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宋某事件產生的一些聯想_風聞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文科類留學日本的，大多都對日本的實證主義研究範式五體投地。

2002年，我剛讀碩士，接待了一位北大畢業又到日本東京大學讀博的教授，他當時就有“日本人做學問不像中國……”的言論，一開始讓我誤會他不是中國人。他説“我現在就看重材料，材料一擺出來，什麼問題就都解決了……”

我們老師很清醒，當場就説他這個觀點是不對的。

所謂“材料”，根本不是“客觀的”東西，都是在各式解讀中出場的，都自帶理解，都是意義體或者意義的組合。甚至“材料”的選擇本身，就體現了特定的立場。

更重要的是，你所研究的問題，只要一提出來，其實就已設定了答案。

比如：將對南京大屠殺的研究限定在被屠殺的人數上，因為確實無法確定被屠殺而死的人數，於是就只好得出結論説“一切尚待進一步研究”，進而連帶着似乎南京大屠殺本身也尚待研究了。

再比如：你不去研究屠殺者的暴行產生的原因，卻研究被屠殺者被屠殺的原因，再怎麼客觀，其實都在轉移焦點，為侵略者卸責。

2001年，德里達第一次中國之行，在北大做了題為“寬恕”的主題報告。所謂“寬恕不可能被寬恕的才是寬恕”，一下子弄暈了在場一大撥學者。有一位老實人戰戰兢兢地提出疑問，問德里達“您所説的寬恕是否包括中國對日本的寬恕呢？”德里達沒有直接回答，balabala繞了一大圈,但給我留下的印象是，他認為中國人要對日本寬恕。

我看了德里達的報告以及和諸學者的對談之後，也是中了毒，也認為，緊抓着日本侵華不放，是不對的，應該向前看，更應該主動與日本和解。每次日本修改教科書，我都認為我們首先應該反思自己。

感謝十八大以來大環境的改變！我終於也能夠對上述那些反思進行反思了！

更重要的是，我終於可以公開地説出自己想説的話了！

對於燒殺擄掠、無惡不作的日本鬼子，以及戰後形形色色的軍國主義餘孽，所謂“寬恕”其實是一種範疇誤用。

對它們，就是要打倒，就是要唾棄，就是要將仇恨永記心間，代代相傳！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你自己不主動站出來講正氣、講正義，它又怎麼會突然間良心發現為你主持正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