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還是代購？海外貿易之爭趨近尾聲_風聞

（圖片來源於網絡，侵刪）

文 | 趙炯

來源 | 螳螂觀察

12月6日，日本政府敲定方針：將外國留學生等長期逗留者排除在免税對象之外！

根據現行制度，長期逗留的留學生除了打工等人員之外，允許在入境半年內免税購物。日本政府將修改税制，把現行外匯法規定的只要是“非居住者”就可免税購物的條件，縮小為在留資格90天以內“短期逗留”的遊客等。

消息傳出，“代購圈”直接地震！

本就受疫情影響的“代購圈”又一次遭重，受跨境電商擠壓的“個體代購”們在貨源上又被狠狠切了一刀，不少“代購”們開始思考後路：轉型電商還是開拓新路？

但無論如何，“代購”們是不會輕易退出的！

據艾媒諮詢數據顯示：2015-2020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呈先減少後增加的發展趨勢。2021年第一季度，中國疫情情況基本穩定，處於常態化防控階段，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為8.47萬億元，實現大幅度同比增長29.2%。

也就是説，自2016年起，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保持相對穩定的增長，2021年更是迎來了一次爆發！

也難怪“代購”們都趨之若鶩，利潤如此之高且蛋糕還在持續做大，誰不希望靠着自己的雙手“代”出一個淘寶、京東呢？

那“代購”究竟好不好做？疫情環境下的前景如何？《螳螂觀察》找到了三位與“代購圈”緊密相關的朋友，和他們聊了聊如何理解“代購”這一火熱行業的，以下是他們的真實故事。

嶽小清，24歲，公司白領辭職，個體代購

入行的關鍵還是引路人。

我表姐是做化妝品生意的，早年在省城做導購，2013年回老家結婚就沒再出去了，但迫於經濟壓力，她開始自己琢磨“代購”這條路。

2015年我高中畢業，暑假閒來無事就想找個暑假工，於是表姐主動提出我讓我過去幫忙。

也就從那會兒開始認識到了化妝品可以這麼貴，看上去小小的一箱東西價值居然有2-3萬，而表姐家裏的存貨還有好幾箱。

每天的任務就是分類、打包然後跑腿送貨，有些遠的可以聯繫快遞，但客源大多在一個縣城，就得騎着自行車自己送，那會兒特能吃苦，頂着三十七八度的太陽騎車，我嘴裏居然還能哼着周杰倫的歌，現在想想都覺得不可思議。

一個多月後，表姐給我發了三千多塊的工資，連我爸媽都嚇了一跳，打聽之下才知道，她現在的“代購”生意，一個月能掙一兩萬。

但相比那三千多塊錢，對化妝品的認知才是我更大的收穫。

大學離家沒太遠，在課餘時偶爾也能幫表姐跑一跑，時間久了，對這一行的門路也越來越熟悉，表姐對我説：如果有自己的客源，就可以自己做了。

於是，我就成了同學們口中的“社會姐”，微信和QQ日常發佈化妝品文案，雖然也遭到了許多人的“屏蔽”，但也總算積累了幾份訂單，靠着表姐提供的貨源，交易很順利。

這才算真正入行了，客源也隨着時間和口碑發酵慢慢變多，許多屏蔽過我的同學開始主動聯繫我，再之後擴大到同一級的其他班、其他學院，再後來甚至吸引到了不少大三大四的學姐。

而貨源方面不能總是依賴表姐，畢竟我的單子大部分還是學生黨，訂單多但單價低，於是開始跟着表姐親自去跑，大二那年辦了簽證，第一次去的就是日本。

本以為會是一次邊玩邊買的浪漫旅行，沒想到是擠在狹小的8人間裏熬了一晚。第二天一清早去免税店排隊，一家一家趕，身上背的比上大學時帶的行李還多，接着又馬不停蹄過安檢，直到上了飛機才能安穩的睡個好覺。

但即便再苦，想想一趟下來的利潤，心裏還是滿意的。

不過也因為“代購”，我的大學學業自然不會理想，本來就學校一般，也沒想過考研考公，畢業後只能去小公司做文職，本想着像學校裏一樣靠着“代購”掙兩份錢，但很快發現這樣的想法不現實。

“代購”雖然簡單，但需要花費我大量的精力，譬如記錄客户的喜好，這樣才能給出更好的推薦；譬如關注新品爆款，確保自己的“專業性”，而最消耗時間的是與客户的溝通，長時間不回覆很容易造成客源流失。

而這些都是兼職無法做到的，2019年底，我正式辭掉工作，開始做全職“代購”。靠着長期積累的人脈和表姐的指引，很快邁過了了“月入過萬”這道坎。

但好景不長，疫情一來，貨源成了問題，沒法出國的情況下完全依賴於網絡訂單，除了能做推薦之外幾乎沒有別的優勢，利潤和收入直線下滑。

那一年裏，我所瞭解到的，部分同行做了主播，部分轉入平台做起電商，好在表姐找到了一條留學生購物的線，靠留學生帶貨省下的税款來節省貨源成本。

就這樣，2020年底恢復正軌，但因為有主播帶貨和電商平台的競爭，客訂量縮水了不少。

看到“日本取消留學生購物税”這條消息的時候，我腦海裏只有一個念頭：這波我炸了！好不容易搭建起的貨源渠道很可能被攔腰斬斷，“代購”的方向似乎一下子變得迷茫了起來。

當然，目前這條法規還未正式施行，我和表姐也還在挖掘新的渠道，“代購”畢竟是個體經濟，利潤高的同時困難是顯而易見的，就像當初暑假裏頂着太陽送貨、第一次代購時擠狹小的8人間一樣，這一次的困難，一樣能挺過去！

張小美，34歲，個體代購轉型，平台電商

10年做實體店，14年跑“代購”，19年轉平台電商…

這一路走來，不少人笑我是“見風使舵”，但其中的辛酸卻是難以想象。

“代購”太難了！需要時刻關注海外官網的訂單情況，需要起早貪黑的跨國進貨，需要保持正品的同時應對顧客的各種質疑，當然，最難的還是應付海關。

2019年出台了《電商法》，海關的檢查比以前嚴格了很多，想過很多辦法，藉助老公朋友的國籍、僱兩個本地留學生、又或者是託關係“打點”，但到了最後都不管用了，19年8月，一批價值30萬的貨被海關扣了，如何調解都於事無補，算上賠償和罰款，這一單損失將近百萬。

“代購”，説白了就是走私！與其承擔這麼大的風險，還不如當個“正規軍”。

而且當我全面瞭解平台之後，對這一行業又有了新的認識。

除了政策的利好之外，平台把“買手”和“賣家”是分開的，不需要像“代購”一樣兩頭顧。

由於上一單近百萬的虧損，我最終選擇以某跨境貿易公司“駐韓買手”這樣一個身份入坑，只需要按照公司的訂單採購各類輕奢包包和服裝，靠着公司的關係成功進入“保税倉”，一路暢通，根本不用擔心海關的問題。

20年初疫情爆發的時候，“平台”和“代購”的差距又一次放大，昔日的“代購”同行們連出國的機會都沒了，而“平台”依舊運行流暢，甚至訂單成倍增加。很快，我靠着積攢下來的本金辭職再創業，在當時最大的“網易考拉”上搭建店鋪，我有曾經“代購”的底子，有貨源和客源，加上平台在税務方面的某些政策優惠，對小店的未來，我還是很樂觀的。

李正平，42歲，某電商平台中層

“平台電商才是海外貿易之爭的結局！”這句話雖然有點官方，但這確實是我當年入職跨境電商平台的一大原因。

“代購”這一職業本身並不違法，但大部分“代購”還是通過偷税漏税的捷徑完成的，本質上是屬於“走私”的，即便現在相關條文還未健全，海關檢查還有漏洞，但這樣的空子還能鑽多久？

日本這次法規就是“代購”未來最好的證明。

其實平台與“代購”早些年的爭鬥並不激烈，各自針對的目標羣體不一樣，“代購”有價格優勢，能夠幫他們的VIP搶到新品和爆款，相對比平台能提供更好的服務。

但時間久了，“代購”的劣勢就來了，他們無法保障正品，尤其是近兩年疫情環境下，許多“老牌代購”、“誠信代購”也開始出現假貨，缺乏市場監管，“代購”們的誠信靠什麼保障？

而實際上，“代購”們的買家對正品的需求度遠高於“代購”所產生的性價比。

數據顯示，2021年近四成的用户表示自身購買力有所增加，65.3%的用户認為自己使用跨境電商平台的頻率有所增多。約37%消費者表示每月在跨境電商方面消費300-600元，另外，該方面的月均消費在100-300元區間和600-1000元區間的消費者各佔22.8%和22.6%。

市場蛋糕還在做大，“代購”們肯定還有可乘之機，但隨着經濟發展，消費者們對於網購當然會有更高層次的追求，這一點上，“代購”個體是無法支撐的。

只不過平台之間的競爭也很激烈，尤其是曾經的巨頭“網易考拉”被阿里收購，阿里系近乎佔據一半的市場份額，一家獨大，其他像京東國際、蘇寧國際、唯品國際這些想突出重圍，似乎比國內還要困難。

當然，假貨問題平台也會發生，無論是背靠阿里的“天貓國際”還是靠自營起家的“考拉海淘”都出現過假貨投訴，非常影響品牌口碑，我甚至可以斷言，平台監管的力度將決定跨境電商的生死。

除了“正品率”這一問題，我所在的市場組目前也在針對海外貨源領域的拓展，除了日韓、歐美等地、東南亞、拉美、東歐等地區也將慢慢成為跨國電商的寵兒，這一點，更是“代購”個體們難以企及的。

*本文圖片均來源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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