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青島的驕傲，50年一路狂奔，從江西路幹到莫斯科_風聞

今天這篇文章，來自血鑽故事玉樹臨風、才華橫溢、肥而不膩的主筆東木褚。講述一個富有傳奇性的商界故事。

青島，百年名城，建置於1891年，那年6月，清政府明發上諭在膠州灣設防架炮，“擬在膠州、煙台各海口添築炮台等語，著照所請，行該衙門知道。欽此。   ”

其後幾十年，青島走過了被德日殖民的幽暗歲月。

建國至今，青島不僅是旅遊文化名城，還是遠近聞名的“製造之都”，更是經濟總量僅次於北京、天津的北方城市，海信、海爾、澳柯瑪、青島啤酒等知名品牌都誕生於此，看海信的彩電、買海爾的冰箱、用澳柯瑪的冰櫃，是青島人從小到大的生活。

新世紀以來二十年，這些品牌從青島走向了世界。

今天，東木褚老師想講講海信，一個國營小廠成長為電器巨頭之前的故事。

二廠

1969年秋天，青島市廣西路24號，五七勞改工廠內，在這裏接受改造的幹部們收到上級通知，勞改廠將改名為“國營青島無線電二廠”，生產收音機。

運動放緩的消息讓這些“靠邊站”的人很振奮，終於能幹點兒事了。1970年1月，無線電二廠正式掛牌，廠房借用總工會的辦公樓，派來的廠長是一位出身行伍、參加過抗戰的老軍人。

據“二廠”第50位員工戚務傑回憶，“一棟破敗的三層小樓，我進去後發現，根本不像工廠，就是個手工作坊，職工由退伍軍人和幹部家屬組成……”

資金、技術、設備，啥都沒有，任務只有一個：生產收音機，習慣衝鋒的廠長一聲令下，“革命加拼命，造出收音機！”

熱情被點燃的職工用木板和課桌搭了一條“生產線”，一個組裝過收音機的高中生被選為技術員，負責線路設計，幹過木工的師傅則扛下了機殼製作的重任。眾人齊心協力下，一款5管超外差晶體管收音機“開發”成功，起名“五七牌”。

幾個月後，“五七牌”收音機改型升級為“紅燈牌”，還通過了省裏電子產品實驗站的測試，性能達到了國家“四級收音機”的水平。

5月，首戰告捷的二廠接到了更為重大的任務——試製黑白電視機。

在此之前，廠裏的很多人甚至都沒見過電視機長什麼樣，三個年輕人被選送到天津712廠學習電視技術，三人中的陳煥鑫在北京大學讀書時見過電視機，那是外國友人送來的珍貴禮物。

這是山東省第二次對電視機發起“衝鋒”，前一年從淄博、泰安、煙台派出的“主力部隊”鎩羽而歸，誰都沒能鼓搗出來。

在712廠，三個人分頭突擊，北大物理系畢業的陳煥鑫從外文資料入手，以理論攻入技術，擅長公關的崔仁杰和工人師傅打成一片，把流水線所有元件的功能、作用全部記下，司繼賢負責調試組件。

一個月後，三個人組裝出了山東省第一台14英寸黑白電子管電視機，陳煥鑫把這台編號“青島21-1”的寶貝抱回了二廠，轟動全省。

那一年，天津712廠生產了1.8萬台黑白電視機位列全國第一，第二是上海廣播器材廠，1800台，第三是青島無線電二廠，82台。

這個第三有點兒尷尬，更尷尬的是當年黑白電視機的質量，二廠老工程師錢仲毓説，“從天津帶回零件組裝的電視機太落後了，圖像不清楚，有時候屏幕不亮，要拉上窗簾才能看清。”

對一窮二白的二廠來説，生產電視機確實太難了，他們能活下來，靠的是“紅燈”牌收音機的升級改造，當時正值袖珍收音機退潮，台式收音機流行的時期，“紅燈”牌的規模化生產讓二廠有了第一次在市區招工的機會，68個初中畢業生應徵進廠，總人數達到了102人。

在1970年代的青島，有一台“紅燈”牌收音機是很有面子的事，二廠當年曾收到過一個貧下中農寄來的郵包，裏面是一台燒壞的收音機和一封信，信中寫道，“不慎把機器燒壞，聽不到黨中央的聲音，心裏很着急，請幫忙修理。”

二廠很重視這封信，精心修復後寄還給那位農民，還收到了表揚信，廠長拿着信感慨地説，“農民攢錢買收音機不容易，我們的產品不能總有質量問題，別看表面上的合格率過了關，對這位農民兄弟可能就是天大的事。”

電視

1972年1月，一個名叫李德珍的年輕姑娘來到二廠報到，這個畢業後就分配到北京的姑娘滿腦子想的都是豎着大煙囱的大工廠，她走到二廠門口一看，扭頭就去了青島市儀表局哭訴，“我不去！那裏太破了！”

儀表局的人勸她，“廠子是小了點兒，但是國營的有前途啊，你去那兒是工作的需要。”

李德珍是山東泰安人，1965年畢業於山東工業大學，隨後被分配到北京的水電部中心實驗所，參與了京津塘微波通信項目，她當年回到青島是因為在海軍服役的丈夫，“一家人總要在一起。”

就這樣，李德珍成為了二廠的技術員，後來一步步成為質量科長，副廠長、廠長，前兩年，她連放工具的箱子都沒有，紙箱子釘個蓋子當工具箱用。在天翻地覆的1976年，她被調入二廠12英寸晶體管黑白電視機試製組，二廠以及日後海信的命運車輪就此轉動。

1977年，李德珍去廣州參加全國第一屆黑白電視評比，在展會最顯眼的地方擺了一台二廠的電視，牌子上寫着，“淘汰產品：青島21-1”，那台電視機經過震動測試後，能掉的零件全都掉了，李德珍當時感覺無地自容，發誓要開發出新產品。

那年，二廠搞了20個革新項目，創造了月產7300台收音機的生產紀錄，另外一個重大突破是，安裝了三條9英寸電視機簡易裝配流水線，年產電視機2500台，有人用這台電視機觀看了1978年世界盃的決賽，阿根廷對荷蘭，“人就跟個火柴一樣，根本看不清”。

此後不久，9英寸電視機停產，二廠開始攻堅12英寸，他們生產的31HD-1型12英寸黑白電視機通過了省重工局的鑑定，生產收音機起家的二廠被省、部批准正式定點生產電視機。

1979年7月，《關於建立青島電視機總廠》的通知出爐，二廠變成了總廠，幾十年後，一些老二廠人仍能背誦這份通知的全文，“為發展我市廣播電視事業……由青島無線電二廠、青島市南紙盒廠、青島電子器件廠、青島起重工具廠等四個單位組成青島電視機總廠……”

通知下發後，新廠房、新大樓和新宿舍同時破土動工。

9月，二廠的31HD-1型電視機獲得全國第二屆電視機質量評比的二等獎，TS-10收音機收穫銀質獎。年底時，一批高中畢業生進入工廠，二廠也以破千萬的產值邁進了八十年代。

1982年，二廠從廣西路24號搬到了江西路11號，開啓了“總廠”時代，辦公樓、裝配樓、宿舍、食堂、鍋爐房……十幾年的積蓄因大興土木耗盡，正當總廠人準備大幹一場的時候，一個更大的危機出現了，老百姓不再排隊購買電視機了，黑白電視機滯銷的現象在全國蔓延。

滯銷的原因並不複雜，“廠子生產什麼，大眾就買什麼的時代結束了，現在老百姓需要的是大屏幕、全頻道、多功能的電視機”。

危難之際，依靠“送機下鄉”的策略，總廠有驚無險地度過了滯銷危機，還得到了媒體的讚揚，《大眾日報》相關報道的標題是《農村市場大有可為》。

那年夏天，一個山東大學電子系的畢業生入職總廠，當時廠裏有十多個大學生，他的到來並未引起什麼大的反響，這個不愛説話，總是悶在電路中發呆的小夥子，叫周厚健，他的時代還尚未到來。

當時，引進國外彩電生產線的風潮從上海吹向全國，天津712廠引進了日本JVC，南京熊貓引進了松下，上海金星引進了日立，北京牡丹引進了松下。

由於規模不夠，青島電視總廠沒能擠進第一批引進名單，等到1983年才獲得許可，市裏批了100萬美元的額度，一場事關總廠以及未來海信成敗的較量也隨之拉開序幕。

草坪

熟悉技術的副廠長李德珍擔任引進彩電小組的組長，她最先接觸的是東芝和JVC，並就技術、設備和儀表向對方詢價，但是這兩家公司一直沒有把生產線的價格報出來，談判無果。

接下來，香港康力發來了介紹，“我集團佔香港電子產品產值的三分之一，資本雄厚，技術上與東芝、松下合作。”康力的報價來得很快，包括彩色信號中心、生產線儀器、全自動焊機、各種工具及技術轉讓費，共計87.8萬美元。

兩家的談判進展有序，康力的人還來青島進行生產線總體佈局設計，眼看就要到草擬合同的階段，李德珍她們的考察發現了新的情況，“康力的技術不過關，買來的配件用不了。”

1984年春節剛過，首屆青島商品交易會召開，省外貿部門的人告訴李德珍，“松下有意合作。”技術員出身的李德珍知道，日本的電子工業領先世界，她馬上安排和松下、康力同時談判。

然而，松下500萬美元的要價震動了總廠高層。

廠子內部也分裂為“松下派”和“康力派”，支持康力的人理由充分，“總廠職工剛過千人，年銷售不足2500萬，利潤只有百萬，積蓄都被買地蓋樓耗光了，稍有閃失全廠員工都得要飯，放着只要90萬美元就能搞到全套技術設備的康力不選，實在説不過去。”

當時還有一個難題是，青島市只有審批100萬美元外匯額的權限，省裏的權限也不過300萬以下，李德珍她們面對巨大的反對聲音，差點兒就要選康力，如果真是如此，也就不會有今天的海信了。

舉棋不定時，進京考察歸來的引進小組副組長王希安跟李德珍説，“北京有人勸我，不要香港雜牌貨。”這句話堅定了李德珍的決心，“我們的彩電技術本來就落後西方發達國家，如果再引進二流技術，振興民族工業就無從談起。”

決心下了，剩下的就是排除萬難。在時任副省長劉鵬的支持下，青島電視總廠拿到了300萬美元的外匯額度，廠裏的反對者依然沒有放棄，高層裏還有人放話，“這事沒完，有算總賬的時候！”

那段時間，李德珍的自行車腳蹬子被卸過，車胎也被放過氣，丈夫擔心她的安全。

“小心人家給你扔黑石頭。”

“結果可能比扔石頭更嚴重，有人説‘鬥爭’我。”

“能殺頭？”

“殺不了，但能坐牢。”

“那咱們回去種田。”

“我去種田，咱們離婚。”

“我陪你種田。”

丈夫的支持讓李德珍橫下一條心，説服松下，完成引進。

引進談判異常艱難，作為大廠，松下知道中國企業有求於他，始終不肯降低價格，還以各種問題刁難總廠。

松下創始人 松下幸之助

松下的人説，“生產線最早1985年試產，不能提前，因為你們的廠房、設備和儀表很難在1985年3月前準備好，我們也需要時間準備貨源。”

李德珍以質問回應，“松下總説自己能力強、效率高，為什麼不能在貨源準備上體現你們的能力和效率，我代表青島總廠向你們保證，如果我方不能在1984年10月把廠房改造搬遷及配套儀器準備好，一切損失我們自己承擔。”

松下繼續推諉，“中國港口的靠岸時間長，卸貨慢。”

早有準備的李德珍已經和青島港務局溝通好了，港務局表示全力支持，她立即跟日本人説，“我們保證按期靠岸、卸貨。”

交貨和試產的談判進行到了第二天凌晨，百般挑剔的松下最後同意了1984年11月安裝，12月試產的方案，引進小組的堅持讓整個工程提前了四個月寶貴的時間。

談判到了最後也是最難的一步——價格。

松下的人説，“我們日本人認為，買便宜貨等於往馬路上扔錢”，這句話説完，雙方都拍了桌子，但還是僵持不下，松下的人開始收拾東西，引進小組不為所動，因為有人打探到了關鍵消息，“松下的大老闆下過命令，和青島的談判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果然，目送日本人離去幾個小時後，他們打來了電話，“再談談吧。”四輪的討價還價後，青島電視總廠以288萬美元的價格與松下達成了協議。

1984年8月，青島總廠派技術員去日本學習培訓，初到日本，大家驚奇地看着路邊的高樓大廈，有人興奮地揮手還引來了出租車，嚇得不敢隨便動胳膊。

在松下研究院，總廠的技術員們看着分體空調和自動化生產線，感慨中日差距巨大，“泱泱大國，何以在電子工業上落後這麼多？”

培訓過程也讓人感到屈辱，日本人在紙上畫了一個顯像管，然後問，“這是什麼？” 我們的技術員氣憤地回答，“如果連這個都不知道，那我還來培訓什麼？”

松下研究院樓前，有一大片草坪，培訓期間，大家都喜歡在那裏休息、散步，技術員高欣回憶，“要學的太多了，記不住東西的時候，就坐在草坪上歇歇，一定要把彩電技術帶回去。”

在青島的職工也在奮戰，為了完成彩電設備安裝的準備工作，一百多人通宵達旦在工廠加班。10月份，到青島確認配套工程的日本人讚歎，“真沒想到又快又好地完成了，了不起。”

日本的設備進廠前，周厚健等幾個搞技術的年輕人向松下提出了一個要求，“給生產線產出的前一萬台彩電貼上松下商標。”他們的想法是，“花了這麼多錢不能引進人家淘汰的技術，如果松下同意，就説明技術沒問題，如果他們不幹，就説明引進的技術有水分。”

周厚健

一番交涉後，松下同意了這個意外的要求，還説，“青島同行出的這道難題，我們之前還真沒想到……”

其實，青島總廠心裏明白，日本人是不會給我們最新技術的，“松下提供的是二三線技術，能拿下他們尚未淘汰的彩電生產線，已經是青島的勝利了。”

1984年12月26日，在中日雙方的見證下，青島電視總廠第一台14英寸彩電走下生產線，歡呼聲、鞭炮聲響徹現場。鼓掌時，李德珍感覺自己的手在抖，她身旁的王希安已是泣不成聲，一年的忍辱負重都化作生產線上的機器轟鳴。

1980年代，老百姓對彩電的熱情相當高，青島電視機廠的員工每年都會發一張彩電票，光是這張票就能賣一千多塊，當時社會上的熱門話題是，“彩電應該先供應誰？”。

有人説，應該優先供應老山前線的軍烈家屬，《市場報》為此發了一篇報道，“在彩電新春展銷會上，一位老山前線的軍人家屬説，‘結婚五年了，丈夫一直在前線，我想買台彩電，但沒有門路，買不到。感謝這次展銷會，給了我一張孔雀牌18英寸多功能彩電票，我要把這個消息寫信告訴他。’”

“青島”牌彩電讓總廠追回了失去的時間。

1987年，在第一屆全國電子百家企業的榜單中，前十幾名由上海、北京、天津佔據，地位看似不可動搖，總廠排名20，四川的長虹排名19，幾年後，這兩家企業掀起了改變行業的風暴。

1991年，把總廠帶到彩電時代的李德珍離開了江西路11號，當年她是哭着要換工作的年輕姑娘，後來她是鑽研技術的技術員，當上廠長後，她一直沒忘廣州之痛，曾召回7000台已經售出的電視機，全部重裝變壓器，就因為抽測實驗時，有一台電視的變壓器固定架掉了。

海信歷史上有個0.01%=100%的等式，意思是“青島”牌的返修率只有百分之零點幾，在國際上屬於先進水平，但是對於個體用户來説，他買的那台電視壞了，就是100%。

赴市裏任職前，李德珍選擇了痴心於技術的周厚健作為接班人，廠裏元老功臣眾多，很多人都不理解，有人問她，“是因為小周很聽話嗎？”

李德珍當時什麼也沒説，她的選擇綜合考慮了多種品質，“聽話”絕對不在其中，她對小周的期望是，“在世界地圖上點一個點兒。”

混戰

上任總廠廠長時，周厚健只有35歲，他生於1957年，在家裏排行第八，上面有七個姐姐，祖父和父親的資本家身份讓他在少年時代沉默寡言，性格上繼承了父親的寬厚和母親的剛強，他自稱，“人事上刻薄，人情上豁達”。

周厚健插隊返城那年，正趕上恢復高考，21歲的他以數理化全市第一，總分第三的成績考入山東大學電子系，據説他在考試前做完了建國以來所有的高考題，這個習慣一直持續到1987年。

上任之初，周厚健辦公室牆上掛的還是中國地圖，世界範圍內，電器領域的霸主是索尼、松下。

1991年11月，索尼推出了高清晰度電視，把現有圖像質量提高了100%，與日本同行的差距讓青島總廠的工程師們打消了大哭一場的念頭，“哭都沒用。”

山東大學畢業的周厚健把35名中層幹部送到母校進修，選了兩個人送日本、美國各培訓一年，還招了150個大學畢業生，有個技術工人去新加坡進修後，沒有再回來。

鄧小平南巡講話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被確定為改革目標，全國五十多家定點電視企業虧損近七成，“崑崙”被“牡丹”兼併，引進松下畫王的牡丹又遭“暗算”，市場殘酷的淬鍊，剛剛開始。

1994年8月，隨着改革進程的推進，青島電視總廠的名字成為歷史，為了進軍全國乃至世界，青島電視總廠更名為青島海信集團，在北京的集團成立大會上，索尼、松下、三洋和東芝都發來了賀電。

正當躊躇滿志的海信準備大展拳腳時，一場橫掃電視行業的風暴從四川綿陽刮向全國。

1996年3月，四川長虹董事長倪潤峯宣佈，為了振興民族彩電行業，長虹全面降價8%-18%，並推出“紅太陽”牌29英寸大屏幕彩電，技術、質量均向國際品牌看齊，價格比外國同類型產品便宜30%。

長虹的突然出手讓所有人措手不及，“熊貓”老總陳祥興説，“降價也不跟同行打個招呼，一點兒社會主義的人情味兒都沒有！”

“西湖”老總陳煥新説，“沒有像彩電行業這樣的，一見面就打。”

周厚健心裏清楚，長虹的庫存量大，甩貨是正確的做法，不過如此甩庫存，確實厲害。7月，海信在北京召開新聞發佈會，用透明機箱展示家電產品，周厚建在會上宣佈，“海信產品不降價，我們已經做到了質價相符，如大家所見，海信彩電比其他品牌同型號產品多12個零部件。”

直到開會前的最後幾分鐘，周厚健仍在和下屬爭論到底降不降價，最後得出了不降價海信也死不了的結論，這才下定決心，“不跟他。”

當年那場價格戰後，長江以北的電視企業，只活了海信一家。

無數知名品牌或倒下或到了懸崖邊上，包括天津的“北京”、“長城”、北京的“牡丹”、“崑崙”，山東的“泰山”、“雙喜”，上海的“金星”、“飛躍”、“凱歌”，南京的“熊貓”、“青松”，蘇州的“孔雀”，瀋陽的“百花”，大連的“星海”，昆明的“紅山茶”，廣州的“樂華”等等。

一將功成萬骨枯。

此後幾年，家電行業的價格戰此起彼伏，長虹、康佳、TCL你方唱罷我登場，海信也在1999年發起了降價攻勢，把純平彩電的價格降到了4998元，周厚健認為，“歸根到底，技術能革了價格的命，只要成本能承受，就敢定價比別人低。”

2001年，全國共有70家彩電企業，100多條生產線，飽和年產量5000萬台，但是國內市場只能消化2000萬台，再加上外銷的1000萬台，剩下2000萬台已是價格戰也無法消化的庫存。

海信、長虹、康佳、TCL、創維到了必須海外突圍的時候，他們的對手將是索尼、松下、東芝、三洋、飛利浦，想跟這樣的對手較量，就要有自己的芯片和模組。

周厚健想起了李德珍廠長的囑託，“在世界地圖上點一個點，這個願望我沒有實現，願你們能做到。”

結語

2018年，海信成為俄羅斯世界盃的官方贊助商，是世界盃設立近百年以來的首箇中國贊助商。

7月15日，決賽打響，法國對陣克羅地亞，無數球迷聚在海信激光大屏電視前觀賽暢飲，遙想四十年前，中國球迷用二廠那台9英寸黑白電視觀看決賽，“人像火柴一樣”。

從江西路到莫斯科，海信走了50年。

這50年裏，前三十年，創業艱辛，後二十年，逐鹿海外。

如果大家愛看，血鑽將在日後推出海信的第二部，講述海信向芯片、模組發起衝鋒，同日韓、歐美電子產業豪強一較高下的故事。

部分參考文獻：

《海信史：十年再造的關鍵時刻》，遲宇宙 著，海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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