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主義國際到民主峯會：新加坡又遭排斥？_風聞

來源：聯合早報 作者： 林任君  

相對於與社會主義國際成員惡鬥的大風大雨，沒受邀參加民主峯會，對新加坡來説簡直一點漣漪也沒有激起。

民主峯會的最大看點是中國沒被邀請，反而是台灣受邀了。（路透社）由美國總統拜登大張旗鼓召集的首屆“民主峯會”已經在12月9日隆重登場，舉行了兩天，但雷聲大雨點小，掃描了主要媒體，沒看到什麼重要的成果，船過水無痕。

其實明眼人一開始就看得很清楚，這個峯會的地緣政治意圖很明顯，主要目的是締造一個全球民主聯盟，將中國和俄羅斯這兩個主要對手排除在外，加以孤立。峯會的最大看點是中國沒被邀請，反而是台灣受邀了。

令許多國人驚訝的是，峯會邀請了110個國家和地區，一些被公認為不民主的國家也入選了，而新加坡竟然不在其中，有些人因此感到失落，對自己的國家“名落民主孫山”憂心忡忡。

但從大多數人的反應看來，似乎是好奇多過失望。今天的新加坡充滿自信，早已不在乎別人的肯定——沒受邀又怎樣？有什麼大不了？美國本身在許多方面的民主表現不也是很糟，遠的不説，今年1月6日特朗普總統敗選後，在美國最高民主殿堂國會山上演的衝突，不是對民主的最大諷刺和褻瀆嗎？“國際民主和選舉援助研究所”（IDEA）剛在11月發表的《2021年全球民主狀況》報告，不是首次將美國列入民主倒退的名單嗎？

新加坡人感到好奇的是，為什麼幾個民主表現欠佳的鄰國也入選了，尤其是最靠近也最熟悉的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還比新加坡民主呀？”某個羣聊組有人以一種不屑和難以置信的語氣質問。“那些眾所周知的金錢政治、貪污賄選怎麼説啊？還有種族政治，難道也符合民主精神嗎？”

“但人家至少有政黨輪替啊！”我故意和他唱反調：“反對黨也有機會上台執政，輪流做政府，才是西方認可的民主。”可不是，馬來西亞在野陣營希望聯盟在2018年5月的大選中，一舉擊垮執政了61年的國民陣線，一夜變天，實現了馬國破天荒第一次政黨輪替，被形容為民主的偉大勝利。那年8月，新加坡一批著名的異議分子不就迫不及待到吉隆坡，向回鍋首相馬哈迪朝聖，讚揚馬來西亞為“民主明燈”，並要求他將民主和人權帶給整個東南亞嗎？

而“民主留班生”新加坡在這方面的表現就很差勁了，人民行動黨自1959年執政至今已經62年，不但沒讓反對黨上台，還在美國人暗中支援他們時加以阻撓。1987年，美國駐新加坡大使館一等秘書亨德里克森（Hank Hendrickson）曾唆使一批本地律師加入反對黨，參加1988年大選，不但答應暗中資助他們，還安排其中一人蕭添壽到華盛頓會見其國務院上司。在那次會見中，美國答應蕭添壽若被新加坡政府對付，將給予政治庇護。結果，新加坡政府在1988年公開揭露此事，聲稱亨德里克森的行為已經越出外交官允許的界限，將他驅逐出境，完全不給美國面子。

這是當年的外交大事，美國人當然不會忘記。

民主的主要指標朋友被我的反調唱得啞口無言，但其他人旋即七嘴八舌反駁了：馬來西亞的“民主勝利”很短暫啊，希望聯盟不久後就在“喜來登政變”中倒台；當選議員紛紛待價而沽，變成“政治青蛙”，在權錢交易下為了私利而隨時變色跳槽；“後門首相”應運而生；更糟的是，在政黨連續輪替中，新政府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而取消或改變前朝簽訂的國際合約，造成國家的巨大損失……這是哪門子的民主？

我繼續唱反調：這些“結果”很重要嗎？美國人重視的是“程序正義”而不是“結果正義”。對他們來説，最重要的是一人一票的選舉形式，自由熱鬧的競選過程，至於選舉的結果是否會造成懸峙國會、立法僵局、社會分裂、經濟停滯、少數人得利、國家利益和人民福祉受損，那不是民主的主要指標。

我乘勝追擊：根據這類指標，美國認為馬來西亞比新加坡更有資格參加民主峯會有何不對？算了吧，反正不參加也絲毫無損我們的利益！別忘了，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都與中國存在着主權或專屬經濟海域糾紛，邀請它們是明顯的地緣政治考量。

本來以為這場爭論到此結束，沒想到羣中那位一直冷眼旁觀的高手突然發聲了：“1976年人民行動黨被社會主義國際踢出來，現在新加坡又不被美國邀請參加首屆民主峯會，左右不逢源，怎麼回事啊？再來搞一個不結盟運動吧！”

此人在羣中被稱為“百科”，看來沒有過譽。時隔這麼久還記得1976年那場沸沸揚揚的風波，而且與眼下我們被民主峯會排斥的事相提並論，找到一條貫穿的主線，呈現一個“新加坡在國際上經常兩面不討好”的視角，的確發人深省，讓人佩服。

身為建國一代，我對此事是有些印象的，翻箱倒櫃找到一些資料，尤其是那本塵封已久的1976年出版的“Socialism That Works……The Singapore way”（《行之有效的社會主義……新加坡之道》），記憶就喚回來了。

人民行動黨早期在與左派和右派政治勢力鬥爭時，標榜的口號從“非共社會主義”逐漸演變為較明確的“民主社會主義”，上台後就以此為執政理念。因此，新加坡政府對“社會主義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簡稱SI）這個由各國民主社會主義和勞工政黨組成、既反對共產主義也反對帝國主義的國際組織是高度認同的。建國總理李光耀就曾三次受邀在其常年大會上發表長篇演講：1964年在布魯塞爾、1965年在孟買、1966年在斯德哥爾摩。1966年，也就是新加坡獨立隔年，行動黨受邀加入了這個當時頗有影響力的國際政治組織。

這應該是新加坡執政黨唯一參加過的意識形態性的國際組織，但行動黨與SI成員的良好“同志關係”並沒有維持太久。1976年，SI成員之一的荷蘭工黨突然發難，向新加坡提出多項嚴厲控訴，並動議開除它。這些控狀包括：新加坡以極權主義政策和方法取得高速經濟增長，行動黨以不民主的手段控制政權、實行一黨專政，在未經審訊下扣留並虐待政治對手，以及壓制工運、學運、學術自由和新聞自由等。荷蘭的動議陸續獲得英國工黨和其他會員的支持。

人民行動黨當然不甘示弱，立刻組織了一場全面反擊，外交部長拉惹勒南、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吳慶瑞、內政部長蔡善進、職總秘書長蒂凡那等重量級領導人以及一些學者，紛紛從各自的崗位或專長髮表長篇評論，駁斥對新加坡的各種控訴，其中尤以拉惹勒南和蒂凡那的語氣最為尖鋭苛刻。他們指責這場反行動黨運動顯示，SI已經受到“新左派”滲透，暗示它已靠向蘇聯所領導的共產主義陣營。

社會主義國際的主席團會議於1976年5月28及29日在倫敦舉行，行動黨派蒂凡那赴會，為新加坡辯護。他攜帶了李光耀寫的一封致SI總秘書的“退會信”，聲明若荷蘭工黨的提案不撤銷，新加坡就退會。結果提案沒有撤銷，新加坡宣佈退會，但一般的説法都認為人民行動黨是被社會主義國際開除的。

新加坡之道對新加坡來説，這是一個重大的國際挫折，政府迅速展開宣傳，將那些針對SI成員的控訴進行駁斥的言論、陳詞、退會信以及一大堆附錄集結成書，趕在該年8月31日出版，就是上面提到的那本《新加坡之道》，廣泛發行，積極推廣。

如今回顧1976年這件大事還是很有意義的。從事後這幾十年的歷史看來，它已經為日後新加坡與西方的一些有關價值觀的論戰埋下伏筆。《新加坡之道》的內容一再突出新加坡的特殊性，強調亞洲與西方社會的不同，指出社會主義具有多元性，不能全盤照搬歐洲的社會主義等等。在當時的冷戰格局下，正在與本區域的共產主義勢力展開劇烈鬥爭的新加坡，固然堅決抗拒蘇聯領導的共產主義陣營，卻也堅持不向美國領導的資本主義陣營靠攏，而選擇擁抱民主社會主義勢力，投靠SI。但由於國情不同，尤其是新加坡還是個經濟不發達的國家，無法完全採納西歐的政治和經濟模式，尤其是那種結合自由民主和社會福利的制度，因此堅持找尋替代路線，走自己的路。這就是主要的矛盾所在。

《新加坡之道》全書厚達268頁，羅列了大量資料、數據，附上許多圖片，對SI的種種指控一一做出詳盡的駁斥，並指出控狀所列舉的一些政治壓制措施，例如不經審訊扣留政治犯，其實是英國工黨在當年統治新加坡時採納的，而如今該黨卻倒過來支持這個提案，何其諷刺！

流露全書的是行動黨對西歐同僚的“指指點點”的不屑語氣。帶頭反擊的拉惹勒南這一段不假辭色的話最能説明一切：“尊貴的各位有什麼拯救新加坡的獻議嗎？我所能看到的是你們在將本身原來的豪宅大院搞得日益凌亂失序這方面才華橫溢，請問你們要如何幫我們打理好我們的屋子呢？在我們看來，你們至今為止在要脅下給予我們的一切建議，只能給新加坡帶來你們正對本身進行的那種大肆破壞。你們在這方面的建議和鼓動總是那樣充滿誤導性，讓我們意識到，尊貴的各位希望在新加坡看到的正是凌亂失序！”

這些論調是否耳熟能詳？新加坡政府多年來在面對西方國家的政府、非政府組織、媒體以及國際組織的指責或“忠告”時，常以這類觀點和語氣強烈反駁，數十年如一日，回應的內容因時因事而異，但姿態不變，基調也沒有變：彼此國情不同、價值觀不同，請不要將你們的價值觀強加在我們身上；我們是務實的，不執着於意識形態，我們懂得如何治理好自己的國家；我們相信的是有秩序和能夠帶來良治的民主，不是會造成政治僵局和社會分裂的民主。

美國人跟我們打交道或“交手”這麼多年，對新加坡的這些態度應該早有體會。它心中明白新加坡不是一個可以被輕易“收買”的國家——不會因為受邀了，就在它指揮的“民主大合唱”中跟着齊唱或唱和聲，與中國唱反調；也明白新加坡是個有原則的國家，不會因為沒有受邀參加這種“務虛”的意識形態會議而對美國不滿，從而影響雙邊關係。

新加坡不需要其他國家為它的民主打分。就像世界所有國家一樣，我們的民主並不完善，肯定還有改進的空間。但平心而論，自第二和第三代政治領袖接棒以來，新加坡的民主已有長足的進步。

相對於45年前與社會主義國際成員惡鬥的那場大風大雨，今天沒有受邀參加民主峯會，對新加坡來説簡直是雲淡風輕，連一點漣漪也沒有激起。

隨着舊冷戰的結束，當年曾一度如日中天的社會主義國際如今已日落西山，就不知道發軔於新冷戰的民主峯會能夠風光到幾時？

作者是《聯合早報》前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