月6日，他在寫給曹靖華的信中説：惟它兄僕僕道途，不知身體如何耳。

這裏的惟它就是瞿秋白，因為瞿秋白還有個筆名叫屈惟它。

瞿秋白曾經用這個筆名在《新青年》上發表過文章。

1935年6月19日，瞿秋白英勇就義。

魯迅當晚喝了很多酒。

忘了説了，雖然本文標題叫《魯迅與毛澤東》，但事實上，他們二人從未見過面。

但魯迅和我們黨早期領導人瞿秋白卻可以算得上是至交，甚至於兩家人都經常相互往來，瞿秋白還曾經花大價錢給魯迅兒子海嬰買了一套進口的積木玩具。

而在上海形勢嚴峻的時期，瞿秋白則曾經多次到魯迅家裏避難。

魯迅曾送給瞿秋白一幅對聯：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當以同懷視之

瞿秋白把它掛在家裏的客廳中央。

在瞿秋白就義五天後，魯迅在萬分悲痛中寫道：中國事其實早在意中，熱心人或殺或囚，早替他們收拾了，和宋明之末極像。但為以為哭是無益的，只好仍是有一分力，盡一分力……

瞿秋白犧牲後，魯迅耗盡心力為其聯繫出版遺作《海上述林》，因為在魯迅看來：人給殺掉了，但作品是不能給殺掉的，也是殺不掉的。

只要有作品流於後世，瞿秋白就會一直活着。

這本書出版後，已經到了1936年10月，此時的魯迅已經躺在了病榻上，他讓馮雪峯把其中的一本送毛澤東，一本送周恩來。

很多人勸他修養或者去國外治療，魯迅説：我這樣想，與其不工作而多活幾年，倒不如趕快工作少活幾年的好，因為結果都一樣，多幾年也是白活的。

5

魯迅向來同情革命。

1931年，因為參與黨的秘密集會，著名作家柔石、胡也頻等被國民黨殺害。

很多人噤若寒蟬。

作為黨外人士的魯迅卻拍案而起，在巨大的憤怒中，冒着殺頭的危險，寫下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為了忘卻的紀念》。

毛澤東説過：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魯迅代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

柔石被殺後，魯迅反覆説：中國民族過去流的血實在太大了，但大部分血流的結果只是使中國增加了沙漠，很少帶來改革的效果；我們現在是要使他們的血為了民族的新生而流。

又説：減少流血，不要希望於臨末的反動階級；革命者不是避免流血，而是要不怕流血犧牲又要看重自己血的價值。

11年後，毛澤東在延安才讀到魯迅的《為了忘卻的紀念》，難以想象毛澤東讀到這篇文章時懷有怎樣的心情。

毛澤東説:我在陝北，晚上睡不着，我就讀魯迅的書。我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

我相信，毛澤東説他和魯迅的心是相通的，並不是什麼虛話。

1936年，魯迅在病重中授意馮雪峯寫了一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則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乾淨的地方去。

這封信在反擊託派主義的同時，也是對毛澤東作出了肯定。

毛澤東很喜歡魯迅的詩:“萬家墨面沒篙萊，敢有歌吟動地哀。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

毛澤東畢生都是一個孤獨的思想者，而這首詩，確實能夠代表毛澤東畢生的心境。

1971年11月20日，毛澤東在會見參加武漢地區座談會的人時説：我勸同志們看看魯迅的雜文，魯迅是中國的第一個聖人，中國第一個聖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賢人，是聖人的學生。

但我覺得，毛主席這句話説錯了。

他和魯迅一樣，都是中國的聖人。

而且，他比魯迅更進一步，他更想要把每一箇中國人都變成聖人。

他曾經説過，四個偉大總有一天是要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

而他教給大家的最重要的東西之一就是，人民羣眾才是歷史的創造者。

他畢生的奮鬥，就是讓更多的人去相信，去踐行，去和他一起創建心中那個理想的社會和國家。

在那個社會里，人人平等，沒有壓迫、沒有剝削，路不拾遺、夜不閉户，勞動最光榮，青年人是最有希望的，老人有智慧，婦女能頂半邊天，每個人都是完全的、有覺悟的人。

從哲學的層面，他的最高理想，是要建立一個絕對平等，擺脱物質追求，思想不斷純化的新世界。

在這樣的世界裏，每個人都摒棄了與生俱來的許多本能和劣質，不要剝削、壓迫、痛苦、高低、優劣，要加強體育鍛煉、增強人民體質，要好好學習、天天向上，要五講四美三熱愛，人人衞生健康。

每個人都能在這樣的社會里，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

毛主席的詩裏，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人民都是最重要的，是至高無上的，是堯舜，是英雄。

在知乎“到底誰是中國最偉大的人”的問題下面，被點贊次數、引用次數最多的一條評論是“人民説是他，他説是人民”。

但更讓人淚目的是另一句話：

如果沒有他，答案永遠不會是人民。

成大事者，往往都會經歷難以言説的孤獨，因為他們思想太超前，常人難以理解。

老年的毛澤東，經常看書、看白蛇傳看到淚流滿面，我常想象他那時的心境：身邊已無故人，滿眼皆是回憶，一轉眼已是百年身。

而更悲哀的，大概是身邊人的離去和後來者的誤解。

魯迅曾經説過這樣的話:

“死於敵手的鋒刃，不足悲苦;死於不知何來的暗器，卻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於慈母或愛人誤進的毒藥，戰友亂髮的流彈，病菌的並無惡意的侵人，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魯迅

《三體》小説裏，有很多震撼人心的名句，其中有一句，我覺得最能反映最真實的人性：

人類不感謝羅輯。

拯救了全人類的面壁者羅輯，被當成是瘋子，暴君，在完成拯救使命的那一刻，要接受審判。

東歐劇變的時候，前蘇聯的國家推倒了列寧雕像，去年美國人民暴亂的時候，有人推倒了華盛頓雕像，深深覺得可悲。

郁達夫在紀念魯迅大會上説：“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個有英雄卻不知敬重愛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藥的。”

很不幸，這樣一句話對毛澤東和魯迅同樣適用。

6

只可惜，後來的這些。魯迅都已經看不到了。

魯迅自己曾想去蘇區看看，但因為各種原因沒有成行。

就在斯諾他們去了陝北幾個月後，魯迅逝世，這也就成了永遠的遺憾。

魯迅還曾對馮雪峯説：原來有過寫紅軍的設想，但終於因為缺乏實際體驗，不得不放棄了。

這可能是更大的遺憾了。

魯迅生前最後一年，作家斯諾和醫生海德姆一起前往了延安。

在他帶去的皮箱裏，有一根魯迅捎給毛澤東的金華火腿。

關於這根火腿，我後來從史料中看到了很多不同説法，有的説是一根，有的説是兩根，有的説火腿還沒送到就被吃了，有的則説毛主席吃了這根火腿。

但無論怎樣，當年魯迅先生託海德姆給毛主席送火腿，是板上釘釘的事實。

魯迅、毛澤東的人生軌跡，靠着這一根火腿完成了最後一次交集。

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時25分。

魯迅的《日記》寫着“星期”二字就中斷了。

手稿攤放着，燈卻亮着。

魯迅先生逝世了。

他的一生都是在奔走呼號、投槍匕首的戰鬥中渡過。

上窮碧落下黃泉，只是為了尋找一個答案：

中國人向何處去，中國文化向何處去，中國向何處去？

為了這個答案，他決心“揹着因襲的重擔，掮住了黑暗的閘門”，他要做“在寂寞裏奔馳的猛士”，他要“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魯迅首先是一個失敗主義者，他的眼裏所見皆是黑暗，內心裏卻滿是光明。

日本思想家丸山升曾經這樣説過，魯迅和毛澤東一樣，正因為他們是“失敗者”，因此才成為最徹底的革命者、真正的革命者。

從絕望中望見希望，這才是魯迅最強大的力量。

他是以燃燒的生命，給今天的我們以無窮的光與熱。

魯迅病逝後，遠在日本的郭沫若寫下了這樣的輓聯:

“孔子之前，無數孔子，孔子之後，一無孔子;魯迅之前，一無魯迅，魯迅之後，無數魯迅。”

多年以後，當我們遇到困苦和不幸的時候，魯迅文字間流動的智慧與勇氣，會成為我們行走的參照，那些鮮活的思想像一直燃燒的燈火，照耀着不斷摸索新路的人們。

魯迅曾經寫過：遇見深林，可以闢成平地；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

我説：遇見魯迅，可以照見人生。

平生荊棘向前進，未死精神待後人。

我在書裏查到，魯迅逝世後的治喪委員會里有九人名單，包括了毛澤東。

刊出時，除了日本人辦的《上海日日新聞》外，所有的中國報紙都沒有刊登毛澤東的名字。

但這絲毫不妨礙毛澤東對魯迅的推崇，甚至於在延安時候，就已經建設了影響巨大的魯迅藝術學院。

建國後，魯迅更是達到了一生榮耀的巔峯，成為了國民級別的“先生”。

我相信，如果沒有毛澤東，沒有黨的勝利，魯迅不可能有今天如此崇高的地位。

但如果沒有當年魯迅對革命的同情，用自己的文字當作革命的武器，寫下那些充滿戰鬥力的文章。

他也不可能得到我們黨如此的推崇。

歷史，永遠都存在着一個自洽的邏輯。

恰如，1935年11月，魯迅給當時到達陝北的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裏面有這樣一句話：

在你們身上，寄託着人類和中國的將來。

而這句話，在今天，已然由歷史得到了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