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位世界頂尖大佬加入，華為要700多名數學家到底有什麼用？_風聞

12月6日，在加入華為3個多月後，法國數學家、2002年菲爾茲獎得主洛朗·拉福格第一次在鏡頭前接受了採訪。

在此之前，已經有3位菲爾茲獎得主同樣加入了華為。

這裏要先説一下菲爾茲獎到底代表了什麼。一般大家提起科學獎項，第一個想起來的就是諾貝爾獎，尷尬的是，諾貝爾獎包括了物理、化學、生理學或醫學，甚至還有文學以及和平獎，就是沒有數學獎。關於這一點，還衍生出很多捕風捉影的八卦，甚至有説法稱因為諾貝爾跟著名數學家米塔格·列夫勒是情敵，所以才不設立數學獎。

沒有就沒有吧，反正數學界又不是沒有自己的獎項，菲爾茲獎的地位基本就相當於數學界的諾貝爾。而且跟諾貝爾獎不一樣，菲爾茲獎每4年評選一次2—4名獲獎者，獲得者年齡不能超過40歲，能獲獎的基本都是天才級別的年輕數學家。

截止到2018年，全世界獲得此獎的數學家有60位，其中只有兩位華人數學家。一位是出生於廣東汕頭，33歲獲此獎的數學大家丘成桐，一位是數學天才陶哲軒。

巧的是，洛朗·拉福格2002年得獎的時候，正好是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領取的獎章。

▲2002年國際數學大會在北京舉行

除了洛朗·拉福格，另外三名加入華為的獲獎者分別是2018年菲爾茲獎得主阿萊西奧·菲加利、1998年菲爾茲獎得主馬克西姆·孔採維奇，和1994年菲爾茲獎得主皮埃爾-路易·利翁。

短短几年就有4名世界頂尖數學家加入，華為收集頂尖學者的勢頭跟年輕人買手辦差不多，非要湊齊這個菲爾茲系列套裝。

如果只是為了充場面，這幾個數學家的分量已經足夠了，不過任正非在2019年接受採訪的時候曾經透露過，公司裏面有700多個數學家、800多個物理學家以及120多個化學家，另外還有6000多名專門進行基礎研究的專家以及60000多名工程師。要真是為了充場面，這規模未免有點太奢侈了。

跟華為的業務比起來，這個規模就顯得不算那麼誇張了。

平常消費者能夠接觸到的華為產品，基本上就是手機、平板、電腦，以及智能家居這些電子消費品，能夠體現科技實力的地方主要是芯片和5G通信技術，就算要研發，也不需要這麼多從事基礎科學研究的科研人員。

實際上，就連手機業務，華為也算不得搶佔先機。華為是在1987年成立的，直到2003年才成立手機業務部。在90年代，中國幾乎沒有自己的手機品牌，基本上都是在給摩托羅拉和諾基亞代工，伴隨着諾基亞手機業務的爆發，從1996年到1997年底，短短一年，中國手機產量從400多萬部暴漲至5000萬部。

1998年國家出台了《關於加快移動通信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開始給手機生產頒發牌照，許多國產手機項目開始上馬，這一時期風頭最勁的國產品牌是波導手機，相信很多人還記得那句著名的廣告詞：“波導手機，手機中的戰鬥機。”

本來國產手機在諾基亞的陰影下，幾乎沒有什麼反抗的能力，但是2007年的時候，機會來了。這一年初，喬布斯在發佈會上點亮了初代iPhone的屏幕；11月，谷歌與全球84家硬件製造商、軟件開發商及電信運營商組建了開放手機聯盟，共同研發改良Android（安卓）系統；與此同時，國家取消了長達9年的被稱作“手機牌照”的制度，大大降低了入局門檻。

隨後，諾基亞手機逐漸衰退，國產手機經歷了幾年山寨機的洗禮之後，“中華酷聯”（中興、華為、酷派、聯想）開始脱穎而出，即便在這個時候，華為手機也並不突出，2012年只佔中國手機市場份額的8.7%。餘承東對當時的情況記憶猶新：“2011年三亞會議，當時我在現場問有多少人用華為手機，舉手的只有兩個人，還只是當備機用。”

▲當年的“四大天王”

從1983年到2012年將近30年的時間，真正接觸到華為的普通消費者數量很少。在最開始，華為曾經賣過減肥藥，任正非甚至還派人調研過賣墓碑行不行，業務範圍相當不羈，直到開始倒賣電話交換機，華為才算找到發展的方向。

不管是倒賣代理也好，買原件組裝也好，基本上都是在給別人打工，説白了就是掙不了大錢，想掙錢就得能自己造。

造芯片和買減肥藥不一樣，減肥藥誰都能吆喝兩句，但是芯片沒有專業人員就是造不出來。1991年，郵電部在西安辦了一個程控交換機學習班，匯聚了全國做交換機開發的技術骨幹，於是華為派去的人白天學習，晚上就挨個到宿舍敲門挖人。

1991年，華為首顆具備自主知識產權的ASIC一次就流片成功，這是一顆用在交換機上的多功能接口控制芯片。1993年，華為第一顆用自己的EDA平台（重金購買的西方EDA設計系統）設計的ASIC芯片問世。這之後，華為的交換機業務才開始走上正軌。

如果沒有通過研發轉型，説不定現在你能喝到華為牌減肥茶。

在面向運營商的業務穩固之後，華為才開始發展消費者業務，以及之後面向企業客户的服務器、雲計算等業務。

任正非在接受採訪時説過，按照傳統的做法，應該是大學進行基礎研究取得成果後，然後再由公司進行工業實驗，並最終製造出產品，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是這種分工模式已經不適用迅速變化的現代社會，公司不可能等待這麼長時間，於是只有自己培養科學家。

不論是通訊技術還是芯片設計，都跟數學密切相關，早在1999年，華為就在俄羅斯設立了數學研究所。往大了説是注重技術創新和儲備，往小了説就是真能賺錢。

任正非在接受採訪的時候曾經提到，俄羅斯有一個科學家小夥子不會談戀愛，只會做數學，到公司來十幾年天天在玩電腦，不知道在幹什麼，“管研究的人去看他，打一個招呼就完了。我給他發院士牌時，他‘嗯、嗯、嗯’就完了。他不善於打交道，十幾年幹什麼不知道，之後突然告訴我，把2G到3G突破了，馬上上海進行實驗，我們就證明了，無線電上領先愛立信，然後大規模佔領歐洲，用了4G、5G。”

就算不提那些高大上的理由，這也是實打實的利潤和市場份額。

除了俄羅斯，華為又相繼在全世界設立了15個研發中心，地點包括美國、加拿大、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日本、芬蘭等國家。

通過這麼多研究中心，把基礎科學研究和工業設計直接聯繫在一起的模式，其實也算不上少見，很多大公司尤其是科技公司都有類似的機構或者動作。2015年，Uber從卡內基梅隆大學的機器人實驗室帶走了40人；谷歌在前一年收購了後來開發出AlphaGo的DeepMind。

只不過，這種組合往往因為雙方目標和節奏的不一致最終分裂，畢竟對公司來説，最重要的往往是儘快能夠看到利潤。拿DeepMind來説，自從2010年正式成立以來，他們就從來沒有實現過盈利，他們的聯合創始人自己也説，“如果谷歌沒有以6 億美元的價格收購DeepMind，他們的AI實驗室可能已經破產。”因為一直虧損，DeepMind和谷歌之間已經吵了好長時間。

**▲**AIphaGO擊敗李世石

這實際上是一個有點自相矛盾的問題，公司最強烈的追求是獲取利潤，而進行基礎研究很多時候並不能直接帶來利潤，至少在短期內不行，這就是考驗公司實力和格局的時候了。

公司中的這種科學研究機構要想良好發展，要麼研究的內容能夠迅速轉化為公司的盈利項目，要麼公司必須有足夠的耐心和資源讓科學家們安心研究。

把這兩方面結合的最完美的例子，恐怕要數大名鼎鼎的貝爾實驗室了。

貝爾實驗室，取名於亞歷山大·格拉漢姆·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1876 年獲得世界第一台可用電話機專利權的人。1877年他創辦了貝爾電話公司，1895年，貝爾公司將全美範圍內的長途業務項目獨立成一個新公司——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即 AT&T。

 1899 年 AT&T整合美國貝爾的業務和資產，反而成為了貝爾系統的母公司。在 1925 年 1 月 1 日，AT&T 收購了西方電子公司的研究部門，併成立一個名為“貝爾電話實驗室公司”的獨立實體，後來改名為“貝爾實驗室”，傳奇開始了。

▲貝爾實驗室

AT&T公司從電信業獲得了鉅額的壟斷利潤，將銷售額的3%用于貝爾實驗室的研發工作，來到實驗室的科學家和研究人員根本不用擔心經費不足的問題。即便是一般的研究員和工程師，也會有很好的收人、可靠的退休保障及受人尊重的社會地位。

簡單列舉一下貝爾實驗室的部分成果：

1927 年，克林頓·戴維森和雷斯特·革末通過實驗驗證了電子的波動性；

1933 年，卡爾·央斯基發現銀河中心在持續發射無線電波，奠定了射電天文學的基礎；

1947 年，約翰·巴丁、威廉·肖克利和華特·豪舍·布拉頓成立的小組發明出了晶體管，電子工業革命開始，人類開始進入信息時代；

1948 年，克勞德·香農發表了《通訊的數學原理》，奠定了現代通信技術的理論基礎；

1954年，貝爾實驗室製作出了第一個有實際應用價值的太陽能電池；

1962 年，約翰·羅賓遜·皮爾斯發明的史上第一顆通信衞星 Telstar1 成功發射，並首次實現了跨大西洋的電視實播；

1969 年，肯·湯普生在小型計算機上開發出 UNIX 系統；

1973 年，丹尼斯·利奇開發出了C語言；

1980年，貝爾實驗室獲得了 TDMA 和 CDMA 數字蜂窩電話技術的專利，也是現代無線通信技術強而有力的基礎；

1983年，比雅尼·斯特勞斯特魯普開發出C++語言……

貝爾實驗室自成立以來共研發出27000多項專利，平均每個工作日研發出4項專利。

**▲**發明晶體管的約翰·巴丁、威廉·肖克利、華特·布拉頓，三人於1956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實驗室11位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16位獲美國最高科學、技術獎——美國國家科學獎章和美國國家技術獎章，均由總統親自頒獎；4位獲得了圖靈獎……可以説，現在地球上每一個人都受到了貝爾實驗室發明的深刻影響。

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裏，研究人員擁有近乎沒有限制的經費，也沒有什麼硬性的考核標準要求他們必須出成果或者賺錢，如果沒有後來的反壟斷調查和拆分，很難想象實驗室究竟還能取得什麼樣的成果。

▲貝爾實驗室總部

最近很多人又重新在討論“貿工技”和“技工貿”兩種發展方式的對錯，事實上很少真的有公司能夠在一開始就可以憑藉技術在競爭中立足，當作為追趕者的時候難度更大。貝爾實驗室最輝煌的時候，要求一個剛誕生的企業擺脱它的影響顯然不現實，它要擔心的是怎麼活下去。

實際上，華為也不是嚴格遵循的“技工貿”路線，也是從最開始的代理銷售到自行組裝，再到自主研發。“貿工技”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是，走完貿工之後，到底有沒有下一步的“技”。

從現在的情況來看，中國頂尖公司招收的科學家不是太多，恰恰是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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