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無神論史》連載64——明清國家對風水術的批判和打擊_風聞

**編者按：**為宣傳科學無神論，從9月10日起，我們將連載李申的專著《中國無神論史》。李申，1946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縣人。1969年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原子物理系；1986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獲哲學博士學位；2000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儒教研究室主任。2002年轉任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現任中國無神論學會顧問、國際儒學聯合會顧問、中國反邪教協會副會長。

清代也有不少儒者，同樣認真地維護着社會傳統的道德，指責風水術的迷信和危害。徐乾學，清初曾做到刑部尚書，並請求編修《明史》。其自著《讀禮通考》，在喪葬制度一項中，專門考察了風水術。他列舉歷史上反對風水術的言論後，自己評論道：

親死不葬，此人子莫大之罪。況律有明禁，而世人往往犯之，何哉？以為無其財邪，則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固聖人之所許也。以為無其地邪，則暴棺於中野，而風水是求，又君子之所不為也。然則世人之停喪不葬者果何意哉？彼閭閻之小夫，吾又何責獨怪。為士大夫者，於一身之居處服食，無不窮其財力以為之，獨父母之遺骸，反不獲一抔之土而掩蔽焉。即旁觀者尚且為之唏噓太息，而彼乃安焉不顧，何人心之漸滅一至於斯也！（徐乾學《讀禮通考》卷115）

那麼，對這種情況該如何辦呢？徐乾學建議，實行五代後周太祖郭威的辦法：

周廣順之詔書，親喪未葬，已仕者不許榮進，未仕者不許應舉。且必於保狀內明書依禮葬畢，方許復官赴試。而所司失於覺察者並罪。（徐乾學《讀禮通考》卷115）

徐是刑部尚書，他主張動用國家刑律，來扼制這不變的社會風氣。

上述諸人之外，明清時代，僅僅作為儒者個人意見，批判風水術的人物有：

明朝開國儒臣宋濂，讚揚同鄉張榮不信風水，是“卓識之士”。（ 宋濓《慈孝庵記》）

方孝孺，被永樂皇帝的謀士姚廣孝稱為“讀書種子”，曾告誡族人，不要信風水先生。認為如果依靠葬地可以榮華富貴，就不會再有人努力讀書，也不會有人去行善事。這是絕不可能的。所以，風水先生的話，不可聽信。

儒者曹端，曾勸告父親不要信佛教、道教，並且引用當時流行的歌謠，批判風水術的欺騙性質。其歌詞道：

葬家風水果何由，

舉世滔滔苦信求。

我道如依風水説，

陰陽個個做王侯。（曹端《夜行燭》）

陰陽，就是陰陽先生，就是風水先生。

王廷相，批判風水術是“邪術”、“妄説”。他的言論，被徐乾學引用（見徐乾學《讀禮通考》卷83）。

黃省曾，明代中期儒者，王守仁弟子。著長文《難墓有吉凶論》，逐條批判託名郭璞的《葬書》。描述了當時風水信仰的狂熱，指出了風水術愚弄百姓、危害社會的實質。文章最後，他慨嘆那些不是“庸庸瑣瑣貪污細下之人”、而是所謂“圭璋特達之士”的有知有識的官吏、學者竟然篤信風水！

唐順之，生活於明朝後期。本傳稱他“於學無所不窺。自天文、樂律、地利、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極原委。”（《明史·唐順之傳》）其中“弧矢勾股”指數學；壬奇禽乙，是古代的太乙六壬、奇門遁甲等占卜方術。他還是抗擊倭寇的英雄。他曾勸告風水先生，不要給人講吉凶禍福。

朱董祥，清朝初年儒者，他批評風水術破壞儒教禮制，是愚蠢的行為。

陳確，大約和朱董祥同時。他的文集中，有兩卷專門討論喪葬問題。其中指出，風水術的危害，超過佛教和道教。他認為，宣揚禍福的書，都是妖書；妖書之中，以“葬書”最為妖邪。凡是宣揚禍福的人，就都是妖人；妖人之中，以葬師最為妖妄。

清兵未入關之前，內地的風水術還沒有傳到他們那裏，他們對風水術還保持着較為清醒的頭腦。當清兵攻取遼東的時候，由於清兵是金朝的後代，明代朝廷為了阻扼清兵的攻勢，曾掘斷了時在北京房山的金朝皇陵的地脈，以為這樣對抗擊清兵的進攻會有好處。後來，清兵的攻勢伸延到關內，並且到金朝皇陵致祭。明代朝廷又毀滅了清兵祭祀金朝皇陵的痕跡，並且在當地蓋了關帝廟，以為“驅邪厭勝之術”。後來，清兵入關，順治皇帝談及此事，還嘲笑明代朝廷不知天命有所歸屬，反而“謬委靈於風水，移災於林木，何其誕也！”（《世祖章皇帝聖訓》）

順治皇帝對明代朝廷迷信風水的批評，是正確的。明代朝廷迷信風水，到底也未能挽救他們的滅亡。可惜的是，以後的清代朝廷，卻一步比一步加深地迷信風水。

清代初年，法律上有懲治惑於風水不按時埋葬父母的條文，而且對於惑於風水、妨礙國家建設的，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干預和懲罰。康熙初年，著名數學家薛鳳祚，曾被聘協助河道總督王光裕治理黃河和大運河。撰成一書。該書批評鹽城一帶豪強，惑於風水，築堤阻止洪水入海：

開石䃮海口，在鹽城之東南，內地髙於海數丈，宣泄諸水比姜家堰又為直捷。該縣惑於風水之説，堅築實填，令滴水不通。六州縣之水，全無出路。所以數十年受陸泥之害也。（薛鳳祚《兩河清匯》卷四）

雍正初年，怡賢新王允祥負責整修京津地區河道，以便利農業。他上奏章，請設“營田專官”，並且建議：

如有豪強惑於風水，抗拒不遵者，嚴加治罪。如此，則事無中撓，人皆樂從矣。（《畿輔通志》卷94）

怡賢親王對惑於風水者的態度，顯然比薛鳳祚要嚴厲得多。

大約同時，傅澤洪做江南按察使，撰《行水金鑑》。其卷152記載揚州管河通判聶文魁《勘河詳議》批評高郵地區愚民，“惑於風水之説”，堵塞河口，使水道不通。

上述事例説明，清朝初年，不少官吏對待風水的態度，是清醒的。也是今天批判風水術的好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