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文筆沒有她好”: 是什麼造成王力宏一代的失語症? | 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2021-12-20 23:46

2021-12-20

✪ 陳穎｜廣西大學文學院

【導讀】近日明星王力宏婚變引發全網關注，王在公開回應時，中文表達磕磕絆絆疑似軟件翻譯，並表示自己的文筆表達不如前妻好。很多人注意到，華人説不好中文的情況並非少數，如今二代、三代華人説不好甚至不會説中文的更多。

本文作者在王力宏自幼生長的美國紐約州進行實地調查，意在揭示美國社會華人語言生活的面貌。作者指出，母語一旦退縮到家庭領域，其在家庭環境之外的社會領域，將越發難以維持，所以家庭常常成為檢驗母語方言是否衰退的最後場所。數據表明，從華人一代到華人三代，與祖父母及父母交談時，使用標準漢語的樣本比例從不足5%上升至60%以上，然而認為標準漢語“不親切”、使用“不方便”“沒身份”的比例卻成倍增長。這一看似相悖的數據，受到第一代華人旅美時間早、使用家鄉方言多的影響，但也反映出，**從第一代到第三代，漢語使用逐步從社會交際層面退縮至家庭層面。**相關研究證實，在美國許多城市，移民在第三代就完成了語言向英語的全部過渡。而對於中英文夾雜語言現象的接受度，更是從第一代的不足10%，上升至第三代的70%以上。作者進一步指出，對漢語語言的認同更側面反映出自我身份的定位，從第一代認同“中國人”的比例超70%，到第二代認同“美國華人”的比例超70%，再到第三代“美國華人”與“美國人”摻雜的現象，反映了華人移民美國化隨代際增長而日益顯著。

本文原載《八桂僑刊》2014年第4期，轉自“修遠基金會”，原題為《美國紐約華人家庭語言認同的代際差異》，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美國紐約華人家庭語言認同的代際差異

美國的華人規模僅次於東南亞，是海外華人聚居程度最高的國家，因此美國華人很久以來一直是海外華僑華人研究領域中的關注點和重要課題。然而以往學界在該領域的研究多從經濟、華僑社會變遷及美國華人與中國關係等角度進行探討，而就其語言展開的研究相對較少。近年來雖然也湧現過一些針對美國華裔母語使用和母語文化傳承的研究成果，但這些研究多停留在理論探討層面，僅有的幾個個案研究也因蒐集的語料太少而缺乏代表性，尤其缺乏實證調查的成果。筆者曾分別於2011年5月至10月期間前往美國開展“美國華人社區的語言使用與語言認同狀況”的課題研究，調查範圍是紐約的曼哈頓 (Manhattan) 和法拉盛 (Flushing) 華人社區，內容涉及華人的語言能力和語言水平(學習華語和英語的時間以及掌握的語言)，華人在諸如家庭領域、工作領域和生活領域等不同的場景和情境與不同交往對象交往時選用的語言及其使用頻率，語言態度和語言觀念、族羣語言活力的認同、自我族裔身份認同等多個項目。該課題旨在通過田野實地調查，客觀地描繪紐約華人語言生活及語言認同的基本狀況，以揭示美國多元社會中華人的語言生活面貌。本文是“美國華人社區的語言使用與語言認同狀況”課題的重要組成部分，圖表中的數據均整理自本次課題調查回收的問卷，而對華人語言選擇、語言態度、語言觀念及族裔身份的代際差異的理論觀點則是基於實地調查所進行的探討。

▍ 研究對象和研究設計

紐約是全美華人較為集中居住的城市之一，華人社區的地理範圍包括曼哈頓區(Manhattan) 的傳統唐人街、皇后區 (Queens) 的法拉盛 (Flushing) 和布魯克林區(Brooklyn) 的八大道華埠 (8th Avenue) ，其中位於曼哈頓的傳統唐人街在上世紀一直是美國東部華人最多的華埠，而隨着時代的發展和華人新移民的不斷湧入，如今八大道和法拉盛等社區的華人規模己超越曼哈頓唐人街，分別成為紐約城華人社區“新老大”和“新老二”。作為早期美國東部華人的集中地，可以説，紐約這個城市既保留有華人定居美國最早的地區(曼哈頓傳統唐人街)，又處於華人新興移民社區的形成階段(如八大道和法拉盛華人社區)，同時見證着美國早期華人老僑民和現代華人新移民的語言文化的演變歷程，因此瞭解紐約華人社會的語言文化，對於揭示美國華人社會的語言文化變遷有着重要意義。

美國華人社區內部一直是多語並存，英語是華人在美國的重要生存工具，而由於歷史上華人多來自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珠三角及福建地區，所以福建話、客家話、廣東話曾經是除英語外在華人社區中使用得最普遍的方言。

**近年來，隨着大陸新移民成為美國華人的主力，以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和留學生為主體的華人數量正在逐漸超越廣東和福建兩地華人，華語(漢語普通話、國語)的使用幾率正在呈現逐漸上升的趨勢，**華人社區的語言生活格局也隨之發生着改變。眾所周知，家庭是社會中維繫血緣關係和文化傳統的單元，**母語一旦退縮到家庭領域，其在家庭環境外社會領域的維持將會逐漸變得不可能，所以海外移民家庭常常成為檢驗母語方言是否最後走向式微的場所。**又因語言在不同代際的共時差異能反映出該語言的歷時演變趨勢，**因此本研究以年齡作為自變量，將華人劃分為三個代際：第一代(51歲及51歲以上)、第二代(35-50歲)和第三代(16-34歲)，**同時將標準漢語、英語、福建話、廣東話以及客家話等五大海外華人社會常用語言(方言)作為因變量來展開調查。本次調查的受試者均為居住於紐約城區三處唐人街的華人，共回收了177份問卷，調查對象情況如下表所示：

▍ 紐約華人語言選擇的代際差異

（一）不同代際華人與祖父母交談時的語言選擇

如表2，三代華人與祖父母交談時所使用語言的情況各不相同。第一代華人與祖父母交談時使用包括三大漢語方言在內的非普通話、非英語的語言，其中廣東話的比例最高 (19.3%)。第二代華人使用標準漢語和英語與祖父母交談，但比例較低(3.8%)。第三代華人與祖父母交談使用標準漢語的人數較多(超過六成)，英語使用的比例雖然有所增長，但相對來説增幅小得多，僅提高不到一個百分點，此外，這代華人用方言與祖父母交談的比例也較低，不及總人數的十分之一。

**從不同語言使用比例的代際差異我們看到，標準漢語持續走高，其使用比例由第一代的零到在第三代的62.7%，最低點和最高值的數量差相當大，實現了零的突破。**而且我們還發現，與祖父母聊天時，越年輕的華人越傾向使用標準漢語，與父母交談時使用標準漢語和英語也越頻繁，相反，使用福建話、廣東話和客家話等方言的機會越少。

（二）不同代際華人與父母交談時的語言選擇

如表3所示，第一代華人與父母交談時，漢語方言和標準漢語是同時在使用的，而標準漢語則成為第二代華人與父母使用最多的語言，使用人數比例超過30%。而第三代華人使用標準漢語的幾率已大大超過其他語言(特別是方言)。標準漢語由在第一代的僅3.7%升至第三代的74.5%，成為第三代華人在家裏與父母交談最常用的語言之一。

從不同語言在三代不同華人中的使用程度來看，隨着代際的增長，標準漢語持續大幅上升，英語從第一代的零使用率平緩增長，而三大漢語方言在華人與父母交談時的使用幾率則隨代際增長而降低。

如表4所示，三代華人與配偶交談時，標準漢語的使用率從在第一代華人中的7.3%，飆升至第二代的36.2%，而後至第三代的52.8%。英語的使用率同樣隨着代際增長而提高，但增速和幅度不及標準漢語。福建話和客家話在華人的使用率，則分別從第一代的19.5%和4.9%，最後都下滑至第三代的零。

從調查結果可以看出，第一代華人無論在與祖父母、父母還是與配偶交談時，使用的語言都以廣東話居第一位(分別達到19.5%、17.1%和19.5%)，福建話其次(分別為12.1%，14.6%和19.5%)，標準漢語和英語的機會則非常少，甚至不及第一代的十分之一，可以看出，方言的使用是這一代華人家庭語言生活的特點，是早期美國華人移民家庭中的主要用語，交談對象年齡越小，華人與配偶的交談用語越傾向於使用標準漢語和英語。

（三）對美國華人家庭用語代際差異的分析

海外移民的語言演變規律表明：移民在三代內絕大多數會發生語言轉移的現象，第一代移民絕大多數把當地強勢語言當作外語，**移民在第二代開始才逐漸成長為雙語人，他們通常在家説母語，在其他時候説外語。**據美國1986年對舊金山地區公佈的一項歷史調查發現，當年該地區有七成的華人在家中講廣東話，只有不足兩成的家庭使用普通話，時隔20餘年後的2007年的同類再調查數據則發現，華人使用廣東話和普通話的差距已拉近，呈現出接近一半對一半的比例。吳金平教授對美加兩國華裔新生代語言使用情況的調查結論也證實了中文在美國華人家庭的增長，這份報告最後認為中文在美國華裔家庭中的使用與英語相當，甚至有超過的趨勢。我們的調查顯示，交談常用語在美國華人家庭的使用呈現出明顯的代際差異，華人年齡越大，越習慣使用家鄉方言，英語和標準漢語是幾乎不用的，而隨着華人年齡的減小，第二代華人開始多語並用，各類方言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仍得以保持，但其在家庭中已由祖父輩時期的主導地位逐漸衰落，到了第三代，多語現象比第二代更為普遍，但這種多語現象又與第二代華人的多語有些不同，其區別在於第三代華人所使用的語言在分工方面較為明顯，對於紐約華人家庭而言，英語和標準漢語是這一代華人使用最多的兩種語言，與其祖輩的家庭用語習慣形成異常鮮明的對比。

一種語言的交際功能是否正在走向瀕危和萎縮，可由其使用程度的社會表徵來判斷:一是使用人數日漸減少，二是使用的場合的開放度在不斷地減小，三是語言使用者的平均年齡在趨向升高。家庭作為社會中維繫血緣關係和文化傳統的單元，是檢驗母語方言是否走向式微的場所。這是因為家庭對一個人母語思維的形成起着很大作用，而隨着個體逐漸接受學校教育並增大與外界社會的接觸，説話人不得不在大部分場合使用當地社區的主流語言，而由語言使用帶動的思維習慣在經過時間積累後則會潛移默化地成為個體交際思維的一部分，**母語方言從此就在他們的日常生活和成長環境中逐漸退居二線，而這些方言一旦退居二線，其居家環境外的社會領域的維持將變得不可能。相關研究證實，美國的許多城市，移民在第三代就完成了語言向英語的全部過渡。**我們認為，早期慣用方言的家庭語言格局從第三代華人開始被普通話和英語取代的現象恰恰反映出了這一趨勢——方言尤其是客家話的根基開始在華人家庭中動搖，其社會交際功能正在讓位於英語和標準漢語，這些證據和發展趨勢都表明，**及至第四代或第五代華人，英語將有可能佔領家庭領域的主要語用陣地，成為美國華人家庭的主導語言，**正如專家所言，開始更多地佔有原保留給母語的文化身份等象徵性資本市場，而不只侷限於僅在實用領域內發揮作用。

▍ 紐約華人語言態度的代際差異

（一）不同代際華人的語言情感態度差異

年齡與華人的語言態度之間存在着一定的關聯性。如表5，認為標準漢語“親切”和“好聽”的人數隨華人年齡的減小而減少，**認為其“不親切”的比例由在第一代中的零，上升至第三代的3.9%，實現了零的突破。**而年齡大的華人對漢語的情感態度顯然給出了高評價，通過訪談我們發現，這一代華人絕大多數都是通過團聚移民的途徑來美國，大部分對祖國的人文、歷史、社會比晚輩有更多的體驗和感情。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語言認同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語言使用者的文化認同，華人對不同語言態度的代際差異，能反映出文化觀念的代際差異。如表6，認同英語的華人比例從第一代的61%升至第三代的91.8%，顯然，年紀越小的華人越認同英語。**第三代華人多以青年學子為主體，是社會傳播媒介、廣播電視的主要受眾，平時多使用英語，而有些則是在美國出生的華裔，一出生就浸淫於美國的語言文化圈，因而這部分華裔對英語的接受度自然比老一輩華人要高。**年齡越大的華人以評價英語不親切的比例為最甚，高達七成的人都不覺得英語聽起來“親切”。由此可以看出，文化觀念的代際差異確實存在而且隨着時間的推移，這樣的差異會越來越大。

（二）不同代際華人的語言功利態度

從表7表8看出，**隨着年齡的減小，認為使用英語有身份和更方便的人數在增加，第三代華人對英語“有身份”和“方便”持肯定評價的比例達九成，而同樣是這一代華人，認為標準漢語“沒身份”和“不方便”的人比其他兩代都多。**我們發現，這些華人以從事科研工作和在教育機構的居多，在美國的日常工作和學習接觸的多為英語，自然對其交際功能、社會價值的認可度很高。另一方面，將英語作為自己社會身份的標記，也反映出這部分人較強的自我身份突顯的心理。第二代華人雖然對英語的認知與第一代華人不同，但他們百分百都承認“英語是一門有用的語言”。這一代華人是海外華人隊伍的中堅力量，最能代表華人在美國取得的成就和社會地位，且已在美國有一定的居住年限，相較於他們的前輩來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接觸英語的機會要多得多，同時深諳英語對他們在美國生存和發展的重大意義。

而對於第一代華人而言，英語對他們來説並不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生存工具，這個羣體來美國定居時間最早，早期多生活在傳統唐人街，與美國主流社會隔絕，只要使用廣東話(或者其他家鄉方言)便可以應付其日常生活，即便是後期來美的老年華人，由於多數人是隨子女來美探親或團聚，也同樣缺乏與美國主流社會的接觸，英語對他們來説也不是非會不可。由此來看，英語和漢語在海外華人的生活中其實是有着相當不同的價值的，前者是生存利器，後者則是文化象徵。

▍ 華人對中英語碼夾雜的態度的代際差異

華人在説漢語過程中穿插夾雜英文的現象相當常見，他們對於這種現象的看法如何，本部分我們調查的是華人自報其對於中英語碼夾雜現象的心理接受程度，結果見下表:

如表9所示，受試者對中英夾雜語言現象的接受度，不同代際華人的表現也有所不同。**其中，第二代和第三代華人的認同程度遠遠高於第一代，都超過該年齡層總人數的70%以上，不能接受的比例極低。**對這種表達方式表示不能夠接受的華人主要集中在第一代，比例高於該代華人的一半。

▍ 華人自我身份認同的代際差異

認同感和歸宿感，是一個民族共同體成員對他們自身作為一個整體民族的認識，也是判斷該民族是否被當地文化同化的標準之一。與生活在國內的同胞相比，由於華僑和海外華人身處文化差異和文化交融的環境，經歷着急劇的文化流變進程和直面文化的斷層和交疊，因而對自己的生存身份和文化認同不可不説是相當敏感的，其認同情況也是較為複雜的。

作為一個次羣體融入主體，海外移民及其後裔會經歷一個與祖籍地社會漸行漸遠、最終融入移居地社會的過程，對於華人語言認同的深層原因的揭示，取決於對華人作為族羣在當地同化程度的認識。而同化是一個過程，華人和非華人之區別，體現在同化過程中的某個度。由於同化是一個涵蓋非常廣泛的內容，結合本研究的需要，我們將如圖9所示，受試者對中英夾雜語言現象的接受度，不同代際華人的表現也有所不同。其中，第二代和第三代華人的認同程度遠遠高於第一代，都超過該年齡層總人數的70%以上，不能接受的比例極低。對這種表達方式表示不能夠接受的華人主要集中在第一代，比例高於該代華人的一半。

▍ 華人自我身份認同的代際差異

作為一個次羣體融入主體，海外移民及其後裔會經歷一個與祖籍地社會漸行漸遠、最終融入移居地社會的過程，對於華人語言認同的深層原因的揭示，取決於對華人作為族羣在當地同化程度的認識。而同化是一個過程，華人和非華人之區別，體現在同化過程中的某個度。由於同化是一個涵蓋非常廣泛的內容，結合本研究的需要，我們將文化同化的調查具體化為對華人自我身份認同的調查，“中國人”、“美國華人(華僑和華裔)”、“美國人”(“國際公民”)三個選項分別代表同化過程從初期到末期的三個不同階段。

如表10顯示，**第一代華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最高，兩成華人同意“美國華人”的説法，2.4%的人認為自己是“美國人”，**因為這一代華人多為早期為謀生移民美國的，雖然生活在美國，但他們對融入移居國的主流社會文化以及入籍美國有較強的惰性，或者確切地説在心理上是排斥的。第二代華人雖然仍有不少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15.4%)，但認同自己是“美國人”和“美國華人”的比例比第一代高，説明這一代華人已經開始接受並且嚮往着逐漸融入美國主流社會。我們認為，語言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文化其他成分的擴散、傳播，往往離不開語言。語言程度已經達到與當地人無異的海外移民及其後代，並不一定在文化上已經完全被同化，而族裔身份認同是文化同化是否徹底的一個重要的參考指標。**在美國，有很多少數族裔雖然口裏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語，或獲得綠卡或入籍成為美國公民，但都不一定能為美國主流社會接納，這樣的現實迫使很多華人一方面為了生存和發展，不得不在語言等外顯行為上強迫自己接受美國的主流文化的同化，另一方面又無法在心理和情感上與自己本族的語言文化相互疏離。而在學者看來，這正是海外移民文化從“僑居文化”向“華人文化”乃至向當地國“少數民族文化”轉變過程中的一個必經階段。**而影響華人身份認同另一個因素之一就是近年來移居的華人新移民規模在不斷地增長，這個過程聯結和維繫着中國與美國華人社會的溝通和交流，能極大增強美國當地華人社會的華人意識，從而也起着延緩華人同化於當地主流文化的過程。

第三代華人對自身族裔身份的看法與第一代華人恰好相反，他們對自己的族裔有不同認識，其中認同自己是“美國人”的比例很高(增至第二代的兩倍之多)，此外認同自己為“國際公民”的人也不在少數，這一代華人雖然絕大多數都是中國血統，僅有少部分為中國與其他種族混血華人，然而他們幾乎清一色都是ABC (America-born Chinese)，自小受到家庭和出生地國家兩種不同文化模式的雙重影響，受美國文化浸染程度較深，其思維和言行與祖輩華人有很大不同，一方面，他們沒有第一代華人那樣擁有完整的“中國人”意識，“美國人”的身份意識從小就已內化於他們的思維，因而在中西兩種文化的撞擊和交融中成長的他們，絕大部分對西方國家的語言和文化更為接受和認同，而不能接受自己居然是來自美國之外的另一個對他們來説“陌生”的國度；另一方面是受父母的影響或是周圍環境的影響，而不願面對自己的華裔身份，結合我們前期對這部分華人語言能力的調查數據現實，**這部分華裔基本不會説中文，但英語水平卻非常流利，與美國本土白人無異，但同時他們也對中國傳統文化缺少認識，有的甚至根本不清楚祖籍國的情況。**然而對自身族裔身份的這種認知也讓他們產生矛盾，有研究稱，這些美國土生華裔雖然在生活模式上已經純老外化，但在外國人眼裏，他們始終被貼上“中國人”標籤，而在華人圈子中他們常常又找不到自己的歸屬感，遊移於兩種文化邊界的狀態使他們的身份異常尷尬，估計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裏，這個羣體對於自身身份的困惑是不容易得到解決。

▍ 結論

總的來説，紐約華人家庭在家庭用語的選擇與語言認同均呈現出明顯的代際差異:年齡越小的華人與家庭成員交談越傾向於使用漢語標準語和英語，對英語的使用價值認可度越高，對漢語以及漢語方言的情感態度越低，對中英語碼夾雜表達方式的接受度越高，同時也越傾向於認可自己是“美國人”或“美國華人”。因此，本文認為，美國紐約華人社會的家庭主導語言正逐步變為漢語標準語和英語，紐約華人移民在語言和文化方面被“美國化”的現象隨代際增長而日益顯著。

本文原載《八桂僑刊》2014年第4期，原題為《美國紐約華人家庭語言認同的代際差異》，由 “修遠基金會”修訂發佈。 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歡迎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